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的家庭背景特点与高等教育机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城镇居民论文,背景论文,机会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问题
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发展、提高收入、增进社会福利等多种功能，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等级的格局。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教育机会不仅调节着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而且体现着国家、政党政策的价值取向。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在“大众教育”和培养社会精英的“精英教育”之间摇摆不定。[1] 在高等教育领域，1977年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表明：以升学考试为标志的“精英教育”取向的教育价值观在我国基本确立，并一直主导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直到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精英化教育发展取向才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尽管高考是一个以学习能力和知识文化水平为选拔标准的考试制度，但是高考制度能否真正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生能否跨越家庭积累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却是见仁见智。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配成为社会和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引起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恢复高考近30年以来的我国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参与者的家庭背景特点，来研究我国城镇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和变化情况。
二、研究假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逐渐形成了代表不同收入和地位的阶层。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也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自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在短短几年内使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跨越到“大众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机会究竟如何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布？它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本文在前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当前中国社会和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初步认识，提出以下几个假设以待检验。
假设1：就数量而言，中国城镇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趋于均等。此假设的理由是我国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很高的，而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一直在增加，特别是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规模倍增，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一直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一定的政策照顾，因此可假设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将惠及社会下层，使高等教育机会不断趋于均等。
假设2：从质量方面来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仍然向我国城镇居民的优势阶层倾斜。此假设的理由是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尽管1977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在扩张，但高等教育的扩张一直是以一般院校为主，重点院校规模扩张不大，而且在扩招的同时国家也加大了教育成本补偿的力度。由于我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优势阶层可能会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孩子谋求更多利益(包括指导孩子或教育孩子)。因此，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仍然被优势阶层所占有。
假设3：不同社会阶层城镇居民教育机会存在结果不公平，即出身优势阶层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出身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回报率。此假设的理由是中国有着“子承父业”的传统，社会成员之间较重视人情面子，因此优势社会阶层可能会利用自身所能调动的各种资源为孩子谋求收入较高、福利较好的职业，从而使相同的教育产生不同的收入或回报。
三、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5》中的数据，以个人为单位挑选在1977年以后参加过高考的4888名考生为样本，专门考察考生社会阶层对其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为研究之需要，本文仅挑选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如性别、民族、年龄等；反映家庭背景的变量如父母亲的职业和收入、父母亲的教育年限等；反映时间的变量如参加高考的年份等进行分析。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收入和教育状况是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数(SEI)。这一指数(SEI)是区分社会阶层重要的指标。为使研究更适合中国国情，本文所采用的个人家庭SEI得分是根据许欣欣按照邓肯的方法，对1999年中国63个城市调查而建构的“中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模型为标准来计算的。我们先根据在调查中所获得的所有在业人员2004年的教育和收入状况计算各个职业的平均SEI得分并转换成百分等级制分数，然后按照各职业的平均SEI给父亲收入或教育年限有缺失的父亲职业赋分，用以反映考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对假设1的检验
如果假设1成立，即如果仅仅考虑数量，我国城镇居民高等教育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趋于公平，那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必然有越来越多来自较低家庭背景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利用城调队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在1977年到2004年间，考取大学者家庭SEI得分平均值为73.29，除了少数几个年份有特殊情况出现数据波动以外，考取大学者家庭SEI得分呈现出随时间发展而下降的趋势，从1977年的最高分78.31分下降到2003年的最低分69.83分。但是，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高考参与者逐渐增多，其家庭SEI平均得分为72.79分，从整体数据上来看也反映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中高考参与者最高SEI得分为1994年的76.52分，最低分为2003年的69.31分。因为两者都呈同方向变化，仅仅从绝对数据来看无法看出到底高等教育机会是否随时间变化而趋于公平，但是其相对指标却能反映两者变化快慢的程度。为此采用各年考上大学者与当年全体考生家庭SEI得分比值为相对指标，如果比值大于1，说明高等教育机会偏向于SEI得分高的群体，等于1为平等，小于1为偏向SEI低分群体，其变化趋向则说明了教育机会变化的趋向。根据调查数据，我们绘制出图1。
从图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年份的SEI相对指标均大于1，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从数量上来说还是趋向于社会优势阶层。但是从各年的相对SEI指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SEI相对指标逐渐下降，特别是到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SEI相对指标在1附近波动，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初步证实了假设1的正确性。此外，我们再根据父母教育年限的变化来分析恢复高考以来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化。同时采用考取大学者父母平均教育年限与当年全体考生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值为相对指标，用以衡量高等教育机会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结果显示：随着时间变化考上大学与未考上者父母平均教育教育年限的相对指标逐渐趋于1，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同样支持了假设1的判断(见图2)。
(二)对假设2的检验
EMI理论认为，仅仅从数量上分析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不够的，因为当教育普及程度提高的时候，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会向质量方面的不平等发生转移。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已分化出了以“985”工程大学为代表的重点高校，这些学校学术声誉、教育资源和毕业生市场竞争能力都明显优于其他大学，进入这些大学不仅仅是高考分数的竞争，而且也可能是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量的结果。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尽管高校招生的比例逐年扩大，1999年以后有了一个大幅增长，但“985”工程大学招生并没有像其他高校那样大幅增长。从排除样本缺失以后的调查数据来看，“985”工程大学招生人数占考生的比例仅从1977-1981年段的年的2％涨到1999年以后的8％，而其他高校则从18％涨到79％。在抽取的1977年至2004年间4888名考生中，所有高校共招收了这些考生中的2698名，录取率为55％，其中“985”工程所属高校共招收了261名，录取率为5％，其他高校共招了2437名，录取率为50％。
从不同类型大学学生家庭的SEI绝对数来看，两类大学在前四个高考阶段基本上能够保持在不大的范围内波动，到了1999年以后同样开始有大幅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给广大市民带来的福利。但是从相对变化的速度来看，“985”工程大学却在长期内保持着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尽管社会弱势群体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很少惠及社会弱势阶层，而其他高校的教育机会分配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的趋向却非常明显(如图3)。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设2的论断，即如果考虑到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并不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平等。
此外，从不同高校学生父母平均教育年限来看，“985”工程大学学生父母平均教育年限一直高于其他院校。尽管从第一个高考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有一个大幅度的回落，在第三、四个阶段继续攀升，在第五个阶段虽然再一次出现回落但是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其他院校的情况则不然，父母教育程度从第一个高考阶段就一直下滑，到高校扩招后几乎接近1(参见图4)。这表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依然向社会优势阶层倾斜，而一般高校则没有表现出这种趋势，这也和假设2的论断相吻合。
(三)对假设1和假设2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家庭背景对城镇居民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我们挑选个人背景变量家庭SEI、高考时段、性别、考生兄弟姐妹数、民族等变量，以未考上大学组(参照组)、考上其他高校、考上“985”工程大学为因变量建立一个广义Logit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来继续分析(结果见表1)。总模型的-2Log Likelihood值为1860.83，卡方检验结果显著(P＜0.001)，模型的三个伪决定系数分别是：
回归结果表明，与1999年以后的参加高考的考生相比，前几个阶段的考生考上大学的概率比显著地低(除1994-1998年“985”高校的P＜0.05外，其他各年P＜0.001)，而且概率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确实增加了城市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另外一个方面，家庭背景的影响并没有消除(P＜0.01)，家庭SEI的高低依然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没有考上大学的群体相比，家庭SEI增加一分，考生在其他院校就读的机会比上升0.009倍(1.009-1)，而在“985”工程大学就读的机会比上升0.015倍(1.015-1)。这说明家庭背景对进入“985”工程大学的影响要比进入其他大学的影响要大。此外，考生的性别、兄弟姐妹数对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均有显著影响(P＜0.01)。总之，回归模型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
(四)对假设3的检验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工作经验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明瑟收入方程式是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最常用的工具。它将个人收入对数对以正规教育年限和工龄衡量的人力资本进行回归，其中正规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就是教育收益率，代表了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而导致收入变化的百分比。同时，为了研究不同级别的教育，还可把教育年限变换为教育级别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代表了将某一教育与作为对照组相比而言收入差别的级差效应。后人在研究中还可以在方程中加入性别、地区、所有制等个人或制度变量，回归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为考察社会资本是否会在代际之间传递而影响到以教育收益率衡量的高等教育教育机会的结果的均等，本文计算了父亲职业不同的在业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如表2所示。
注：被解释变量为在业人员年年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为性别、教育、工龄和工龄平方。第一行是各个职业的相对SEI得分，第二行是以教育年限计算的教育收益率，第四行为以全体未上大学组为参照组计算的高等教育的收益率，第六行是以小学和文盲组为参照组计算的高等教育收益率，斜体字三、五、七行分别为各自上一行的标准误，高等教育包含了(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各个回归模型的显著性均小于0.01，除用黑体字加粗表示出来的一个数外，其它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在0.05以下。此外，因农林副渔的劳动者较少(115名)，故将之归到“其他职业”。为表达简洁，在此略去了其他变量及其统计指标。
结果显示，以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收益率在各个社会阶层是不同的。总体在业人员教育收益率为8.6％，即如果就业人员平均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年收入可以增加8.6％，教育收益率最高的为“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劳动者，最低的是“党群组织、单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出身的劳动者；如果参照所有未上过大学的劳动者，所有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年收入比前者高46.9％，其中最高的是父亲职业为“其他职业”的劳动者，最低的是“服务性工作”劳动者子女；如果参照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年收入高于前者71.6％，其中最高的是父亲为“服务性工作”的劳动者，最低的是“办事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子女。但是从整体的趋势上来看，不同阶层出身的劳动者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并没有随着家庭SEI得分而出现有规律性的变化，这说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摆脱其社会出身的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我国城镇高等教育机会在结果上还是平等的，假设3没有得到证实。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人们对教育机会平等的追求是多方面的，但从现实来看，教育机会平等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状态。本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质量，我国城镇居民高等教育机会随时间变化越来越均等；如果考虑到教育质量或高等院校的分层，我国城镇高等教育机会仍然很不均等；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受高等教育者的教育收益率却没有出现规律性变化。需指出的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只要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不是以牺牲社会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为代价，我们就不能否认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就是一个帕累托式的改进。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确的。既然我国城镇居民高等教育机会从数量上逐渐趋于平等，但是优势阶层还占有较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质量上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国不仅应该持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机会从数量上更加趋于平等，而且还应该注重一般院校教育质量的提高、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社会劣势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高等教育收益率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表明，高等教育不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福利，而且能够调节收入分配，使不同社会出身的人有机会通过教育摆脱原来出身的命运，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和谐。
本文在研究高等教育机会的时候所采用的样本仅仅是城市住户样本，且进入研究范围的是那些参加过高考的人，如果考虑到农村样本和教育系统在较低级别教育的筛选机制，能否得出这一结论还是个未知之数，因此在理解本研究结果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