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兼与陈荷夫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基础论文,陈荷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7)01-0056-09
基础理论研究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陈荷夫先生“试论、再论、三论政治及政治学的范畴与体系”(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2003年第2期、2004年第4期，以下简称“陈文”)对我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很有意义。同时，由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本身的困难与艰深，陈文所论及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陈文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非常正确也非常重要。但对中国政治学来说，首先还需要结合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情况，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究竟是怎样的？这些理论、方法同指导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有什么本质区别？对政治学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也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不能以为在实际工作中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具体到政治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留下一些有关政治的具体论述，并没有留下具体指导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马克思主义包括丰富的科学理论，究竟哪些理论最适合用于指导政治学研究，需要结合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之后才能确定。不研究政治现象的特殊性质，不探讨政治学研究的特殊需要，一句话，不与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将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学研究的科学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无益于中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也正因此，目前国内众多版本的政治学教科书大都确认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研究的指导，也引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的论述，但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却又多为陈文所说的“西方传统政治学改造型”或“现代西方政治学改造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研究的指导，首先需要结合政治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研究所特有的理论贡献。
政治现象是一类很特殊的社会现象[1]，即现象的价值性质直接影响、决定着现象发展的方向与前途。人口、经济、犯罪、艺术等社会现象形成于个人行为的相互作用，其宏观运动近似于自然运动中的原子运动——个人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完全是随机的，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现象的宏观运动也同自然物质运动一样，只决定于现象本身的固有规律即构成该现象的各个客观要素之间稳定的、普遍的必然性联系，同现象的价值性质——善或恶、造福于人类或危害于人类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人们不采取政治手段对其进行干预，这些社会现象就总要按照本身固有规律运动下去。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拉那克郡的企业是符合人的利益的，却没有经济上的效率，只能在市场经济的无情竞争中被淘汰；如果没有正确的人口政策与有效的控制措施，我国的人口增长并不会因其违背中国人民利益而自动停止。政治现象则不同。首先，政治现象形成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人们对于自己共同利益的自觉追求。在有关政治社会起源的研究中，众多政治学文献都论及到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集体生活、集体组织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但同时必须在同一社会共同体中生存的人们，相互间又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冲突与矛盾，使得人们不得不以政治的方式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根本利益”，即通过确立、追求体现其共同利益的价值目标，以新的社会规范将其社会组织成为政治社会，从而就产生出了国家、政府等最初的政治现象。其次，政治现象的宏观运动，如国家的兴起与衰落、制度的建立与废除，形成于人们追求自己根本利益的主观能动作用与人民根本利益对于现实政治的客观制约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辩证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根本利益——特定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既是客观的，有着确定的性质与内容，却又只是规定了现实政治“应当”怎样，并不能自动地转变为任何现实中的政治形式，实现人们根本利益的政治形式只能由人们自己自觉创造。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己根本利益即自己所必需的政治条件的认识，也同他们对于一切客观事物的认识一样，贯穿着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作用，既可能发现真理，也难免会陷入谬误；由此而形成的人们的政治实践及其所创造的政治形式，也既可能是实现其自身根本利益的，也可能是违反其自身根本利益的。于是，人们自身根本利益对于现实政治的客观制约作用也就通过他们或正确或错误的自觉活动而表现出来——如果人们的政治活动是由正确认识其根本利益的政治思想所引导的，他们所创造的政治形式就必然能够较好地解决各种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社会获得稳定、秩序并不断发展、进步；如果他们的政治活动是由错误认识其根本利益的政治思想所引导的，他们所创造的政治形式就不仅不能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还必然导致政治社会的衰落、停滞，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政治社会就难免要解体、灭亡。所以，在人类政治生活领域，从来也不存在自然规律那样的、无论人们怎样行为都规定着客观现实必然如此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无数事例表明，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困难，那些真正表达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原则，都能够引导陷于困境的国家、民族走上繁荣、富强的坦途；而无论内外部条件多么优越，错误把握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原则，也难免要将国家、民族引向灾难。这就是说，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直接影响着其发展、运动的前途与方向。
政治现象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人们要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发展与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正确把握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善还是恶、好还是不好、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还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政治学必须正确了解人民根本利益即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知道人类应当怎样生活，明确怎样的社会政治形式是人类所最需要的，一句话，必须把握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善”——所有价值中地位最高、性质最重要的价值。
对于指导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以形形色色“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人们对于财富、权势等不可遏制的、无止境的本能追求(洛克等西方思想家称其为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即天赋权利)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永恒不变的基本动机；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都可以还原为根源于这种人类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就在于确立能够实现、保障每个人追求财富、权势的权利即“天赋人权”的政治条件，也就是当代西方国家以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为基本价值，以宪政、多党竞争、有限政府等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无疑，这些思想对近代西方政治文明发展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且至今仍为当代西方国家赖以立国的价值原则；但是，作为指导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却存在着明显缺陷——囿于唯心主义历史的局限，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一成不变地将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还原为根源于人类永恒本性的个人利益冲突，一成不变地将人们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归结为保障、维护个人权利的政治条件，将人权、自由、民主当作通行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在这种理论、方法指导下，尽管当代西方政治学者特别注重研究过程的客观性，能够在研究中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来分析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但也无法真正发现现实中的人民根本利益——某个具体时代、具体国家的人民根本利益，无法正确判断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无法成为能够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们之间利益矛盾与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 (67)；“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2] (P71)；人们之间利益冲突根源于他们用以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即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产生出人与人利益冲突的“对抗形式”[3] (P33)；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 (P84)；由于人们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必须通过相应的政治形式才能实现，即“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2] (P85)，“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2] (P84)。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们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都根源于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其性质、内容是客观的，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外部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差异，社会利益矛盾与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内容也完全不同；正确认识社会利益矛盾与人民根本利益，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予以具体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们之间利益矛盾与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思想，不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指导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哲学理论的本质差别，同时也是我们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有关政治的论述的科学内涵的思想基础。政治的世界是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及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们之间利益矛盾与人们共同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决定政治现象的发展、运动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有关政治的具体论述，如陈文归纳的六方面思想：政治是历史范畴，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与阶级相联系、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有反作用、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作用等，则是对于政治世界中相对次要的因素、关系及其性质的论述。因此，在政治学研究中，正确理解、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的具体论述的思想内涵，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们之间利益矛盾与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思想，否则，就难免产生偏差。例如，在政治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决定政治”思想的意义在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人们的共同利益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唯有从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入手，才有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利益矛盾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内容，才有可能最终创造出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形式。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们之间利益冲突与人民共同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思想，不是强调必须通过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来认识社会利益冲突与人们共同利益，而是仅仅局限在政治与经济这两个因素的关系之中，孤立地理解、诠释“经济决定政治”，也可能得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论证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的道路的理论前提就是“经济决定政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计划经济则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把人类引向深渊。近年，国内外一些学者要求中国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理由也是“经济决定政治”：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在需要在政治上实现从权威政治或威权政治向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的转型。
陈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革命性、实践性、阶级性、开放性等四个明显特点。本文认为，学界用于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特点并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本质特征。
政治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能够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科学——这也是西方政治学多年来的学术追求，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们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如前所述，政治现象形成于人类追求其根本利益的自觉活动；政治现象究竟怎样发展，为人们根本利益的客观性质、内容所制约，为人类的政治思想、政治抉择所主导。这种主客因素的辨证运动形成了国家的兴起与衰落、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停滞、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废除等政治现象的宏观运动，形成了政治领域的特殊性——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直接影响、决定了其发展的前途与方向；政治领域并不存在无论人们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都事先决定了政治现象必然如何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这就说明，政治学只有正确把握了现实政治中主客两方面因素，特别是正确认识了人民根本利益，明确了什么是人民所最需要的政治制度条件，才能够正确判断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造福于人民还是危害于人民、善还是恶，从而才能成为可以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科学。
制约西方政治学成为真正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笃信并用以指导自己研究的政治哲学思想。人民根本利益永远是特殊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矛盾总具有着特殊的内容与性质，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所最需要的政治条件，也相应具有其特殊的性质与内容。但坚持人权、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的西方政治学，却不顾这些社会历史差异，将所有社会矛盾都还原为人的追求财富、权势的本性，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归结为保障每个人追求财富、权势的天赋权利的政治条件，从而也就根本无法正确认识现实中的人民根本利益——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人民根本利益，无法正确判断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无法成为他们所追求的、能够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真正的科学。近年政治学界反复讨论的一个理论难题——政治学研究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难以统一的问题，其实正是西方政治学这种政治哲学理念上的偏见与其对于科学的强烈追求的结果。为了成为真正的科学，西方政治学坚持政治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坚持研究、分析所有能够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也因此获得了大量可以在经验中验证的事实判断。无疑，这也是重要的科学成果。政治学当然需要了解政治领域中各类经验事实及其经验性质，了解国家、政党、政府、制度以及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观念等的具体状况，不断发展、丰富其政治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中的人民根本利益，西方政治学无法基于自己所获得的大量事实判断推导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无法正确判断现实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无法对现实政治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与预测，永远无法成为它所要成为的科学。于是，一些西方学者也就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问题当作了政治学科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以为制约政治学发展的“瓶颈”就是这两类判断的无法统一。其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如何在政治学研究中统一起来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如何处理这两类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取决于指导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哲学理论是否正确：像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那样一成不变地将社会矛盾归结于人的本性，将人们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归结为保障个人权利，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也就永远无法获得统一。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人们之间利益矛盾与人们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历史本质，为政治学研究、认识人民根本利益从而正确判断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政治学能够通过相应的科学研究对政治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与预测。也正因此，政治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政治学第一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能够正确把握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从而对政治现象做出正确解释与预测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名称。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学只要将自己规定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就相应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具有的科学性。成为真正的科学，中国政治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一，中国政治学必须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意义，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正确认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探讨符合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教训之一，即不研究、不探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仅仅从民主政治、政治现代化、现代社会等有关理论中引伸出中国政治“应当”怎样的原则与方案。结果，在一种政治理论——邓小平理论——引导着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以政治研究为专业的政治学理论却明显滞后于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能合理地解释、解答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各种问题，没有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发挥出其本应具有的积极作用。其二，中国政治学必须探索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人民根本利益是客观的，具有客观的性质与内容；但它在没有为人们的政治实践具体化为现实中政治事实之前，却没有任何经验形态，人们无法在经验中直接观察到，是一种“形而上存在”。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需要政治学彻底突破当代科学以现代经验理性为核心的科学原则，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陈文提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对象和体系，必须从中国的、世界的现实出发，论述我国和国外发生的一切重大的政治现象，并为我国长治久安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相应提出了以变革与协调为核心范畴的、涵盖国内外各类政治现象的中国政治学体系框架。本文认为，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中国政治学必须研究国内外各类政治现象，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政治学体系并不需要论述所有政治现象，政治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也应当是人们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变革与协调。
政治现象包括很多不同领域的、具有各自特殊性质与特殊规律的社会现象，如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国际政治、民族政治等现象。政治学作为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也相应包括很多对这些现象予以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的分支学科，如西方政治史、中国政治史、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区域政治学、民族政治学、行政学、政策学等。因此，中国政治学需要发展其学科体系，通过不同分支学科来专门研究、论述国内外各类政治现象，但并不需要在其阐述其基本理论的政治学体系中研究、论述国内外所有政治现象。
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任务是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政治制度、国际政治等各类政治现象同属政治现象，其特殊性质与特殊规律中贯穿着政治现象所特有的共性——政治现象所特有的本质属性与基本规律，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也相应需要某种共同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指导其具体研究。事实上，重建中国政治学体系的任务也正是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中产生出来的：中国政治学缺乏指导自己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只能“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现实问题”，这种“理论的依附性……严重地损害了它在社会科学殿堂中的地位，其价值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4]。其实，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基本理论体系的任务都是阐述本学科目前所达到的、有关所研究现象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等的基本理论，为整个学科的研究提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上的指导。在这里，理论与方法是一致的：一个学科所获得的、有关自己所研究客观对象的本质、规律等的基本理论，决定了该学科在具体研究这类现象时必须采用特定的方法。也正因此，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通常标志着该学科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即该学科对所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深度。
政治学体系需要一个核心范畴，但这个范畴不是变革与协调，而是人民根本利益或利益相互矛盾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政治现象的运动形成于众多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政治学体系中，范畴既是表现政治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形式，也是人们用以研究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政治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政治学用以把握决定政治现象的发展、运动的最重要因素的理论形式，也是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工具——规定着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所需要的相应方法。政治现象的性质决定了，政治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不是变革与协调，而是人们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如前所述，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直接影响、决定着现象发展的前途与方向，政治现象的宏观运动形成于人们追求自己根本利益的主观能动作用与人民根本利益对于现实政治的客观制约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辩证运动，政治学要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就必须正确把握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判断政治现象的价值性质。就是说，人民根本利益是决定政治现象的发展、运动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政治学体系要阐释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提供指导具体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就必须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范畴，为政治学研究确定正确的方向与重点。另一方面，尽管一切政治行为都贯穿着变革与协调的努力，但变革与协调只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本身就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有益与有害等多方面倾向与可能。在政治学研究中，要通过变革与协调来解释、预测现实政治发展，只有首先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判断变革与协调行为的价值性质。所以，变革与协调根本不能作为政治学体系的核心范畴。
此外，为科学地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学还需要新的概念工具，即新的学术范畴。我国现有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多数范畴，如阶级、国家、政府、政党、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等，基本上来自经验政治现象的分类、概括；还有一些范畴，如人治、法治、专制、民主、现代化等，则形成于概括这些政治现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一般性质。无疑，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些范畴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它们只能被用来描述政治现象，还无法引导人们深入现实政治的客观运动。如果没有能够引导人们运用这些描述现象的范畴去探讨、研究现实政治的概念工具，这些描述性范畴也就失去政治研究工具的意义。重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形成新的、能够引导政治研究逐步深入现实政治运动的学术范畴，例如：
1.政治需要。人类在政治领域的需要，既是客观的，必须满足的，又是人们自己所困惑、所争议的。提出这一范畴的重要意义，是要说明政治学一定不能像其它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将发现某类客观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必须将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政治需要的条件——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
2.人民根本利益或有着各自特殊利益的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这个范畴所概括的客观内容，既是一切经验政治现象所赖以产生、存在的客观前提，也是制约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它是现实政治研究所要认识的最重要的客观对象，也是有关现实政治研究在确定、判断政治事实的政治意义时所不可缺少的客观尺度，是在政治研究中实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的客观基础。其实，古代政治思想家所经常论述的“善”，也就是这个概念。对于政治学来说，政治需要、政治利益这两个范畴，确定了政治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一定要超越经验现象的狭隘范围，深入社会生活的本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最终把握现实政治的运动。
3.政治领域中的“真”。这是当前政治研究方法中非常需要的范畴。在政治领域，存在着两类客观现实：可以在直观中经验到的政治事实与无法直观的非经验存在。后者包括政治需要、人民根本利益、政治价值等，它们虽然没有经验形态，却也是政治中的真实存在。近代以来，经验研究方法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的想象力与视野，使它一直以为，只有从经验事实所必然推断出来的事物以及对于它们的正确描述，才是真实的，从而将政治研究局限于经验现象，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在政治领域，某个事物的真与假，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经验的外观；某个政治社会是充满活力还是濒临灭亡，也不决定于它经历过的物理时间。因此，要客观地认识政治，就必须了解其这种特殊性质。
4.政治真理。提出这个范畴，是要说明政治领域中的真理具有区别于自然领域中的真理的特殊性。在人类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类真理，即有关事物的客观性质或规律“是”怎样的真理与有关人的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的真理。前者是对于经验事实的物质性质、经验性质的认识，后者是基于对文明、人、社会的深入理解而得出的有关人、人类社会“应有状况”的认识；前者是以经验事实及其规律为内容的真理，后者则是以无法在经验中直观的形而上事物为内容的真理；前者内容不涉及善恶这样的价值性质，后者内容总是真与善的统一。对于人类认识来说，虽然前者也不可缺少，但后者却更为重要——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生活，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不清楚怎样的社会才是造福于自己的好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存在。政治真理就是典型的真与善的统一。政治，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基本秩序，塑造着人类文明的基本形式。对于人类，没什么事务像政治这样直接而又决定性地影响着他们的命运了。人们在政治抉择上的成败得失，总是直接同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人们就不能不运用自己所具有的一切智慧去从事政治。而人们要创造可以造福于自己的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政治真理。正如柏拉图所说：善是人类认识与知识的发展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有关善的理念的知识是一切知识问题中“最大的知识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善，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5]。
5.政治规律。这个范畴揭示政治的特殊规律，是政治基础研究中的关键范畴。明确了这个范畴的客观内容，一些政治学基础研究中多年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政治学是否应当拒绝价值判断，政治学是否应当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怎样才能在政治研究中统一等，就能够得到相应解决了。
当然，这些范畴还远远不够。不过，政治从根本上规范着人类生活，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研究政治，人的智慧也许永远也不够用。
陈文提出的政治学体系有十八章之多，涉及国际关系、阶级与国家、国家的形式与结构、政党制度、民主制度、政治文明建设、行政管理现代化、政治决策民主化、司法正义与公正、权力监督、社会稳定、国防建设、党的建设、领袖与人民、各国政治学概况等国内外各方面政治现象，但偏偏缺少有关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及政治教育的章节，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缺陷。
政治学要正确解释与预测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治现象，就不仅要研究、把握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民根本利益，还需要研究、把握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教育的情况。其一，政治思想及相关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政治社会发展的方向。在任何政治社会，人们的共同利益——有着各自特殊利益的各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都需要实现于相应的政治形式；同时，这种政治形式不会从社会运动中自动产生出来，只能产生于人们自己的自觉创造，这就需要人们首先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从而也就产生了有关政治的研究和相应的专门学问，产生了政治的思想、理论、学说以及相应意识形态。人们在有关自身根本利益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其根本利益既是客观存在的，有着确定的性质与内容，却又没有任何具体的经验形态；人们有关自己根本利益的认识存在着发现真理与陷入谬误两种可能，却又无法运用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公共检验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于是，现实政治由于主导人们政治实践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正确或错误而向不同方向发展，或生机蓬勃、蒸蒸日上，或停滞衰落、陷入危机。所以，政治学要把握政治现象的客观运动，也就不能不关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客观作用。其二，政治教育直接关系政治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政治社会是建立于矛盾与冲突之上的社会，对于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任何政治的制度、规范都会对它们具有不同意义；一种政治制度，即便是正义的，造福于人民的，人们也难免对其具有各种不同认识。历史和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事例：造福于人民的政治制度隐藏于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观念后面，为人们所不了解，人们常常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误当做自己所最需要的。所以，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既要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使其真正造福于人民，也必须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青年，使他们知道“人”应当怎样生活，国家应当怎样组织，确信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正义的，是完善的“人”的生活的制度条件。说到底，政治社会不是自然法则主宰的物理世界，而是遵循人类文明法则的人文世界。政治斗争的胜利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持，但更离不开民心和民意的支持。我国古代政治家早已洞悉政治世界的永恒法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政治斗争的各个战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争夺人心的斗争，即各种政治力量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来影响、教育青年，使他们成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教育出现了失误，科技落后了，国家要挨打，被人家欺侮；在意识形态领域丧失了主导权，在培养人、教育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丧失了人心的支持，即使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也要陷入危机，甚至分裂、解体。因此，政治学要正确解释与预测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不能不关注其政治教育。
实践证明，中国政治学要服务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就必须注重研究政治思想的发展，时刻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真研究政治教育的得失。“冷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一直力图将其以“人权、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上升为通行于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力图以他们的核心价值作为衡量、评价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善恶是非的基本标准，从而强烈冲击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苏联、东欧诸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以及近年发生的“颜色革命”，都与这种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也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来，成为直接影响我国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形态研究和政治教育却未能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几次论及政治教育的失误：“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6] (P287)；“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6] (P306)。可以说，中国政治学如果忽视了对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及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就不会成为有用于社会的经世致用之学。
正如陈文所说：给政治下个全面的、具有概括性的定义，的确是不容易的事。这是因为，人们界定某一类现象，通常总要揭示该类现象的本质特征，以概念的内涵确定概念的外延；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却涉及诸多方面、诸多因素——阶级斗争、人民根本利益、权力、围绕权力的斗争、经济的集中表现、权威性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参与国事等等。结果，一方面，人们可以从各自角度去把握政治的不同本质特征，形成各种不同的政治定义；另一方面，学界很难就政治定义形成共识，政治定义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不过，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也启示我们：政治学需要换一个思路来界定政治。
政治定义其实并不需要揭示政治的所有本质特征，而只需要揭示政治现象的最初、最简单的本质属性。政治现象是复杂的，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本质特征。政治学理论体系有关政治的复杂本质的理论论述，也是通过整个体系的一步步展开而逐步完成的。这就是说，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都在论述政治，有关政治的界定只是政治学理论体系对于政治的第一个理论规定。这就意味着，界定政治，其实并不需要全面概括政治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所有本质特征，而只需要揭示政治现象的最初、最简单的本质属性。从简单的规定到复杂的规定，从最初、最单纯的本质特征到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本质，既体现了人类认识政治过程的内在逻辑，也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3] (P43)。
既然界定政治只是政治学体系中对于政治的第一个理论规定，政治定义问题也就转化为有关政治的起源的探讨，即最初的政治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如前所述，很多政治研究文献都论及到，政治社会源于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即集体生活、集体组织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但必须在同一社会共同体中生存的人们相互间又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冲突与矛盾，并使人类赖以生存的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受到威胁。已故美国政治学说史家乔治·萨拜因说：“政治学说就是人类为有意识地去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而作的尝试”[7]，也可以用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从事政治，即最初的政治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包括：1.人们用以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对抗形式”[3] (P33)。2.人们的共同利益根源于彼此分工从而彼此利益冲突的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它是同人们各自的特殊利益相互对立的，从而必须表现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形式之中[2] (P84-85)；最典型的政治社会形式——国家，就形成于人类对于集体生活、集体组织的需要与人们之间相互冲突在人类集体生活中所造成的危机，即“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8]。
先哲的思想使我们认识到，最初和最简单的政治现象包含两个基本因素：1.具有二重性质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或人民根本利益、建立在对抗与冲突之上因而道德和习俗无法维持正常秩序的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人类社会所以必须组织成为政治社会，在于人们既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必须生活在同一社会共同体之中，从而有着某种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人们的特殊利益又与自己的共同利益相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也对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具有不同意义。2.为实现上述人们的共同利益而重新组织人类社会的特殊方式，包括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及其所控制的暴力机器、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等。在这里，第一个因素虽然还没有经验的政治形态，却是最初和最简单的政治的客观内容，第二个因素及其所涉及的、种种经验政治形式，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至此，可以对“政治”做出如下界定：
政治是基于人们共同利益——利益相互冲突又必须生活于同一社会共同体的各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而以特殊方式重新组织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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