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与现实经济政治利益的关系，本来就历史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当西方学者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来描述社会意识的这种现实性属性时，引起了正在形成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注意。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成为了马克思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构成了唯物史观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的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中，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丰富。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呈现许多新的特点。全面理解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积极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正确认识和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两个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生长因素，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历来如此。人类从来重视对自身社会意识状态的研究，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意识的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却是从西方近代开始的。
1801年前后，法国哲学家托拉西写了《意识形态原理》一书，首先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在法语中，“ideologie”的原意是“观念学”。托拉西赋予“意识形态”两个意义，一是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即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观念的可靠基础，通过对传统意识和知识体系做直接的感觉的还原检验，可以澄清和避免种种错误和虚假的观念；二是政治实践上的意义，即认为通过感觉的还原检验可以得到一套有根据的真实可靠的观念，在其基础上如果建立起一种国民教育制度，向人民灌输这些观念，就能够将法国变成理性和科学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哲学据说由于过分强调感觉的作用，可能威胁到宗教和世俗的权威，后来受到了质疑，甚至被视为一种空想、幻想，“意识形态”也因此成为一种指称具有不真实性含义或否定性的概念。但是，从托拉西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种研究意向：说明社会意识与现实特别是与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正在形成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来讲，无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马克思很早就研读了托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在他的中学书信、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中，我们都能找到这种研读的痕迹，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还摘录了此书的部分内容。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①，他和恩格斯最初也是从虚幻的不真实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②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人们为自己造出的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③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分析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和特征：第一，在私有制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是统治阶级为本阶级利益和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观念体系。④它的虚假性就在于掩蔽了统治阶级特殊的阶级利益，而将其表达为具有普遍形式的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达到全社会对阶级统治的认同，“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⑤第二，造就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意识的认识论根源是长期存在的唯心史观，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⑥于是，“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⑦第三，意识形态的真实根源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它不过是对社会的经济生活的一种颠倒的反映。“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⑧因此，在考察社会生活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⑨
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⑩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分工的形成，“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1)
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当意识“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的冲动发生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形成就开始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的冲动，虽然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相关，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家头脑中凭空的想象，究其实质而言，是利益的需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2)分工和私有制一方面造就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满足这种历史需要的条件。
从历史需要的方面来看，分工和私有制使得个人的特殊利益与个人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共同利益产生了矛盾，于是有了国家这种独立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代表“共同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3)
从满足这种历史需要条件的方面来看，分工和私有制也造就了一批为自己的阶级编织“关于自身幻想”的职业的思想家，于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14)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贯穿在他们一生的理论活动中，他们始终将意识形态看作是“阶级意识”，但是在理论的分析上，却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特殊层面即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对意识形态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是对整个基于私有制之上的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统治批判的有机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意识在私有制阶段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表象，这种历史表象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虚假性”，这种“虚假性”的实质是理论与现实真实关系的颠倒，即真实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现实被貌似代表人类一般本性的理论所粉饰，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伦理价值披上了抽象的、普遍性的“全社会”的外衣。这种“虚假性”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异化现象(即人们本身之间的个人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的出现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被形式化为不同商品的等价交换时，对商品及其交换原则的普遍性的“崇拜”，便成为掩饰异化现象根源——私有制与分工的特有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普遍层面即一切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对意识形态是持客观的历史“还原”态度的。这种分析指出了一切意识形态形成的现实生活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指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国家则是实现这种统治地位表现的政治保证；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特殊引导或代替普遍，实现“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5)达到对阶级存在和阶级统治合法性的论证；指出了只要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消失，意识形态将退出历史舞台，“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6)
在这两个层面中，第二个层面的分析是一个总体理论即唯物史观框架，第一个层面可以纳入于其中。从总体理论框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引申出三个逻辑的结论：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状态的领域。作为不同社会集团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观念体系，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有多少阶级社会，就有多少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每一社会形态不可避免的过渡性，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又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都是多样性的，多样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其中，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占着统治地位，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国家是它的政治实体，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观念”和“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
第二，在阶级社会，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试图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表达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的“虚假性”，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更是这样。由于国家具有代表全民共同普遍利益的虚幻性，作为国家这种政治实体利益诉求之观念表达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鲜明地带有以特殊利益“冒充”普遍利益的“虚假性”。这种在主流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的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表达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的意图，在实践中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对诸多社会思潮的规范和整合。
第三，无产阶级也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做出这个结论，他实际是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纳入到了对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中。在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为了团结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做斗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7)，必须用暴力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18)，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9)就此而言，可以说，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始终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以后，必然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主流。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没有任何私利要维护，因而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20),因此，对于这个阶级的思想观念、这个阶级的自觉意识，马克思一般称之为“共产主义意识”，而没有简单称之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名称上的差异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很多地方没有区分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这个阶级对立十分明显和尖锐的社会中，存在着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等诸多社会意识形式，尽管不能将它们其中的每一种观念或思想因素都等同于阶级意识，但是由于第一，无论社会意识形式特别是艺术、哲学等的发展如何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是都没有脱离现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其成果也都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同程度地为现实服务；第二，在诸多社会意识形式之间必然发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政治和法律思想对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影响最大，因为它们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着现实的经济基础，体现着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这样一来，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都不可避免地、甚至不以思想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表现着一定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旨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分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必要，但是在实践中它们是共存和交织着的，这是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的历史现象。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其深厚的唯物史观底蕴和辩证的批判精神，在后来的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的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很多西方学者“说不尽”的话题，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诠释性学说。与此同时，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从“解释”世界走向了“改造”世界。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致力于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一方面继续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狭隘阶级偏见和虚伪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建立自身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
在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等问题上，列宁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看法，其中比较主要的是：
第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受历史条件制约、符合客观真理要求的科学理论。列宁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2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之一。从其是科学的理论而言，它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巨大思想武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2)“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3)从其受历史条件制约而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必须是发展着的理论。
第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能由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而是对人类文明思想成果的自觉继承和总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4)它只能“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25)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26)这种灌输，就是“积极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27)而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8)
第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统一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这两大阶级对立存在的社会中，“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29)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30)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又不是简单化、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的，是否定中有肯定。“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1)虚无主义产生不了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文化所积累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俄国是欧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大主题，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论断，并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成功地实践了这个论断，完成了第一个主题。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较在俄国发动革命更为困难更为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在经济上，提出了要正确看待和利用商品货品关系，正确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既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又提出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由于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事物，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再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很多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
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的任务：一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俄国共产党内抵制和批判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思想地位；二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党的先进性引导作用，教育广大群众，抵制和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通过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形成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俄国共产党当时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其标志是列宁主义的形成，也没有来得及最终完成第二个方面的任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对什么是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始终在探索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曾经设想，当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成功以后，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将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按照劳动量分配消费品；按照统一的计划组织社会生产；消灭商品经济；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等等。
历史是复杂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实际发生没有在英、法、德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是首先出现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当列宁在俄国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不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复杂的多样性的经济成分并存，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列宁清醒地看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2)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3)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探索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部分。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没有急于提出一种或几种模式，而是诉诸于实践，倾听实践的声音、等待实践的回答，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列宁也在思考和探索中。尽管当时的探索性实践留下了很多问题，但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继续列宁开创的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判断和思考，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
在经济方面，“苏联模式”确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以粗放式发展为主要增长方式、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建立在所有制高度国有化基础上的中央高度集中计划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政治方面，建立了党政统一、政企统一、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
与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采用了类似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建立了行政一体化的模式。实行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管理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与政治和经济领域全面开展清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运动相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全面开展了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批判。
历史地看，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苏联模式”的形成，是与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相适应的，为了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对抗帝国主义的挑战和战争威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下迅速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一个历史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一种实践形式，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将它看作主观意志的产物。它曾经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甚至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二战以后发展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起过重要的示范作用。这个模式下，苏联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较雄厚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起了积极作用。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估计，1928—195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40％—6.3％，在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上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不仅在欧洲占第一位而且在世界上也仅次于美国，其综合实力后来发展成为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但是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缺乏活力，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助长个人崇拜，容易产生了庞大的官僚阶层和腐败现象，始终是“苏联模式”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变化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这个模式在长期的运行中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革而逐渐走向僵化，使得苏联共产党后来在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应对世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常常处于被动局面，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持续发挥。
“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无疑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对思想文化采用与政治经济体制类似的高度集中和对外封闭式的管理模式，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斯大林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作为判断意识形态领域是非的标准，否认自由的学术论争的必要性，将学术论争泛政治化，等同于阶级斗争；忽视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性存在的事实，全面出击，强制性排斥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等，违背了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了苏联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简单化、片面化和僵化，束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发展，使事物的发展走向了反面：
首先，这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进一步从观念形态上肯定和强化了经济和政治体制运行中的弊端。使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苏联模式”被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形成了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公式，其弊端被附加给社会主义，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其次，这方面的问题后来被党内一些人利用来“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搞“民主和人道社会主义”的借口；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西方民主自由、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成为引发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4)这里讲的“没有搞清楚”，应该也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同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周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格局，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儒学也面临危机。从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经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章太炎、孙中山等，逐渐孕育形成了近代启蒙意识，发展成为推翻以旧儒学为精神支柱的清政府的政治实践，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旧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改造任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5)经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断深入，形成了两大历史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在不断走向成熟。但是这个过程同样是不平坦的。
与列宁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也有着夺取政权前后两个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经过多次党内思想斗争和整风运动，基本上也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思想地位。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提出了历史的要求。
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我们走过了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相同的历程，也是从借鉴“苏联模式”开始的。
但是在借鉴“苏联模式”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36)
中国社会思想界历来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这些不同思想意识的关系，是前苏联没有解决好、也是我们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变化新的特点，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1955年6月，他提出了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关系问题，指出：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37)1957年7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38)这里所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矛盾的总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1957年2月，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双百”方针中的“百花”和“百家”，应是指参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的自由，人人皆可，更不用说各家各派。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2月的一封信中所说：“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9)齐放”和“争鸣”应是指各自坚持自己观点和风格(包括不同意他人观点和风格、批评他人观点和风格)的自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又正如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一次讲话中所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双百”方针的提出，虽然直接针对的是科学和艺术，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40)
贯彻“双百方针”，提倡自由探讨，可以活跃思想、解放思想，但并不是不讲是非、不讲原则，在这里，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辨别香花和毒草，判断政治生活中言论和是非的六条标准，就是希望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主义政治统一起来。
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双百”方针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它的提出，在当时，对于我们反对各种影响科学文化发展的错误倾向例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解除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束缚，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一度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呈现出良好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后来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偏差，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今天来看，这些“偏差”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1956年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它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基本的公有制形式为基础，允许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而存在，在强调国家计划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价值规律在一些经济领域的调节作用。这个体制具有某些“苏联模式”的特征，同时也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当时是基本适合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和经济建设的要求的。
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客观地分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26年之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1957年以后发生的“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和经济出现了“左”的错误，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在片面追求公有制的单一性和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僵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造成了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感。其结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41)在这个总的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不可能有完全清晰的认识的，这应该就是后来贯彻“双百方针”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
实践是纠正偏差、形成正确认识的唯一途径，但是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回到指导实践的正确思想路线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也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再认识。这个再认识的现实性基础，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的结构上，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状况，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格局。这种格局首先，在肯定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集体成分构成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承认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其次，它要求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多样化探索，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能够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实力、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例如股份制、社团所有制、社会基金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等等都可以探索和利用。
市场化过程的展开使得现代商品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市场规则越来越普遍地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自我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机遇意识、开放意识、效率意识等等与过去自然经济意识不同的现代商品经济意识逐渐从书斋走进社会，从知识分子群体走向民众群体，成为平民性的大众意识，衍生出丰富的大众文化。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得社会经济成分呈现多样化趋势，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利益的追求和实现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在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必然出现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
这种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化加快而不断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意味着我们将无可选择地置身于全球化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话和交融也在不断扩展，各种西方思潮大量进入中国思想界。一方面与正在发生着的民众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催生着这种变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与高校和研究机构自由探讨的学术研究趋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催生着各种已经孕育着的学术思潮。
信息技术的普及化则大大拓展了思想意识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各种意见的表达更加便捷、广泛和平面化，一方面，使得思想意识形态的传递和表达渠道逐步从政府主流媒体扩展为大众网络平台；另一方面，又使得思想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从以政治为主要形式扩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文化形态。
思想意识形态的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着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形势下，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是势在必行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这些变化总的讲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反映着中国社会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发展和进步，体现着社会活力和人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呈现出的事实是，如同过去一切社会的意识形态状态一样，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领域，这种多样性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客观现实的反映。与经济生活的存在和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样，反映这种经济生活的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多样性的思想观念渗透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渗透在党员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党内的不同意见看法和社会上的不同思潮和倾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要解决的矛盾就在于：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我国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主义或思潮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党内和社会上不同看法、不同思潮、不同认识倾向总是存在的，这就构成了一元与差异、一元与多样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会改变颜色，最终失去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权；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国家也会改变颜色，最终会使我们失去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一元指导的地位和作用，又是通过党内意见的差异性和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体现出来的，否定了这些差异和多样，又将会失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的理论和事实依据。
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便归结为：如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党内差异性意见和引领社会多样性思想，在党内形成统一意志和奋斗目标，在社会上形成思想合力和价值共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和不竭的精神动力。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课题。
继“双百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重大课题的认识和解决，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重新开始的。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1978年12月，他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2)在这次讲话中，他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重申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提出的关于形成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相统一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思想。
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促进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来推动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开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凝聚着中国共产党新的经验，体现着在这方面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首先，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新的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政治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化，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反思和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反思和总结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态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43)的论述，走出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从新的时代主题变化的高度，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野和大局。
其次，深刻总结党的“八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了发展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硬道理。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修正了过去将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唯一内容的看法(44)；继承和发展了“双百方针”，从新的政治路线高度，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和要求。
最后，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进，富强、民主、文明三个目标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突破了过去将民主、自由、人权视为资本主义“专利”的观念，制定了小康社会的战略发展规划，从新的历史任务高度，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和价值目标。
世纪之交，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在总体上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还很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经历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历史方位的变化和新的时代任务，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认识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过程中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就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精神的吸纳与把握，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要求我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离开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谈不上党的先进性、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指明了判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如何，必须放到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中去考察。归根结底，要看它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要始终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创造性，看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要团结一切对国家富强贡献力量的新的社会阶层，包括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承认和尊重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到中国共产党内来，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尊重差异性、扩大包容性、增强人民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实质上讲，是党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道德品格、精神风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影响和引导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过程。所以党的思想理论作风建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于保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性、扩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加强党对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承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战胜各种困难，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意识形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具有新的意义。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这段时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关键的阶段。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今后的一个时期，既是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果处理不当，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控、道德容易失范，因此，加强意识形态上作、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从国际上看，随着苏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表面上不再作为交往的主要“标尺”或“分界线”，似乎正在淡出国际关系，实质上并非如此。西方一些思想家将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45)宣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的暂时低潮和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各种手段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搞文化霸权主义，企图将西方的那一套模式作为“普遍标准”去“遏制”、“规范”和“西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可见，作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且有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保持我们自己的先进文化传统，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又显得更为迫切。
胡锦涛同志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历史的经验证明，意识形态工作虽然与经济工作不同，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它与经济工作一样，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
加强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科学分析我国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我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和深刻变化着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态，根据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谐社会建设，是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与时俱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要求我们将建立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基础上的和谐理念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价值主题新的内容，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局和发展。
以和谐理念作为新的主题内容来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和面对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反映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社会意识。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不可以也不应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限制或消灭的，它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现实的客观反映。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性存在，是自有意识形态现象以来一切社会的共有状态。和而不同，历来如此，社会主义也不例外。而且这种多样性对于社会主义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中，未来社会是“以每个入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6)尽管我们离完全实现这个基本原则还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还有漫长的路程，但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点的思想自由和舆论自由，是社会主义这个进步事物应该具有的现象和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富有活力的体现。
以和谐理念作为新的主题内容来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又需要我们充分地尊重和包容这些多样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因为它们绝大多数是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虽然有着复杂的个体差异性，甚至可能良莠俱在，但是总体而言，代表着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看法和期待，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理由不认真了解、倾听、思考、鉴别和吸纳它们。即使对于那些来自西方思想界的社会思潮，也存在着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对于其学术思想，也要采取自由讨论、鼓励对话、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北京大学老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人美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心态，是很有道理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深刻地揭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与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是搞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另类”，社会主义政治也不是人民群众敬而远之的东西。只有在人民之中，社会主义政治才有力量；只有不断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也只有植根于中国民众的生活实践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树才能常青。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扬民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道理，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执政原则和开阔胸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和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必然要求。
以和谐理念作为新的主题内容来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还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不是不要共识、承认差异、尊重多样也不是不要主导，差异和多样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主导和共识的需要也是客观的必然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主导和共识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因为只有最大包容性的主导和共识才能发挥最大可能性的引领作用。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或灵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存在着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一般价值目的概括上看，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和阶级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私有制和旧的分工，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社会主义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基本的原则，否定了它，就没有了社会主义。但是，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实现这个一般价值目的上，都要经历不同的过程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每一个阶段又都会有不同的发展要求。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富强民主、公平正义、文明和谐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些要求基础上的。这是它最深厚的现实性基础。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在内容上充分考虑到了建国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影响和要求，以及社会不同群体在价值取向上的层次差异，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有机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追求，也是当前中国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特质的体现，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淀，它与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造就的改革创新精神一道，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道德要求，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具体依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主流意识形态性质和内容认识上的重大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应该具有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在实践上所需要的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凝聚力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鲜明的新特征，使它内在地具有引领社会思潮的强大能力。这种“引领”的提法，虽然近年来已经被多方面提出，但是在党的报告和文件中正式写进，也体现着我们党对主流意识形态作用认识上的发展。“引领”不是行政命令，不是计划管理，不是强求一致，而是方向和路径、教育和示范、灌输和选择、宣传和激励、分析和鉴别、批判和整合的统一，是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建设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一方面，“引领”立足于差异和多样，是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引领”的过程，是社会合力的形成过程，是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相统一的过程。
另一方面，“引领”又区别着差异和多样，对于那些错误的和腐朽的思想，“引领”是在分清是非中求团结，在批判改造中求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引领”的过程，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
“引领”不是削弱更不是“淡化”党的领导，而是对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就要求党自身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要不断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只有一个建立在党内高度民主基础上的党，才能实践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重大失误，才能承担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之间的矛盾，引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健康和谐地发展。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引领”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的新的理念，要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境界和道德标准要走近民众、走向大众化，使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共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带来的文化发展成果。“引领”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个新的课题，它要求我们党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注重人文关怀结合起来，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注释：
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统治着现实世界，是人们真正的枷锁，只要同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15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6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7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⑩(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84、84—8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1—492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9、10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22)(23)(24)(25)(26)(27)(28)(29)《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312；317；317—318；363；342；325、327；326—327页。
(30)《列宁选集》第4卷，第307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第299页。
(32)《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33)《列宁选集》第3卷，第38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3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76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37)(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543—544页。
(39)(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91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43)“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得出的基本结论。“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于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历史过程，为“两个必然”奠定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44)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你不抓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45)参见刘华清：《霸权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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