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形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经济的兴起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使全球（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表现在知识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例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从良种的选育到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的使用，处处渗透着生物、化学、化工等科学技术知识。在这里，知识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传统的生产要素来体现的，其产品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如粮食、机器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的崛起，这尤其体现在计算机、电子和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服务业之中。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产品和出口中的份额翻了一番多，达到20%—25%。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如教育、信息、通信等的发展尤为迅速；在美国，信息产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 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出口相当于产品出口额的40%；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知识经济成分也在增长，一些知识含量高的产品，如电子产品已成为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软件产业的发展也是典型例子之一，1995年全球软件产业的收入已超过2000亿美元，且以13%的速度迅速增长。
因此，在今天，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知识作为蕴含在人力资源和技术中的重要成分，其作用日愈明显。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美国政府宣称，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依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2007年，美国生产率预计将比目前提高20%—40%。1996年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表的《2001年构想》报告也强调要“利用科技发展一个创新的知识经济”。这些趋势显示，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开始兴起，即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简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二、知识经济的涵义
按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的阐释，知识经济是指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为了有利于经济分析，这里的知识可分为四种类型：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知道怎样做的知识（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其中know－what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 如中国的人口有多少等；know－why 是指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科学理论， 这类知识的产生和再生产是由专门机构如实验室和大学来完成的；know－how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技巧、诀窍和能力；know－who涉及谁知道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它包含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即有可能接触有关专家并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
为区分这四类知识，有必要对知识和信息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一般情况下，知识的概念比信息要宽泛得多。知识是人类历史上一切认识的结晶，它是人们通过学习、实践所得到的对世界认识的总和。而信息主要是指事实和数据的某种集合，信息不能象知识那样去反映这些事实和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信息一般属知识的know－what 和know －why范畴，或者说信息是指可实现编码的那部分知识， 这类知识可以通过书本等来获得。可以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有效地处理know－what和know－why知识的需要；而另两类知识（know－how和know －who）我们称之为“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许多文章把“tacit knowledge”译为“隐含经验类知识”， 但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这种译法不足以反映出它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而译为“意会知识”似更加妥贴，即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主要靠从实践中获得。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类知识变得更加重要，而信息技术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如何更多地将意会知识转化成为可编码的知识。
三、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
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投资正在流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 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OECD国家投入到研究与发展（R&D ）的费用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 %；在美国、加拿大、芬兰、爱尔兰、瑞典和英国，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增速都超过了10%；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本构件——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投资增长速度，在北美、 欧洲和日本1993 —1994 和1994 —1995年度都超过34 %。 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80 年代OECD共增加了65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45 %是市场服务部门提供的；1980—1989年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美国是53%，在日本是47%，在加拿大和英国是42 %。 国际技术收支情况的数据也显示， 1985 —1993年间专利和技术服务的贸易额增加了20%。
（2）网络化趋势在加强。 知识经济注重信息和知识的扩散与使用，网络化大大消除了知识应用所受到的时空限制，而经济也由此成为了网络体系。在这一经济中，企业寻求有效的联系方法来促进企业内部的互动学习和寻找外部的合作，这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而创新也成为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组成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这个共同体可称为国家创新体系，目前这些体系正跨越国界而日益成为国际性的。
（3）学习在知识经济中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劳动力市场对科技人员和有高度熟练技能工人的需求日益增长，如1970—1994年间，OECD国家熟练技能工人年均就业增加1%， 而非熟练工人下降0.7%。因此，学习将成为个人或组织发展的有效工具，是挖掘新技术的生产潜力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学习并不仅限于正规教育，通过实践学习正变得更为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非正规环境下学习和培训将成为更普遍的形式。企业也日益变成一个学习的组织，为适应新的技术而不断地改进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尽管在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有错位，但从长远看，开放地积累知识和学习将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
（4 ）国家科学系统（主要包括公共研究实验室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知识经济中，国家科学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的生产（发展和提供新的知识）、传播（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和转让（传播知识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为发挥上述功能，未来的科学系统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新角色的挑战，这涉及通过基础研究生产新知识；教育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强大学或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等。
（5）人类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正在走向知识化和智能化。 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向人们展示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广泛的生活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如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存取资料、通信、现金拨付和购物等各种服务，对传统的出版、电信、金融、商业、娱乐等行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大大动摇了长期袭用的运行模式。据统计，网络用户目前已超过5000万。
（6）政府的角色也必须相应地加以调整。在知识经济中， 政府的政策侧重点包括：发展教育培训，以促使公众接受多种技能的训练，特别是掌握学习的能力；通过协调网络和技术来增强知识的扩散能力；扶持科学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知识的生产等。
四、知识经济与新增长理论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注重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其规律就是收益递减律，即随着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投入，回报率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开始递减。至于知识和技术对生产的影响，一般被看作是外生的。当然也有些研究者致力于探讨知识对生产的重要意义，这一努力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A.），他提到了新的专家阶层，认为他们善于思考并为生产对经济有用的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Marx,K.）相信科学技术是起决定作用的推动力量；熊彼特（Sehumpeter,J.A.）的创新理论则把创新和企业家的作用看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还有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K.）的新工业国理论认为，技术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生产的决定性要素，而且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即所谓的技术结构阶层）正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掌权者”。 一直到50 年代中期， 麻省理工学院（MIT ）的索洛（Solow）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源泉， 从而创立了新古典增长理论。
到80年代中期，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兴起，增长理论开始了第二次复兴，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和格鲁斯曼（Crossman）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即新增长理论）。他们通过经济模型的构建，考察创新在经济系统中出现的方式和知识积累对经济系统增长的影响方式。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的积累，人们可以通过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产生出新的和改进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上述目标。这样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持续增加投资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说，知识可以通过溢散，从而在几乎不用额外投资的情况下重复利用，以减轻资金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因此，新增长模型的关键是使技术进步内在于增长的过程之中，即建立收益递增的模型。
回顾以往构建的许多内生增长（endogenous growth）模型， 我们需要强调罗默、卢卡斯、 格鲁斯曼和杨小凯（Young ）等人的工作。1986年罗默借鉴阿罗（Arrow）1962 年提出的“从干中学”模型把外部性（externalities）引入生产函数中， 探讨了与技术相关的知识效应对生产的外在影响；卢卡斯则在1988年开发了一个人力资本的模型。他们的模型从本质上都依赖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以促进收益的递增，最终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可以说罗默和卢卡斯的新模型奠定了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之后的许多模型延续了他们的传统，即通过结合外部性，来解释经济的增长。格鲁曼和赫普曼（Helpman）1991 年提出的模型则从R&D角度，分析了企业通过R&D的投入和参与，拓展了消费的多样性或产品的专业化程度，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杨小凯在1993年建立了一个模型，把分工的深化和增长看作一个相互作用、不断促进的过程，并将创新对现有技术的破坏性影响与拓展已有技术或为现有技术找到新用途结合起来。
总起来说，对新增长模型的探讨仍是目前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与新古典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承认创新的中心性和强调市场在推动知识交流方面的作用，并把创新看作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此外，还强调政府在技术进步，特别是知识产生和应用方面的政策功能。
但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也面临许多困难，其一是将知识纳入到标准生产函数中去，即将知识和信息内生化到模型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违背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原理，如稀缺原理、等价交换等（因为知识和信息的无限丰富和溢散效应）；其二对知识的测度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如何改进传统的R&D经费和人员投入指标；对知识流量和存量， 以及知识投资的社会和个人回报率的测定；知识网络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等，都需要有更好的指标进行描绘。
新增长理论反映了人们要探讨知识经济的意义，了解知识和技术在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把经济学和科技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知识经济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它的发展必将推动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五、知识对发展的意义：《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
知识经济的提出不仅引起工业化国家的普遍重视，而且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也是人们所关注的。这突出体现在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之中，该报告的主题是：“为了发展的知识（Knowledge ForDevelop-ment）”。报告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但更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知识积累的迅速增长、获取可能性的提高以及广泛的传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威胁。如果发展中国家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知识积累的增长，就可以增加财富，改善福利，甚至实现超越；如果他们不能利用这一资源，就会更加落后，而且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知识经济中也将变得更加不重要。这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可以看出，在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迅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除了端正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外，都采取了非常有效的知识战略。
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做出努力，制订出相应的对策，使人们更便利地获得知识，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知识（技巧与能力）。而且由于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政府在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政府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创造、传播和使用知识制定明确的政策。报告认为，从成本分析的角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努力地获得可得到的全球知识，但各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研究与开发能力，才能从全球知识库中追踪、评估和选择满足自身需要的内容。为此，应该特别关注政府通过直接干预知识的生产（如直接资助、公共采购、建立知识基础结构等）、知识在全球的流动开放，以及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促进知识的创造，刺激在生产中使用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改善教育。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这将影响到这些国家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为此，改善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使教育逐步成为一个特殊的产业，特别是实现终生教育，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据OECD的统计，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与劳动力培训相关的投资已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相应，学习对发展中国家也有了更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终生学习重新定义了求知的时空限制和发生的机制，因而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个人、企业、团体、社区、政府都将成为学习型组织。
此外，有益的环境（包括促进信息交流、实现知识共享、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创新）也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和获取知识的重要保障。其中发展一个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知识在国家范围内更快地生产、传播和使用，是提高一国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而创新体系的效率则取决于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平衡。
报告也提到一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如“技术国家主义”的出现，即一些国家会趋向于通过管理知识的获取途径，促进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有日益加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世界标准对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和技术发展的影响等。针对这些情况，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纲领，并加强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总之，报告认为知识作为增长和福利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变得日益重要，而知识的高速发展和更广泛地传播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创造有效使用知识的能力，以及通过努力进入全球知识经济的分工体系，并明确自己的角色，才能在未来的经济中，不致落伍，实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