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电影”与失范的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怨恨论文,时代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影响很大的国产电影《后会无期》(2014年)的时候，突然在脑子里冒出来“怨恨电影”这个词，这又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小时代》系列电影(2013年、2014年)——百度一下，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一电影概念，那也算是我这个“名词帝”①的原创了吧！尽管韩寒和郭敬明的影像风格有天壤之别，但是，无缘无故的“怨恨”依旧构成了他们电影故事的潜在意蕴，而其间人物更是充满了不知道如何才好的愤怒、猜忌、焦虑和怨怼。有趣的是，《小时代》用所谓豪华的生活景观和MTV式的镜头方式掩盖了这种怨恨的内蕴；而《后会无期》则干脆冒充“世故”，用“老子知道一切就差看破红尘”的办法来为这种怒气冲冲的态度遮羞。可是，另外一种“怨恨”却更加有力地撞击了我的内心，那就是《天注定》(2013年)所呈现给我们的、源自巨变中国时代阶层压制基础上的愤怒、绝望和仇恨。 从怨毒(《小时代》)、愤懑(《后会无期》)到仇恨(《天注定》)，这三部电影都与一个“怨恨中国”的意象紧密相连，尽管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中国景观，却一致地构造着当下艺术创作的现代性寓言。 一、“小”时代的“怨毒情结” 三部《小时代》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在利益和情感相互倾轧的“小时代”里，“时代姐妹花”是如何用内心强大的力量击败丛林规则，不断地脱身而成为MTV里浪漫真情的代言者。打耳光、姐妹间的撕咬和换着睡来睡去的男朋友，构造了故事中停摆的抒情与伤感；最终，为了姐妹情深而原谅了利益冲突时的辱骂和攻击。顾里不仅有钱，还有情，这成为故事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 简单说，《小时代》不仅仅用了MTV的抒情模式构造整个电影，也试图用这个方式来说服现实差别日益加大、阶层仇恨不断加深的人们，说服他们相信，面瘫一样的宫洺所代表的拜金的族群是如何冷漠和自私，而挥金如土却重视姐妹情感的族群是怎样温情脉脉和浪漫多姿。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一部电影像《小时代》这样，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如此混乱和模糊。它的故事在讴歌情感大于利益的主题，它的情节却围绕猜忌、自私、冲动和狭隘的姐妹关系展开；它的道德在蔑视拜金与私利，它的场景却让人们置身在梦一样华美的资本神话之间；它用伤感的歌声唱出“心愿许得无限大”，充满改造世界而不能的沮丧和坚强，它的人物却只会在诱惑与妥协之间摇摆，用浅焦镜头把享受和沉醉的时刻渲染成女神的幸福…… 总之，《小时代》用口香糖一样的情感和主题喂养观众，却在骨子里面用金币装饰自己的灵魂。 但是，在《小时代》的混乱表意中，却始终如一地坚持流露怨恨情绪。在第三部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情节，林萧和顾里又一次产生了误会，一场“精彩”的互骂竟然无意中道出了这部系列电影“内在统一”的意义： 林萧：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什么事情都得听你的，什么都能顺着你的意啊？你管我们到底是为了我们好，还是享受我们都围着你的那种高贵感那种虚荣心？你根本就是把我，把唐宛如都当成你养的狗！ 顾里：我养狗，狗还会冲我摇尾巴，不是像你现在这样龇牙咧嘴反咬一口喂她的那只手！ 林萧：对，在你眼里我就是条狗！甚至我的价值也比不上一条狗。 顾里：你什么价值？你什么价值？你的价值就是一辈子当个乖乖听话的小助理，你的价值就是被人利用来算计我，你的价值就是被人骗了感情一脚踢开之后还不是只会哭着来求我！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场景，唐宛如和南湘同样在撕咬，而南湘毫不客气地将一向没心没肺的唐宛如归结为“摇尾乞怜”： 南湘：我就是犯贱！你以为你多高贵啊？你整天地无所事事在顾里家装疯卖傻，还觉得那样很开心！你跟条宠物哈巴狗有什么区别？你愿意那样过日子，我可不愿意！你有试过为了钱而觉得日子活不下去吗？你有整天提心吊胆看不见未来的滋味吗？你不知道！你脑子里除了吃喝玩乐你什么都不知道！每一个人都说，我有才华、有相貌、前途无可限量！可是你看看我！我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觉得我抢了你的东西是吗，你觉得我是为了钱，所以犯贱是吗？如果你因为这样而恨我，那你该恨林萧、恨顾里！因为她们拥有更多你拥有不了的东西！你这一辈子也别想拥有的东西！！！ 这两段话，不仅仅是南湘对顾里的怨恨，也是一个利益对立、贫富分化的社会的“时代怨言”，还是一则有趣的“时代寓言”：林萧等人一方面以“闺蜜”的方式“依附”顾里，另一方面又以“屌丝”的心态对顾里表达怨恨；一方面，顾里在“姐妹花”的情感神话里面扮演有情有义的人，另一方面，顾里又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供养”了姐妹们。作为寓言，这个故事也可以表述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关系首先是雇佣和被雇佣、压制和被压制的关系，并由这种关系主导形成了种种依附性的关联。同时，不同阶层的人们却使用浪漫的、情谊的话语掩盖这种内在的阶层差别——林萧等人处在社会的底层，于是通过强调他们跟上层社会的关系乃是一种美丽的闺蜜式的关系，来想象性地拒绝承认他们的依附性地位；而顾里所代表的阶层则沉浸在情谊故事所构造的崇高幻觉之中，掩盖其劫掠利润、垄断资本的无耻道德。 显然，林萧等人需要用情谊的浪漫神话来掩盖自己的卑微处境，而顾里则需要情谊的浪漫神话来提供崇高幻觉。也就是说，无论是处在利益垄断地位的上层还是处在被垄断和被压制的底层，他们都需要一套《小时代》的迷人景观和“友谊天长地久”的旋律，以“共谋”形式创造猥琐的默契。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理解《小时代》混乱表意所隐藏的清晰的政治逻辑：景观化的生活场景，夺人心魄的时尚姿态，迷离沉醉的浪漫旋律，都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阶层对立和社会裂痕的弥补与掩盖形式；而冲突、咒骂、厮打和商战，不仅仅是电影吸引观众的故事元素，更是提供伟大的阶层对立消失和社会矛盾消解的“步骤”——无论姐妹们的每次冲突，暴露出怎样深刻的政治经济层面上的身份抵牾，都会在主人公们回想姐妹情深之后纷纷“幡然醒悟”，重新“回归”到友谊的大团结之中。在这里，“背叛”和“忠诚”最终变成了电影的主题，并“转移”和“压抑”人们心头的“欺诈”和“不公平”等念头。 不妨说，《小时代》是“怨毒电影”，并非因为它充分表达了怨恨，而恰恰是因为它在呈现怨恨社会的内在文化逻辑的同时，又处处压抑、阻碍怨恨情绪的发生。当“怨恨”不能成为对当下社会困境和危机的有效表达的时候，种种场景里面的咒骂和撕咬，就不再“服从”电影浪漫话语的控制，自己“独立”出来，变成一则充满了恶毒诅咒情绪的文化寓言。 简言之，《小时代》的怨毒，没有能力批判当下社会，而只能谄媚于这个社会的丛林规则，乃是那些没有机会上升却天天做着飞翔梦想的怨妇卑男们嘴巴里面的喃喃咒骂。何谓“怨毒”？乃是只知道恨，不知道恨什么；只知道恨具体的人，却不知道恨一种机制和体制。由此，《小时代》正在把它年龄幼小的“僵尸粉”变成深夜里梦魇中的怨咒，他们恨这个社会，因为整个社会让他们成了怨气冲天的“弃人”。 二、《后会无期》的“愤懑冲动” 与郭敬明相比，韩寒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社会叛逆者的形象。十多年来，教育体制日益严格，青年人越来越多地陷入到“争分”“夺庙”的升学流程中，突破体制性束缚、反抗压制性规范，成为文化市场上的奢侈品。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时代都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否则，它就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人物出来。[1]P432韩寒正是在一个无英雄的时代里面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内涵乃在于它同时暗藏两个形象：“抵抗体制、突破规范和撕碎遮羞布的意见领袖”+“另类生活、个性鲜明和富豪身家的成功人士”。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往往敢言者穷，逐利者富；韩寒一箭双雕，化二为一，怎能不令人跌落眼镜？ 《后会无期》正是这种“韩寒文化形象”的最好诠释。这是一部到处弥漫着韩寒之抵抗个性的电影，又是一部内在地符合市场需求的开胃菜。作为一部公路电影，主人公马浩汉与江河一路从东到西，从湿热的海洋到西部苍凉的山川，电影仿佛在证明韩寒言说中华大地全景的那种雄心壮志。正是在一种板起面孔说着格言的幽默中，这部电影完成了对所谓现代社会的思考。 在电影中，两个看似争锋的声音组成电影的情感线索：马浩汉讲述自己内心世界中对一切事物根深蒂固的冷漠和怀疑，同时还表达强烈的正义感冲动；江河努力用憨厚、单纯和文艺腔证明这个社会是可以被善良征服的。马浩汉从一出场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怒气冲冲，毫不犹豫地炸掉自己的房子、怀疑一切的语气口吻和不断强调自己被损害的历史，显得老气横秋、江湖味十足；而江河则被刻意地塑造为忧郁敏感、内心脆弱温情而外表迟钝顽固的精神圣像，仿佛一个苦修的智者。有趣的是，我们偏偏在冷漠的马浩汉身上看到了希望社会变得更好的热情，却在江河那里感受到绝望。简单说，当韩寒在讲述关于世界纯真善良的时刻，就会流露出落寞和自嘲；而当他用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世界的时候，就会呈现出自信和温暖。 于是，当《后会无期》用两个文艺腔十足的青年人来表达这个世界应该是好的还是坏的的时候，我们发现，韩寒对于这个世界如何变好根本毫无兴趣，而是以这种“辩论”作为组织诙谐段子、串联山川风光和伪造意义感的手段。马浩汉在处处表达愤怒，怨气冲天；江河则像一个忧郁病人一样目光呆滞，波澜不惊地接受各种糟糕的处境。 这是一个有能力调侃，却没有能力讲述中国故事的人制造出来的电影，一部算得上优秀的“叛逆秀”：韩寒敏感地捕捉住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怒气勃发，却也像每个人一样不知道何以如此与怎样不如此。 在电影中，一方面，马浩汉、江河两人在努力做充满意义感的事情：驱车穿越中国——用苦修式的旅行创生价值的崇高，守候并最终勇敢追求未曾谋面的爱情——用倔强偏执的痴情来创生情感的纯朴，奋不顾身地(和他人)救助“妓女”——用惊世骇俗的激情创生道德的优越；另一方面，电影又把两个人对意义感的寻求变成一个荒诞的笑话，从而令两人像堂·吉诃德一样充满愤怒又不知何故：“价值的崇高”在车子被偷以后变成了价值茫然的怒气勃发，“情感的纯朴”经由想象中爱人的解密立刻转换为无奈和沉重，而“道德的优越”在“妓女”被亲人领回后一脚踏空。 事实上，韩寒试图通过这种寻求意义而不得的方式来引发反思，却无法突破他一向通过“叛逆秀”才能获得市场的捆绑规则。于是，电影就变成了两个“逗逼”痴心妄想地做出种种抵抗社会丛林规则和市侩意识的壮举，他们只有表现得像小丑一样憨傻无趣才会让观众们感兴趣。 江河曾经尝试用“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来说明青蛙的主动性，认为社会是可以改好的；而马浩汉则痛快地将盖子盖住，说中国真正的现实不是青蛙缺少跳出来的能力，而是缺少跳出来的机会。 在这里，一向扮演体制叛逆者的韩寒，也恰如其分地在电影中扮演着“替民众发泄愤怒”的角色。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韩寒体”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无论人们具有怎样的复杂生活困境，也统统一股脑儿地算在“体制压制”这笔账上——作家们抱怨创造力被体制压抑了，导演们抱怨好电影被体制管制了，评论家抱怨批评被体制修正了……在正常抱怨和非理性的狂想之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建构了一种阐释中国社会危机的二元思路：只要不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动车就会脱轨、小说就变得无聊；而只要实现这种民主，电视剧立刻好看、火车永远跑在轨道上。于是，除了对“体制”发出抽象的愤怒之外，韩寒们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的简单思想，却极具号召力；而当愤怒被引导到一个抽象而模糊的对象上的时候，人们就会备感愤怒和压抑，却不了解其内在的原因。 由此来看，《后会无期》虽然在类型上属于“公路电影”，却在文化逻辑上是一种“微客电影”，即那种在微信和微博上用“口香糖”式的思想和意义来喂养的电影。“微客”，不妨也可以叫作“萎客”，这是一群围在微话语周围，靠着“大V”们提供思想营养而激烈地批判社会的人们。“微客”这个词不是讲述微话语传播者的“政治阳痿”，而是说明微话语养育了一种极其挺拔的政治姿态，养育了新型的充满斗争欲望和嘶喊能量的群体，却在这种斗争和嘶喊中萎缩成具有感染力却匮乏政治想象力的“广场议论者”。一方面，他们认为，从微博的鼠标点击到微信的屏幕点击，微话语的思想政治可以简称为“指尖上的政治运动”，并相信用鼠标进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感到这种“鼠标革命”的乏力和乏味，并滋生出嘶喊叫嚷的愤怒。在这里，世界从来没有因为手指的运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鼠标和手机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微客们政治意淫的符号——对于自身能力的极端自卑和无原则夸大，养育了微客政治意淫的基本思想模式：在微话语的能指流动中快乐滑动，却很少去复杂理解当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深度反思变革社会的力量性质。而单向度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境遇和困境的思想模式，把人们的思想想象力捆绑在“这个问题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只要……就行了”的图式中。②于是，当中国不能达到“只要……就行”的时候，“愤懑”诞生了。 韩寒把自己擅长的微博愤怒嫁接到了电影中，《后会无期》也就在一连串的故事里面镶嵌了无所作为的作为：一方面是出去闯天下的冲动，另一方面却是软弱无力的行动；在汽油车里加了柴油，除了徒步傻走，没有什么目的和未来。这正是《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内在“寓言”：“大V”负责创造愤怒，微客们负责愤怒；“大V”负责提出话题，微客们负责讨论话题；而被打坏的键盘和鼠标记录下的只是这些怒气冲冲而无所作为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所以，《后会无期》的怨恨，不是《小时代》里做着发财梦而埋怨富人不仁的小市侩们的怨毒，而是上升到了一定社会阶层，具有了独立经济能力的人们感觉到不能痛痛快快地大声喊叫的愤懑。在这里，愤懑是备感压抑而不知何故的人们所具有的怨恨。如果说《小时代》是城市小市民的精神嘴脸，那么，《后会无期》则是“知识大众”们积累的怨气和郁闷，是吃惯了送来的饭菜而抱怨厨房肮脏的吃客们酒足饭饱之后的街头咆哮；而韩寒连同他的电影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桌可以饕餮的叛逆想象大餐。 三、《天注定》的“仇恨困境” 当贾樟柯出现在《后会无期》中的时候，有记者来问我作何解读？我笑答，他们都是以“抵抗体制”作为标签的人，不同的是，贾樟柯的电影专注于底层生活者的精神状况，而韩寒则是城市知识大众的代言者。贾樟柯抬举了韩寒，还是韩寒“装饰”了贾樟柯的大众梦，这也无从考据。问题在于，贾樟柯电影虽然隐含着对底层生活愤怒的表达，却几乎很少见到怒气冲冲。《小武》(1995年)呈现“县城”这个现代中国和古典中国“混杂”状态下“小武们”的偏执、敏感、脆弱和自我物化；《逍遥游》(2002年)让两个想有所作为的“混社会的”年轻人，在幽会女人时连宾馆洗澡的热水都不懂得使用——想做点啥却啥也做不成，这种看似属于《后会无期》的主题，却在这部电影中因为呈现出底层生活者精神和肉体同时被剥夺和遏制的状况而获得批判性；《三峡好人》(2006年)更加干脆利落地把升腾入空的飞船与淡漠麻木的个人对照在一起，不仅表达“巨变中国”的变化，更愿意引导人们去看“巨变中国”和普通人生活的巨变是怎样的不同。贾樟柯几乎不呈现怒气冲冲的场面，却让主人公像怒气冲冲的人们一样执着于“行动”：小武在努力证明自己还有另外的价值，小济设计抢银行来让自己敢于做点啥，韩三明跋山涉水找回当年自己买的“老婆”幺妹……我把韩三明找到幺妹后的对话像诗一样分行排列，意外地发现它竟然成为对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内在危机的绝妙阐述： 你饿不饿？要不我给你买碗面去。 不饿。我孩子呢？ 在南方打工。 这里不就是南方吗？ 在东莞。更南的南方。 你现在的老公对你好吗？ 不算是老公，跟他跑船，给我口饭吃。 你比以前黑多了。 你现在好吗？ 我对你那么好，你都要跑。 那时候很年轻，不懂事。 “买碗面”、“打工”、“南方”、“东莞”、“给我口饭吃”，这一系列词语组合在一起，立刻呈现出一个疲惫、无奈和劳碌的底层劳动者形象。“东莞”“更南的南方”，不仅仅将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衡置于当前，也将一个血汗剥削、卖身卖肉的痛苦置于当前。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段对话发生在人贩子买卖中。“女人”被解救之后，幺妹感叹韩三明这么久不来找她回去，说出了极具反讽色彩的话：自己活，还不如被卖出去活。幺妹自己赚钱生活，看起来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卖身”(跟他跑船，给我口饭吃)。贾樟柯不动声色地将一群走投无路的人呈现在银幕上，这与《后会无期》的出走冲动与不知何处去的茫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幺妹是无处容身，马浩汉是出去看看。 显然，从这样的背景我们理解了《天注定》这部电影的仇恨所呈现出的困境：如果说此前贾樟柯表述的是走投无路的人们活的状态，《天注定》则是更清晰地将底层社会的宿命呈现给我们——这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死的注定。 “天注定”除了仇恨，大海、小玉、三儿、小辉无处可去；但是，“天注定”他们只有一次愤怒的机会，他们因为惨痛的代价而愤怒，又注定因愤怒而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愤怒，因为走投无路，又因此走上绝路。他们没有机会对闺蜜反复怒气冲冲，也没有机会充满愤怒而不间断地沿路寻找意义——《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的怨恨，对于贾樟柯电影中的人们来说无比奢侈。《天注定》呈现了当下人们不愿意承认却不得不面对的“底层暴力规则”：如果你们再毫不客气地掠夺，我们就只有流血拼命。 《天注定》的四个故事，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内在危机的四则真实性的“寓言”：资源劫掠的不公平最终演变为毫不留情的阶层对立(大海复仇)，乡村衰败的后果勾连着枪杀别人的快感(三儿抢劫)，恣意妄为霸占资本的人呈现出对普通人的蔑视(小玉自卫)，永无出头之日的“奋斗”造就了一个社会的精神忧郁症(小辉自杀)。 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存逻辑乃是建立在冒用发展的名义疯狂掠夺利润，那么，这个社会的底层规则就会用绝望来反抗。非理性的资本商战与非理性的底层暴力，乃是资本机制的一币之两面。显然，《天注定》既不是恨不能生为贵人的怨毒，也不是精神困兽的愤懑，而是没有活路的仇恨。《小时代》要活得好，《后会无期》要活得有尊严，而《天注定》只是要能一般性地活，像最最普通的人一样活。 事实上，《天注定》也在讲述关于“尊严”的故事：大海像一匹马一样被人打，他就从被主人打骂的畜生那里看到了自己；三儿所谓的杀人快感，可以给这个乡村里面的渺小人物带来掌控这个世界的主体感；小玉在一个卖身的地方拒绝卖身，宁以死相拼；而小辉既没有能力“养”友情也没有能力“养”爱情。没有比这部电影更“残忍”地让观众去面对“残忍”了：在一个“傻乐主义横行”、“看见血就骂暴力”的时代，《天注定》更多地将一个社会危机的极端形式呈现给我们。 不妨说，《天注定》是这样一部电影：它在《小时代》所建构起来的辉煌景观、《后会无期》的精致怨怼里面，呈现出一个社会的千疮百孔。或者简单点说，《天注定》这部电影启示我们知道，十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景区、道路和豪华的私人住宅越来越整饬，而有一些人的生活却因此支离破碎。 四、怨恨与无力愤怒的年代 无论在上文中我怎样使用过“愤怒”这个词，但是，也有必要将“愤怒”和“怨恨”区分开。 相对来说，“愤怒”是一种有序的、理性化的情绪，它有可能导向无序，但是，却是为了建立更新更完整的规范，是面对不合理的秩序和规范采取强烈对抗行为的前奏。而“怨恨”是一种压抑性的妥协，是对不合理的秩序和规范的柔性妥协；或者说，它是对丧失了基本规范和准则的社会的一种消极反应。 米尔斯曾经这样说：“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而尚未感到它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体会到幸福；而当他们感到所珍视的价值确实被威胁时，他们便产生危机感或是成为个人困扰，或是成为公众论题。如果所有这些价值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感到恐慌，感到厄运当头。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又如果，最终，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觉察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③事实上，正是这种集体性的“心神不安”，才铸就了这三部电影的怨毒情结、愤懑冲动和仇恨困境。 有趣的是，这三部电影的三种“怨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恨而不得其所。《小时代》纠缠于对友谊和爱情的忠诚问题，《后会无期》困窘于一个铁桶一样的机制问题，而《天注定》则呈现走投无路的时刻将怒吼烧向身边人的吊诡情景。三部电影都没有能力思考怨恨背后所具有的主导性的经济和政治规则的混乱、褊狭与自私，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从一个社会的总体现实层面上理解怨恨的发生和状态。而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只能遭遇“怨恨”：人们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就只好就近攻击，发泄愤怒。而不可能遭遇“愤怒”：一种深刻反思这个社会危机解除的根本性机制的集体情绪。 在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珍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处在幸福体验的狂想中；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无所有”的茫然和“明天会更好”的想象，既是危机感的表达，又是克服危机的信心流露；而到了今天，人们陷入的状况正是既没有可值得珍视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被威胁，“眼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这句表述，将这种失范的内心危机阐述无遗。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这三部电影呈现了这个社会隐藏的巨大的怨恨情绪，却不知道何以如此和怎样去做。所以，从这三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代的焦虑和冷漠：“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2]P9-10 易怒、傻乐、呆滞、冷漠、多疑和迷信，中国当前的社会病归根到底都与这种无所珍视又无所威胁的失范状况紧密相关。这种名之为无名焦虑症的东西，也就不仅仅是贫困的弱势底层人的专属病症，竟然也为富豪大款所共享。 赵灵敏在分析中美贫富分化不同的社会心态的时候说：“美国人之所以对贫富差距比较坦然，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美国人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近10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扎克伯格等，都在极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因为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3] 这段话说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财富赚取和分配的方式是公平的、磊落的，就会培养一种平和而稳定的社会心态；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私通模式的掠取财富的手段，这个社会中弱势者的心态自然就会不平和；教育公平带来的社会规则也会被打破——底层的人会因为对凭借良好教育而上升的渠道被堵死而丧失遵守规则的信心。有趣的是，财富的获得者也会因为钱来得莫名其妙而自然陷入迷茫和偏执。他们会将财富的获得，看作是冥冥之中力量的后果。 这种特殊的经济和政治规则，构造了这个时代的“怨恨”。十几年来，中国社会资本、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媾和，采取了一种隐匿性的“私通机制”，这种机制的特点在于：它一方面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却在这个规划的缝隙里隐含着对权力的寻租保护；一方面是高楼大厦的繁荣和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土地财政的圈钱规则；一方面在鼓吹医疗市场化、养老社会化，另一方面则是看不起病无从养老……当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获得上升的机会，也不知道如何保有基本的生活规则的时候，怨恨就不由自主地发生了。[4] 失范的时代，规则的私通，造就了这个社会各种奇形怪状又内在联系的病症。焦虑、易怒、傻乐、狂躁、冷漠，这些负面的情绪理所当然是失范的时代的直接后果。在一次与被捕的地沟油生产者的对话中，我听到他这样讲述自己的盘算：“我寻思只要嘱咐我的亲戚朋友别吃我这个牌子的油不就完了吗？”我却怎么也无法让他明白：如果一个社会存在权钱勾结的暴富规则，人们就会敢于破坏一切秩序化生产和薄利多销的规则。简单地说，有机会腐败的上层人士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获利，没有机会腐败的底层人士就会用简单的办法骗钱。没有比这样的经济潜规则更可怕的生活危机：你造了地沟油获利，别人就会模仿着生产毒胶囊得益；你让别人吃地沟油，于是，你就会有可能吃到毒胶囊。 在这里，“怨恨电影”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一种寓言性症候，曲折而不情愿地言说了权钱私通、资本扫掠的时代里面对精神规则的毁坏、破碎和堕落。怨恨之于电影，并非电影之主题；而电影之于怨恨，却是怨恨之表露。城市小市民、知识大众和乡村农民，中国社会的三大阶层，从底层到中层，都处在这种失范的经济规则的蹂躏和玩弄之中，丧失了寻求合理性愤怒的能力，只能充满怨恨而怨气冲天。 愤怒建立在合理的解释与不合理的现实规则之间的矛盾基础上，怨恨建立在根本没有合理性的规则理想却备感压抑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怨恨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无力愤怒的时代，一个不知道如何阐释当下和走向未来的时代。 ①我的博士生陈妍娇认为我写文章常常自造词汇，于是给了我这个“伟大”的称呼。 ②关于“微客”问题的讨论，参阅周志强：《微话语、微客与“复杂思想”的消解》，《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 ③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9-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在该书中，米尔斯区分了“论题”和“困扰”，在他看来，“困扰”仅仅是个人生活的偶然遭遇，而“论题”则是“困扰”达到了一定基数之后，成为牵连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各种困境，并因此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标签：顾里论文; 电影论文; 天注定论文; 电影天论文; 小时代论文; 韩寒论文; 后会无期论文; 贾樟柯论文; 郭敬明论文; 影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