规范化反思、本土化再造：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命力（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生命力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学术一直饱受争议，人们批评学术泡沫、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严重损害学术文化的生命力。21世纪的头十年，人们对新世纪的中国学术充满了期待，迫切希望当代中国学术能够在理论创新上一扫沉疴，抢占制高点，锻造新的学术文化生命。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学术的世纪反思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新世纪探求学术新路的十年将过，前面所积累的问题以及放宽历史的视野对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和近代新旧学术文化转换90年的叠加审视为新世纪的学术创新增添了少有的分量。《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对新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问卷调查（见2009年12月22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别策划“新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学术”1-4版），其中一个调查结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调查结果显示：72%的学者认为学术创新是未来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区别只不过是42%的学者侧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30%的学者侧重抽象理论与直接经验的对话。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把学术和理论创新放到了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且明确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可见学术创新确实是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生命构筑的着力点。因此本文将围绕学界关注的焦点——学术创新对该问卷调查进行更为详细、全面的综述。
规范化反思与本土化再造
学术创新的基础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新，这一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学界普遍认为新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较明显的提升，主要体现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努力上。我们认为，规范化更应该看成方法论的自觉追求，而本土化在认识论革新上的意义较大。规范化与本土化是学科或专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的问题，与上一个十年的学术追求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得到了多方面的印证。例如20世纪末所发生的对90年代学术突前、思想退隐的争论，以及“一刀切”推行学科量化考核的反弹。但是对于规范化与本土化，也有不同的认识。从反馈的信息看，以前强调的规范化主要还是学习西方，这在前十年是主要努力方向。新十年对此进行了及时的反思，是对前十年的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对本国语言文化的尊重和传统学术规范价值的整合上。
对本土化的强调，是在规范化的前提下而言的。也是对前十年理论移植、套裁本土事实的矫正，反映学术研究从单纯的西化引进转到了对本土问题的切实研究上。从此，本土社会生活实践不再是与引进的西方理论两不相干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理论生发的基础。这一点在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有机的实践。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规范化和本土化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值得注意。总体上，人文各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传统学科认为十年来研究状况明显提升的比例少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对于人文学科本来就有一套规范也移植从事本土化的研究而言，社会科学新兴学科主要成就是在这十年完成的。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封号，但到新十年，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与其距离有了明显缩减。在学术创新核心难题上，经济学陷入同其他学科相同的困境。
这表明所有学科都遭遇了规范化与本土化发展一段时间后的方向不明确问题。这一问题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学科专业化只有量的提升，没有质的突破。具体环节有很多，例如研究领域拓展缓慢、学术探讨质量不高、学术论文和著作创新性差、学术梯队建设不完整、缺乏开拓性的理论等方面。二是认识论和方法论踟蹰不前，也就是思想原创性不足，无法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动力。三是来自现实社会的挑战，众多社会现实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释，尤其是身处全球变迁最为剧烈、体量最大的社会中。
本土化再造与国际化的自然对接
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放到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中，这种不断的回望促进了研究品格的提升。它表明不能站在专门狭隘的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来推动学术发展，而应着眼于全球学术范式的转换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30年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一极。这推动了对中国在全球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重新打量。而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回环曲折也显示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文化权威，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分析框架。这些现实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模式，已经表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如果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的阐释让它们站到了国际学术的前沿，那也只能说它们站在了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潮头。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从自身内部出发，通过几代人的思想接力、积累、反思和推进，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成果，何况百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空间那么有限。只有把学科和专业研究放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尤其是中国在近代和当代的成长历史中，才能理解新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性。
对整体人类社会历史的综合、前沿研究是本土化再造的一个传统领域。但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些研究的国际化相比较明显。在新十年里，人文各学科，尤其是文、史、哲、语言学等，由于新出土文献，主要是竹简和帛书的问世，推动了重新发现上古思想、文化、历史的综合研究。这些研究不同于此前的文献研究、西方理论植入，而是能够有机结合两者，尝试综合、整体的重构。这些研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上古社会、人类和社会起源研究都有积极的刺激作用。在这些研究推进的过程中，由于这些年中国学术本土化的提升，学术争论的中心场域从西方移到了中国。显示了这些学科在发展理论、推动相关研究与国际学界对话或者占据世界学术前沿的探索性努力。
不同于经济，社会领域的发现得力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推动。这是本土化再造与国际化自然对接的一个新兴领域。
对西方的研究渐从“他者”转换到主体，这很能说明本土化的国际水准。西方近代社会领域的具体演变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很难得到合理的定位，一直游走于西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两极。我们可能过于关注西方现代化的某一个方面，经济增长或者福利社会等，但并不了解社会领域形成的过程和社会冲突缓解、消除的实际经验。这些研究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有关，而中国学界对此的关注还比较有限。这一点，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都有相同感受，该学科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过分关注反而忽视了各国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现实问题。这导致该学科较难从点走到面的认识上。一些研究机构所开展的海外民族志已经转到西方和其他非本土社会的研究上，这有助于把西方作为一个研究单元纳入知识演进的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这些新进展对发展本土的研究范式有重要启示，但仍然少有人涉及。
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与经济学数量化的认识论争论拉开了新十年经济学学术论争的序幕，看似方法论之争，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强了本土化研究。从那以后，国企改制的“郎顾之争”、经济学家的身份危机、住房与医疗改革、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中长期趋势的争论都显示了经济学卷入本土化的程度之深。经济学的量化趋势成为合理化现象，显示了经济学对人、社会和自然的整体关注。经济学的本土化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是最为成功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经济学本土化的持续发展有重要关系。但经济学的进步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瓶颈，而阻力又恰恰来自其本土化的进一步发展乏力。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纵深中的问题远超西方经济学的预案。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没有回到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寻找成例，事实上也找不到，只有继续在本土化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突破。而这种突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政治经济学重新获得了学科意义上的合法地位。问题前沿使上一个十年实证主义包打天下、数理化极端化的经济学出现了宽门径的综合潮流。在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面前，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法学显示了持续本土化后的研究转向。传播范围较广的“法学合法性”争论在这十年持续了数年。在这些争论后，法学更加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涵盖法学与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关联。
社会学、人类学的本土化落后于经济学，但由于看到了经济学西化后的困境，这些新兴社会科学更快地实现了本土化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对本土的关注使断裂的学术传统得以接续，大量民国时期的田野调查点和相关作品被重新发现，并形成了学科的自觉性。社会学由于断层比较严重，尽管一直强调专业性，但并没有实现规范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因为社会学严重缺乏对中国本土社会历史的研究以及在其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分析概念。社会学最有影响的创新发生于新十年的最后时段，出自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直接分析，如对珠三角劳工生活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的分析，目前要视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从西方现代社会理论转到中国社会生成的社会理论上。这个挑战足以摧毁从事社会研究者的信心，但如果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将其看成社会研究的某一方面的反映，那么情况将会变得较为明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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