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农业科技的动向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科技论文,动向论文,启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20世纪，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农业在世纪中叶相继实现常规（高投入、高产出）现代化；加上70年代后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地区实施了“绿色革命”，以及中国在稍后实现了类似绿色革命的农业科技革命，使全球人口在由20亿猛增至50亿（1990年）的30余年中，粮食生产平均年增率达到2.4%，得以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尽管当前全世界还有8亿人不得温饱，但其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供给。事实上，自1950年以来，除极少数年份外，国际市场粮价一直在下跌。进入90年代，国际农业和农业科技出现了不少新的动向，分析这些动向，将给予面临许多新挑战的我国农业以有益的启示。
一、国际农业科技界达成“双重绿色革命”的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农业形势已连续多年走好，国际上一度出现认为农业问题已解决的盲目乐观情绪。不少发达国家减少了对农业科技的投资；重要的国际非营利研究组织，主要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集团”(CGIAR)下属的16个研究中心（所）从捐助方得到的研究经费也下降了。然而进入90年代后，粮食生产的平均年增率跌落到1%以下，造成了标志着全球粮食供应安全保障度的指标——“粮食库存率”接近，甚至大大低于最低限(18%)。与此同时，包括“绿色革命”在内的常规农业现代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1986年起有识之士即开始酝酿“第二次绿色革命”。经过10余年的深入探讨，近年已达成广泛的共识：必须开展一场“双重绿色革命”。其目标是既要重现上次绿色革命那样的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又要能够同时保育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一共识反映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世界食物首脑会议发出的呼吁性宣言之中。这个宣言表明，双重绿色革命的核心是确保21世纪可持续的食物安全保障(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其目标则是要在2015年前把现有的8亿多不得温饱的人口数量减少一半。
二、新世纪 国际农业科技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国际农业科技界关心的问题和重要论点主要集中在以下7个方面：
1.目前农作物的最高单产水平是否已接近所谓“生理极限”？应采取什么技术路线和对策？是以缩小现有水平同极限潜力之间的差距为主，还是通过遗传和生理方面的努力，进一步提高潜力？
2.农业生物技术除了能够改良抗逆、抗病虫以及改善品质外，能否最终对提高单产这一最重要的“数量性状”作出大的贡献？
3.信息技术在改造有史以来就一直是分散和经验型的传统农业方面，到底还能有多大的潜力和作为？
4.农作物增值还有何种新途径？
5.关于实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农业途径的探讨。
6.针对自然条件差、资源贫乏而长期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分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南亚那些从未能分享到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好处的国家）的状况，如何提出有效的技术—社会—经济一体化对策，以促进农村发展的进程。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研究组织无一例外的“重中之重”。
7.发展中国家为推进市场经济本应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对农业则恰应相反，即政府必须加大干预力度——主要指加强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组织领导和投入。
此外，针对近年来私人企业在基因资源方面以商业为目标的异乎寻常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无偿利用基因资源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问题，有识之士已发出了紧迫呼吁，要求寻找协调这方面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
三、值得我们深思的新动向
近年来国际农业科技出现了不少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新动向。例如，以"3S"（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为基础，旨在实现因地块、因苗情作物管理（施肥、农药喷洒等）而达到节本、增产、减轻农化污染的“精确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正在美、加、英、法、澳等发达国家迅速扩大应用，并被认为是一项将改变21世纪农业面貌的关键技术，而且已成为农业生产资料产业（农机、化肥、农药等）的新增长点。又如大批跨国化工集团对农业生物技术表现出惊人的热情，纷纷通过资产重组（合并、购买动植物育种公司等）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大量投资于农业、医药和营养方面的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以抢占这方面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其中尤以杜邦、孟山都、汽巴—嘉基、赫希斯特、拜耳、罗纳普朗克等公司最为活跃。目前，转基因农作物播种面积1999年已达4.2亿亩次，今后5年中将增至12.6亿亩次。预计到2010年转基因种子销售额将达300亿美元。这种生物技术产业公司的形式，以及以农业高技术成果促进农业产业化，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也是一项新课题。近年来美国已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可简称为“官、产、研、学四位一体”，目的是建立围绕产业化所必须的中介、风险投资、民营实体等机构和机制。发达国家的农业专家预言，21世纪的农业将彻底由“生产者主导型”转为“消费者主导型”。这就意味着农业不但将长期是买方市场，而且光靠传统产品以及农产品的传统用途，肯定将无法满足消费者高度分化的需求。美国农业科学家最近提出“价值强化”(value-enhance)的概念，目的就是从两方面着手加强农产品的效益。一方面是对农产品开展非（食物、纤维）传统用途的研究，以解决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豆、棉花等的积压和价值低下的问题。美国农业部下属的4个应用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量有吸引力的成就。典型的如用玉米制成一次性可降解塑料餐具，和大豆油制成的“绿色油墨”以及用含酚棉籽制成的用于强化玉米营养的食用棉籽蛋白等。另一方面，则采用生物技术“制造”能生产，乃至可提炼营养物质甚至包括提炼药物、疫苗的特用作物(nutracueticals)，以解决包括饥饿人群在内的12亿左右人（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难题，例如培育出富含α－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V[,e]以及富含可吸收性铁、锌的粮食作物等。这对微量营养不足（指缺乏17种微量元素和15种维生素）的发展中国家的贫民无疑是个福音。对于发达国家则将更有利于推动“更健康食品”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此外，研究开发符合产业专一性特殊要求的所谓“特用作物”(Specialtycrops)，如高含支链淀粉玉米、高蛋白玉米等。90年代以来，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的研究对象、目标均已发生重大转变，重点已完全转向最不发达国家。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国际研究组织正加紧用基因工程方法改善“超级木薯”的抗病性。木薯是广大热带发展中国家的主食，一旦突破，木薯单产可比现在高出10倍，达每公顷100吨！这对保证21世纪发展中国家食物安全意义重大。这类新的研究还要求能同时有助于解决脱贫和改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的研究进展表明，这课题的难度相当大，其最后的解决需要与过去传统的农业研究、推广完全不同的思路、技术路线和方法。
四、21世纪我国农业的任务，及国际农业科技对我们的启示
在新的世纪，我国农业科技担负着实现邓小平同志预言的农村“第二次飞跃”（集体化，集约化），确保在人口达最高峰前后人民生活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对农产品量和质的需求的长期任务，以及推动脱贫，全面实现农民由“小康”向宽裕过渡等中期任务。同时又面临即将“入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资源与环境的刚性约束继续强化等客观上不甚有利的严峻形势。这一切对我国农业科技界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而我国农业科技的体制和创新能力，还远不能适应农业进入新阶段的要求。这包括；如何帮助缓解“卖难”、“谷贱伤农”；如何克服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紧缺的制约；如何有力地支持农民增加收入；如何通过改进管理来提高投入的有效利用率；如何通过改善品质、扩大农产品增值等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何促进农业的生态环境功能；如何促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等等。
造成我国农业科技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原因很多。这里仅结合国际农业科技的动向及近年来的一些经验教训，从中分析并提出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1.加强政府对农业科技的干预是由农业科技的公益性决定的，也是各国适用的普遍规律。发达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已长期保持在占农业总产值1.5%～2%的水平；除此以外还有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包括种子、化肥等）对科研的巨额投入。而我国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多年来低于农业总产值的0.2%，这种局面必须立即改变。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和现今的世贸组织(WTO)规定，各国对农业科技和教育增加投入不属于变相设置“贸易壁垒”的范畴，因此发达国家都在充分利用其资金优势，大力投入农业科教以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我国即将加入WTO，如果忽视这一点，必然会吃大亏。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除了政府要开辟新来源（如在流通环节征收技术改进费，重大农业建设项目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科技费用等）之外，很重要的是还要增大来自民营农业企业的投入。作为“放水养鱼”的措施，应结合农业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尽快把能够通过商业化（品种知识产权转让、种子生产销售）获取足够回报的那一部分育种科研，从公立机构分离出去；并结合扶持高新农业产业，培育一批农业企业，逐渐使“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农业科研上也有所体现。
2.农业研究不能再仅局限于“农业”（食物、纤维生产）本身。应该借鉴美国的成功做法，拓宽眼界，转制和建设一批真正从事应用性研究，并具备相应配套的中试等强有力手段的研究中心，保证其研究经费，使其直接为农民和市场解决“卖难”和农产品价值低等问题。
3.农业高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必须走规模化和上、中、下游配套实现产业化之路。所谓“中、下游”是指选育商业性动植物良种（苗）的开发性研究和中试生产。应考虑我国作物种质资源极其丰富，育种的队伍强大、经验老到，以及市场巨大等优势，谋求同实力强大的国际农业、生命科学公司的实质性合作。不仅引进其在研究方面的先进技术、手段，更主要的是学习市场开发和成果商业化方面的丰富知识、经验，进而培养自己的高技术企业家。
4.重视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性技术改造的良好前景并积极应用。但鉴于中国农村的具体国情，切不可一窝风地照搬照抄式地引进，而必须更重视对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除精确农业外，还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改善农业企业（如大型饲养场）管理，以及帮助农民在农户层次进行技术措施决策方面的巨大潜力。
5.国内外大量经验教训已表明，在对待贫困地区农民这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上，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和工作方法。为扶贫、脱贫所需要的农业适用科技，除某些单项技术外，从总体上看，均属于完全不同于其它一般农区适用的农业科技。这方面关键问题在于，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传统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均不适应于自觉地把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同脆弱的生态、匮乏的资源及落后的社会和低下的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实际上，国际上已为此产生了一种相应的新学科——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在我国尚极其薄弱，急待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并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开始做起，逐步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学科和专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