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奇诡的美——梁遇春散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忧伤论文,奇诡论文,梁遇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梁遇春散文出现的意义在于：在新的美学观念支配下，突破传统美文以“善”为表现中心框架，引进社会“恶”的题材，弹奏低沉忧伤曲调，并以此抒发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哲学思考和深邃多蕴的内心世界。在他观照现实的忧郁而深刻目光中，处处显示出一种与社会不相容的叛逆性格，一种脱离社群的孤傲感以及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感。他的散文受法国象征主义如波德莱尔、魏尔仑、马拉美的影响，经常采用“新奇怪丽”的意象、联想、比喻，以表现“冥思”的内心世界，以致使艺术对象陌生化，语言也给人以晦涩“陌生”的感觉。
关键词 梁遇春 忧伤 奇诡 散文
中图法分类号 I206.6
一
在中国20年代，众星灿烂的现代散文界，活跃着一个年少翩翩，风度潇洒，被人戏谑称之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其实不过是北大刚留下不久的助教）。他的作品以取材的独有视角，飘洒自如的文笔，抒情有致的风格，引起文坛的关注和兴趣，“欣赏他那写得漂亮的文章”（王瑶）。这位“天才”（唐弢语）的年轻散文家就是梁遇春。
梁遇春（1906-1932），福建福州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两年后转学英语系。他总是以反叛的目光观察社会和现实，常以笔名驭聪、秋心、蔼一等在《语丝》、《奔流》、《骆驼草》、《现代文学》、《新月》等刊物上发表风格独异的随笔小品。他惯于寻愁觅恨，“醒时流泪醉时歌”。有时静坐炉旁，凝视那瞬息万变的火焰，细听火苗的呼呼声，在一种怅惘情调和金色梦幻中读“火”——“一部无始无终，百读不厌的书”，从中读诗意，读人生真相，读火焰般跳荡的生命。有时于酒醒破晓的时候，冥想中，咀嚼“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古词，以为失败和怅惘是梦的结晶，是最愉快、甘露的情绪。有时春晨懒起，躺在床上大发世事感慨。有时偷饮春醪，醉中梦话，妙抒人生真谛。1930年，梁遇春的第一本散文集《春醪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内收散文13篇，序文1篇。1934年，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泪与笑》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辑收散文22篇。叶公超为之跋，好友废名、刘国平、石民为之序。其时，梁遇春已逝去二年了。
梁遇春聪明好学，以其英语的娴熟畅游在西方思想文化海洋里。他走到了笛卡尔、洛克、康德、休谟等哲学之宫中，与这些哲学老人对话；他迷上英法等国随笔，读蒙田、兰姆、歌尔德斯密斯、斯梯尔、艾迪生、哈兹里特、亨特、布朗、史蒂文森等人的作品，常常读得入神、发痴。梁遇春更把英国随笔小品的开创者兰姆当作心中的偶象，“十年来朝夕聚首”的是兰姆的随笔散文。故此，有人称梁为“中国的爱利亚”（爱利亚是兰姆的笔名）。
“五四”时小品文倡导者周作人是梁的老师，在周的建议和影响下，开始评介外国文学作品，共有译著20余种，尤以《英国诗歌选》和《小品文选》流行于世，成为当时广大读者爱读的译作。
1932年梁遇春因患急性腥红热，不幸早夭。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两本薄薄的散文集。然而，正如著名理论家唐弢所说的：“文苑里难得有象他那样顾盼多姿的风格”。他的散文多以坟、苦笑、醉梦、以及歌颂爱情、流浪汉等为题材，随处弥漫着忧伤而迷人的气氛。他是黎明前最黑暗时代的一个忧伤的歌者。
但是令人颇感遗憾的是，这位富有“才气”、“绝顶聪明”的作家身后却异常寂寞，犹如一颗流星，一闪之后，即云遮雾掩，消失无踪。解放后，由于“左”的文艺思想影响，散文创作和发展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撷取生活面的极端狭窄性，整个文界和批评界只要“善”的文学，摈弃“恶”的文学；只要“美”的艺术，排斥“丑”的艺术；只承认以“善”为内容的美，不承认、乃至批判以“恶”为内容的美。“五四”时期由英法随笔一脉发展起来的、回旋着感伤情调的梁遇春散文，更是遭到冷遇，埋于历史的尘土中不能启封。梁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惭归淡忘。然而，现代散文界自应有梁遇春一席之地，“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打倒四人帮之后，新时期文学发展呈现多元开放格局，在80年代散文发展新潮中，梁遇春散文的作用和价值终于受到批评家的青睐。
二
梁遇春散文出现的意义在于：在新的美学思想、新的散文美学观念支配下，勇敢突破传统美文以“善”为表现中心的框架，打破真善美不可分割的传统观念，引进社会“恶”的题材，弹奏低沉忧伤曲调，并以此抒发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哲学思考和深邃多蕴的内心世界。在传统美学中，艺术美总是与“绝对”、“完善”、“崇高”、“和谐”联系在一起，而与“丑恶”、“散漫”、“灰色”相对立。其实这是对艺术美的狭隘理解。在希腊神话中，据说火神（HephaestusVulcan）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天上的宫殿同盔甲是他的杰作，然而这个艺术家却是个不完美的人——跛子。从这则神话里是否可以探寻出这样的意义：艺术并不要求绝对完美，艺术美可以、也允许包括有不完善的成分。
艺术美的多样复杂性，主要来源于生活的多样复杂性。在生活中，美、丑相伴，互相映衬，圆融互摄，难以割弃：“这世界并不只是幸福与健康的人儿的世界，并不是一切的丑都是要抛弃的垃圾，因为丑在很多场合是必然的、宿命的。在这纷纭的、物质镇压着人性的世界上，一定要有人走向衰败，走向堕落，走向疯狂。知道占有美的幸福的人，也应该知道被丑占有的痛苦。作为艺术家，如果不进入这丑之中，不深切体验这丑的剧烈的痛苦和凄楚的宿命，就没有完成艺术家的使命，因为‘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正象佛陀只有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之后，方能进入‘无余涅槃’一样，表现‘真、善、美’的艺术家也只有进入、表现、拯救了人生魔界——丑的宿命之后，才能进入真正完全的艺术‘佛界’——包容、温暖了一切人类心灵的艺术的‘无余涅槃’”[①]。法国十九世纪中期，以《恶之花》出版而曾被人视为“伤风败俗”和“亵渎神明”怪物波德莱尔，就是一个敢于对抗传统美学观念，把艺术中的丑置于艺术神圣殿堂显著位置的勇士、作家。他“把美同善区别开来”，要“发掘恶中之美”，宣称“最完美的雄伟美是撒旦”，而“忧郁才可以是美的最光辉的伴侣”[②]。他的散文《忧郁的巴黎》，象《恶之花》一样，也是他“把美同善区别开来”的美学原则的实践。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梁遇春，从中学到大学阶段，正是“五四”运动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特别是六年大学生涯，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有机会大量接触西方美学思想、文学作品，形成他的独特的审美观。无论在散文的写作及审美观念上，梁遇春都明显地受现代派诗人、散文家波德莱尔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世人最怕谈论、也最忌讳的“死”里，却“有一种凄凉灰白色的美”“新奇耀目的美”，在那“一切墙的墙（指死）的外面有无限的风光，那里有说不出的好境，想不来的情调”[③]。魔鬼该是令人生畏的吧，可是他则以为“许多人念了密尔敦史诗，觉得诡谲的撒旦比板板的上帝来得有趣得多。魔鬼堪爱的地方太多了……”[④]。在他的审美观照下，坟旁墓碑上的刻字，也“这般娇艳”，这般美，“因为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⑤]，故此，思家乡愁使人“有些牵情”，怅惘情怀“是多么清新可喜”[⑥]，泣血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⑦]。梁遇春这种浸染着现代意识的美学观，铸就了他的散文笼罩上了一层哀愁的烟幕，漾溢着忧伤的氤氲，展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
可以说，梁遇春“是从痛苦中收获的思考者，而他的思考所呈现的，正是痛苦的现象学。”[⑧]那么，这种“痛苦现象”所展示的美的力量源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忧郁美的艺术价值何在？
梁的散文美与社会现象中所呈现的种种“恶”的现象、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相联系，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这才是其散文艺术价值之所在。打开他的散文集，我们可以随处读到：失恋的人、失败者、流浪汉、憔悴的秋色、凄清的春雨、百无聊赖的苦笑、懒汉，甚至泪、死、坟、黑暗也成为他作品意象的中心内容。笔者以为，这些综合起来具有一种寓言象征意义，它们恰好成为那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⑨]的空前衰颓、腐朽、黑暗社会的象征。梁短暂的一生，正处于新旧交替、垂死与新生较量、由封闭而开放、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各种矛盾交错丛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单自然界是这样子安排颠倒与颠连，人事也无非如此白莲与污泥相接。在卑鄙坏恶的人群里偏有些雪白晶清的灵魂，可是旷世的伟人又是三寸名心未死，落个白玉之玷了。天下有了伪君子，我们虽然亲眼看见美德，也不敢贸然去相信了；可是极无聊、极不堪的下流种子有时却磊落大方，一鸣惊人，情愿把自己牺牲了。”[⑩]从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外反动派交相侵扰、压榨、盘剥之下已陷入绝境，不彻底的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撵走了皇帝，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社会的窳败颓朽状况。接着而来的是各种丑剧和闹剧上演：什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新旧军阀尔虞我诈、彼此火并，“举目四望，我们将看到世界上——最少中国里面——无处无时不是有火灾”，人民“无时无刻不在烈火里活着，对于他们地球真是一个大炮烙柱子，他们个个都正晕倒在烟雾中，等着火舌来把他们烧成焦骨”，(11)“若使我们睁大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世界是给猫（代表现实的堕落）狗（代表现实的黑暗）平分了。现实的黑暗和灵魂的堕落霸占了一切。我愿意这片大地是绝无人烟的荒凉世界，我又愿意我从来就未曾来到世界过”(12)，作者对人类行为的卑污、伪善、奸诈、肮脏——一句话，对社会的“恶”行“恶”德，进行解剖时，手中的刀是无情的、深刻的、令人颤栗的。这就加深他的散文的诗美力度。满怀热情走上社会力图有所作为的年轻作者面对如此腐败的现实，处处碰壁，自然不免陷入痛苦悲哀的深渊里：“这几年里接二连三地遇到不幸的事情，我是已经挣扎得累了”(13)，“自己并没有享受生活过，总之黑漆一团活着……就说我们淡于生死了，对于世界的厌烦同人事的憎恶还会象毒蛇般蜿蜒走到面前，缠着身上……在此不生不死的心境里，只见伤感重重袭来。”(14)在现代散文中，如果说，冰心散文美中包含着动人的母爱，朱自清散文美中包含着细腻温柔山水亲情，丰子恺散文美中包含着率真的童趣和佛性，那么，梁遇春的散文中则浸润着凄清的“泪”。在现代散文家中能如此全面、深刻、集中展示丑恶，抒发如此深广忧愤情绪的作家是不多见的。他象波德莱尔所声称的那样，从“恶中发掘美”，那个到处开放着“恶之花”的病态社会就是梁的散文哀怨情调所植根的土壤。已故散文理论家佘树森在《丽尼美文精粹》“序”中，揭示其散文忧郁风格时说：“这是白天与黑夜交替、失落与企望并存、沉沦与挣扎交结时的苦闷和迷茫。它属于丽尼，也属于那个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段话来评价与丽尼处于同一时代，又同属“独语体”散文家的梁遇春，说“梁遇春的忧郁属于那个时代”。
但是，梁对“丑恶”并不是采取一味欣赏和迷恋态度。哀伤中寄寓对社会的极度痛心，忧郁中寄托对国家前途的深沉忧愤。他曾借一位愤世朋友的口，怒气汹汹地说：“这个糊涂的世界早就该烧个干干净净，山穷水尽。”(15)他忧心痛恨、反抗愤怒的情绪已经达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地步，请听：
人性已朽烂到这样地步，我想慧星和地球接吻的时候真该到了。(16)
梁遇春关注现实十分强烈，他毫不容情地谴责那些超然于现实之外而一心享乐的人们：“现在全世界处处都有火灾，整座舞台都着火了，我们还有闲情去与自然同化，讥讽人生吗？救火夫听到警钟不去拖水龙，却坐在家里钓鱼，跟老婆话家常”？对那些只知吟咏升平，不能触及痛痒，“哼着颠三倒四的文句，歌颂那大家都无缘识面的夜莺的中国新文人”，则更严加斥责：“我除开希望北平的刮风把他们吹到月球上面去以外，没有第二个意思。”(17)所以，梁文忧郁而不颓靡，哀伤中流荡着沉痛音响。
梁遇春并非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个悲观厌世主义者。罗曼·罗兰有这样的名言：“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梁遇春就是一位具有“光明心地”的作家。诚然，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他当时还看不到社会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彷徨、迷茫，认为这个社会“充满了黑暗，黑暗可以说是人生核心”，但是，按照他的理解，“了解黑暗也不是容易的事，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得有个光明的心地”，“生来就盲目的，绝对不知道光明与黑暗的分别，因此也可以说不能了解黑暗”，“只有深知黑暗的人们才会热烈地赞美光明”(18)。而“作家心里有光才能真正揭露阴暗，才能使自己作品放出光辉，哪怕他只抉发弊端，只写丑恶现象，他的作品也是闪着亮色的”。高尔基评论波德莱尔时说：“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着善良”，梁遇春也和当年的波德莱尔一样，虽在浓重的黑暗包围和重压下，却始终追求人生的理想、善良和光明，他没有完全失去年青人的蓬勃生气、生活热情。他在文章中多次歌咏“火”，还极为欣赏唐南遮（Dannvnzio）长篇小说《生命的火焰》这样的题目，并说“生命的确是象一朵火焰，来去无踪，无时不是动着。”(19)他把闪烁跳动的“火焰”视为生命的象征，我们的生活象火焰那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意志狂奔才有生气，我们的精神如火焰一般，只受热力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藩篱，一直恣意干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美焰。就在他逝世前一年，为悼念徐志摩而写的散文中，还说“人世的经验好比一团火”，徐志摩吻着“烈火”，在半空中，与人生的火焰作最后吻别（按：徐因飞机失事身死），“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梁先生渴望以生命之火去烧毁、融解那冷酷黑暗的现实，然而他那星星之火，又怎能敌得住冷冰冰厚重的暗壁。他无可奈何，于是“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沉醉在虚幻的梦中，咀嚼着那“可爱的悲哀”。正如叶公超在梁遇春散文集“跋”中所说的：“他对于人生似乎正积极的探求着意义，而寿命只容许他对人生的意义领悟到这一层，致使他生前始终迷失在卑鄙龌龊的世界里，被人群推搡着，象个筋疲力尽的人，“眼睛朝后看，在耳朵深处，只看见幻灭和苦难，而前面只有一场骚动，没有任何新的东西”，(2)终未能彻底摆脱悲哀、悒郁的阴影，而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
三
梁遇春小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他以具有“文采诗情”的散文实践突破传统美学观，丰富了散文美学理论，扩大散文题材范围。而且在于他的散文写作及其艺术经验的创新运用，为今天的散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梁遇春散文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是形成他散文奇诡美的重要原因。他在《英国小品文选》译注中说：“做小品文字的人最要紧的是观察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从个新观察点看去，一定可以发见许多新的意思，除去不少从前的偏见，找到无数看了足以发噱的地方”。他的散文观照点，可说篇篇都是新颖奇特的。例如他对春天的看法：“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我都能够忍受，有时还感到片刻的欣欢”，“满眼春风百事非”，惟独讨厌的是春天，一看到阶前草绿，窗外花红，就感到宇宙的不调和，“好象在弥留病人的榻旁听到少女的轻脆的笑声，不，简直好象参加婚礼时候听到凄楚的丧钟”，这就是他的著名散文《又是一年春草绿》中观点。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这与他的社会认识观分不开：“灼热的阳光，憔悴的霜林，浓密的乌云，这些东西跟满目疮痍的人世是这么相称，真可算做这出永远演不完的悲剧的绝好背景”，“在这个无时无地都有哭声回响着的世界里年年偏有这么一个春天；在这个满天澄蓝，泼地草绿的季节毒蛇却也换了一套春装睡眼朦胧地来跟人们作伴了，禁闭于层冰底下的秽气也随着春水的绿波传到情侣的身旁了”，因而春光和美，平增他内心伤悲之情。
在梁遇春对现实观照的忧郁而深刻的目光中，处处显示出一种与社会不相容的叛逆性格，一种“脱群”的孤傲感：与社群的距离感和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感，对所处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激情绪。如：当许多学者热烈讨论“人生观”时，他却大唱反调，吟咏“人死观”：“我们对生既然觉得二十四分的单调同乏味，为什么不勇敢地放下一切对生留念的心思，深深地默想死的滋味……对死的本体睇着细看一番”(21)。“‘春朝’一刻值千金”被视为千年古训，可是梁反其调曰：“十年来，求师访友，足迹走遍天涯，回想起来给我最大益处的却是‘迟起’，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所有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22)。世人盛赞谦谦君子风度，抨击流浪汉，梁则反嘲那些“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而热情赞颂流浪汉“具有男性健全。他敢于赤身露体地和生命肉搏，打个你死我活”(23)等等，等等。一个个观点奇特而诡异，可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24)。令一般人瞠目结舌，难以接受。
梁遇春是“五四”精神灌溉哺育的新觉醒一代青年，他的体脉里奔涌着要求冲破一切既定因素的旧观念，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以树立适应新时代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新精神和新价值标准，作品里贯穿着“破坏孔教，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文学”(25)的内容。因此，梁的奇论代表着文化运动中新思想对旧思想、旧传统、旧礼教、旧习俗所发出的勇猛出击，也就是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旧思想意识的挑战。
梁遇春不仅从他所处时代狂飚突进氛围中、从“五四”运动先行者对传统思想文化清醒的理性批判中，汲取精神营养、融铸他散文的反叛性格；而且从中西文化、哲学的开放意识、批判精神中汲取思想养料，形成他散文的“奇特”认识和看法。如他在《破晓》中表达对成功与失败的看法：“实在说起来，值得我们可怜的绝不是一败涂地的，却是事事马到成功的所谓幸运人们”，因为“世界里什么事一达到圆满的地位就是死刑的宣告……一件美好东西的告成就是一个幻觉的破灭，一场好梦的勾销”。这里明显接受了对现实极端不满而采取否定态度的老庄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其他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英雄与弱者、生与死的看法都是如此。在他看来，任何价值判断和标准，都只在特定时空里运行、起作用，社会事物时刻处在“逝者如斯夫”的不断流变过程中，不可能常驻或永恒。这对于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对于撕掉以圣明自居、视自己为群众智慧和利益化身的统治阶级的虚伪面纱，对于打破反动政权稳固性、永久性的欺骗宣传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他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一文中，对当时以思想界权威来指导青年的梁启超、胡适提出批评，在《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中更无情地把矛头指向一些“学者教授”，说他们“最喜欢那些把笔记写得整整齐齐，伏伏贴贴地听讲的学生，最恨的是信口胡问的后生小子”，说这些“三家村教读先生”，一个个都染上了夸大狂，不可一是地以正统正宗自命，觉得普天下只有一条道理，那又是在他掌握之中，在他们的教授下，学生们的怀疑精神早已风流云散，月去星移了，剩下来的是一片惨淡无光，阴气森森的真理。”进而不无偏激的借威廉·詹姆士的话宣布：“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在这些侃侃而谈，“快意累累”的灿花妙论中，明显贯串着笛卡尔、尼采、兰姆等人的怀疑论思想。梁氏的许多散文，充分肯定人的自身价值，肯定自我个性、自我判断，肯定人的自由性。即要求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自我提升。只要是自己的，说错话，做错事也没关系，“我们应当能够自己做出错事来！说瞎话，可是要说你自己的瞎话……随着自己的意思做错了比跟着旁人做对了，还要好得多。自己弄错了，你还是一个人；随人做对了，你连一只鸟也不如”(26)。梁遇春对生活的独特思想方式和认识方式，他散文独特风格的形成，都发源于上述反权威、反偶象崇拜的怀疑论哲学观。
梁遇春散文构思巧妙，表现独特，这也是形成他散文奇诡美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春雨》，可说是古今文人写烂了的题目，而此文却巧思别构，给人以新鲜的魅力。与梁遇春其他散文一样，本文具有冥思的特点，《春雨》篇末云：“我始终喜欢冥想春雨。”那么，作者为什么喜欢“春雨”呢？文章开端云“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阴，这真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了。我向来厌恶晴朗的日子，尤其是娇阳的春天”，将春雨春阴与春阳明媚对立，一爱一憎，感情分明。这样的思绪和个性真是古怪。怪也不怪。因为在作者深层的心底积贮着人世哀怨和黯淡，对于哀怨的人们说，茸茸滴沥的春雨，那是“穹苍替他们流泪，乌云替他们皱眉，他们觉到四周都是同情的空气，仿佛一个堕落的女子躺在母亲怀中，看见慈母一滴滴的热泪溅到自己的泪痕，真是润遍了枯萎的心里”。喜爱蒙蒙的春雨，是中国一般文化人的共同心理积淀。然而梁氏的爱自与别人不同。他不仅爱春雨朦胧缠绵，而且爱它的“风驰电掣，从高山倾泻下”的“凶猛”的境界。滂沱的春雨让人困守斋中，足不出户，令人生厌，梁遇春何以情有独钟呢？文章进一层写道：“我虽独爱蒙蒙茸茸的细雨，我也爱大刀阔斧的急雨，纷至沓来，洗去阳光，同时也洗去云雾，使我们想起也许此后永无风恬日美的光阴了，也许老是一阵一阵的暴雨，将人世哀乐的踪迹都漂到大海里，白浪一翻，什么渣滓也看不出了”，整个世界冲刷得好象“撇下筵席，洗得顶干净”的杯盘。作者意欲借助猛烈的暴雨冲去人间哀怨，洗去世间卑污。最后点出：“我爱凝恨也似的缠绵春雨，并要把陶诗改过来：“衣沾不足惜，但愿恨无违”。原来，作者爱春雨，并非如一般文化人那样一味欣赏它恬适的意境，或享受“小楼一夜听春雨”的快乐。而是爱“缠绵春雨”中凝结着的恨，在作者心灵观照下，“缠绵春雨”是怨恨的象征。由爱而恨，出人意表，也加深了题意。许多人读梁遇春的散文，仅感受到它“感伤”忧郁的气氛，认为他是用“一种颓废倾向的勉强达观来应付人生”(27)。这种看法无疑是浅薄的。
梁遇春在审美观上，受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如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影响，其直接影响则是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把世界看成是痛苦的、虚幻的、强调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可以与外界事物互相感应契合，经常广泛采用“新奇怪丽”的意象、联想、比喻等象征手法。梁遇春的抒情性的虚构散文，即内省式的“独语”体散文，也常采用象征手法以契合个人的心灵世界。除《春雨》外，其他散文如《又是一年春草绿》、《坟》、《猫狗》等都有这样特点。
“独语”体散文属散文诗体，是一种“美文”，因此比一般的纪实性散文更注重研究表现形式，喜欢采用一些反常的别出心裁的表现，使艺术对象陌生化、语言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28)。读者在新奇效果中产生审美愉悦。试看他的散文《“失掉了悲哀”的悲哀》，其题目就给人以晦涩“陌生”的感觉。文中虚构两个人物——“我”和“青”。三年前，“我”与大学预科的“青”不期然相遇，一顿饭后，“青”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整个故事构架给人以虚无的象征意义。不仅文章形式是陌生的，而且其语言也是生涩的。“青”叙述自己的心被“一口口吃掉”的一段话可谓“陌生”至极：
把自己心里各种爱好和厌恶的情感，一个个用理智去怀疑，将无数的价值观念，一条一条打破，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心一口一口地咬烂嚼化，等到最后对于这个当刽子手的理智也起怀疑，那就是他整个心吃完了的时候，剩下来的只是一个玲珑的空洞。
如果以传统的欣赏习惯来读这段话，会遇到许多“阻隔”、“障碍”。其实，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对这段语言密码加以解读，即：“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吃自己的心”只具有比喻意义，没有客观实在性。意思是：如果失去行动指南，不能肯定任何人生价值，个人的一切爱好和厌恶情感都逐层失去，这就等于将心“一部一部蚕食去”。最后，连对生活“悲哀”反应都失去，处于麻木无知状态，即“心死”了。在作者看来，如果一个人连“人生的甘露”——坠涕泣血，滴滴的眼泪“都没有了”，即“失掉了悲哀”，那才是最大的“悲哀”。此乃题义之所在。
阅读中的“障碍”和“阻断”，影响接受的顺畅，增加鉴赏难度，固然有其不利一面，但它使整个接受过程都时时保持感觉的锐敏丰富和新鲜，延长审美心理时间，增强鉴赏快感。这对艺术作品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陌生”的语言操作，突出了形式的作用，但这不是目的，透过形式，我们可以探索到形式背后的深刻内涵。“青”这个人物，从反面警诫世人：虚无主义地对待生活，怀疑和否定人生价值，是最大的悲哀。“一个人活在世上总须有些目的，然后生活才有趣味。”
梁遇春以他年轻人的锐气，不拘成规，大胆突破中国散文传统笔法，创造了一种趣味横生、轻灵飘逸的议论性美文。梁的小品较多融进西方随笔写法，与中国传统小品写法大相径庭，是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可喜收获。
梁在他的译著《〈小品文续选〉序》中指出，中国小品文可分两种：“一种是体物浏亮，一种是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墨；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而“国人因为厌恶策论文章，做小品文时常偏于情调，以为谈思想总免不了俨然；其实自蒙田一直到当代，思想在小品文里面一向是占很重要的位置，未可忽视的。能够把容易说得枯索的东西讲得津津有味，能够将我们所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思想——美化，因此使人生也盎然有趣”。此处对中国两种小品文特点的概括极为精炼。如果我们略加翻阅唐宋及明清的一些描述性小品就会发现，那里流荡着作者灵性，颇有情趣和韵趣，但缺乏深刻理性，美而少骨，有趣而寡理。而那些议论性小品，如韩愈，苏轼等论说文章，则严正说理，板着面孔灌道说教，有“载道”的理性，而缺乏灵性、韵致。梁则以为真正小品文应该具备两者特征的融合性，而不是截然分开：“描述情调时必定含有默思的成分，才能蕴藉，才有回甘的好处，否则一览无余，岂不伤之肤浅吗？刻划冥想时必得拿情绪来渲染，使思想带上作者性格的色彩，不单是普遍的抽象东西，这样才能沁人心脾，才有永久存在的理由”(29)。梁以两本散文集的创作实践，实现了两者融合，探索出一条“美化”思想的路子，将枯燥乏味的道理讲得津津有味，赋社会人生批判以“盎然生机”。如“死”、“黑暗”、“悲哀”、“苦笑”、“善言”这样题目，容易使人落入从理论到理论，宏议滔滔，抽象思辩格局，而梁氏却能将形而上思辩与具体意象结合，以轻松灵动的文笔，机智奇巧构思，揉生活经验、文化知识、思辩哲理于一炉，使他的小品“都仿佛是在那里向着我们拈花微笑”(30)。
中国传统论理文因惯于紧扣一个中心立论，结构严谨，失之板滞，缺乏幽默、趣味性品格。梁的散文则趣味浓厚。这得力于借鉴英国随笔品味人生、漫话絮语、诙谐幽默的写法，长于即兴立题，从容漫笔，抓住一点，顺着思路流淌，一时间，中外古今与之相关的意象纷至沓来，如水东注，颇得英国19世纪小品痛快淋漓、一泻千丈的气魄，形成“快谈纵谈放谈”（唐弢语）风格，有时虽不免驳杂散涣，但“没有俨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气(31)，也没有寻常的拘挛之见。娓娓而谈，挥洒自如，妩媚多姿，玲珑晶莹。创造出一种兼融冥想、情韵、哲理，又富于个性化的文体，把传统议论文从封闭禁锢的心灵状态下解放出来。
收稿日期：1996-08-20
注释：
①张石：《佛界易入，魔界难进》，《读书》1991年第8期。
②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第6章。
③(21)梁遇春：《人死观》，见《梁遇春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④(23)梁遇春：《流浪汉》。
⑤梁遇春：《坟》。
⑥梁遇春：《天真与经验》。
⑦(13)梁遇春：《“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⑧张旭东魏文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著）“译本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⑨龚自珍：《尊隐》。
⑩梁遇春：《又是一年春草绿》。
(11)(15)(16)(17)梁遇春：《救火队》。
(12)梁遇春：《猫狗》。
(14)梁遇春：《泪与笑》。
(18)梁遇春：《黑暗》。
(19)梁遇春：《观火》。
(20)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641页。
(22)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
(24)刘熙载：《艺概·文概》。
(25)陈独秀：《“新青年”罪恶之答辩书》。
(26)梁遇春：《醉中梦话》（二）转引妥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话。
(2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49页。
(28)《西方二十世纪文论述评》第75页。
(29)梁遇春译：《小品文续选》序。
(30)(31)梁遇春：《小品文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