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中农民泡沫型参选率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成因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泡沫论文,村民自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3)04-0051-04
在当前中国普遍推行的村委会选举中，农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据国家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各地的农民参选率一般在80%以上。对于历来被认为政治冷漠的中国农民表现出的这种变化，学术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做出了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表明了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前进了一大步，民主的政治文化即将形成[1]。另一种解释从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出发，认为正是村民、村委会候选人以及村委会选举领导小组各自从自身的利益欲求出发，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估算积极参与选举，从而推动了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实施[2]。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精英在动员普通村民投票时对其与普通村民的社会关联的利用和放大，是形成村民高度参选率的重要因素[3]。上述各种解释都从正面对农民的高参选率做出了积极的解释，但是面对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的不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从选举中收益甚少的村民，不仅“公民文化论”和“理性选择制度论”难以解释，即使“精英动员论”也不足以解释。因为“精英动员论”依然靠的是精英与普通村民的共同利益的创生来实现的，那么经过精英与普通村民的多次博弈，收益甚少的村民会发现自己的上当受骗而丧失参与的热情。因此，“精英动员论”只是对短期选择有效的一种解释，它从本质上并未逃出“理性选择制度论”的窠臼。本文通过对村民选举过程的实地调查，认为衡量政治参与要有两个维度：参选率和参选意识，发现当前村民的高参选率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泡沫型高参选率。所谓泡沫型高参选率即参选率高而参选意识并不强甚至毫无参选意识的一种政治参与现象。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揭示出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村社区结构之间的内部关联。
研究问题、研究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可见，选举是人民主权的寄存过程。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民主方法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4]因此，选举不仅是民主政治横向结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决定性开端，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纵向结构(选择掌权者)的关键性起点。因此村民自治的前途如何与是否有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息息相关。鉴于此，笔者将考察村民选举作为研究村民自治的突破口。而当前学界关于村民选举大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此，笔者是有质疑的。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共分三个层面：
第一，当前中国村民选举中所统计的高参选率是否真实，存不存在谎报、故意夸大的
第二，如果当前中国村民选举中所统计的高参选率是真实的，那么这种高参选率是否泡沫型的高参选率?
第三，如果当前中国村民选举中的高参选率存在泡沫型高参选率，那么这种泡沫型高参选率的成因又是什么?
本文打算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透视政治现象。中国农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不仅不同于中国城市社会，而且地方特色极为浓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这种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东西就如同西方基督教对西方人的影响一样地深入到中国村民的骨髓之中。因此，本文拟在对乡村社会性质探讨的基础上，来分析村民选举的现状及其成因。
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在笔者调查的一系列行政村中选取了山西省的两个比较典型的行政村作为典型案例。之所以选择一个省的范围内作调查，是因为：第一，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在全国只有《村委会组织法》一部，鉴于各省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故其具体的实施由各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法规条文以及实施细则。因此，选择一省之内的行政村进行调研可以祛除一些不必要的制度因素的干扰。更便于找寻村民自治现状的社区因素。第二，选择一省之内的行政村进行调查，也更便于笔者走访，语言交流也比较便利。
第一类行政村是村民认同感和归属感比较强的村庄。这类村庄在山西省为数不多。以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为例，该村有村民1642人，有选举权的村民有1336人。该村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无村办企业，但该村以“宰相村”闻名。传说该村人杰地灵，历史上竟出现过59位裴氏高官，所以村民皆以自己是裴柏人而自豪。大修裴氏祠堂，并铺设了59级台阶，每年还为此办庙会。姓氏以裴为主导。村民之间物质利益联系不多，但精神联系的纽带十分牢固。
第二类行政村是社会分层比较强的村庄。这类村庄在山西省所占比例较大。以盐湖区东郭镇东郭村为例，该村有村民3226人，有选举权的村民有2998人。该村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无村办企业。但该村社会分层明显，贫富差距大，姓氏繁多，村民联系较松散，认同感不强。
笔者在两个村中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村民关于村民自治的认知状况进行了调 查，各抽取50人。调查内容与结果如附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裴柏村和东郭村村民对村民自治的知晓度是不差上下的。但二者对谁当选的关注度却相差甚远。
据笔者查阅村委会文件，在上届村委会选举中，裴柏村有选举权的村民参选人数为1125人，参选率高达84.21%；而东郭村有选举权的村民参选人数为2623人，参选率为81.3%。从这样的记录来看，两个行政村的参选率是相差无几的，似乎都表明了两个村的村民对于政治参与的高度热情。但是，上表中两个行政村村民对于谁当选的关注度的明显差异，使笔者不得不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为何参选率相同，背后却有着不同的参与意识?
村民不同参与意识的村庄结构基础不同
笔者以为：首先，这不是制度的原因造成的。这两个行政村都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这一行政区域内，村委会选举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都一样，二者不存在制度环境的差别。
其次，这也不是由经济差异所引起的。“理性选择制度论”认为村民不同的政治参与度是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引起的，二者成正比。而笔者所调查的裴柏村和东郭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一般，都没有村办企业，这说明在两个行政村中可供支配的资源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两个行政村在参选过程中由于利益追逐而出现的高参选率作为公约数约去不计。
第三，列宁曾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诚然，一定的教育文化素质是进入政治体系的普通公民和民意代表自觉地介入政治过程、自主地参与政治活动、自由地进行利益表达、切实地行使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有人还为此做过定量分析，按平均数来说，公民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积极参与度(评分范围为0—100)约增加2.5分。[5]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农民的素质较差，这是村民自治中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受教育程度和参选率成正比。然而在笔者的调查中所选取的这两个典型案例。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缘何会出现参选意识的天差地别呢?这只能说明农民的政治参与即使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其相关度也是有限的。何况文化指的只是识字的程度，并非识字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识字，而且连识字能力都不及人呢?”[6]乡下人不识字这是事实，尽管近年来不断地大喊提高农村受教育的比例，但事实上自从并轨后，许多农村人意识到反正也上不起大学，还不如不上了，随便在家里做点什么还能赚两个钱。于是，在广大的农村，文盲、半文盲还在不断地产生。但不识字并不代表乡下人“笨”，村民们有着巨大的创造力，他们能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选举中因不识字所带来的不便。笔者曾亲眼目睹东郭村的选举过程：
投票箱设在东郭小学的一间教室里，教室的窗户全用报纸糊住，里面放有几个候选人的选票箱。村民中识字的可以自己写选票然后投进相应的选票箱；而不识字的村民自己只需记住相应的候选人的选票箱的次序，然后把不写字的选票放进所选候选人的选票箱就可以了。
贺雪峰在其《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一文中，将构成村民自治制度基础的村庄性质从传统文化和社会分化两个维度进行区分，认为应关注村庄社区记忆和社会分层。并指出，社区记忆强烈的村庄不仅构成村民对村庄的认同，而且构成村民行动一致的理由。社会分层可以在村庄形成经济社会资源优势者，他们较一般村民掌握更多经济社会资源，这种优势很容易转而成为人际关系上的潜力。他认为，缺乏分层和缺乏记忆型村庄大都是低度社会关联的村庄；社区记忆较强，社会分层明显的村庄，则更可能构造出村庄的高度社会关联。[8]
贺雪峰的这种分析维度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笔者认为他将社区记忆和社会分层放在同等的重要性上来考量是有待商榷的。通过调查研究与分析，笔者认为与社会分层相比社区记忆更具有决定性。在本文中所选的两个典型行政村中，裴柏村属于社区记忆强烈而缺乏社会分层的村庄：东郭村属于社会分层明显而缺乏社区记忆的村庄。但是两个村庄的村民的参与意识却有天壤之别。
裴柏村村民社区记忆强烈，他们的目标一致，有一个共同体的预设前提的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民主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社会，它可以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只有当某种共同关心的社会存在时，它的成员才会决心结合在一起，参与共同事务的管理”。[9]在裴柏村村民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和主人意识，尽管村里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层，但每个人都希望村庄建设得更好，从而对选举村里的当家人的关注度极高。而东郭村则不同，东郭村社会分层明显而缺乏社区记忆。由于缺乏社区记忆，故而缺乏共同体意识，所以本来就不热心村务管理。加之社会分层明显，有一些所谓的“社区精英”，这些精英们在村民自治实施之初，确实起到了动员村民的作用，通过请客送礼，拉帮结派，使得第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得以进行。但选上来的这些“精英”们不是为了带领村民致富，而是为了更方便自己发财致富，他们偷卖村里的宅基地，农贸市场集散地等等公共财产，还为自己经营大开方便之门，使得社会分层更趋明显。于是在第二次村民选举中，村民选了一个“非社会精英”，此人无权无势，为老百姓着想，自己没有关系网，不会走上层路线，因此得不到乡镇政府的认可，当了两天就借故把他换下来了。所以后来东郭镇的村民形成了投票的习惯但却丧失了投票的热情和信心，丧失了自治的信心。这里固然有乡镇政府干涉的因素，但主要是村里缺乏社区记忆但同时社会分层明显，由此造成了乡村的两极分化，更加剧了由社区记忆的缺乏所引起的村民的不团结，因而更加无力在与乡镇政权的博弈中取胜。
可见，不同的社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民的参与意识。东郭村之所以出现高参选率，或出于习惯，或出于起哄，或出于贿选，但从本质上讲，村民并没有参与的热情和自治的信心以及心理倾向，是一种出于政治冷漠而做出的反应。这是出现泡沫型高参选率的重要原因。而裴柏村由于社区记忆强烈，尽管社会分层不明显，但村民有对于村庄共同体的认知与归属，村民出于对共同体的关心与热情而去投票。
鉴于此，笔者认为，村民的政治参与不能只看参选率，重要的是村民有没有参选的意识，村民对选举有没有热情。高参选率既可能源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也可能源于政治参与的冷漠。这与村庄的社区结构有很大的关联度。笔者将村民的政治参与分为四种类型，如下图：
A类社区不但有最高参选率，而且村民有强烈的参与意识；B类社区村民有较高的参选率，村民也有较强的参与意识；C类社区村民有高参选率，但却是没有参与意识支撑的泡沫型高参选率，甚至会引起社区秩序的混乱；D类社区参选率较低，村民参与意识也不强，但社会秩序井然。所以，不同的社区结构对于村民自治的吸斥情况是不同的。A类社区最宜实施村民自治，B类社区其次，C类社区有排斥现象，D类社区最不宜。所以，村民自治的实施不能搞一刀切，要视不同的农村社区的类型而定。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农村村民自治实践的调查研究与分析，笔者认为：
第一、笔者选择的两个案例仅是笔者所调查的一系列行政村的两个典型案例，是为了说明这种高参选率的结构性原因。但同时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估计过高。有的村庄村民根本就不知道村民自治；有的村庄村民知道村民自治，但没有推行村民自治，而是由原任村官谎编上报；有的村庄是过场还是要走走的，但是村官人选已内定。所以，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村民自治的现状在国家的统计数据中未能得到正确的反映，存在着“浮夸风”以及“以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问题。
第二、村民自治中存在着政治冷漠。政治冷漠(political indifference)即公民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对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采取冷漠的态度，它以政治触角的迟钝和政治热情的衰减以及大量游离于现实政治意志之外自在自为的远离政治活动的社会群体为标志，即使参与政治活动，也是消极、被动、不自愿的，对政治活动的结果无所谓。这是极为可怕的。政治不参与不是政治参与的反面，政治冷漠才是政治参与的反面。因为出于政治冷漠的政治参与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东郭村的高参选率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冷漠的表现。村民对政治活动的结果持的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主要是由于一个有效共同体的缺失。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乡镇政府的控制与操纵，使村民认为选与不选一个样，政治参与的热情受挫后转而变为政治冷漠。后一种情形与前一种情形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本身并没有为村民自治提供基础，其结构与村民自治不对称；而后者在乡镇政府的控制撤消后，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会重新焕发，它从根子上是适合于村民自治的。
第三、参与意识的高参选率，我们还应深求其背后的成因。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对于这一点，胡荣曾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加以解释。还有人从公民文化以及精英动员的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高参选率加以分析。但本文侧重的是乡村社会的结构本身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
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村民自治固然很好，学界对村民自治实施的意义更是反复强调。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第一、村民自治的实施要适合各村的村情，在有效共同体缺失的村庄是不适合搞村民自治的。至少目前来说是不适合的。其首要的工作应是尽量促进村庄结构的变迁，使其成为一个有效的共同体。否则硬性推行村民自治的结果将是“乱了村中之秩序，坏了民主之名声”。
第二、在适合推行村民自治的地方，要切实地加以推行，乡镇政府要处理好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同时，村民自治也要“打假”。
第三、推行村民自治的地方，要不断地摸索自治的规律，使规则和程序更趋合理化，不断提高政治制度化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