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收敛还是发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区域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已连续22年GDP增速保持在6％以上，居世界首位。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却并没有带来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相关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
根据Romer(1986，1990)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及Krugman(1990)的凝聚理论，由于存在规模收益等因素，在一个经济共同体中，生产要素将集中在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而，经济一体化将会加剧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诸多学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蔡昉和都阳(2000)、沈坤荣和马俊(2002)以及徐现祥和舒元(2004)的研究都认为，我国按东、中、西部划分的区域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以及彭国华(2005)通过对省际数据的分析研究，也都认为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程度的收敛现象。刘金全、隋建利和闫超(2009)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路径敛散性的研究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显著快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即我国存在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
依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徐海云、涂雄苓和罗付岩(2007)应用对应分析方法对居民消费结构随收入变化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梯度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吴晓明和吴栋(2007)运用我国1985-2004年的居民消费和收入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现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影响尤为显著。杨天宇(2001)，胡日东和王卓(2002)以及臧旭恒和张继海(2005)检验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同消费需求密切相关。以上学者的相关研究证明，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引致的收入分配非均衡，势必会导致消费行为出现区域性差异。那么，在我国存在显著的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异的情形下，我国的居民消费行为是否也会体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
鉴于此，我们依照Beyaert和Camacho(2008)的方法，基于单位根面板数据构建两区制TAR模型，并将Chang(2004)的面板数据线性单位根检验方法扩展到该TAR模型的检验中，用以刻画和识别我国不同区域省际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敛散性问题。我们将格点搜索(grid-search)程序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简称FGLS)相结合并运用bootstrap模拟技术对TAR模型进行估计，基于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备择假设分别获得bootstrap-p-值，进而检验面板数据的敛散性特征。当证明路径具有收敛性特征时，可以通过bootstrap程序获得不同收敛模式的概率值，从而可以进一步区分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我们基于上述方法，利用我国1979-2008年的省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际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敛散性进行检验。我们首先检验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的收敛情况，随后将东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均值分别同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数据相结合，检验两组数据的敛散状况，进而判别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趋势，以此阐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是缩小地区差距，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二、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敛散性定量测度的范式模型
我们在此介绍和讨论检验我国不同区域省际农村居民消费敛散性的模型和方法，并给出检验过程。首先，在面板数据之间存在相依性的条件下，我们考虑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时bootstrap临界值的运用；其次，由于动态的省际农村居民消费路径收敛过程可能会随着某个(些)省份经济体制、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运用TAR模型来研究我国省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数面板数据。
(一)非线性T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我们通过构建如下两区制非线性TAR模型来检验我国省际农村人均消费面板数据的实际敛散性：
在此，m和延迟参数d仍然内生确定。
本文将Tong(1978)提出的TAR模型做两方面的改进。首先，为了测度我国省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的敛散性问题，我们以涵括多变量面板数据时间序列的TAR模型替代仅考虑单一方程时间序列的简单TAR模型。其次，考虑到多变量面板数据中可能具有非平稳性特征，而通过检验多变量面板数据的平稳性特征可以有效判断消费增长路径的实际敛散性，因此我们需要对个体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必要的单位根检验，具体而言，在模型(1)中，当
三、我国不同区域居民农村消费敛散性的实证检验
我们运用上文提及的方法，基于我国27个省份的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数面板数据，检验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省际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敛散情况以及不同区域间的消费路径差异。
(一)数据描述
本文将中国内地地区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按照传统地理区域定义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和内蒙古；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样本区间为1979年至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www.stats.gov.cn)。其中，由于海南省于1988年成立，重庆市于1997年成立，而青海省和西藏的农村人均消费的统计数据分别从1984年和1985年开始，因此我们在计算时将海南、重庆、青海和西藏剔除。文中所涉及的所有程序由Gauss9.0以及OX语言完成。
(二)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敛散性的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首先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省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的收敛情况进行检验，然后重复检验不同区域省份的收敛性，从而证实不同区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路径差异。
首先，我们对西部8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的敛散性特征进行检验，图1描绘出西部省份人均消费数据随时间变动的轨迹，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路径如图2所示，TAR模型的估计结果和收敛性检验结果分别在表1中的(a)部分给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西部8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收敛趋势。如表1中(a)部分所示，TAR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显著，新疆被确定为从区制Ⅰ到区制Ⅱ的转移变量。对应图1可以看出，新疆的人均消费数据在样本前期始终位于西部的较顶端位置，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部其他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速度加快，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逐渐向西部省份的中等水平靠拢。门限参数λ/d的估计值为0.1555，意味着在区制Ⅰ对应的时期，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高于8个西部省份的平均消费水平0.1555％。西部省份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如图2所示，门限参数线以下部分为区制Ⅰ，门限参数线以上部分为区制Ⅱ，区制Ⅰ对应样本观测值的59.2593％，区制Ⅱ对应样本观测值的40.7407％。可以看到在样本区间内区制Ⅰ和区制Ⅱ交替出现，说明西部省份在样本期间内收敛性较为平均。这也与图1中显示出的消费路径趋势相吻合。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西部省份在区制Ⅰ(p=0.0000)和区制Ⅱ(P=0.0800)以及两区制(p=0.0000)中均拒绝了路径发散的原假设，此外，区制Ⅰ(p′=0.0400，条件收敛)和区制Ⅱ(p′=0.7200，绝对收敛)以及两区制(p′=0.0700，条件收敛)都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特征。
随后，我们检验中部9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的敛散性特征，中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随时间变动的轨迹如图3所示，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如图4所示，TAR模型的估计结果和收敛性检验结果分别在表1中(b)部分给出。
图3 中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时间动态轨迹
图4 中部省份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
如表1中(b)部分所示，TA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内蒙古被确定为转移变量。对应图3可以看到我国中部9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收敛性态势，其中内蒙古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1979-1990年始终处于中部省份中较末端的位置，随后内蒙古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逐渐向中部省份中较高消费水平收敛。内蒙古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随时间推移其波动范围相对最大，是中部省份中收敛过程最为显著的代表，这也与将其确定为转移变量的结果相一致。门限参数λ/d的估计值为0.7280，这说明在区制Ⅰ对应的时期，内蒙古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高于中部9个省份的平均消费水平不超过0.7280％，即区制Ⅱ对应的时期，内蒙古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高于中部9个省份的平均消费水平0.7280％以上，中部省份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如图4所示，区制Ⅰ对应样本观测值的40.7407％。收敛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中部省份在区制Ⅰ(p=0.0060)和区制Ⅱ(p=0.0010)以及两区制(p=0.0000)中均呈现出路径收敛的特征，但是，区制Ⅱ(p′=0.2700，绝对收敛)表现出比区制Ⅰ(p′=0.0600，条件收敛)以及两区制(p′=0.0800，条件收敛)更为强烈的收敛性特征。这说明在样本区间内，中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具有较为明显的收敛趋势。综上所述，在过去的30年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分别具有共同的稳态路径。
最后，我们检验东部10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的敛散性特征，东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随时间变动的轨迹如图5所示，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如图6所示，TAR模型的估计结果和收敛性检验结果分别在表1中(c)部分给出。
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东部10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不具有明显的收敛趋势。在如表1中(c)部分所示的TAR模型估计结果中，东部省份在区制Ⅰ(p=0.1400)和两区制(P=0.1100)中都接受了发散的原假设，只有区制Ⅱ(p=0.0010)表现出收敛性特征。从图6可以看出，区制Ⅱ主要集中在1979-1999年的时域内，TA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广东被确定为转移变量。可以说在1999年之前的部分年份中，东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依然表现出较为收敛的特性，其中广东省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始终处于东部省份的中等消费水平，门限参数λ/d的估计值为-0.9974，这说明在区制Ⅱ对应的时期内，广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低于东部10个省份的平均消费水平0.9974％。而从2000年开始则是区制Ⅰ占有主导地位，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发散态势。考虑到东部10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都始终处于我国各省份前列，因此我们将东部10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对其他省份收敛性分析的基准与参照，这将在后面的数据检验中涉及。
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分别具有共同的稳态路径，而东部省份在样本后期则呈现出发散的态势。我们认为中、西部地理区域内部的广大农村地区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制度条件等方面都极其类似，从而可以导致其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东部省份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复杂，且不同地区具有政策差异，致使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现发散的态势。
我们将上述分析进行拓展，以期检验东部10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平均值与中部9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的共同敛散情况，这10组人均消费数据随时间变动的轨迹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东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平均值呈现出明显的攀升态势，并且与中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路径的距离逐渐拉大。
图5 东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时间动态轨迹
图6 东部省份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
图7 东部省份的均值与中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时间动态轨迹
在表2所示的TAR模型估计结果和收敛性检验结果中，门限变量为湖南，门限参数值λ/d为0.1410，即在区制Ⅰ对应的时期，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其他省份的平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超过0.1410％。区制Ⅱ(p=0.0000，p′=0.0480)表现出条件收敛的特征，而区制Ⅰ(p=0.3470)以及两区制(p=0.1600)则接受发散的原假设。区制Ⅰ对应观测值占55.5556％。对应图8可以看到，在最近9年中区制Ⅰ占主导地位，这说明尤其在近9年东部省份与中部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发散态势，这也与图7中东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平均值向上攀升，并与中部省份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距离拉大的现象相吻合。
我们将上述分析进一步延伸，来检验东部10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平均值以及西部8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的共同敛散性，这9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随时间变动的轨迹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平均值呈现出明显的攀升态势，并且与西部省份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距离逐渐拉大。
在表3所示的TAR模型估计结果和收敛性检验结果中，门限变量为云南，门限参数值λ/d为1.1106，即在区制Ⅰ对应的时期，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其他省份的平均消费水平不超过1.1106％。但是，无论区制Ⅰ(p=0.1560)、区制Ⅱ(p=0.3350)还是两区制(P=0.2540)都表现出发散的特征。这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路径呈发散态势，我国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差距。对应图9也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农村居民消费的均值自1979年开始就与西部省份拉开了距离，并且差距始终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制度差异也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显著差异。
四、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敛散性的基本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两区制TAR模型检验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收敛情况以及区域间的消费差异状况。
图8 东部省份的均值与中部省份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
图9 东部省份的均值与西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时间动态轨迹
图10 东部省份的均值与西部省份门限变量的时间动态轨迹
我们首先检验了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省际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收敛情况，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中部和西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分别体现出较为显著的收敛性特征，我们认为其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间都具有相类似的地理条件及经济政策环境，致使其农村居民消费发展路径的相似程度较高。而东部地区则具有较为复杂的地理环境，加之东部不同省份所受政策影响的差异较大，从而导致东部省份农村居民消费路径呈现出发散的特征。随后我们将东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均值分别同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相结合，检验两组数据的敛散性，以此来判别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状况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东部省份均值与中部省份消费路径在部分年份收敛，但在最近10年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发散态势，而东部省份均值与西部省份的消费路径在全样本区间内完全发散。这意味着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农村居民消费路径的差距逐渐拉大。
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免除农业税，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使我国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从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随之呈现出普遍大幅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省份在较为优越的经济政策扶持下，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表现在农村居民消费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持续上升。然而，虽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陆续出台，使得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但是相对于东部省份来说，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其经济政策力度也明显较弱，这导致东部和中部，尤其是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从而其消费水平也随之呈现出显著差距。
“三农”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真实反映了我国农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凭借环境、政策等优势，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却没能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直接成果。从社会福利、政治稳定性等方面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引起的收入分配地域性差别会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沈坤荣、马俊，2002)。而这种地区差异长时间存在和过分拉大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增长效率，更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我们认为要缩小地区差距，快速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应当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尤其是对中西部广大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为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优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也能真正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