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与潜流——1981至1989年《小说选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潜流论文,选刊论文,小说论文,洪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Z6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06）04—0080—07
一、综述
以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结束或开始”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文学以丰富的思想意蕴、特定的历史内容和多元多样的审美素质同以往的小说相区别，它“快速的发展变化、全新的审美面貌、纷繁的文学现象、自由而频繁的文学论争和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成果，展现出自身独特的风采，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1](P71) 1981年至1989年的《小说选刊》历经新时期文学的盛况，也记载着这近十年文学的繁华盛景。
《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之一，创刊于1980年10月，1989年停刊，90年代中期复刊。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小说选刊》“将选载具有较高思想水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重点评介，以便对读者的欣赏水平乃至培养文学新人都有所助益，此亦争取短篇小说创作的更大繁荣之一道。”《小说选刊》所选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走向，成为当时权威性的文学期刊。
二、作家队伍
纵观《小说选刊》1981—1989年所选登过作品的作家，大体可以分成三类：80年代前期，一批中年作家凭借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频频引发轰动效应的作品，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新时期小说的最初成就。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王蒙、汪曾祺、高晓声、张贤亮、陆文夫、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李国文、张弦等。他们曾被迫搁笔多年，给他们的艺术创造力造成损害，“但也使他们的重新写作能与‘十七年文学’模式保持一段距离，在题材、艺术方法和风格上获得较为开阔的创造空间”[2](P232)。这些“复出”作家群不仅开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题材领域，而且以深沉的人生体验，使新时期小说染上了凝重厚实的历史色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五十年代被放逐的作家的情怀和关切视点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出于历史叙事的需要而预先设定的。归来者行使的话语权利乃是“期待者”的话语权利，他们的创作适应了意识形态重建希望的要求而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另一些中年作家，如茹志鹃、宗璞、徐怀中、林斤澜、刘真等在十七年期间已成名，但在新时期更为瞩目，他们的创作超越了以往的最高水准，风格也有较大变化。还有一些中年作家如张洁、冯骥才、刘心武、谌容、蒋子龙、古华、周克芹等也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作家亲历了共和国曲折前行的过程，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了解尤为突出。
《小说选刊》作者构成的另一重要力量是“知青作家”。80年代，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如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梁晓声、陈建功、张抗抗、李杭育、阿城、何立伟、铁凝、李晓等，他们作为新时期标志性成果的作品都被《小说选刊》及时选载过。到了80年中期，一部分沉稳而坚实的“知青作家”与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莫言、刘索拉、残雪、马原、余华、叶兆言、格非、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他们在新时期小说题材的转换、主题的演变、艺术思维的调整和小说观念的更新上都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他们的富有探索性、开创性的作品都曾被《小说选刊》选载过。《小说选刊》的主要作家构成与新时期的作家构成基本相同，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基本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发展状况及成就。
在为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推荐优秀作品的同时，《小说选刊》也凭借其权威地位推介扶植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如80年代初期的王滋润、何士光、赵本夫、航鹰、邓刚、铁凝、史铁生、宋学武、陈世旭、何立伟、映泉、彭见明、喻杉等，80年代中后期的矫健、扎西达娃、李锐、周大新、王中才、尤凤伟、杨显惠、阎连科、刘恒、刘震云、李晓、毕淑敏、方方、池莉、迟子建、阿成、苗长水、谢有鄞、王朔、周梅森、乔良、李贯通、路远等等，这些作家都得到过《小说选刊》的推荐与扶植。《小说选刊》不仅选登他们的作品，而且与其他杂志联合举办文学新人作品讨论会，专门开辟“新人评介”和“评论创作谈”专栏，刊发文学新人创作谈及评论家的评论等。《小说选刊》始终把推介文学新人，培养文学后备力量、繁荣文学创作作为办刊方针之一，这决定了它能以开放宽容的气度对待文学的新锐力量并大力加以扶植，使得这些文学新人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中坚。他们中的一部分依然活跃在当今文坛上，以卓尔不群的创作实绩，确立了他们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三、小说的形态
鲁迅在论短篇小说时说：“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3](P121) 正是由于形式上的短小快捷，在许多艺术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短篇小说往往领风气之先。从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历程上看，短篇小说的这种作用也非常明显。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时代政治倡导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新时期文学担当了先锋角色。《班主任》、《伤痕》等一批短篇小说率先揭开了对“文革”批判的先河。周扬在这一时期说过“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短篇小说要起侦察兵、探索者和开路先锋的作用。”短篇小说的创作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同步发展，并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而积极作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
《小说选刊》1984年改版以前完全刊发短篇小说，其中80年代初的部分短篇小说对历史的认识已能够由一般社会问题深入到普遍人性的层面，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性高度；在艺术上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使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在新的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但从文本意义上看，更多较为成熟的短篇则出现于80年代中后期。
“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及早落实，使得突破禁区的探索达到了现实可能的饱和程度，所以把短篇小说当作政治教材，从而寻求思想启迪与情感宣泄的‘解冻’过程，基本终结。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广大读者对于短篇小说的高度热忱开始低落，可是转向更注重于审美功能，生活容量大、传奇色彩强的中篇小说，从此振兴。”[4] 同时中篇小说的独特的审美特质与叙事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一个相当充分的审美载体和相对自由的文本空间。“这一有较大容量的形式，使许多在反思‘文革’上，有许多的事、情、思急于讲出的作家所乐于采用的。”[2](P247) 相对于短篇和长篇小说，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更为突出。改版后的《小说选刊》增多页码，使中篇小说的发表成为可能，所选发的中篇小说多是各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如：代表“改革文学”的《燕赵悲歌》①，代表“反思文学”的《雪落黄河静无声》②、《绿化树》③，代表“知青文学”的《北方的河》④、《这一片神奇的土地》⑤，代表“文化寻根小说”的《小鲍庄》⑥、《棋王》⑦ 等，代表“现代派文学”的《你别无选择》⑧ 等，代表“先锋派文学”的《瀚海》⑨，代表“新历史小说”的《红高粱》⑩、《灵旗》(12) 等，代表“新写实小说”的《烦恼人生》(12)、《风景》(13)、《新兵连》(14)、《白涡》(15)、《伏羲伏羲》(16) 等等。这些作品成为许多作家迄今为止的代表作，而蒋子龙、丛维熙、张贤亮、张承志、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刘索拉、洪峰、莫言、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作家也恰恰靠这些中篇奠定了他们在文坛上的艺术地位。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不断的完善自身形态，进行多元化的审美创造，显示了极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
四、叙事方式的演变
1981—1989年的《小说选刊》以1985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所选中短篇小说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复归与深化，多采用传统的叙事模式；后期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艺术视角从单一走向多样化。
70年代末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开始被引进，王蒙、茹志鹃对“意识流小说”进行艺术探索，内向化的追求、自由联想、放射型结构、内心独白和象征手法的运用等，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然而这种探索在80年代初还没有形成潮流而广泛使用，大部分作品在创作中依然尊崇传统的创作模式。这一时期《小说选刊》所选的小说多是反映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变革、改革者的动人形象以及变革中人们心态的变化的“改革文学”；另一些作品则承继了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余蓄，以不同方式继续挖掘“文革”的历史记忆。在叙述时间上，多采用连贯叙述和倒装叙述。交错叙述则很少使用，即使运用也只是在故事的进程中穿插进主人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带有很大的补充说明的性质，属于情节性叙事而缺少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叙事。从叙事角度上看，所选作品多采用作者与叙述者同一的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较少采用限知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第一人称叙事中，其叙述者“我”绝大部分是配角。讲的是“我”的见闻，“我”的朋友、同事的故事，或是作为记者、作家的“我”的采访对象的故事，却不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有极少数作品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7)、《这一片神奇的土地》、《肖尔布拉克》(18)、《雪落黄河静无声》、《北方的河》、《绿化树》、《错、错、错！》(19)、《生死之间》(20) 等反思小说、知青小说才是讲述自己的故事、感受，叙述者的叙述直接切入“我”的内心世界，使“我”的心态得到充分展示的机会。这一时期所选作品的叙事结构大都以情节为中心，与时代同步反映社会生活，对于人物心理、意志、情绪的表现还比较薄弱。它往往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和硬性的情节框架，以此作为塑造人物性格、展示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小说侧重人物与事件的外部写实和客观叙事，心理分析和描写总是依附于情节，用来说明事件变化和人物行动的原因、动机和结果。在叙事技巧的运用上，在叙事模式的转变上，80年代初期所选作品似乎还没有达到五四时期文学的水平。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注重小说写什么而不是它怎么写，形式因素不过是表达内容的附庸和工具。即使像王蒙那样，在评论界还没有充分认识现代主义文学的情况下，小说中已大量地运用了意识流，但他的“先锋性”的形式所表达的仍是他青年时代的“少布精神”，仍没有超出“形式服务内容”或“体用论”的桎梏。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各种现代派手法的广泛运用，很自然地冲击了传统的叙事方式；西方叙事学理论被介绍进来，更促使作家树立明确的叙事意识，在叙事方式上进行积极的实验和探索，从而相当普遍地形成了小说的现代叙事风格。85年以后《小说选刊》所选作品的风格、题材开始走向多样化，选登了一些对艺术形式、叙事模式进行探索与创新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自觉打破了过去常见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开始重视叙事者的设置，运用内视角叙事、有限的外视角叙事、内视角的交叉移位等多种视角进行叙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韩少功的《归去来》(21) 就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叙事，展现了人物情绪的波动，内心情感的潜流以至于细微的变异。同时一些没有特意疏离现实、漠视社会关系的作品，由于采用这种内视角叙事，使人物更具个性风貌，更能表现出人性深度。阿城的《棋王》采用了有限的外视角叙事，设置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从“我”的绝非全知的视野和个人化的感悟，写出王一生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同时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使用，它不同于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而具有主观化和局部化的特点。“叙述人直接切入作品人物的心理世界，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一切，他的叙述受到人物心理流程的种种限制，一切未经人物感知的事物皆不能加以叙述。”[6] 王蒙的大部分心态小说多运用的是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都较好的表现了人物的心理。内视角的交叉移位就多个叙事者、视角切换，如莫言的《红高粱》(22) 等，逼近了多元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多重性。
这一时期还登载了一些更具现代意味的先锋派的作品，如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23)、宗璞的《泥淖中的头颅》(24)、洪峰的《瀚海》(25)、余华的《河边的错误》(26)、《鲜血梅花》(27)、陈村的《死》(28)、《一天》(29)，格非的《风琴》(30)等。作家们更为看重故事的叙述而不是故事的内容，把叙述方式置于故事的重要性之上。这些作品对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节奏、叙述语式等叙述方式非常重视，打破时空的逻辑顺序，强调叙述者的自我介入或多视角的转换、复合，随意打通现实与幻觉，在叙事角度、结构方式与人物塑造上强化主体感官的功能，表现经验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深层心理的隐秘性。
80年代末，小说形式实验开始减弱，新写实小说异军突起。新写实小说重视“还原”生活的客观性叙事，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从中很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价。
在叙事结构上，80年代中后期所选作品逐渐从以情节为中心向以人物心理为中心转移。即使是仍执着于事件本身的意义和人物性格的刻画的作品，在事件和人物关系的编织中，也更多的灌注了作家复杂的人生感受和理性思考。可以说，80年代中后期的文本叙事模式的探索是对五四时期文学文本形式探索的回归与超越。
五、编辑思想
任何刊物的价值取向都与编辑的价值观紧密相连。主流意识形态对刊物的规约恰恰是通过影响编辑的思想而达到的。由于历史境遇、时代的影响，尤其在五六十年代和文革中，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的编辑，“即使是最具有文学事业心和文学慧眼的编辑，也不可能仅仅按照文学标准或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作品，而必须时时关注政治家的颜色和文化思想界的行情”(31)。长久的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和文学的功利性关怀改变着编辑的价值取向，使得编辑或有意或无意地向主流意识形态攀附，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执行者、代言人。这种编辑思想在80年代初的《小说选刊》中表现的较为明显，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则出现了许多被现实突破的地方。编辑文学观念的转变、审美修养和艺术素质的提高，使《小说选刊》得以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注重开掘小说形式的新空间和审美形式的多样性，以更加鲜明的审美包容性和艺术敏感度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
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为文学提供了比以往更广阔的空间，社会对文学也变得更加宽容。但是编辑的办刊方针依然要受到来自文学以外的事物的影响，这导致创刊初期的《小说选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非常密切。作家、读者将文学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侦察兵、探索者，身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纽带的编辑，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感，自然把组织即时反映时代变革的稿件当作首要任务。《小说选刊》延续着现实主义传统，所选作品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现实主义审美风格一统天下。题材单一，要么注重有关“历史清算”和“历史记忆”的书写，要么选择与时代紧密相连、反映改革的新人新事与新矛盾的文本。虽然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文学“瞒和骗”和“假大空”的某些积弊，但其调和主义的姿态及其所允诺的廉价的希望也使文学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从这种选择中，可以看出编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攀附，及其视域的褊狭、审美趣味的单调。
《小说选刊》在创刊后的近十年中，经历了两次编辑队伍的更迭。在葛洛任主编期间，《小说选刊》坚守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同时对文学的多样化也表现了一定的提倡与宽容，刊选了一些讨论现代派和小说观念的文章(32)。《小说选刊》在1984年第2期“编者的话”中表明其选稿标准：真（生活的真实）、深（思想的深刻）、新（内容的新鲜和艺术形式的新颖）、精（作品的精炼）。这种编辑观说明编辑在选择作品时依然注重小说内在主题，对形式的关注也是以内容为轴心的。这一时期，《小说选刊》大力倡导改革文学。每一期涉及改革题材的作品比重都很大，推出了一系列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并通过编者的推荐、评论家的评论扩大其影响。如在1984年第10期大力推出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编者认为蒋子龙的这部中篇“使人热血沸腾”，“慷慨多元，以最新的图画传递了最新的信息”，展现出一个新的农村、新的世界，把“改革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配发了邵燕祥的评论和蒋子龙的创作谈，刊登了多篇读者来信，这些都鲜明的表达了主流文学刊物的精神取向。这种倡导必然对当时的创作产生了导向和推动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概念化、模式化的作品。这些作品拘泥于改革本身，缺乏历史的纵深感、生活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对改革者形象的塑造一般化、脸谱化。
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扩展深化，一批充满别样意味的现实主义之作出现在选刊上，如邓友梅的《烟壶》、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林斤澜的《溪鳗》等。到了1985年，一批“新潮小说”（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闯入文坛，形成与传统现实主义完全不同审美形态的创作流向，编辑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选刊》虽然仍不时提倡描写改革与现代化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从其选发的作品来看，却体现了文学多样化的趋势。既选发了一系列试图超越社会学层面，在更广阔、更深远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我们民族性格心理根源的作品，如韩少功、阿城、郑万隆、陆文夫、王安忆、扎西达娃等的寻根文学；也有一些试图进入人的潜意识、非理性层次，借用荒诞、象征、黑色幽默等技法，表达个性萌动的作品，如刘索拉、徐星等的现代派小说，宗璞、谌容的超现实主义荒诞小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编辑观在从一元走向多元，开始重视文学内在审美特性以及对文本形式的探索。
从1986年第6期起，李国文接任《小说选刊》主编， 这一时期的《小说选刊》在对待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上走得更远。《小说选刊》继续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选发了一系列充满文化底蕴与历史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注重对现实主义的创新，着意于一些追求叙事内在隐喻意义的写意性的作品，如《十年十癔》系列(33)、《遍地风流》、《年关六赋》(34)、《厚土》系列等堪称经典。同时，《小说选刊》对现代文本范式的积极探索显示出更大的宽容与支持，这尤其表现在对一些先锋派作家如马原、余华、洪峰、陈村、残雪、莫言、格非、叶兆言等作家作品的选载上。此时的《小说选刊》为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在形态学上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创作景观，从而也反映了小说创作技巧获得的空前的发展。
从1987年开始《小说选刊》开始选载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李晓等作家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表现出编辑审美的再一次转变。这种转变有对以往编辑观的继承——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再现，即“新写实小说”的客观化的叙述态度及其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也有对从前的超越，即着意于其对人生存本相的探索，对民族生存状态的逼视。
纵观《小说选刊》前十年编辑观的发展，有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其选择作品的关键所在。《小说选刊》致力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同时也兼容各种创作方法、技巧，为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多样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六、评论的导向
《小说选刊》主流刊物的身份要求它引导时代创作的潮流，评论则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作用的另一条渠道。《小说选刊》非常重视评论的作用，每一期都占相当篇幅刊登评论和创作谈，每一年度都刊登年度中短篇小说漫评和获奖小说评论，即时引导规范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
在《小说选刊》的评论家队伍中，有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洁泯等老一代评论家。他们在新时期复出后，大都担负起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同时依然以敏捷的才思、饱满的激情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批评文字。在《小说选刊》中，他们发表的多是一些总结性、指导性的评论，强调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周扬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35) 中强调：“要表现这样的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要表现我们社会的本质，要不回避社会的矛盾，反映尖锐重大的斗争，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不行的。”冯牧也在此次大会上发表讲话，题目就是《文学应当和生活同步前进》，他认为“我们的文学应当富有更加鲜明的时代光泽，应当和我们沸腾的现实生活一起前进，应当使读者从中受到更加强烈和更加深沉的思想感染和艺术享受，应当使人们能够感受到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地为创造新生活、改造旧世界而英勇进军的跃动的脉搏。”他认为好作品是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摆在一切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思想武装，深入人民生活，到四化建设的火热战斗中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线去，到孕育着伟大史诗的时代洪流中去。”他们呼唤作家的历史使命感，提倡作品直面人生，切中时弊，思想上具有爆发力、震撼力、冲击力，最即时的反映时代步伐、最贴切的表达人民心声。老一辈批评家的权威地位，使得他们的文学观点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引导作用。
1980—1989年间，《小说选刊》中活跃的多是一些比较年轻的评论家，如阎纲、刘锡诚、何镇邦、缪俊杰、张韧、张炯、陈骏涛、雷达、行人、肖德、丹晨、于晴、唐挚、崔道怡、刘梦溪等。他们以较为成熟的评论风格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摇旗呐喊，引导主流文学的创作，成为当时文学评论的中坚力量。在新旧文学的转换期，他们以审时度势的眼力和激浊扬清的勇气，对新时期文学潮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的勾勒。“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准确地把握这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脉搏，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清晰地分辨出代表文学发展方向的潮流。”[6](P76,77) 在80年代初期，他们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艺术与生活、时代的紧密关系，尤其注重反映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改革中出现的矛盾、问题的作品。他们大力推荐描写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改革英雄的作品，极力挖掘文本中令人鼓舞、振奋的内涵。如阎钢《面对“现状”写人物——〈三千万〉中正面人物的刻画》(36)、《他画出了“画儿韩”》(37)、《“树上的鸟儿成双对”》(38)，雷达评《飘逝的花头巾》的《奋斗者的警钟与赞歌》(39)、评《风吹唢呐声》的《性格的力量》(40) 等，陈骏涛的《〈金鹿儿〉读后漫笔》(41)，张韧的《小宿舍与大时代》(42)，丹晨的评《明姑娘》的《我看到了美》(43) 等。这些评论在80年代初期为推进和深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起了极大的作用，经他们评论过的许多作品大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
陈荒煤、冯牧于1995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家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连。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这些评论家把文学作品直接当作现实生活来读解，特别关心文学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矛盾，强调文学与生活、人民的关系。从某些评论的题目就可知他们的这种倾向性，如在1983年获奖小说漫评中，谢明清的《新生获得赞美诗》、舒霈的《从新的现实变革中写人物》、刘锡诚的《从生活的镜子说起》、蒋荫安的《勇于写社会的矛盾冲突》、曾镇南的《农村新生活的脉息》、吴桂凤的《英雄的赞歌》、张韧的《我听到了当代青年心弦的时代音响》、陈骏涛的《在碱水中泡过的》等题目就可以看出，评论家们强调作家要具有使命感，作品要反映生活与时代的变化和矛盾，反映人民的情感和呼声，要刻画变革的社会中的新人、新形象。
8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学领域内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学观念的革命，文学批评也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小说选刊》这一时期选载的评论来看，评论家们对作品的批评开始从社会学层面转向历史文化层面，发现了一批具有历史深度与文化审美的厚重作品。何秋生、杜田材认为张一弓的《流行在寻找失去的轨迹》(44) 深掘了改革题材中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昂奋的理想追求。冯立三认为《桑树坪记事》对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层的剖析(45)。雷达从历史角度指出《阴错阳差》剖析了民族心理结构及其缺陷对社会进步的阻遏(46)，认为《白涡》批判了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锁链的绞杀下的双重人格(47)。曾镇南认为《冬天的话题》剖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因袭的精神负荷(48)，李国文以《好一个李锐》(49) 为题， 颇为赞赏《厚土》系列中对根植于这块土壤中的民族素质、国民性格的扭曲与荒谬的剖析。罗强烈认为《苦寒行》进行了关于生存、历史与哲学的追问(50)，缪俊杰认为李晓的作品“把病态的人生世相撕破给人看”[7]，揭示了民族文化心理，对人的灵魂进行了严峻的审判。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在提倡文学发展的多元的同时，主流评论家们依然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雷达在《动荡的低谷——论1988小说潮汐》(51) 中强调“多元，应是有主潮，有方向感的多元，而不是一盘散沙的多元——一盘散沙是谈不上‘元’的，这里的主潮就是指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潮。在现实主义的深化创新与多样化的过程中，评论家们依然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小说选刊》在81—89年选载的也多是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评论，对进行艺术形式与文体探索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品的评论却只有少数的几篇。(52)
在1985年前后相继崛起一批更为年轻的评论家，如曾镇南、季红真、程德培、黄子平、周正保等。他们有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以综合的考察和关照发掘出作家作品的独特个性和意蕴。王蒙说：“好的评论家就是这样的。也许他们的直接从生活从心灵的波动中汲取形象、人物、故事、词语的本领，或者粗略的说他的形象思维的能力赶不上创作家；然而他的学问、他的境界、他的见解，它对文学语言语文学形象的敏感，它的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联系相贯通的能力才学，常常是远胜于一般创作家的”。[8] 这些年轻评论家们以丰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在重印象、重感受的评论中显现出与作家、作品心灵的契合。如黄子平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曾镇南《乔良小说杂谈》、《〈瀚海〉挹摘》、评《风景》的《淡说风景详说人》(53)，李陀的《读〈红高粱〉笔记》，程德培评陈村《死》的《“生者”对“死者”的交谈》、吴方评刘恒小说的《“真实”：追触与契会》(54)、季红真评徐星《剩下的都属于你》的《一无所有者的剖白》、谢欣的《魅力矛盾——对余华、格非、苏童小说的印象与思考》等评论。这些年轻的评论家从文本出发，把艺术感受同自己的人生体验糅合在一起对作品给以整体的把握，很少再能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染。
由于处于一个变动不拘的时代，1981—1989年的《小说选刊》也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有对“工具论”的惯性的突破，有现实主义的流变，也有对非主流作品的有限度的认同与支持。但始终不变的是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对更广阔的现实主义的执著。正是这种坚守与执著，使《小说选刊》为新时期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5—12—29
注释：
①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10期。
②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
③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4期。
④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3期。
⑤ 见《小说选刊》1983年第3期。
⑥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
⑦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12期。
⑧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
⑨ 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5期。
⑩ 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6期。
(11) 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10期。
(12) 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11期。
(13)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1期。
(14)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3期。
(15)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16)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7期。
(17) 见《小说选刊》1983年第3期。
(18) 见《小说选刊》1983年第4期。
(19)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5期。
(20)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10期。
(21)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11期。
(22) 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6期。
(23)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11期。
(24) 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1期。
(25) 见《小说选刊》1989年第8期。
(26) 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2期。
(27) 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5期。
(28)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29) 见《小说选刊》1989年第8期。
(30) 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2期。
(31) 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2期。
(32) 见《小说选刊》1989年第6期。
(33)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五分》、第4期《白儿》，1987年第2期《哆嗦》。
(34) 见《小说选刊》1989年第3期。
(35)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5期。
(36) 见《小说选刊》1981年第3期。
(37) 见《小说选刊》1982年第1期。
(38) 见《小说选刊》1983年第11期。
(39) 见《小说选刊》1981年第9期。
(40) 见《小说选刊》1982年第2期。
(41) 见《小说选刊》1981年第10期。
(42) 见《小说选刊》1982年第7期。
(43) 见《小说选刊》1984年第4期。
(44)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评论《寻找，沿着流星的轨迹》。
(45)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评论《在历史与现实交叉点上书写农民命运》。
(46)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11期评论《他们没有错》。
(47)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6期。
(48) 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11期评论《具有深层审美价值的笑》。
(50) 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8期评论《〈苦寒行〉随想录》。
(51) 见《小说选刊》1989年第2期。
(52) 《小说选刊》选载的有关现代派、先锋派作品的评论有：1985年第6期黄子平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1986年第7期李陀的《读〈红高粱〉笔记》、1986年第10期曾镇南的《乔良小说杂谈》和1987年第10期他的《〈瀚海〉挹摘》、1987年第1期程德培德《“生者”对“死者”的交谈》——评陈村的《死》、1989年第6期季红真的《一无所有者的剖白》——评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谢欣的《魅力矛盾——对余华、格非、苏童小说的印象与思考》。
(53) 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6期。
(54) 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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