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诗歌体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裁论文,诗歌论文,刘长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长卿诗歌艺术成就，首先是在他各种诗体的创作中得到充分表现。在他之前，各种诗体经长期酝酿，因诗人不断探索和努力，早在开元、天宝时期业已成熟并进入高潮。盛唐诗人们充分利用各种诗体的特长，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能，展现他们的时代、反映他们的生活、倾诉他们的热情与思想，为后人留下许多足为楷模的上乘之作。刘长卿生年虽早（公元714年），但当他尚默默无闻时，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王维、孟浩然等人早已声名大著，写下许多传世之作。比起同时代作者，他是晚熟，但或许正因为晚熟，反使之能于盛唐诗人之外，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去表现他们没有也无法反映的另一时代，并在诗体的发展上作出一定贡献。下面我们将分述各体创作情况。
刘长卿五律创作值得首先注目。他曾自称为“五言长城”，也主要是以五律的缘故，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三说“权德舆推子房为‘五言长城’，亦谓其近体也。”（沈云权氏“推”文房为五言长城，并不确切。据权氏《秦征君（系）校书与刘随州唱和序》载“彼汉东守（指刘）尝自以为‘五言长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误为“权德舆称刘为‘五言长城’”，沈缘袭致误）当然，也由于五古和五排。因此沈德潜特别看重刘长卿的五律，其入选篇目也最多，共计20首，仅次于李、杜、王、孟。明高棅也颇重视其五律，《唐诗品汇》除杜甫82首、李白46首、王维40首、孟浩然39首外，便推文房为冠，计31首，又拾遗10首。这些数字虽不能作为我们评价的绝对依据，但是高棅和沈德潜的同一观点却能告诉我们，刘长卿在有唐一代的五律创作中有着突出的成就和不可忽视的地位。
刘集现存诗500余首，五律170余首，约占总数的36%强，绝大部分创作于大历期间，佳制甚多，足耐讽咏，体现了诗人成熟的艺术风格。如《送行军张司马罢使回》：
时危身适越，事往任浮沉。万里江山去。孤舟百战心。春风吴渚绿，古木剡山深。明月沧州路，归去不可寻。
作者把惜别之情与伤乱之感有机结合起来，感情既真挚深厚，又含蓄宛转，耐人寻味；全诗属对工整，造语精切，从清新圆畅的风格中透露出自别于盛唐的艺术风貌。故胡应麟以为此诗与《送李中丞之襄州》“文皆中唐，巧境往往有不减盛唐者”①，又称本诗“春风”两句“色相清空，中唐独步”。(28)复如贬谪南巴时的五律《新年作》：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表现了当时内心精神，感情深沉宛转，尤其“老至”一联倍受后人推重。至如《移使鄂州次岘阳馆怀旧居》、《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等名作都代表了他创作的主体艺术风格和主要艺术成就。
五律在唐代诗坛一直处于显赫地位，繁荣于几百年间，在初盛中唐均占优势：初唐五律823首，占当时诗歌总数的40%；盛唐1150首，占30.8%；中唐3233首，占24.2%；晚唐3164首，占29.2%。五律以成倍的速度发展，是令人惊异的。当然，数目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有超越前代的成就，不过，它说明五律在文人士子中已成为广泛运用的体裁。在“人人皆以（五律）自负，争奇斗盛”③的场合下，刘长卿既无陈杜沈宋之“典丽精工”，又无王孟储韦之“清空闲远”④，却能在五律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全赖他宛转流利、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并以此揭明了五律由盛唐通向中唐的轨迹。因此，他的成绩不象初唐诗人那样具开创之功，也不象盛唐诗人在使之成熟方面，而在更加精圆自然，更符合或具有律诗的特色。这表现了五律的进一步发展：盛唐人那种普遍以五古之法写五律的时代业已过去，对五律作更加精、深、细探索的时代已经到来。刘长卿以自己出色的创作实践昭示了这一发展。
刘长卿七律篇什共60余首，占总数的13%，虽然绝对数目不算太多，但大多珠圆玉润，即便平平者，也鲜有败笔和病疵，受到后人的较高的评价和推许。仅以《唐诗品汇》为例：高棅除杜甫以“大家”选37首外，独撷长卿20首，又拾遗7首，视为盛唐“羽翼”。其他诗人皆不及此数：王维13首，李白6首，李颀、高适、岑参各8首，钱起19首，李商隐13首，许浑17首，刘沧19首。“天宝以还，钱起、刘长卿并鸣于时，与前诸家实相羽翼，品格近似；至其赋咏之多，自得之妙，或有过焉。”⑤
从赋咏之多看，钱刘之前，尽管已有七律大家名篇，但他们的创作量并不大：沈佺期16首，杜审言3首，孟浩然4首，李颀7首，崔颢7首，李白8首，王维20首，岑参11首，高适7首，有的作家甚至不作七律诗。七律在盛唐尚不为诗人们所熟练掌握和普遍使用，这与其成熟稍晚于五律是直接相关的。将七律推向高峰，使之成为后世典范的，要数杜甫。杜集有151首，其中绝大多数作于入蜀后，而且七律在他笔下已臻于纯熟完善的创造阶段。即以与刘长卿并驾的钱起来说，也仅创作45首。在此背景下，刘长卿60余篇七律不可不谓“赋咏之多”，不能不引人注目。
从自得之妙看，长卿虽以五言闻名，但其七律胜处往往超越五律，故清乔亿认为他“七律亦最佳”⑥。此前七律，已极尽典雅高华之态，浑浩恣横之姿，在那种雍容气象与遒劲骨力方面，长卿固然已“降开、宝诸公一等”⑦，然而长卿七律之工秀精致处则大胜畴昔。其名篇《过长沙贾谊宅》、《别严士元》与其他诗同样体现了这一特色：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唯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
历来注家常以儒家微言大义解释后诗三四句为谗佞中伤，自身遭贬，其实失于穿凿。全诗所描写的是目前之景，所抒发的是身世慨叹；伤春怨别中流露出浓郁的哀惋情调，刻划景物细腻入微，着笔秀致工稳、凝炼自然，自有一种独特的风韵。前诗借贾谊贬长沙之事写谪南巴之感，字字不离贾，句句皆指己。施补华评道：“‘汉文有道’一联可谓工矣。上联‘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疑为空写，不知‘人去’句即用《鸟赋》‘主人将去’，‘日斜’句即用‘庚子日斜’，可悟运典之妙，水中著盐，如是如是。”⑧两首诗均用柔笔，但前者柔而含蓄，神韵悠远，后者柔而摇曳，风致绰约。至乎工秀之处，更是长卿七律的特色，因此沈德潜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⑨
方东树曾指出：“文房之诗，可以通津杜公，但气味犹优柔，不及杜公雄耳。……今定七律，以杜公七律为宗，而辅以文房。”⑩以盛唐为宗者，自然觉得老杜雄杰恣肆为优，从发展的观点看，刘长卿的“夷犹优柔”正是社会使然，审美风尚使然。因为“七律至中唐而极秀，亦至中唐而渐薄，盛唐之深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纤小，自中唐日开。故大历十才子七律，在盛衰关头，气运使然也。”(11)所以方东树一方面指出二人的差别，却不因之废弃长卿，仍视为杜公之辅，这种公允的见解与高棅“羽翼”之说深相符契。刘长卿七律既“通津”盛唐诸公，又自别于他们，正在其优柔深婉的艺术风貌。这方面大历十才子“皆不及随州”(12)。他不独“通津”盛唐，特出大历，而且对后来刘柳一派七律也有较大影响；“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13)所谓“愈工雕琢”，主要指语言炼饰和技巧运用，刘长卿于此用心良苦，有异前辙；嗣后，刘柳七律也深受影响，精于锻炼。使“七律为高下通行之具”，成为广泛运用的诗体，刘长卿不能说没有贡献。
刘长卿的古诗约占其全集的24%，七古约30首，五古约90余首。七古在盛唐诸家手中已大放光华，内容上一扫初唐宫闱之事与金粉之气，溶入广泛丰富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表现题材；形式上则逐步打破初唐四句一韵，平仄相间的体式，恣肆纵横，挥洒自如；艺术上比初唐更留意章法裁剪，取宏用精，波澜壮阔，用语也力求精赅概括，以少总多。太白之体兼乐府，变化无方，少陵之才学性情，俱臻绝顶，达夫之骨整气遒，嘉州之雄劲奇翼，摩诘之格整气敛，浩然之清幽淡远，直令后人却步。整个大历期间七古创作不太景气，十才子虽有所制，多不能承前启后，也难以自成一体。值此之际，刘长卿却能崛然独立于诸子之中。高棅评论说：“中唐以来（七古）作者亦少，可以继述前诸家者，独刘长卿、钱起较多，声调亦近。”(14)
刘长卿的七古主要作于早期和中期，晚年几乎没有制作。其早期求达所作《小鸟篇上裴尹》在韵律形式上仍然沿用四句一韵，手法上全篇以小鸟自比，深柔婉转地表现了诗人“自怜天上青云路”的心情，写法独特，值得注目。其《疲兵篇》表现边塞战争中战士艰苦杀敌，报国无赏，元戎朝夕歌舞，骄奢淫逸的实况，感情沉痛，语意铿锵，与高适《燕歌行》相近。至于中期所作《登吴古城歌》颇得骚人之旨，句意动荡，韵变无迹，将古与今、人与我交溶为一，直抒情怀，一气呵成，显露出诗人悲凉磊落的诗风。虽说这种风格只是“别调”，但在大历确实是难有相埒的力作。至于《王昭君歌》、《铜雀台》、《听笛歌留别郑协律》、《时平后送范伦归安州》等诗“皆反复包蓄，得古风体”(15)，基本保持了盛唐七古的神情风调，“尤不可以五言掩美”(16)。翁方纲则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指出刘长卿的地位，他说：“盛唐之后，中唐之初，一时雄俊，无过钱、刘。……至于七言歌行，则独立万古，已被杜公占尽，仲文、文房皆浥右丞余波耳。然却亦渐于转调伸缩处，微微小变。诚以熟到极处，不得不变，虽才力各有不同，而源委未尝不从此导也。”(17)
相比较而言，刘长卿七古成就不如五古。五古创作贯穿其一生，但主要集中于前期和中期，其成就也较高，晚期创作偏少且成就较以前略为逊色。翁方纲曾评价说：“随州只有五古可接武开、宝诸公耳。”(18)此语虽有抑诸体而独扬五古之嫌，却颇为中肯地看到他五古不同他体的独特价值。高棅将长卿五古列入盛唐名家，他体则分属羽翼与接武。这种分类看似矛盾，实际上反映了高棅根据刘长卿作品实际情况，所给予的不同评价与地位：刘五古所以能厕身盛唐诸名家之列，乃是因其“特立与时异”(19)。翁方纲、高棅不谋而合，正好反映了刘长卿五古的价值和地位。
刘长卿五古风格不仅比他体更为特出，而且内在差异也较大。或音促调急，慷慨深沉，如《从军六首》之六：“草枯秋塞上，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或景物宏大、气象超迈，如中期所作《登扬州栖灵寺塔》：“北塔凌空虚，雄观压川泽。亭亭楚云外，千里看不隔。遥对黄金台，浮辉乱相射。”复如早期《登东海龙兴寺高顶望海简演公》也是如此。或闲旷清空，体清心远，如早期《龙门八咏》之《下山》：“谁识往来意，孤云长自闲。风寒未渡水，日暮更看山。木落众峰出，龙宫苍翠间。”或静深温婉，如中期《石梁湖有寄》和《送丘为赴上都》等诗。虽然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也虽然他们不尽然全部反映或表现了盛唐诗风的特点，但总在某些方面保留着浓郁的盛唐气息。另方面，其中也已微微小变，逗露中唐：虽格调慷慨，然而属词精工；虽神情充沛，然气骨稍减；虽堂庑较大，然意象疏秀，……总于诗中透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隽永、清秀之气。所以《岘佣诗说》的作者指出：“（刘）古诗亦近摩诘，然清气中时露工秀，淡字、远字、微字皆不能到。此所以日趋于薄也。”此评可谓独具慧眼。此外，随州五古律化现象比较值得注意，如《龙门八咏》“几于半律”(20)，张戒也说：“刘随州古诗似律。”(21)将律法纳入古诗，其长处在能创造一种近乎律体的意境和韵致，同时也自然容易失去传统古诗应有的浑厚古拙，难免招来“趋薄”之议，此又其所短了。
刘集今存五言排律50余首，占总数的10%。五排成熟较七律早，数量上，无论初盛，都在七律之先。其中杜甫为卓然大家，共127首。初盛两代在五排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注目，常有使后进望而生畏之势：沈宋之“藻赡精工”，李白、王维之“明秀高爽”；“清空雅淡，逸趣翩出”的孟浩然，“阖辟驰骤”、“雄伟神奇”的杜子美，诸家竞胜，并鸣盛世。钱、刘继起，力追前代。钱起虽说创作达88首，但无论在才力还是在成就方面总逊刘长卿一筹。且不说“颇整赡，近老杜气格”(22)的《按覆后归睦州赠苗侍御》一诗，只看《负谪后登干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缴，世业陷胡尘。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秦台悲白首，楚泽怨青萍。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牢落机心尽，惟怜鸥鸟亲。
杨文公《说苑》曾载：“咸平初，罢处州赴阙，道经余干登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天下之绝境。古今留题者百余篇，而刘此篇绝唱也。”(23)全诗淡净清俏。无怪乎清人评价说：“刘文房五言长律，博厚深醇，不减少陵；求杜得刘，不为失求。”(24)其五排固然缺乏盛唐家数那种不可掩抑的气势、阔大的气象和高昂的格调，却也深厚博大，尤其用思之深已较盛唐前进一步；它固然缺乏盛唐诗人那种旋风般的节奏与铿锵的语调，倒也流利宛转，舒缓骀荡，即便杜甫，这方面也要输刘一着。诸如《宿严维宅送包佶》、《行营酬吕侍御，时尚书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等诗同样表现了这些特点。这种特点，正好昭示了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转变过渡的迹象。一方面，刘五排足以接武前贤：“排律惟初盛为工，元和以还，牵凑冗复，深可厌也。惟随州真能接武前贤”(26)；另一方面，却又以“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26)而有异前轨，稍逊盛唐。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确立了刘诗五排的贡献在于“妙有胜于盛唐人者，却是盛唐人不愿为”(27)。这种妙处正逗露出中唐白居易等人排律风格的流利宛转，舒缓骀荡。这一增一减，一逊一胜，不是透露了盛中唐五排形势消长变化的要点关键么？不正好说明了刘长卿五排的特殊风貌么？“唐大历后，五七言律尚可接翅开元，惟排律大不竞。钱刘以降，……韩白诸公，虽才力雄赡，渐疏外道矣！”(28)所谓“外道”即越轨盛唐、自开面目处。自其变者而观之，这正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外道”之始，正在钱刘。
最后，我们谈谈刘长卿的绝句。刘集有五绝28首、七绝30首，约占总数的12%。刘绝句数目不多，大都可观，很少粘皮带骨、粗制滥造之作，体现了他老成圆熟，善于炼饰的特点。五绝，如历来为人传诵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首二句在远近画面刻划中，既暗示了客人所来之处与所至之所，又摹尽那层次分明的背景，构图简洁，语言省净。如果说前二句于静中写出客人路途之状，那么后二句则于动中写尽暮投山庄的喜悦心情。全诗20字，远近相映。动静相宜，情景真切，可谓五绝精品。不过，虽然诗中浑沌之气不减盛唐绝句，但是渗透着寂寞冷落的情思却有别于盛唐。所以《岘佣说诗》评道：“较王、韦稍浅，其清妙自不可废。”他如《送灵澈上人》、《春草宫怀古》、《听弹琴》诸诗都充分表现了刘长卿五绝“清妙”的特征。
五、七绝因体裁殊异，内在特性差异十分显然。前人每每论及。胡应麟即云：“五言绝，尚真切，质多胜文；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五言绝，昉于两汉；七言绝，起自六朝。源流迥别，体裁自殊。”(29)尽管如此，刘长卿却能各适其宜，使之均臻妙境。如其七绝《酬李穆见寄》：
孤舟相访至天涯，万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贫家。
李穆为诗人长婿，集中每见唱和之作。其诗简洁明了、概括地表现出诗人晚居新安的贫困景况和女婿将至时既高兴且辛楚的矛盾感情，尤其末句以景结情，极为精彩，含义十分丰富。无怪乎刘后村评道：“魏野、林逋不能及也。”(30)应该说，长卿七绝并不高华雍容，但决不卑弱；虽然没有太白、江宁七绝的风调神韵，却决不呆板滞重，自能于四句之中极尽宛转之势，使意脉疏通。所以杨慎评其《过郑山人所居》说：“字句虽对，而意则一贯”，因而有“绝妙”(31)之誉。这种一气贯注，疏朗流利的特色，恐怕是难以并能的五、七绝其所以能在刘长卿笔下同臻精妙的基点。为此，他受到后来许多诗评家的称道，如胡应麟说：“盛唐摩诘，中唐文房，五、六、七言绝俱工，可言才矣！”(32)清贺裳也说：“随州绝句，真不减盛唐。”(33)但其绝句风骨大减，气象萧疏，远去盛唐，却不用讳言。
综上所述，刘长卿在诗歌体裁方面的成就，如下几点值得肯定与研究。第一，五言诗（包括律、古、排）的突出成就。第二，七律总体上可与五言律比美，有的甚至可压倒五律；至于五、七绝，七古等篇什也甚为可观。故清人卢文弨说，刘长卿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长城也。”(34)真是推崇备至。第三，盛唐古近体并盛，但近体中时时可见古诗的风度与痕迹。随着律诗进一步推广扩大，不仅律诗清除了古诗痕迹，形成独自的体魄风度，而且浸入古体，形成律化的古诗。古近体的这种明显影响在刘长卿、韦应物诗中最为明确，一者“古诗似律”，一者“律诗似古”。这正好体现了唐代古近体诗发展在大历时期悄然生变的状况。第四，刘诗精工秀丽的笔调，也是随律体的炼饰而至，二者可视为同步发展。第五，刘诗“气骨顿衰”，虽是个性气质、生活遭遇的表现，同时也是时世使然。因此，刘长卿在诗歌体裁上的成就，既在于实际的创造性，更在于它传达了唐代诗体发展变化的信息。
注释：
①②④(22)(26)(2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③洪吉亮《北江诗话》。
⑤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
⑥⑦乔亿《剑溪说诗》卷下。
⑧(11)施补华《岘佣说诗》。
⑨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十四。
⑩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
(12)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二。
(13)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14)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
(15)(16)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五。
(17)(18)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19)高棅《唐诗品汇·凡例》。
(20)王士祯等《师友诗传录》。
(2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23)高棅《唐诗品汇》卷七十七引。
(24)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
(25)(27)(33)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29)(3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
(30)刘克庄：《后村诗话》。
(31)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
(3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一《刘随州文集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