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民主的几个问题——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俞祖华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民主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意义。最近，胡锦涛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论断，温家宝也多次谈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如出台了被称为“5+1”党政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系列文件。中央高层的决策得到了知识界的积极回应。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俞可平的文章《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文中简称俞文)，中共中央党校报纸《学习时报》随后转载。该文被大陆官方报章和海外媒体广为转载，引起巨大反响。在十七大日益临近的背景下，这篇文章被海外反复解读，甚至被视为大陆未来政治改革的一个风向标。2007年1月31日，与俞可平同属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何增科在接受访谈时抨击了官员厌倦选举的“民主恐惧症”。邓小平逝世10周年前夕，周瑞金(曾用笔名“皇甫平”)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访谈，主张“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主要问题。中国发展民主的历程及走向问题备受社会各界、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鲁东大学学报编辑部赵慧峰女士约访了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俞祖华教授。
赵慧峰(以下简称“赵”)：俞教授，我们知道您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对当代政治问题也多有思考，想请您就目前发展民主的有关问题谈谈您的看法。我事先拟了一个采访提纲，我的提问将按以下题目进行。
一、发展民主的意义
赵：俞可平的文章(以下简称俞文)中谈到“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指出民主对人类社会来说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充分强调了民主的意义。此前“民主”就已被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为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并提，建国初期的提法是“富强”，十二大时开始提“富强民主文明”。如果说“和谐”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一种新的认识，那么，“民主”则早已被写在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旗帜上，中国人具备了民主不止是手段而且是目的的认知。能否介绍一下先进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认知的形成过程。
俞祖华(以下简称“俞”)：民主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传入中国后，先进中国人对其的认知由朦胧到渐渐明确，从肤浅到逐步深入。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慢慢懂得了民主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懂得了民主不仅是求生存、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且其本身就是人类为之不断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国人首先认识到的是民主的手段意义。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以何种途径改变国家的不幸命运，不得不探讨以什么手段救亡图存？最初提出和尝试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先进军事与民用技术的方法，但众所周知，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转而以民主、自由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民主作为建立现代政体的政治理想与作为强调个体尊严的价值体系，被视为救亡的手段，被视为争独立、求富强的工具而受到倡导、欢迎。在维新派看来：专制政体的原则是腐败，实行民主则可以杜绝官吏揽权肥私；专制君主视社稷为一己之私产，人民离心离德，实行民主则国家为天下之公器，人人“各私中国”，“私之以为己有”，可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专制社会“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官不护商且与商对立，实行民主则可革除工商发展的蔽政，为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工业化铺平道路；专制社会以科举制、文字狱等形式禁锢智慧，压制学术，阻碍科学的发展，实行民主则可以挣脱科学发展的羁绊；等等。故而发展民主被其视为走向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根本性的方法和途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主要强调民主作为救亡工具的意义，如孙中山就把三民主义概括为“救国主义”。到了五四启蒙思想家那里，他们不再片面突出民主、自由的手段意义，开始将民主自由从救亡途径、富强工具中离析出来，而赋予它以独立的价值。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提出，爱国心必须与自觉心结合，爱国是“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人民权利、为人民谋取利益。国家与人民民主权利之间的位置发生了移易：在以往国家是本位，国家富强是目的，民主、自由是实现国家自由的手段；现在国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成为了最高原则，国家成为了保障国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工具，民主自身成为了目的。
赵：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首先认识到了民主作为工具理性的意义。如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那段著名对语中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来理解的。当黄炎培问及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民主在这里显然是被视为实现共产党长期执政、避免人亡政息的途径。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明确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还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456-457页)在他看来，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有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这有利于实现经济现代化。这种把民主仅看成为经济基础服务、为长期执政服务的手段的观点，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执政时期得到了突破与发展，认识到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而不只是手段。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的范畴中分离出来，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俞：我们说民主是目的，是因为民主制度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政治制度上要以发展民主为归趋。民主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如资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等，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其不足之处会更多一些，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也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的民主制度已完全确立，而只是建立更真实、更广泛、更高类型的民主的开端，但它为建立人类最高类型的民主开辟了道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是也必然是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之一。
赵：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美期间，两次谈到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2003年11月，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讲演回答学生提问时提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反复讲到了这点，如在2004年国庆5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2005年12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等采访时都提到了这一论断。2006年5月，他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共渡青年节时强调“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名言，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俞文对中央高层领导关于民主的谈话作了回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现代化，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俞：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经济上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温家宝在最近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民主也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民主是现代社会的美好目标与基本特征之一，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包括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重要指标，民主化与现代化是推动现代化的两个车轮；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发展民主，就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多数民众，因此，民主是保证经济改革持续与保持经济发展势头的重要条件。
赵：俞文中还谈到“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俞：民主对每个个体人性的完美与人格的完整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只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一种领导作风，那是非常片面的。李大钊就认为民主不止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人生哲学；不止具有深厚的理性内涵，且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他说：“‘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9页)古代哲人以“仁”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近代的康有为等人又把“智”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其实人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政治动物，参与政治是他们的本能需求。人不仅在理智上向往民主，而且在感性上也需求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性的张扬，就没有人格的健全，就没有完整的、大写的人。
二、发展民主的道路
赵：民主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世界性的潮流，它在具体某一时段、具体某一国家可能会有波折，但从总趋势上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我们倡导的对外开放、我们所说的与国际接轨，理应包括政治文明建设上的对外开放，包括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包括与人类政治的普适价值、与人类政治的通行法则接轨。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当时的提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当时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两个文明建设都要对外开放，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要对外开放，精神文明建设也要对外开放。《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后来我们又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说法，我们倡导的全面、全方位的开放应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正如对股份制、市场经济等经济组织形式需要突破“姓资”“姓社”的偏见一样，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对政治体制、对政治制度的实现方式与运作方式也需要突破这种局限，对选举制、任期制等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不能简单地以“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加以拒绝。
俞：提出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很有必要，不能把民主、自由、选举制、任期制等这些经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发展而积累的成果简单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加以拒绝，对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也需要加以批判地继承。实际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简单的否定关系。如李大钊就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与长期流传的民主政治基本原理的同一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伊尔革图克拉西(‘工人政治’音译)亦是德谟克拉西的一种”。“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德谟克拉西固然“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也不是要束缚自由，而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504、502、375、437-438页)。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过来的，它们具有同一性，都体现了人类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政治一般形态，体现了人类的普适价值。如两者都要尊重个性、都要保护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历史阶梯，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重点是吸收和借鉴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包括吸收和借鉴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政治文化观念，民主政治制度、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合理运转的规范程序，廉洁、高效、民主的行政活动规则等。
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与发展民主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并不是矛盾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需要与特定的民族形式、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才有生机与活力，而中国国情再怎么特殊也不应成为拒绝接纳人类普适价值、人类政治进程通行规则的理由。与其他进程一样，人类政治进程是一般性与独特性、趋同性与丰富性的统一，把一种政治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是不可取的，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拒绝继承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政治一般形态也是不可取的。要把符合中国国情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作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参照与借鉴。
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与中国国情加以结合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内涵是：第一，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第二，形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得以实现的主要渠道和基本方式也是人大制度。第三，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多党合作制既有别于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些国家的一党制也有本质区别，其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一起作为我国民主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第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不同于联邦制，也与单一制之下的地方自治有别。第五，在策略上强调循序渐进，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自下而上，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稳步推进民主进程。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仍需要发展与完善，要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但又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模式。
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关于中国今后发展民主的过程，有三位领导人作过论述。一是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选，普选的条件不成熟。第二位是彭真1987年11月23日，在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讲过：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就会逐渐学会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就会逐渐学会把一个县的事情管好。第三位是温家宝。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多次谈到发展民主，尤其是实行直接选举，还需要时间。2004年4月28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发展又很不平衡。我们现在只能在村一级实行直接选举，在乡镇、县一级和不设区的市直接选举人大代表。高层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还不具备。村一级的直接选举对村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他们如能管好一个村，就会增长才干。这就是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2005年12月，他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等采访时指出：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
俞：我们说从中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但决不能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拒绝人类社会历史的政治一般形态。发展民主需要时间，其道理在于：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在其他国家是这样，在中国也是一样，或者说更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的传统，而缺乏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发展民主是刚刚起步；政治发展进程应兼顾发展民主与保持稳定两个目标，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民主不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全部，在某种社会发展阶段保持社会稳定对促进社会繁荣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就更是如此，所以应掌握好走向民主的速度和节奏。但我们还是要有紧迫感。从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往民主，从戊戌维新时代康有为等人发起旨在实行君民共主的民权运动，从1905年中国人为宪政迈出第一步，已过了100多年，而从五四先驱喊出“人权”、“民主”的口号也已近90年。我们需要循序渐进，但也需要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政治进程，需要在迈向更加完善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推出具体的、切实的、坚定的措施。
2月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对周瑞金的访谈，周瑞金认为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共产党来主导，分四步走，先易后难，从内到外，一步一步推进。第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内容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加强民主决策机制等。第二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在党内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制衡机制。应该使干部的选拔更科学，由上而下改为上下结合。第三步：民意机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体现民意，真正代表民意的专职代表要增加，代表不是不需要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官员组成，但要逐步减少。第四步：逐步扩大直选面，从村一级扩大到乡镇，代表直选可以扩大到县、甚至到省，这样推进社会民主，将来我们国家才可能真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国家。
赵：发展民主，靠谁去推动？或者说，发展民主的动力是什么？俞文中谈到：“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发展民主既需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启动力(或者说萌动力)。自上而下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力量，政党、政府的力量与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相互结合，就能有效地推动民主进程。
俞：中外政治进程表明来自上层的推动力与来自下层的启动力两种动力都很重要，两种动力的整合也很重要。从近代史上的情况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注重从中上层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尤其是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曾接连七次上书皇帝并运动帝党官僚，但其以“君权之法行民权之意”的努力没有成功；五四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认识到建设民主政治不能由少数人代庖，而必须有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必须依靠民众自身的民主实践，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7-108页)对推进民主进程来说，伟人的作用、上层的动力很重要，如华盛顿对开创美国民主制度的贡献；群众的作用、下层的动力也很重要，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现在党和政府推进民主进程的思路可以说是着眼于将两种力量加以结合：一方面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推进人民民主，认为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有着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致力于丰富和扩大基层民主，并培育公民社会。
三、关于民主的内容与形式
赵：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内容而言民主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任何民主实质都是某个阶级的民主，如古代雅典、罗马的奴隶主民主，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的民主，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体现了无产阶级民主与人民民主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有阶级性的；就民主的形式而言，如选举制、政党制、多数原则、讲究程序、制约权力等却带有共性，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政治一般形态。因为民主的形式具有更多的共性，因而谈到实现的形式我们不应将其与某种特定的阶级民主挂钩，如选举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只是民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可以有，无产阶级民主也可以而且必须有；也要避免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的内容，民主发展的道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不能因为我们没有采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民主形式就断定中国没有民主。
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既要重视民主的实质与真实内容，又要重视民主的形式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制度，要通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扩大人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使人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事务参与程度得到不断扩大和深化。也要高度重视探索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探索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实现根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具体程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容与理念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时，要对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实现形式包括对西方国家曾采用的民主形式采取开放的态度，予以批判地继承。
赵：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这不仅指民主总是体现为阶级民主如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阶级民主，也指人们对民主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情况看，国人心目中的民主，最初的理解指的是总统制、议会制等国家的政治制度，到后来民主还被理解为人民的广泛权利、人民的生活方式，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既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设计，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家园。
俞：是的。民主不仅仅是政府组织形式的问题，不只是建立“以众治寡”，多数社会成员参与管理的政权组织制度；同时又是人生观与生存状态问题，是倡导每个个体“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的现代主体意识及每个个体在不妨碍他人、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限度内得以自由发展自己的开放机制。所以不只有“政治民主”，且有更广阔、更深刻的“社会民主”。近代早期、戊戌群体、辛亥一代所关注的是政制，尤其是中枢政制，五四一代则更关注支持民主运作的社会与文化。五四前多数人所理解的民主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即多数人参与的国家组织形式。五四时代较之过去把民主主要看成政体与国体，是大为丰富和发展了。那时除了政治民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提出了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文学民主等等，可以说民主涵盖着一切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进步思想。1919年冬季，杜威在一次讲演中，把民主分为四个要素：(1)政治民主：主要是实行立宪制和立法代表；(2)民权民主：如言论、出版、信仰、居住等的自由；(3)社会民主：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4)经济民主：平等分配社会财富。这种说法对五四时代民主思想的发展很有影响。陈独秀在1919年12月号《新青年》上发表题为《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同意杜威关于民主四要素的分析，他还认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比其他要素即政治民主和民权民主更为重要。李大钊指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精神生活领域几乎无一不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着他的颜色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民主的内涵的认识也是不断拓展与深化的。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流行的提法还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后来改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发扬”到“发展”虽一字之差，但却体现了对民主认识的深化，即认识到了民主绝不只是领导人的作风甚至主要不是领导人的作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因此，我们要发展的新型民主的内容主要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使民主真正成为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赵：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固然重要，发展民主实现形式也很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制度的两种形式，两种形式都要坚持、发展和完善。
俞：中央文件关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的表述是对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积极探索。选举是现代民主的基石、基本标志，但选举民主有选民资格限制，政治成本高，容易引发选举争讼乃至政治危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可能造成庸众专制，在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后缺乏后续的制约控制机制。协商民主在西方是为了消弭、补救选举民主的弊端，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而形成的理论，对西方来说还是新事物；但在中国早就有了以人民政协为主要渠道的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协调、妥协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能够较好地保证不同意见得到尊重和实现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目标，使公民参与“事前”(通过自由选举选择政治精英)、“事中”(参与讨论和协商公共政策)和“事后”(对管理者及公共政策的监督评价)的全过程。重视推进与完善协商民主，不是要贬低选举民主的意义，不是延缓，更不是要取代选举民主。逐步扩大差额选举，逐步推进直接选举，仍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任务、重要指标。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需要不断完善，既要补救选举民主可能造成多数者的专制的弊端，也要防止协商民主沦为少数精英“俘获”政府的工具。
四、如何超越“民主恐惧症”和“民主崇拜症”
赵：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民主，有的官员、有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厌倦选举、恐惧民主。何增科最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访谈时批评一些官员患上了“民主恐惧症”，他说：据中央党校对2006年新入学学员的一次调查，在官员最关注的问题排序上，政治体制改革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大约是第七第八位，比往年下滑很多。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信号。现在一些官员厌倦选举，也不愿意谈民主，政治有保守化的倾向，这是不是很危险的？
俞：民主意味着打破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意味着官员要面对民众选择的考验，意味着权力的运行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俞文中说：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民主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因此，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官员，陶醉于为民做主的“父母官”，热衷于权力寻租的贪官，都不会喜欢甚至于是讨厌、恐惧民主。当然，他们不会公开表示其对民主的不满，而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不符合中国国情”、国民素质不具备等，并会采取一些政治“潜规则”，使一些旨在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举措大打折扣。但发展民主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因此，真正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员要与公民社会形成合力，坚定不移地、坚决果断地推进民主进程，要通过民主机制坚决杜绝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生活的垄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赵：与民主恐惧症形成对照的是民主崇拜症，它把民主视为灵丹妙药，以为一推行民主化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有人相信一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就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美好，这种对民主的过分期许有什么危害？
俞：民主政治的作用不能无限扩大，它只能解决人类的一部分问题，主要是一部分政治问题，不可能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西方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政治模式，就更不能指望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搬用西方民主就能万事大吉。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东欧不少国家，都试图采用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结果很多都发生了政权频繁更迭、社会急剧动荡、经济严重衰退、生活水平下降的状况。最近原苏联地区发生了“颜色革命”，同样没有得到如选民所期待的可以尽情享受民主的丰盛晚餐；美国给伊拉克所送的“民主大礼”也没有结束该国的血腥动荡。这一切都说明民主不是万灵药，作为民主中的模式之一的西方政治制度对非西方国家更不可能有包治百病的奇效。但也不能因为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贬低民主、拒绝民主，包括贬低、拒绝借鉴西方民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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