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形成的思维机制——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论文,斯特论文,埃尔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8)10-0023-03
约·埃尔斯特(Jon Elster)是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的重要学者和创立者之一。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和挪威奥斯陆社会研究所所长，在长期的理论创作中，埃尔斯特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重建。本文着重探讨埃尔斯特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原则对意识形态形成的认识论机制的重建。
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组信念或价值观，它们可以通过某一社会集团的地位或者（非认识论的）利益得到解释”，这种信念或价值观“隶属于某种更为一般化的具有偏见的信念群”。[1](P141)由此可见，埃尔斯特是从歪曲的信念这个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的。那么歪曲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般用阶级立场这一范畴来回答这一问题，从宏观上考察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从整体主义的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埃尔斯特则致力于探索意识形态形成的微观基础，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宏观视角的一种必要补充。
埃尔斯特认为，意识形态研究应当注重对怀有各种意识形态信念的个体的思维机制和行为方式的探索。他指出，“所有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它们的变化——仅仅在涉及个体（他们的品性、他们的目标、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行为）的时候才是基本可以理解的。”[2](P5)基于这一思想，埃尔斯特提出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概念：他把研究的重心从社会制度、阶级和总的行为方式转向了个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个体形成意识形态的思维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颠倒、从特定的阶级利益推知普遍的社会利益、以局部的视界推论整体，以及概念的扩张主义。
一、颠倒
埃尔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著作中，“颠倒理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它有时表现为这样一个观点：“在意识形态中，真正的主词看起来像是神秘的谓词，而神秘的谓词看起来却像是真正的主词；有时又表现为这样一个（非对等的）观点：被创造之物看起来像是造物者，而造物者看起来像是被创造物。”[2](P476)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3](P1)于是，宗教的观念、拜物教的观念等等作为颠倒了的现实的产物就成为了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颠倒的世界产生了颠倒的世界观——在此，马克思批判的落脚点在于颠倒的世界。在埃尔斯特这里，和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把“颠倒”明确为人们产生思想谬误的一种心理机制，即他所谓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微观基础之一。我们看到，埃尔斯特和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不同。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是世界观的社会根源，而埃尔斯特所重视的是人们在心理上怎样把世界颠倒过来的。具体地说，这种颠倒的意识产生的微观心理机制是什么？
为了说明颠倒意识产生的心理机制，他提出了与“颠倒”意识的发生有关的两个次生的范畴：“抽象”和“投射”前者建立在认识论的谬误上，后者看起来具有动机性的基础。
埃尔斯特援引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认为抽象的典型模式是黑格尔哲学，“在最高的层面上，它建立在存在与意识的颠倒、思想与思考的行为的分离及意识和有意识的存在的分离的基础之上。”[2](P477)青年黑格尔派用“类”、“人”或者“惟一”来代替黑格尔的自我实现的范畴，但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批判了这种抽象。据此，埃尔斯特认为，这部著作“被强劲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对思辨目的论的拒斥打上了烙印”。[2](P478)埃尔斯特进一步追问：在什么意义上抽象的方法导致了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物化理论为此提供了答案：由于专业分工的固定化，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等等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抽象出了种种的幻想、玄想和曲解：“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4](P79)哲学的抽象、法学的抽象和政治的抽象等等，把来源于现实的概念固定化并与现实分离开来，进而认为这些概念决定了或者说统治了现实而不是相反。这就产生了颠倒的意识：思想的统治成了前提，而本来的前提即现实则成了思想派生的产物。在此，埃尔斯特也主要是把物化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而非客观的社会现象来对待的。埃尔斯特认为，在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青年黑格尔派的风格：他把“资本”置于自我差别的概念的中心，以此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和社会的状况。因此，埃尔斯特认为，抽象的方法从未在马克思那里失去活力。我们认为，抽象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方法而存在的，它受制于马克思总的方法论原则即唯物辩证法，因而，它总是离不开现实的具体并以对这个具体的正确认知为目标的。在意识形态产生过程中，抽象则是个体在认识中被动地屈服于颠倒的现实、并把关于颠倒的现实的概念固定化甚至神秘化的认识论机制。二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颠倒机制的另一次生概念“投射”来自于费尔巴哈。这个概念后来被马克思继承了下来。“投射”观念首先被费尔巴哈用于对宗教的本质的分析：“神学之真正意义是人本学，在属神的本质之宾词跟属人的本质之宾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从而在神的主词（主体）或本质跟属人的主词（主体）或本质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它们是同一的”。[5](P17)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思想是人的本质在超自然存在物上的投射，是人实现自己愿望的一种形式。比如，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它被赋予了创造性，而这只不过是人把自己创造的愿望投射到了上帝的身上。在作为一种心理机制的投射过程中，投射者和被投射者的关系被颠倒了，被投射者成为投射者的创造者。
根据对颠倒机制及其两个次生概念“抽象”和“投射”的考察，埃尔斯特认为，费尔巴哈式的分析模式对马克思的宗教理论、政治理论和资本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这三种理论的共同主题是“人成了他自己产品的奴隶。”[2](P479)具体说来，马克思不仅把这种对颠倒的批判应用于对宗教及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批判，还把它泛化到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民主的分析之中去：在这两个领域，人分别被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和所选出的代表所统治。对于这一机制及其次生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埃尔斯特估量甚高：“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所接触到的思想中，这些也许是最有决定性的。”[2](P482)他认为，这些思想形成了异化社会的理论。在被异化的社会中，一些人——主要是统治阶级——垄断了对观念的生产和解释，逐渐相信观念统治了世界；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由于他们的悲惨处境，发明了超验存在物的观念并且被这种观念所统治。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两个阶级都变得颠倒了。马克思指出，这一现象的终极原因是社会被划分为阶级；埃尔斯特则从中挖掘出了作为直接原因的认识论机制和心理机制：意识形态家主要是认识论幻想的牺牲品，然而普通大众是他们对慰藉的需要或减少心理不安需要的牺牲品。
二、从特定的阶级利益推知普遍的社会利益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模式分为利益解释模式和地位解释模式。在利益解释模式中，马克思认为，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倾向于把这种特定的利益看成或者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埃尔斯特同样把这种倾向看成是意识形态形成的一种具体心理机制，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利益解释模式中最富有洞见的地方。由利益所塑造的意识形态信念属于具有社会起因的信念，这种信念不能由于这种起因而得到正当性的辩护。但是，这并不能导致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信念一定是错误的。埃尔斯特指出：“在历史的特定时期，某一阶级的特殊的利益也许真的契合于社会总体的利益，因为这种特定利益的实现将会给除少数统治者以外的所有人带来好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阶级就获得了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2](P482-483)然而，这种信念的正确性只具有偶然的和消极的意义，这种偶然性和消极性可类比于因破损而停滞不前的手表每隔十二小时就刚好显示一次正确的时间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在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是不能指望这样的信念为真的。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认为，当小资产阶级宣称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时，它在进行自我欺骗。埃尔斯特就此补充认为，这一状况——小资产阶级虽然错误但真诚地相信它是比自己的利益更宽广的利益的代言人——最好用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即当事人以心愿和欲求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来进行思维的认知方式）这一心理机制而不是用自我欺骗来进行解释。他把愿望思维看作是从特定的阶级利益推知普遍的社会利益的中介机制。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由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达至相信自己的利益真正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以愿望思维这种心理机制来解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还可以从社会机制中得到解释。这是因为，把狭隘的自我利益解释为普遍利益的观念，对于政治中的成功是必要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只有通过他是为社会而行动的信念，热情才会产生出来，而这种热情是取得巨大成功所必需的。埃尔斯特认为，这是马克思关于偏见好处的论述的理性核心。但是，他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对于成功来说，意识形态偏见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并且成功不能反过来解释偏见”。[2](p484)有了意识形态的偏见，比如，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对于取得成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偏见是行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反过来，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即使促进了实践的成功，人们也不能把它看作是正确的；更不能用这种成功来解释意识形态偏见的形成，因为成功在意识形态偏见形成之后而不是相反。需要指出的是，埃尔斯特的这一看法是基于对一些误读马克思而又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理论家的功能解释的批评。这种功能解释与因果解释相对立，以社会现象的实际后果对其进行解释。其典型特征是以对某人或某事有益的后果来解释相关现象的出现。功能解释应用于意识形态时，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由它给统治阶级带来的好处而得到解释。事实上，意识形态既不必然给统治阶级带来好处，也不能由这种好处得到解释。
三、以局部的视界推论整体和概念的扩张主义
在对“颠倒”和“从特定的阶级利益推知普遍的社会利益”这两种机制的探讨过程中，埃尔斯特主要以动机性或情感性的驱动力来解释意识形态信念的形成；在对“以局部的视界推论整体”和“概念的扩张主义”这两种机制的探讨过程中，埃尔斯特主要通过在认知处理系统中的多种错误来解释意识形态信念的形成。
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相信：对局部有效的因果联系，当一般化到广泛的背景中时仍然保持它的效力。更具体一些，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自然认识论倾向，这种认识相信，“从任何个体的观点来看是真的命题，当应用于所有主体的时候仍然保持为真。”[2](p487)这种以局部的视界推论整体的倾向往往会导致意识形态信念的形成。埃尔斯特举例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倾向于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资本，而不是来自于对他们劳动的剥削。这个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因为，每个工人都按照他是第一个被雇佣的工人的身份来思考工资问题，并且把他单个人的生产能力普遍化至所有的工人。但是，工人由于累加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大于单个工人生产的产品的累加（整体生产能力大于个体生产能力之和），这样，剩余价值看起来像是自然赋予资本的能力——在资本中永久的生产力。这就导致工人把剩余的产品归为“资本”，从而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权利提供了明确的合法化，也导致了工人接受他作为当事人置身于其中的剥削。在这个例子中，被剥削阶级成了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然而，埃尔斯特认为，“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这是不对的：意识形态——在这种信念的怀有者从他们的利益和地位所引出的信念的意义上——总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利益服务。”[2](P487)比如，单个商业资本家从单个的商品所有者可以通过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从而以他人为代价来使自己富有的事实出发，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商品所有者都可以同时做到这一点。但是很明显，如果所有的商业资本家都持这样的观点，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埃尔斯特把这种逻辑错误称为构成性错误，并且认为马克思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所作的区分与局部和整体的对立是有关系的。
埃尔斯特还进一步用“概念的扩张主义”来说明这样一种认识论趋向：“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并用契合于那个社会主要结构的范畴去理解其他社会的结构或者同一个社会里的次级结构。”[2](P490)在时间的层面上，人们倾向于用契合于当代社会主要结构的范畴去理解以前或未来的社会结构。埃尔斯特认为，这种产生歪曲性信念的认识论机制和“时代倒错”有关。在空间的层面上，人们倾向于用契合于自己所在社会主要结构的范畴去理解其他社会结构或者同一社会结构的次级结构。埃尔斯特认为前者和种族中心主义有关，而后者和“内部殖民主义”有关。埃尔斯特引用马克思著作中的有关历史事实和马克思对它们的评述分别对这些“概念扩张主义”的亚类型进行具体说明：当以纯粹英国人的偏见和信念对印度问题进行考察时，当事人犯了空间上的种族中心主义错误；当把资本主义范畴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时，当事人犯了空间上的内部殖民主义错误；当某个历史学家在古代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趋向时，当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借用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时，他们分别犯了时间上的超前和滞后的错误。
在以上考察的基础上，埃尔斯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论述最为集中和充分的著作，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限于此。事实上，如上所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在此问题上也贡献良多。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形成了马克思的经济知识社会学思想，这一思想探寻经济知识形成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以至心理机制，而正是这种应用潜在的给我们提供了上述意识形态信念产生和传播的微观机制。这种经济知识社会学思想体现在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马尔萨斯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之中。简要地说来，马克思提出，重商主义的特征在于系统地混淆了局部视角和整体视角；重农学派则代表了用前资本主义的方式看待问题的资产阶级的观点；马尔萨斯从贵族的立场出发，然而他的意识形态偏见却在有些地方变得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有损于贵族；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特征和它的混淆本质与现象的认识论错误是不可分割地彼此相连的。马克思的这些批判成为上述机制的很好的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经济的、哲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以对人们产生和维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和认识论机制的批判为基础的，其中就潜在的包含了对于意识形态的微观机制的分析。可以说，埃尔斯特借鉴现代心理学、社会学成果和经济学理论，结合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潜在的思想显性化了。他的看法，特别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受到来自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批评，但其中包含的某些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对于今天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2008-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