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话语展现——以素质教育政策议题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为例论文,议题论文,素质教育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与教育政策活动相关的四种话语
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揭示出政策活动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理解各利益主体价值诉求的过程，是决策主体主动选择、利益主体主动参与的过程。政策的形成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注：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所以，政策活动中必定包含着话语的表达甚至争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话语的表达、对话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话语的展现过程。因此，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政策相关利益群体的表达和争论，理解表达的基本预设、框架、表述方式与逻辑定向，从而理解各方话语背后的利益诉求，对于促使政策活动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大有裨益。
既然话语和政策存在必然的联系，通过话语的展现去理解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或许是一种贴切、有效的途径。基于我的理解，我认为与教育政策相关的话语有四种，分别是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媒体话语和公众话语。
政策话语，指在政策文本中所使用的语言。由于政策文件要指导群众当前实际行动，不但应该是表述精练、准确的，而且还要把尚有诸多歧义、疑问的概念、说法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政策话语必然具有精练、严谨、确切、问题感强等特点。这种特点是政策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广泛利益相关群体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学术话语，往往以理论的形式展现。在真理并非一眼可见的地方，它变得重要。学术话语表现为一系列概念、范畴、判断的集合，并通过某种逻辑的力量使这些东西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使每个语词陈述在这个整体中获得意义。学术话语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视野的开阔、解释的洞见、价值的涉入以及论述的条理等特点。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话语具有“非大众化”的特点，只有在共同的话语规则中，才能产生理解，达成共识。媒体话语特指借助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介质的专栏、通过筛选作者、材料来体现媒体自身立场、态度的话语。媒体话语可以区分为官方媒体话语和非官方媒体话语。官方媒体更多使用祈使句，用词准确，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鲜明的政策导向性特征。而非官方媒体话语具有生动、鲜明、尖锐等特征，往往体现出媒体追求发行量和轰动效果的本性。公众话语具有日常语言的随意性、感性、真实性等特点，在运用语言表达主题时，大量的非专业性语言和少量的专业性语言交织在一起，较重的情感色彩、随意性的语体充分体现“情感性直白”的语言特色。以上四种话语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民主化进程、政策议题的具体特点而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
二、素质教育政策议题中的话语展现
实行素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政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不短的发展过程。通过话语的分析来审视这一政策形成、实施过程，可能会有不同以往的启发。结合已有文献和笔者的理解，素质教育发展至今，大概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从各阶段看素质教育政策议题中的话语展现
1.酝酿尝试阶段(1985～1994)——学术话语发挥关键作用，政策话语适当引导。
“素质”一词在中央政策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用语中出现并强调，始于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全教会议上的讲话。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把民族素质的提高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予以强调，引起了教育界对如何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素质的思考和讨论。作为中国教育主流学术杂志的《教育研究》从1986年第4期至1987年第4期，开辟了“端正教育思想，明确培养目标”的专栏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教育弊端的批评上，比如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的弊端”、“片面追求升学率”作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已经开始并逐步成为当时教育理论界的主要话语。同时，作为对当时教育弊端的概括，“应试教育”能否取代“升学教育”也成为理论界争论的主题之一。随后，柳斌同志1987年首次在《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素质》文章中使用“素质教育”一词。1988年第11期的《上海教育(中学版)》署名言实的文章强调了初中教育的新目标——素质教育。江苏省1990年率先在政府文件中明确地提出了“素质教育”一词。在这种大背景下，教育理论界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时期。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主要弊端是什么？‘应试教育’是不是一种概括？素质教育作为针对‘应试教育’的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明教育思想，能不能成为一种向‘应试教育’开战的旗帜？它具不具备这样的号召力和推动性？”（注：康宁.论素质教育的政策导向[J].教育研究，1999(4).）随着讨论的深入，“素质教育”一词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领导人、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特别是在教育理论界人士的三重推动下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可，直接导致199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出台。《纲要》第7条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通过词频搜索，《纲要》全文提到“素质”一词多达20余处，但是整个政策文件并没有出现“素质教育”这一基本上已被社会各界认可的概念。可见，政府对于“素质教育”这一内涵尚未确定的概念持“谨慎”态度。政策话语的“精练、严谨、确切”特性显露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文本中首次使用了加引号的“应试教育”这一概念，这种表述方式表明了政府首次认同并明确指出中小学存在着“应试教育”倾向，它是对理论界用加引号的“应试教育”代替“升学教育”的一种肯定，同时也充分肯定了第一阶段素质教育的探索成果。至此，素质教育的酝酿尝试阶段告一段落。
从酝酿期我们可以看出，“素质教育”话语的提出，教育理论界的学术话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政府非常恰当地通过开辟公共话语空间让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得以充分展开，并使用准确的政策话语适当引导，致使素质教育政策议题在初期得到很好地酝酿，为下一个阶段的推进准备了条件。
2.实践推广阶段(1994～1997)——学术话语深入探讨，媒体话语推波助澜。
在第二阶段，关于素质教育的理论讨论更加热烈、深入，问题也愈发集中。话语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如何准确地理解素质教育的本质，如何将素质教育的理论更好地应用在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如果说学术性话语的理性特点，为素质教育走向实践提供了理论保障，那么一些国家高层次领导人和教育行政主管通过官方媒体表达的具有政策倾向性的媒体话语则进一步为素质教育的典型示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李岚清同志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的“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并于1996年在《人民日报》撰写的重要文章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奠基工程”；柳斌同志从1995年至1997年间在《人民教育》上，五论“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这些都对统一思想认识，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讨论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1996年2月，《人民教育》、《湖南教育》两家官方教育媒体联合推出长篇报道，宣传汨罗地区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媒体话语生动、鲜明、准确的特点，通过公共媒体的放大而使得汨罗的素质教育典型形象顷刻传遍大江南北，直接推动了全国首批10个素质教育实验区以及一批省级素质教育实验区的建立。学术话语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在汨罗素质教育示范区的实验中得到印证，具有政治感召力的话语和官方媒体话语在这一时期相互结合，对素质教育政策在全国的顺利推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96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目标纲要》)肯定了基础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对素质教育实践的探索精神，进一步强调提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政策文本以其严谨、准确的话语风格为前段时期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作了一个小结，以法律性文件的方式，确立了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方向。
3.全面实施阶段(1997～1999)——政策话语全面主导。
以烟台会议作为起点的第三阶段，是处在政策话语主导的时代。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颁布了若干重要的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1997年10月，颁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意见》包括三个部分共16条。这是国家主管部门在吸收各地改革经验基础之上，全面系统地推进素质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它不仅包括对实施素质教育意义的全面阐述，而且就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规范释义，同时，提出了在全国推进素质教育的一揽子政策配套措施。1998年教育部又发表了专题文章《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素质教育》。上述两个重要文献直接导致了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出台。从第三阶段来看，关于素质教育的整套政策体系非常注意抓住素质教育实施中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加大行政干预力度，为地方和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清除障碍、击破难点、理顺关系、突出统筹。从政策文本来分析，“素质教育”、“工程”、“全面推进”、“整体提高”、“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等政策话语占据主导话语地位。这一阶段中政策话语的集中、高密度传播，使得学术话语、媒体话语都处于阐释、宣传的工具地位。公众则成为主要的话语受众，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素质教育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异议、问题暂时被掩盖，总体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4.深化推广阶段(2000年～至今)——新媒体时代媒体话语、公众话语的充分展现。
自从《行动计划》和《决定》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行了总体上的规划，将课程教材革新、评价制度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实现“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的三个战略重点以来，素质教育逐步走向了深化推广阶段。关于素质教育政策话语的侧重点也因此发生了转变，更多走向了对具体战略重点的安排。“从2001年到2003年，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职业教育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指引我国教育事业顺利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教育改革也取得了突破进展，国民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注：张力.素质教育：国家政策层面的思索[N].中国教育报，2004-12-6-B3.）但是，在素质教育迈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掩藏在深层的问题也就逐步暴露了出来。从全国范围来看，课程体系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许多矛盾逐渐积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全国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的推进步调不相一致，对素质教育的整体理解意见分歧。致使相当多地方的教育表面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暗地里“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一些真正推行素质教育的学校。2004年7月上旬，某家晚报的一篇题为《南京的“高考之痛”》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一场波及面很广的针对素质教育与高考的大讨论。一时之间，报纸、电视、网络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论铺天盖地，评价褒贬不一。“政策语言、学术语言、公众语言和媒体语言等方面相互交织，形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境地”。③“高考与素质教育的矛盾”、“高考之痛”、“素质教育无用”、“素质教育刺痛高考”成为大讨论前期非官方媒体和公众的主题话语；在后期，以《中国教育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则在“关于素质教育的再讨论”专栏中以“素质教育不排斥升学率”、“持之以恒推进素质教育”、“重要的还是素质”、“不是素质教育的错”、“以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素质教育”等主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引导公众舆论。从前后期讨论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素质教育的词和概念从一种话语的集合中被抽了出来，并在另一种话语中采取截然不同的换喻关系而重新汇集。从素质教育政策的深化推广阶段来看，政策话语基本趋于稳定、平静，而媒体话语、公众话语却在公共话语空间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从整体看素质教育政策议题中的话语展现
1.政策话语对于整个素质教育政策议题起着引导、修正和推动的作用。
纵观整个素质教育政策过程，政策话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引导、修正和推动。在1993年《纲要》中“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的陈述方式就非常精确、严谨且意味深长。对“应试教育”提法的肯定，以及不直接使用“素质教育”的概念，都为后来素质教育的进一步讨论和探讨起到很好地引导作用。但自从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远景目标纲要》两个政策文件中使用“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的提法以后，“转轨”话语开始占据公共话语空间的主导地位。从当时学术界以及媒体上的文章来看，基本上使用与政策一致的“转轨”话语，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对立起来。从当时的实际来看，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两个政策对于素质教育的大力宣传、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话语对于学术话语、媒体话语乃至公众话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确是不可低估。因此，在此后的《行动计划》和《决定》中都放弃使用原有提法，“甚至没有出现‘应试教育’和‘转轨’这两个词。人们普遍意识到，非常明显的是，这些文件没有为素质教育设置一个‘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没有说要经过‘转轨’才能达到素质教育，而是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注：王策三.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这种政策表述不仅正确指明了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而且及时地从政策话语的角度扭转了曾经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各种围绕素质教育的繁杂名词、概念的纠缠也在政策话语的指引下正本清源。政策话语的修正作用显露无疑。仔细分析《行动计划》和《决定》文本，会发现“整体推进”、“全面提高”等字眼非常突出。这明确体现了政府对素质教育在今后发展中所持的立场以及期望达到的目标。同时，文本中对于素质教育的难点问题——高考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严谨的陈述，“要从有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公平选拔人才、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和社会稳定原则出发。”“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原则，积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第26条这样写到，“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深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决策部门对于“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的重视以及期望公众给予政策更大的理解、支持、参与的意图可见一斑。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4年颁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两个教育政策文本来看，基本上都是进一步强调《决定》中已表述过的核心目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所不同的是，在对程度副词的使用上，用“扎实推进”、“继续全面推进实施”等话语来表达素质教育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关键环节——考试评价制度改革进行了强调，分别使用“深化”和“加快”两词予以表述。政策话语推动的作用非常突出。
综上所述，政策文本话语往往透露着重要的政策信息。它一方面吸取着各种话语背后的合理价值诉求，另一方面，这些重要的政策信息往往又会对其他话语的表述造成深刻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加有利于教育政策实施的公共话语空间。
2.在素质教育政策话语尚未确立，公共话语空间缺乏明显导向时，学术话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随着政策话语逐步主导公共话语空间，知识分子“退守边缘”与“再造中心”的固有矛盾性势必导致学术话语在素质教育政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减弱趋势。
从素质教育政策推进过程来看，学术话语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当素质教育政策话语尚未确立，公共话语空间缺乏明显导向时(酝酿阶段)，学术话语发挥出逻辑的一致、视野的开阔、解释的洞见、价值的涉入、论述的条理等话语特点，如，1986～1987年《教育研究》开辟专栏对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升学教育”的讨论；理论界关于“中小学教育中的主要弊端的讨论”；关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提法的科学性、合理性的讨论，都直接为1993年《纲要》中“应试教育”概念的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素质教育”概念出现并广为传播，也首先根源于学术话语的理论论证。从1993《纲要》颁布后的一段时间学术话语实际影响来看，学术话语在结合素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素质教育的探索研究是比较理性和深入的，并且也是求同存异，充满多种声音的，直接为决策部门对素质教育政策问题做出科学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理性的思考更加深了对素质教育本质的认识，广大专家学者参与的理论讨论更加速了决策部门推动实施素质教育进程的时刻表。”（注：康宁.论素质教育的政策导向[J].教育研究，1999(4).）第二，当素质教育政策话语逐步确立，公共话语空间导向性进一步增强时，学术话语保持独立、理性思考的能力逐步减弱，揣测政策话语内涵，阐释、宣传政策话语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例如，当1996年《远景目标纲要》和1998年《行动计划》、1999年《决定》明显表达出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政策态度时，学术话语也表现出与政策倾向大致相同的摆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肃清混乱思想、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
总体来讲，学术话语在素质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看到学术话语在素质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且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其一，对素质教育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理性的分析，而只是为“说”而“说”，由于素质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上下推动的热潮，“素质教育”成为新的权力话语，这些本来源自学术界的话语，却因为政策话语的强化和肯定，成为先见的权威性话语反而扎根在一些教育理论者的脑海里，变为另外一种无形的“力量”，“命令”、“指挥”着我们“说话”。跟着潮流大谈“素质”、“素质教育”的情况不在少数，学术话语显得浮躁有余而冷静不足。其二，对于素质教育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缺乏深入下去的勇气和可能，使得素质教育理论缺乏丰满的话语体系。虽然有“素质教育”、“应试教育”、“转轨”等新词汇在“领衔主演”，但是由于基本话语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增加了几个‘××素质’而已，如果我们把原来的话语一一‘括起’，素质教育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属于其自身的话语。这种倾向性在素质教育发展的第二、第三阶段呈现扩大化趋势，直接导致学术话语的政策影响力逐渐减弱，有失语的危机。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知识分子是不甘“退守边缘”的，在素质教育深化推广的第四阶段，一些新的话语特征也体现出了他们“再造中心”的趋势。具体表现在：(1)更多能够针砭时弊，具有反思、解构特征的话语方式开始出现。但是这种话语方式往往会陷入盲目解构的境地，对于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较少能提供可行的政策性建议。(2)具有政策研究倾向的、富有建构目的的、借助多学科话语表述的话语方式开始出现并呈现增长趋势。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话语方式大举移入教育学话语中，试图通过多学科话语为教育政策把脉问诊。但这些“移入性话语”在教育界的大行其道也容易产生“表面繁荣”的假象。如何深入教育问题的“事情本身”去“深思熟虑”、从而为政策的“深谋远虑”提供建议，应该是学术话语保持旺盛生命力应该思考的问题。
3.媒体话语功能放大的特征，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政策议题中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发展，呈现增强的趋势。
在素质教育政策的整个推进过程中，官方媒体话语始终依据政策话语而体现出阐释、宣传的特点。对这一观点，上文已有详论，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谈谈非官方媒体话语在整个素质教育政策中的表现特点以及影响。非官方媒体话语在素质教育改革实践的前半期基本处于人云亦云的附属地位，这也是和整个媒体发展的趋势相吻合的。到了素质教育的第四个阶段，非官方媒体语言才更加充分地体现出生动、鲜明、感性、尖锐的特点，表现出更大的影响力。但这种话语特征在吸引更多受众的同时，也往往会产生不利于政策推行的负面影响。正如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所言，“《南京的‘高考之痛’》引发了一场尴尬的讨论。之所以尴尬，乃是在错误的前提下根据错误的信息，就一个严肃问题展开了一场不认真的讨论，参与者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这场讨论的尴尬之处还在于它把教育界力图弥合的一对矛盾进一步撕裂，它让一场原本比较专业的讨论庸俗化，它逼使教育行政部门表态去做违背教育理念的事。”（注：吴非.“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N].南方周末，2004-9-16-B14.）把这场讨论定位于一场“尴尬的讨论”是切中要害的。这场讨论在非理性的指导下将一盆浑水劈头盖脸地泼在素质教育的脸上，直接导致一些真正扎扎实实地开展素质教育并且已经有所成效的地方终于顶不住社会压力，不得不被迫做出一些他们多年来咬紧牙关坚持予以抵制的、与素质教育基本精神相背离的事。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媒体语言和公众语言获得了话语权，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种现象源于新媒介时代的新特点。即在一些突发事件产生后的短时期内，媒体(特别是网络)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高密度的传播强占优先话语权，而不会过多地受到政策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影响，有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非正面影响和破坏力。
4.素质教育改革历程见证了公众在政策议题中话语权的扩大，并表明了公众话语在对素质教育政策形成、推广和深化时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素质教育是一项牵涉千家万户的大事，每一个家长都会对这项影响学生前途命运的教育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任何一项改革都存在改革成本，素质教育的相关配套改革也是如此。因此，部分学生、家长、学校在素质教育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利益受损的情况。公众由于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等的制约往往会产生首先对于短期利益而非长远利益的追求。正因如此，在素质教育改革过程中，公众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更多具有功利的目的。对于应试教育中存在的弊端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素质教育给学生的身心带来的长远益处不能给予持续的支持，从而对真正推行素质教育缺乏内在的驱动力。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的话语特征和话语表现方式。所以一旦外界(特别是媒体)产生刺激，且这种刺激与公众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等发生碰撞，便会激起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表现。所以在素质教育的历次大讨论中，公众基本上都是在媒体或政策的引导下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话语诉求的。只是由于处于传播媒介不太发达的时代，并且公众日常语言特点决定了他们的话语呈现出零碎化的特征，所以在素质教育政策酝酿、典型示范和全面实施的阶段，公众话语并没有真正地进入主流话语通道。但是随着21世纪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话语的感性、随意、情感式直白的话语特征恰恰成为与新媒体最容易结合的方式，更加容易在公众中快速传播和渲染，产生强大的公众舆论。最近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中公众话语的影响力已足以说明，它已经成为影响素质教育顺利向前推进时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
三、新媒介时代的教育政策话语展现
如果说上个世纪后半叶，人们还在为以数字为代表的新媒介社会的前景而憧憬，那么今天我们已真真切切进入了新媒介世界。通过对素质教育政策的考察，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教育政策在走向新媒体时代时所出现的新特点，以及与政策相关的话语所构成的新图景。所以在本文的最后，有必要对新媒介时代的教育政策话语展现做一初步的小结。
1.新媒介时代的到来使各种话语的充分展现成为可能，尤其是民众信息获取和参与对话的便捷性，使得公共话语空间有可能真正成为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力量。
新媒介时代是相对于大众传媒时代而言的。“我们通常把新媒介世界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媒介资源过剩、媒介趋同、大众传媒走向窄播、个人化互动媒体出现等等。”（注：章文峰.新媒介世界中的社会[J].读书，2004(12).）新媒介时代“由所有人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by all)”使新媒体具有了区别传统媒体最重要的特征——它首次引入了公众的视角，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由过去被动的受众转为现在富于参与性的公众。新媒体时代带来了公共话语空间的更加健康、迅速的发展，这些变化都促使各种话语的充分表达成为可能。尤其是公众话语快速取得话语权，使得公共话语空间真正成为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力量。
2.新媒体时代各种话语的充分展现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机遇：在教育政策活动中，如何调动民众的积极参与，如何防止政策信息的损耗，如何借助有效的方式引导舆论的积极支持一直是决策者面临的难题。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为政府决策者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手段，也为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各种话语的特点，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合理有效推行各项政策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
挑战：(1)仅仅依靠政策语言垄断整个公共话语空间的局面在新媒体时代已经不再成为可能。过去那种由文本到文本的政策传达方式，现在已经广泛地遭受质疑，甚至受到批判。绕开公共话语领域，独断独行的政策执行过程也越来越失去存在的条件。(2)即使政府意识到这一点，试图有所改变，但是新媒体时代的媒体碎片化和个体化互动媒体出现也将对政府的政策信息传输造成很大难度，决策者要想将合适的信息传达到合适的受众也将变得更加不易。这样，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如何控制信息，如何引导舆论，如何防范论争震荡，都将面临挑战。
虽然面临挑战，但是哈贝马斯的声音依然回响在耳边，“只有在多元性声音中，理性的统一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尽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终究是可以理解的。”（注：转引自莱斯利.A.豪.哈贝马斯[M].陈志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