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中国大学论文,效益论文,水平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临21世纪，大学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各国情况不同，方法和途径不会一样。就中国而言，主要困难不是来自大学自身，而是社会存在的三大难题：领导管理体制的弊端；“左”的思想理论的干扰和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这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只有调整社会经济才能解决，从而使大学有可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一
中国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与整个社会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大学“统得过多、过死”和“包得过多”，大学缺乏物质动力和自主权力，不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一）中国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国家无所不包的绝对垄断商品经济
所谓计划，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目标制定的工作安排和部署，是一种手段。计划经济则是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那时，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消亡，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等；竞争为联合替代，“社会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真正的自由。”（《马恩全集》第21卷第570 页）“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组织”。（《马恩文选》第2卷第75 页）这样的社会中不会存在现在中国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或制度的实现，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至今，人类社会还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运用作为一种手段的“计划”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等于实现了计划经济。
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
所谓商品经济，在当代社会中，通常不是指的小商品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没有无商品的市场经济，也不会有无市场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
商品经济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人类社会不可超越的发展阶段。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不论任何国家，不管称之为什么主义，都是商品经济。但同是商品经济，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自由”商品经济，国家有一定的干预，但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调节发展。另一类，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可称为国家无所不包的绝对垄断商品经济（以下简称“国家垄断商品经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按国家计划进行。中国属于这类商品经济。
首先，中国是商品经济。与所有商品经济一样，社会各部门和社会成员，都要借助价值、货币（一般等价物），通过商品的买卖（交换），或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劳动的交换。国营部门之间的“计划调拨”也要计价，实质上同样是商品生产和交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70年代中期就指出的：我国还是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显然，这是商品经济的特征，不是计划经济的特征。
其次，中国的商品经济又不同于“自由”商品经济国家，国家无所不包地绝对垄断着整个社会从生产、交换、分配到消费的一切经济活动，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越雷池一步。计划，仅仅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计划，常常随权力意志更改，成为不是计划的计划，由国家权力直接地无所不包和绝对地包揽着一切经济活动。
（二）国家垄断商品经济是造成体制弊端的根本原因
由于错误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即计划经济。试图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建立计划经济，形成了国家垄断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能够有效的集中人力和物力，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效，但从总体上远远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它和由它决定的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第一，一切权力归国家，一切收入（利益）归国家。这样，就必然形成国家对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各部门“统得过多、过死”。“包得过多”是“统得”必然，社会各部门和社会成员，只有义务，没有相应的自主权力和利益；不管工作做得如何，国家分配给社会各部门和社会成员的那一部分基本相同，仅能维持日常支出，没有自身的任何积累。国家不“包”无法生存。
第二，权力高度集中，并将行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法律和学术等一切权力集于一起，由此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权利结构和权利的分配。社会各部门的权力，都由国家逐级授予。各部门的领导人，既掌握了国家授予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就有了相应的其他一切权力，社会成员则被固定在一个部门。利益，既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也不是通过平等和等价的劳动交换实现，基本上是按权力来分配的——权力越大，级别越高，工资和其他实际收入也就越多。
由于下级部门的一切权利都由上级部门决定，他们除了绝对服从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社会成员没有独立的自身权力和经济能力，衣、食、住、行等所有的一切要依靠领导人给予解决，对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极为严重，必须绝对服从他所在那个部门领导人。只要表现出“听领导话”、“领导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就可得到重视、提拔和其他荣誉。如果自己主动的去做什么事情，不论做得是否正确，都可能受到批评或处分、惩罚。因此人们不愿意和不敢于积极主动的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办事（办学）效益了。
实践和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国家垄断商品经济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它把人们的义务、权力和利益分割了开来，不仅违背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而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各部门和社会各成员有权支配和运用自己的财产，自主地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以保证自己能够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商品）和劳动，遵循平等和等价的原则，通过与其他部门或个人的交换，实现自身的利益（收入）。为此，必须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办事（办学）效益。
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物质利益原则。恩格斯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恩把物质利益原则看作是，贯穿在党的一切文献中的“一条红线”，“引起伟大历史变迁行动”的“动力”和“动力的动力”，人们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引文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118、537页，第4卷244—246页；《马恩全集》第1卷第82页， 第21卷第570页）
（三）必须调整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关系
既然社会经济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除了调整之外别无选择。
社会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义务、利益和权力。体制，是关于权力划分的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构成，是人们履行义务、实现自身利益的保证。有权，才能更好的尽责，也才能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关键是改革体制，核心是调整社会的权利结构和分配，即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一切权力归国家”和“一切收入（利益）归国家”的状况，使社会各部门和每个社会成员，具有与他们义务相应的权力和利益。为此，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认一切非国家（政府）机构的社会各部门（包括大学在内，下同）为具有法人资格和地位的独立社会实体，拥有与自身义务相应的自主权力和独立利益，有权决定和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并通过平等和等价的劳动交换，实现自身利益。国家（政府）及其所属的有关部门，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对他们实施方针、政策和方向的领导，不能超越法律干涉其内部事务。
第二，以法律保证社会成员具有人身的自主权力，并得到与自己付出并为社会承认的劳动价值相应的收入（工资和其他利益），任何人不得侵犯。
第三，社会各部门和社会成员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之间，必须遵循平等和等价原则，通过商品的买卖即交换，或借助商品交换形式，相互交换劳动，以保证实现各自的独立利益。
第四，通过立法、特别是严格的执法，使权力受到严格、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必须改变所有社会各部门的负责人都由国家（政府）部门任命的制度。大学（以及一切非国家和政府的所属机构，下同）的主要负责人，通过一定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或由大学的具有独立权力的组织聘任。
实现上述改革或者说调整，才有所谓市场，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实现了由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向“自由”商品经济的过渡。
所谓“自由”商品经济，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且存在着种种的社会弊端，与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能比拟的。但是，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经济关系。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现在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不管称之为什么主义。只有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才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相适应，把人们的义务、利益和权力结合起来。谁想得到较多的收入即利益，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有利的措施，为社会提供需要的产品（商品）或劳动，以便通过平等和等价的交换，实现自身的利益，因而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就大学来说，实现上述改革，大学和它的教师（包括其他工作人员，下同）便有了自身的自主权力和利益。大学有权决定和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国家拨给大学的经费，不再能以不平等和不等价的原则，给多少算多少，而是必须按商品经济平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以国家（政府）为一方，大学为另一方，相互交换劳动，即由国家（政府）按大学培养的人才和提供的科研成果的质量与数量的社会价值拨给大学经费。同样，大学给教师的工资也必须按平等和等价交换劳动的原则付给，而不是现在这种不平等和不等价的给多少算多少。这样，既制约了上级和领导者的权力，又使大学和它的教师们有了自主权力和独立经济能力，从而淡化了他们对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学和它的教师们自然会尽力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有利措施，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既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又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入（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二
大学要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还必须排除“左”的思想理论的干扰。否则，社会经济关系不能得到调整，体制改革也进行不下去，无从谈及大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问题。
（一）“左”的思想理论有极大的危害性
“左”的思想理论，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不断强化和发生作用，主要原因是：
第一，有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及其相应体制的支持。高度集中和把一切权力集于一起的权力，要顺利实施，需要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左”的思想理论正适应这一需要。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谁也不能和不敢拒绝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就使得“左”的思想理论有了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第二，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又是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各领域不能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同时小资产阶级犹如汪洋大海，绝大多数人既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极易接受“左”的思想理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体系的。
第三，“左”的思想理论，以幻想的事实、抽象的概念和革命的旗帜出现，人们很难识破其错误和认识其危害。
“左”的思想理论，以幻想的事实，把本来是国家垄断商品经济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用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人为制造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然后打着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旗帜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这样，才会使高度集中和集一切权力于一身、又无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得以顺利实施。而社会成员却既无权力，又无独立经济能力，要想得到维持生存必须的工资收入，除了屈从权力的摆布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如果表现得不听领导的话，就得不到重视，更不会给提级、加薪，甚至还可能被打成什么分子，那就难以生存。为此，人们不得不把主要或相当大的精力用来“领会领导精神”、“猜摸领导意图”、“观察领导眼色”，千方百计迎合与取悦领导者，以博得领导者的信任和提拔。这样也就既不必要，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来想办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精神和积极性、创造性了！在如此条件下怎么可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办事）效益呢？
（二）“左”的思想理论是根本错误的
“左”的思想理论集中的表现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把阶级性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不同的。最早的社会主义主张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但并不反对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反对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各种社会主义，直到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还指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宣言》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也有了反对私有制的内容，这时马恩才赞成社会主义，但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的。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两者指的是同一社会。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是列宁。他在1917年发表的《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之前，列宁也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斯大林指出，只要实现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就是实现了计划经济，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历史证明，当时的苏联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如果马恩在世，绝不会认为原苏联是计划经济。列宁也不认为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绝不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它“既有资本主义的，又有社会主义的成份、部分和因素”。列宁严厉地批判了那种惯于抽象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幸福，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思想理论。他一再指出，不能设想在生产力不发达，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的国家里能够消除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他要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流通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但必须让它继续存在，“这是人民需要的，离开它人民就不能生活”。列宁认为“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把国家所有制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不上这一级，不进这个入口，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幸福。”（引文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04—505、529 、510—511、537、539页）
由此可见，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至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不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成分和部分，是必然的。如果不存在，那倒是奇怪的事情了。不用说生产力相当低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就是马恩构想的共产主义，也不能把它与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共产主义不能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见《哥达纲领批判》）
根据上述，不难得出结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的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第二，不同社会和阶级的教育，更多的是共同性而不是根本不同的阶级性
“左”的思想理论把教育的阶级性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不作具体分析，把什么事情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不问青红皂白地斥责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甚至是“培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掘墓人”等等。这完全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通常所说的教育，包括诸多内容，例如有教育制度、教育的政治指导思想和一般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方法、教育过程等等。其中，有的有阶级性，有的没有阶级性。教育制度和政治指导思想，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从总体上说，有阶级性。一般的教育思想则不一定都有阶级性，我们社会主义的一般教育思想与资本主义，以至封建和奴隶社会中的一般教育思想，虽有不同，但不是由于阶级性所致；更多的是相同的，例如中外历史上有许多一般教育思想同样适用于我们，实际上我们在运用。教育内容，属于政治教育的，有阶级性；其他则没有阶级性。至于教育的形式和方法等等更没有什么阶级性了。
教育，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应当是指教育过程。教育作为一个过程，是促进人社会化和人自身不断提高的手段。任何社会和阶级都可以和都在利用它，谁利用它，它就为谁服务。
教育的对象是人。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首先是人，其次是一定社会的人，然后才是一定阶级的人。通常人们所说的人，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统一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一诞生就表现为自然的和社会的双层关系，但刚刚诞生的人的社会关系是由他的父母（家庭）而不是由他个人决定的。人刚来到人间，自身并不具有社会性，因为他没有社会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的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我们可称之为人的基本素质。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实现社会化。人，只有通过逐步的社会化过程，才能具备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素质，成为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不断接受教育（包括广义的和学校教育，下同）的过程。教育对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但人的阶级性，不是教育而是由他和他的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教育作为一个过程，也不决定要把人培养成为哪个社会和阶级服务的人——这是由各个社会和阶级的教育制度决定的。因此，教育作为一个过程没有阶级性。
人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不难了解，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本主义的教育，除了教育制度和由此而决定的教育的政治思想内容和总体的教育目的之外，其他都是共同的。这个社会和阶级的教育培养的人，也可以为那个社会和阶级服务。中国的许多老知识分子，有的是外国资本主义教育培养的，有的是旧中国教育培养的，不是为我们社会主义服务得很好吗！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相互派留学生和邀请专家教授讲学进行教育，也都在相互交流学术和进行其他往来。如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根本不同，这些活动怎么可能进行？至于所谓“教育培养‘掘墓人’的问题”，说得绝对一些，任何社会和阶级的“掘墓人”，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比如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社会的人，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掘资本主义的墓”，但他们恰恰是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教育的阶级性扩大化和绝对化。他们的著作中，总是说“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教育”或者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显然，这是指的教育制度，而不是把教育的一切都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也从来没有明确说教育是上层建筑。
因此，只要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有利于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有利于科学进步的、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论是哪个社会的、哪个阶级的和什么“主义”教育的先进经验，我们都应当学习和借鉴。必须接受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象“左”的思想理论那样，什么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把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本主义的教育对立起来，并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那就不但无法办好教育，而且等于取消了教育，还谈什么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呢！
需要特别指出，顽固坚持“左”的思想理论的人，根本的目的在于整人，以维护和攫取权力。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那一套思想理论。比如说，他们高喊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可他们之中，有的人生活比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化；有的人正是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才“左”得那么凶。再比如说，他们口头上起劲的反对所谓“和平演变”，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及其亲朋好友的子孙后代送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教育和定居，并以此为荣，一点不担心他们的子孙后代被“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掘墓人”，也不讲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和“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教育的本质不同”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
三
大学要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批判地继承传统思想道德，以冲破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也是不可缺乏的。
（一）“造神”和“训奴”的传统思想道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思想道德。但传统的思想道德中也有不少糟粕，其中之一，可概括为“造神”和“训奴”的思想道德观念。
所谓“造神”和“训奴”，就是把一切人和事，按着理想神化，并依此来教育和要求，普通的人盲目效仿、学习和服从，使之成为被神化了的人和事的“驯服的工具”即奴隶。历代皇帝，都把自己打扮成为“天子”即“神”的代表或化身。他是“金口玉言”，绝对正确，人民群众则是他的“子民”，必须绝对相信和盲从他，做他的驯服工具即奴隶。历代王朝在起事时，也要打着“天意”的旗帜。长期的封建统治使这种思想道德观念逐步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准则，成为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不仅“皇帝老子”是“子民”的“神”，一切官员，也是人民群众的“神”。推而广之，长辈是晚辈的“神”，父母是子女的“神”，教师是学生的“神”，晚辈、子女和学生，都要做“神”们的驯服工具，绝对盲目的相信和服从“神”，按“神”的意旨做人行事。谁如果胆敢违背这种思想道德“准则”，就是大逆不道，要受到谴责、处罚，被“共讨之”，“共诛之”！
这种思想道德观念，趋使人们为使自己成为“神”而不择手段，成不了“神”便心甘情愿的做“神”的奴隶，并把这当做是“做人”必须遵循的思想道德准绳，从而强化体制上的弊端和“左”的思想理论，使人们从思想道德上接受以“左”的思想理论为依据的权力的摆布，做权力的奴隶，并且是做驯服的奴隶。正如鲁迅先生所描绘的那样：既然阿Q被杀了头，那就是他应当被杀头，因为那是“神”要杀他的头的； 如果自己做了“神”，也要杀阿Q的头。至于阿Q是否真的应当被杀头，人们是不问的！要集权就得有奴隶；没有奴隶，无权可集。这种思想道德观念，不用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要反对的！然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却是随处可见。
多少年来，对于许许多多本来是极其错误和荒唐的事情，人们却绝对地相信、热烈地宣扬，坚决地照办，因为那是“神”要人们干的。一个人被毫无根据地打成什么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被看作是对他的最大的关心、爱护和挽救，他必须从“心底里”感激；当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时候，同样是对他的最大关心和爱护，更要他从“心底里”感激……。至今，所谓“父母官”还常常见诸报刊杂志，或者领导者们的“自称”，并大加宣扬。既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当然也就是“子民”们的“神”了。原来，公仆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和“神”，难怪有人运用手中的权力随心所欲地摆布人民群众呢？更有甚者，居然以亲身经历公然宣称这种思想道德是正确的，甚至是可爱的和伟大的。例如，有人把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看作是对他的“母亲打孩子”的关心和爱护了！他对于给他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者总是感激不尽！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应当多给一些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不应当给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平反，以便使更多的人享受“母亲打孩子”的关心和爱护！这虽然还比不上《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子给他的“神”——刘皇叔吃肉，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大加宣扬这种思想道德也够荒唐的了。然而，宣扬者却得意洋洋，引以自豪；“撑腰打气者”把他说成是人们的楷模和榜样，要人们以实际行动学习；绝大多数则报以热烈的赞扬，称赞他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此，除了说可悲之外，又能说什么呢？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曾经发生和存在，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没有的，那种超宗教的迷信，那种极端疯狂的崇拜，那种愚昧盲目的服从，那种愚蠢的不问是否正确或错误，一概对“神”们指令“认真学习，切实领会和坚决照办”，与这种“造神”和“训奴”的思想道德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有意回避，或者不敢正视，那就应当承认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当然，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是愉快的。但是，如果继续否认那就是可悲的了！
不言而喻，在“造神”和“训奴”的传统思想道德束缚下，人们不可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而致力于提高管理水平和办事（办学）效益！
（二）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思想道德
“造神”和“训奴”的思想道德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道德源于奴隶社会，后来，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不断充实和强化，成为系统的奴隶—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体系。
儒家思想道德的核心，是要广大人民群众做统治者的奴隶。其所以“造神”和“训奴”，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历代统治者所以宣扬儒家思想道德无非是他们要当官做“神”。孔子，这个“圣人”也是一心想当官做“神”的。既要当官做“神”，当然就需要有“神”的奴隶，否则当官做“神”有什么意义。所以，“造神”和“训奴”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
不言而喻，把人神化是用来欺骗人民群众的。人，毕竟是人。不论什么人，不管其多么伟大和非凡，总还是人。伟人和凡人之间，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假如真的有神，神也不会事事、处处和时时绝对正确，何况是人呢？如若不信，请看看《西游记》。这本书中描写了许多神，那些“神”不是和人一样也会有种种的错误吗？所以，我们绝不可以上当受骗迷信统治者造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神！
因此，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道德中，有些我们可以继承，但必须通过批判来选择的继承，绝不可全盘接受。从总体上说，儒家思想道德是应当批判的。只有正确地批判这种思想道德，才有可能使人们真正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这样，大学以及社会各部门才有可能有效的提高管理水平和办事（办学）效益。
我们主张对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进行批判，绝不是搞“文革”中的那种疯狂的虚无主义，它的正确含义是，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意味着一概否定。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在不断地批判旧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中前进的。正是这样，人类社会才得到了发展和进步。
有批判地继承传统的思想道德，与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与民族好的思想道德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可不必害怕什么被其他国家与民族“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道德和文化是不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化”了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从主体和主流来看，被“化”了，只能是糟粕，不会是精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一百多年历史过程中，帝国主义那样疯狂的侵略中国，也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化”了，现在怎么倒被“化”了呢！宣扬什么被“化”，只不过是有人用来吓唬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左”的思想理论和传统思想道德糟粕，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罢了！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固守陈规旧律，不分精华、糟粕死抱着传统不放，拒绝学习和借鉴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思想道德和文化，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假如过去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正确，必须全盘接受；假如学习别的国家和民族就那么可怕，居然会被“化”了。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必要领导中国人民流血牺牲闹革命，也没有必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实行改革开放。任何社会革命，都包含着对旧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批判，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地批判中继承前人的经验和不断地创新中前进的！
四
要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改革体制，排除“左”的思想理论的干扰和冲破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以下简称“社会改革”）确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一场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改革或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既是革命，就不会没有不可避免的斗争（当然不是过去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所谓阶级斗争），也不能不付出代价和经历相当长的时期。
（一）社会改革是极其艰难的，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
第一，为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体制的弊端、“左”的思想理论和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等所有问题，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彼此强化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单独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社会各个领域的一切问题和矛盾交叉在一起，必然会由于改革产生新的种种问题，难以一时搞清哪些正确、哪些错误。为了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动荡；对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能采取简单的和过激的办法，必须采取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式逐步解决。
第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涉及各个阶层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人都想通过改革得到较多的权力和利益。但改革绝不会使每个人都得到相同的权力和利益，有的人还要失去一些权力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权利，人们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把改革引向有利于自己的轨道，并以各种方式抵制、甚至反对有利社会但不利于自身权利的正确改革和调整。
第三，“左”的思想理论和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具有极其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社会势力。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是可怕的势力，要改变千百万人的习惯，不能不是艰巨的和长期的。
第四，不论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体制的改革，还是对“左”的思想理论和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都必须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体制下，由上而下地进行，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进行，但也有极大的不利，已经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必然会有人运用掌握的权力，力图使自身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并由此引发种种问题。
第五，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确确实实是史无前例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私有制和小农经济的改造还要困难，甚至困难得多，然而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在社会改革的初期，没有触及更多人的权力和切身利益，比较容易进行。随着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更多人的权力和利益，对改革的抵制，以至反对力量，必然强化。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下属部门只向上级领导部门要权，自己却不肯下放应当下放的权力；各级领导部门多半是放小权，不放大权；放了这个权，收了那个权；对不得已放了的权，又以行政性的评比、评估，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和手段收了回来；有的利用改革甩包袱，把困难和问题转嫁给下属部门或其他部门或社会成员……还有的人以改革为名拉帮结派，搞权力的集团私有化，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等等。那些现在形成的行行色色的所谓“大款”们，有几个是真正靠本事和正当手段起家的！至于钻改革的空子贪污腐败者，更是严重！立法不能算少，但真正执行的又有多少？……更有不少部门仅仅是高喊改革，却没有或很少有实际改革的措施和行动。只是提出一些“动听的”、充满“雄心壮志”的、豪言壮语式的口号，根本无法操作，不能付诸实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和不打算去做，仅仅是为了不让舆论认为自己保守、不想改革，以便好向上级和群众“交待”而已！……
同时，“左”的思想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势力。由于权力下放（这是应当的）但社会经济关系却尚未得到应有的调整，有些部门的领导者具有了更多的和更大的权力，使“左”的思想理论与各级和各部门高度集中和把一切权力集于一起的权力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有了更好、更大的发生作用的条件和机会。例如，有的部门的领导者，把不符合自己“左”的思想理论和自认为不听自己话的人和事，直接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或压制、不用；或免职、撤职；或成立各种各样的学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自任领导，甚至把学术组织和团体搞成“帮会”，用以压制和打击不同观点等等……
至于“造神”和“训奴”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旗帜下，被不断升温的“尊孔复旧”热潮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
现在兴起“尊孔复旧”热潮，实质是新的“造神”运动，既要“造神”，也就必然要“训奴”。这种思潮宣扬我国过去的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美的，要全盘接受！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不少大学，连校名也非要改回过去的名称。似乎不改回原来的校名，学校就难以、甚至办不下去了。改不改校名，当然不是大问题，无关紧要。问题是由此反映出来的“尊孔复旧”的社会思潮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尊孔复旧”思潮所以能够形成热潮，一是由于过去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太过分，不问是精华还是糟粕，一概否定；二是，有人利用人们对过去过火批判的不满情绪，大搞“尊孔复旧”，借以维护自身权利和得到更多、更大的权利。
从上述，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全面改革的深入，改革与抵制改革的矛盾在逐步强化，如不认真对待，不是不可能发展为对抗。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
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商品经济虽然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如前所述，商品社会经济关系有它固有的弊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仅仅是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制约商品经济弊端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但不可能杜绝其副作用。在国家垄断商品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得到完全的调整，体制改革没有达到真正改变以权力为核心的权利结构和权利分配的情况下，在“左”的思想理论和“造神”与“训奴”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依然有着强大社会基础的条件下，由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向“自由”商品经济的过渡中，有可能形成以权力为核心的“权与钱结合”的“社会集团垄断商品经济”，其实质是封建的商品社会经济关系。这不仅与我们改革目的根本对立，而且是极端危险的！
（二）只有实现社会改革，大学才能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在社会改革没有实现的条件下，大学的改革难以进行，不可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从大学现在已经进行的一些改革来看，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实质性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不算很少的改革，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对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不会起到多大作用；有的现在改了，但不能巩固，将来还可能不得不再改回来；有的还不如不改。例如，实行聘任制，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和作用。在没有实现社会改革的条件下实行聘任制，只能是表面上的聘任制，实际上是维护原状。那些不被聘任的人，除了大学自己安排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任何人都没有个人积累，衣、食、住、行，都要靠工资。谁不被聘任，就无法生活。任何国家都不能根本不管人的死活，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不管了。另外，权力依然高度集中和把一切权力集于一起，教师能否被聘任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教师依然既无权力，又无经济独立能力，不可能摆脱对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了不被解聘以得到维持生存必需的工资收入。再加上“左”的思想理论和传统思想道德的影响和束缚，人们会和过去一样选择绝对盲目服从、听从权力的摆布。因为这样最保险，也最省力！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多数的人，欲望不高，崇尚安贫乐道，有工作做，有饭吃，也就心满意足了。特别是老和比较老一点的知识分子，被多少年来暴风骤雨的批判、斗争和运动搞得至今惊魂未定，深感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不再期望什么，更不愿意和不敢于做那些虽然正确，但却可能犯“错误”或得罪领导人的事情了。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少数有社会地位的人或“出国留洋”和定居，或做官发财了，绝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人，有的一心想要“出国求发展”，有的被种种传统观念和制度压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的在父母和老一辈人的熏陶、影响下，没有多少“棱角”了……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聘任制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真正有利于调动教师积极性的作用，因而不会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我们绝不是说大学现在已经进行的改革没有丝毫意义和作用，只是深感实质性的改革不多，不少改革是走形式的。这是由于在改革形势的压力下，大学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但却没有相应的条件，只能进行些明知作用不大的改革，或者搞那么一个以至几个“典型”，做个样子，以避免被看作是保守，也好向上级领导“交待”。这是我们通常一贯的做法，也是现行体制下的必然，早已习以为常，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只要这样做，不论改革是否有实效，至少不会遭到批评，说不定“制造”的“典型”还会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赞扬呢！大学校长或其他主要负责人也不必担心改革不力而被免职或撤职。如果那个校长敢于不这样做，可以肯定，十有八九，他被免职和撤职的时间就不会太久了。
实践和事实表明，离开社会改革，大学是不能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要大学孤立地仅仅进行自身内部的改革。恰恰相反，大学内部的改革必须与社会改革协调和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在社会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促进社会改革的进行。
社会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改革体制的核心是调整权力的结构和分配。这是因为我国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权利结构和分配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权力的结构和分配决定了利益的结构和分配。只有权力的结构和分配得到调整即重新分配，利益的结构和分配才能得到调整，从而实现改革社会经济关系的目的。
调整权力的结构和分配，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仅仅立法（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是不行的。只有立法，但不能真正有效的执行，不但等于无法，甚至比没有法更糟。因为这可能导致有人利用法律来压制普通人民群众和为自己攫取更多、更大的私利。
要实现权力结构和分配的调整，在现行的社会经济关系条件下，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是：通过强化“两头”的力量来压“中间势力”。
社会不良分子，所以能够阻碍社会改革的进程，是因为有“中间势力”这一层人的支持和利用。起初，“中间势力”的人们，不一定是有意为社会不良分子提供机会和支持社会不良分子。但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中间势力”这一层的人们，为了夺取更多和更大的利益，就必然要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时，他们不仅是要支持和利用社会不良分子，而且要依靠社会不良分子。随之，这两种势力便会逐步的由相互利用而“合流结盟”以实现权与钱的交换和结合，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利益集团，并将为达到垄断社会权利，不顾一切，不惜一切！那时，他们就不仅仅是社会改革的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了，而是破坏社会改革的反动或者说恶势力了。
因此，既要发挥“中间层”人们的作用，又必须制约他们权力的行施。如果没有“中间层”的作用，国家最高权力的正确方针、政策，无法贯彻、执行——他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不能强有力地制约“中间层”权力的行施，那就有可能形成上述那种反动或恶势力了。
要制约“中间势力”权力的行施，最主要的是强化国家最高权力对这一层人的强制作用。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他们的权力是上级国家权力授予的，他们只会听“上”的话，即使不想听也不敢公然反抗。也就是说，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够有效地“管”得了和“管”得住“中间势力”这一层的人们。没有自主权力和独立经济能力的一般人民群众，对这一层人是不可能起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作用的。
但是，仅仅强化国家最高权力对这一层人的制约，而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这种力量是不会十分有效的。为此，必须在强化国家权力对“中间层”权力行施制约的同时，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层人的有效监督。只有把两者结合了起来，才能真正使“中间层”的人们，既贯彻国家最高权力决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又迫使他们不能滥用权力，从而使社会改革顺利地进行。
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对权力的行施实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最高权力，首先必须给予他们自身的自主权利。有了切身利益，他们才会有积极性；有了权力，他们才能够保卫自身利益，并对有碍他们利益实现的一切势力进行斗争。否则，人们是不会有积极性的。即使有积极性，也由于没有自身权力，无可奈何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全民的教育运动。对全体人民进行关于社会改革原因、目的和途径的教育，使人民真正了解改革，并懂得如何进行改革；进行关于法和法律的教育，使人民真正了解国家的法律和自身的权力，并运用法、法律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对权力行施的制约和监督；进行关于更新思想道德观念的新文化教育，使人民真正解放思想，不害怕“左”的思想理论的打击和受传统思想道德的束缚，大胆参与改革……。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国家最高权力，要强制进行逐级的权力调整并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领导人。
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改革，真正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军，从而使社会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而且必然会取得成功。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任何社会改革，假如不是根本不能成功的，至少是很难成功的！
随着社会改革的逐步发展，社会各部门就具备了内部改革的社会条件，大学以及所有社会各部门的改革就会顺利展开，并取得实效。因为，大学与社会各部门有了自身的自主权力和独立的利益，并使两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同时解放了思想和摆脱了他们对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经济地位和精神状态，必然会积极、主动地尽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造性，以不断地提高管理水平和办事（办学）效益。这样，它们和他们不仅可为社会做出较多和较大的贡献，也会使自身得到较多的利益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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