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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1999）02-0066-07
五四运动已经80年了。五四运动是中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碰撞交流中产生的。它推动了中西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80年中，主要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出版，标志着用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第2阶段，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 标志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开始。第3阶段，开放改革以后， 出版了一大批研究专著，特点是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一、借鉴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有经学，有玄学，也有理学、心学等等。讲到经学，就是研究登上独尊宝座的儒家选定改编的典籍而形成的特殊学问。中国古代典籍也有分类，汉人分经、传、论、说4级，晋人分甲、乙、丙、丁4部，清代人把所有典籍分为经、史、子、集4大类，故称“四库”。经是研究、整理儒家经典类书籍。史以“二十四史”为主，旁及各种各类史书。子指研究诸子百家的著作，包括儒、兵、法、医、天文、地理、术数、艺术、杂家以及道家道教、佛教，还有小说、类书等，内容庞杂。集指个人专集，也有从某个方面收集多家著作，汇编成总集。因此，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专业化的哲学专著。为什么用“几乎”？因为只有《周易》和《太玄》也许可以作为哲学的专著。
根据西方的分类，哲学是一门智慧学。胡适要在中国古籍中翻检出关于哲学的内容，计划写1套《中国哲学史》，分上中下3册，第1 册写先秦时代的哲学。在第1册的“导论”中，先给哲学下一个定义， 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并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这门学问就是哲学。胡适先从先秦的典籍中找出一些关于人生切要问题的论述，加以分析整理，编成中国哲学史。由于资料丰富、复杂，他只好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大纲”。后来没有时间写后2册， 因此只有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流传于世。此书出版的时间，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1919年。
胡适在《导论》中从理论思维的高度，给哲学下了自己的定义，并对哲学分类、哲学史的分类、研究的目的、中国哲学史的分期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对哲学史的分期是：从老子到韩非子为古代哲学，汉到北宋为中世哲学，受佛学深刻影响的宋明哲学为近世哲学。清以来是古学昌明时代。在哲学史的史料上，他认为要“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这叫“述学”。这是用西方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哲学。述学是基础，没有这个正确的述学，其他就都谈不上了。述学需要考证辨伪，对于原料、副料也要审定。审定史料的方法，胡适提出史料、文字、文体、思想、旁证诸法。审定之后，还要作整理的工作，包括校勘、训诂、贯通。胡适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述，有些不妥之处，后人也有所批评，但他的这一套理论从目的到方法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式体系却是完全新的思想体系，即以西方的科学思想、哲学模式来创建中国哲学史的新体系，打破旧传统模式的经学体系。尽管在此之前，谢无量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在此之后，冯友兰、张岱年都写出过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但还应该肯定胡适是新的科学式体系的中国哲学史理论的奠基者。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说：“中国古代学术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来编中国哲学的系统，就是用西方哲学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这个模式既有观点、方法，也有编写体例、方式。在中国古代，学术都是“平行的记述”。胡适此著对学术进行系统的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展示了学术发展的过程。哲学史，就应该是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没有发展，就没有历史。蔡氏总结胡著有4大特点：一是证明的方法， 二是扼要的手段，三是平等的眼光，四是系统的研究。这也是很有见地的，至今还有其意义。
胡适认为研究哲学史有3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 哲学史第一要务是“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这正是辩证法中的发展观。以这一观念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就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就打破了经学僵化的观念，也否定了圣人思想一成不变的绝对权威。这是明变的意义。思想不仅存在变迁，变迁还是有原因的。这原因主要有3 方面；个人才性，所处的时势，所受的思想学术。有内因和外因。评判，就是分析评论。凭自己的好恶所作的评论，是“主观的”评判。要把思想放在社会发展中，审查它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以及这些效果的价值，来进行评论，是“客观的”评判。研究哲学史的3大目的是：明变、 求因、评判。这种观点在五四运动那个时代也具有启发作用，对于沉没在经学中的学者来说，都会感到耳目一新，甚至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适还认为当时学术思想有两个源头：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西洋的各种新旧学说。两者汇合，就应该能够产生新的中国哲学。
30年代，冯友兰写出2卷本《中国哲学史》， 他对从先秦到清代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把先秦哲学称为“诸子”阶段，汉代以后的哲学称为“经学”阶段。经学阶段又分发生发展、鼎盛、衰微的不同时期。中国哲学史在汉代以后，与经学的发展是同步的。这本书引文很多，经常引了一大段古籍原文，然后加上几句自己的点评。似乎重点在于让资料说话。在开创时代，许多人对于中国哲学还不了解，甚至还不承认中国也有哲学的情况下，多引原文，显然是必要的。后人不了解当时这些情况，以为大量引文是多余的。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对先秦名辩学派作了概括，他说：“辩者之中，当分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这种概括既准确精炼，又通俗易懂。为学术界所公认，被广泛引用。
张岱年在30年代也受到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大量阅读中国古籍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如何撰写中国哲学。先是对所要写的内容进行整理，对所要使用的概念进行界定。于是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他先写：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之区分，中国哲学之特色，中国哲学之发展。这就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番探讨，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又根据这些见解来撰写这部巨著。第1 部分是宇宙论，第2部分是人生论，第3部分是致知论。在宇宙论中有本根论（即本原论）和大化论（辩证法）。人生论主要包括天人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性论和理想论。还概述了中国历史上讨论的诸多人生问题。致知论就相当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最后对于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问题作出论述，这里包含批判继承的问题。张岱年以《中国哲学大纲》名书，是他心中的中国哲学模样，不是按西方模式来编写的哲学家系列的那种哲学史。故不称“史”。有别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今年1月拜访张先生时，我讲了这种看法，得到先生的认可。由于讲这些概念时，也介绍了它的发展演变过程。日本人翻译此书时改书名为《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时，仍题为《中国哲学大纲》，以“中国哲学问题史”为副标题。在半个世纪中，这本书多次重印再版。张先生在1937年2月3日写的《自序》，1957年2月28日写的《新序》，以及1980年9月14日写的《再版序言》， 分别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张先生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这本书不讲佛教，作者是否认为佛教是印度宗教，不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作者都想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按自己的理解，去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胡适有自己的体系，冯友兰也有自己的体系，张岱年又有自己特殊的体系。这在以后的年代则是少见的现象。
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
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百家思潮中的一家，这还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送来的。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1947年，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出版。1948 年出版了第2卷上下两篇，上篇写秦汉思想，下篇写魏晋南北朝思想。于1949年， 这2卷3册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由三联重印再版。
侯外庐在第1卷的序中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的写著， 志在辨章学术，考竟源流。”通，指“贯通古今”，“在于阐明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的密切联系。”并说“依据于联系观点为认识基始的规律”。这里反映了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性，联系观点的认识规律，都是后来所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要从丰富典籍中发掘新思想，改变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侯著还认为中国思想史有与世界思想史相同的一般共性，也有中国本身特有的个性。在第2卷的著者序中， 说“其中有关对于思想发生与社会演变的相应的探讨，对于正统学派的估价，对于异端学者的研究，以及对于各派学术的逻辑服从于其世界观的发掘。”还特别提到：“因为历史唯物论的一般规律的应用，是学术中国化的伟大工程”。作者认为应用历史唯物论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国思想发展过程，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而他们正在撰写的这一部《中国思想通史》，正是这项伟大的工程。虽说是思想史，主要的还是哲学史。因此，可以“将它当做系列编著如政治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绪论去看待”（侯外庐1947年序）。 这一部书全套5 卷， 到1980年才全部出齐，由人民出版社全部重印。第1卷殷代到战国，第2卷两汉，第3卷魏晋南北朝，第4卷上册隋唐至北宋，下册南宋到明末，第5卷清初至1840年前后。 这是一部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权威的通史著作。全书以哲学思想为核心，兼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诸方面的思想。着重于说明社会政治经济对思想发展的决定作用，说明前后思想的因革联系。特别重视对异端思想家的研究，同时给予较高评价。对于封建的正宗思想也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突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大阵营的对垒斗争，否定了封建正统观念和资产阶级观点。对于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墨子、荀子、王充、范缜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于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正统哲学家则定为唯心主义，多加批判。以社会发展史来说明思想发展史，使思想史的研究深化了许多，对于思想为什么会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不向另一方向发展，思想前后的变化理路，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使思想界面目一新。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最科学、最高明的理论。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研究思想史、研究哲学史的人不得不读的很有权威的著作。
到了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成为学术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 册， 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开始出版），还是冯友兰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第1册，1964年出第2册，1965年两册重印），都是以阶级斗争和唯物唯心的对立来写的。冯友兰在“新编”自序中明确地说：“我的主观企图是，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他认为：“哲学史所讲的是哲学战线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观和形而上学观的斗争。”这两个斗争，后来称为“两个对子”。两个对子，又要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这些各个方面，后来又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4个方面；即宇宙观、人性论、 历史观和知行论。后人称4大块。两对子4大块，成为一般研究中国哲学的写作模式。不过，许多人在这些研究中还多少有些变化，却都难以打破这种学术界流行的格式。最为规范的要数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如果把这种僵化模式当作中国哲学史写法上的党八股，那么，孙著则是典型代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以为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胡适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创立了一个新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创建之功曾因政治的原因，未受大陆学者重视。同样原因，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诸先生极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尽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提高了研究水平，取得丰硕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再好的理论，如果理解不正确，或者使用不当，都会造成严重失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科学方法，一经许多人把它当作教条使用时，必然产生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有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格式化，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学术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想要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也是很困难的。现在，海外有的学人没有亲身经历这个时代，没有体验那种特殊境遇，隔岸观火，指手划脚，妄加评论，我以为是不公平的。绝大多数正派的学者都在认真思考社会现实问题，思考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合理性、优越性。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总之，最初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胡适值得肯定，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那一大批学者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都是开创者。他们的研究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甚至有很严重的失误，后人可以批评指正，而他们的初创之功是无法否定的。
三、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大陆进入开放改革的时期，学术研究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以后，确立了社会实践的最高权威，重申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这样，过去的一些结论和定论，都要重新加以研究。例如，庄子哲学，过去许多教科书中都认为他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方法论则是相对主义的，人生观是悲观厌世的。总之，庄子哲学一无是处。但是，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很欣赏庄子哲学。这是为什么？庄子哲学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经过用西方的哲学模式来剪裁以后，就面目全非了。这是用西方哲学模式来剪裁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偏颇的典型。另外，用外来的模式而不是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派都成了反面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受到批判和否定。例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全被划入唯心主义阵营。而且当时还有这么一种观念：唯心主义是落后的、反动的、错误的。所谓“合理内核”也都只是包含一点辩证法因素。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可以肯定的东西就很少了。开放以后，彻底改变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对于中国历史上主流派哲学家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公正的评价，科学的分析，作了应有的批判继承。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中，形而上学猖獗，否定一切，成为一时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根本无法研究，可以说也不允许研究。一说阶级斗争，反对统治者的哲学观点都是进步的，其哲学都是唯物论的，而统治者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动的。一说儒法斗争，就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哲学家都分为儒家与法家，所谓“研究”完全失去自主性，哲学成了政治的奴婢。开放以后，什么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都可以研究。自己要创造什么体系，也是允许的。结果发现所谓“资产阶级的”，原来有许多合理因素；所谓“封建主义的”，也是一个蕴藏无数珍宝的思想宝库。时局的巨变，打开了思路，开阔了眼界。起初，大家在思想禁锢以后，偶然见到从未见过的东西，很感新鲜，特别好奇，觉得这些东西比自己原来的东西好，一时倍加赏识。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些新东西到处都是，随时可见，也就不新鲜了。然后才进行冷静的分析研究，平心静气地评论，谨慎地选择。这时才有了理性的态度，较少感情上的冲动与偏颇。经过这20年反反复复的推敲，许多哲学家在没有任何顾忌的情况下向青年学生说：“我研究过多种主义，最后结论是，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高。”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过去那种被当作教条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唯物论观点，用中国话说，那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过去，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实事求是，主张从所谓的“社会主义”定义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一些人虽然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能从实际出发，做好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谁的思想离马克思主义更近一些呢？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辩证的理论，承认思想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在这里，我们并不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教条比无知离真理也更远一些。
学术环境对于学术研究极为重要。环境宽松了，研究也就相应地比较自由了。有人提倡恢复孔孟之道，他们说思想发展有3个阶段， 一是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是祖辈时代；二是从秦汉到明清的大一统时代，这是父辈时代。而后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认为先秦时代是学术自由的第一个春天，大一统以后，“别黑白而定一尊”，独尊儒术，学术专制，是不自由的时代。因此，恢复孔孟之道，又称为“回到祖辈去”。海外的新儒家们也很活跃，他们提倡儒学在新的时代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然后再加以弘扬。他们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既适用于古代中国，也适用于现代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对于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病，儒学可能会成为一种首选的良方，或者成为良方中的一味主药。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孔庙得以重修，祭孔活动停止了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展示出来，多次召开大规模的国际性儒学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对儒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探讨，创造了儒学复兴的气氛。外国人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值得我们重视，他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评析中国哲学，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
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没有忘记与儒学鼎立的佛教、道教。佛、道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对于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想，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对于哲学的各学科，都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还取得一系列成果。利用外国的哲学方法，借鉴外国哲学观点，拓宽研究中国哲学的领域和思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由于自由研究，新的见解、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哲学体系，不断涌现。西方哲学也有许多新思想、新体系、新方法，对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抛开过去教条式的僵化模式，发扬活的真精神，也焕发了青春活力。
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中，中国哲学通论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方立天著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断代史方面有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辛冠洁等人主编的《明清实学史》。专题的有朱伯昆著的《易学哲学史》，刘文英著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和《漫长的历史源头》，王葆玹著的《今古文经学新论》，高晨阳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蒙培元著的《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和郭朋著的《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卷），牟钟鉴等主编的《道教通论》，卢国龙著的《中国重玄学》，还有肖万源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哲学家的就更多了，研究孔子的就有好几本。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钟肇鹏的《孔子研究》等，研究孟子的有张奇伟的《亚圣精蕴》，研究庄子的有崔大华著的《庄学新论》，研究董仲舒的有周桂钿的《董学探微》，研究扬雄的有郑万耕的《扬雄及其太玄》，研究王充的有周桂钿的《虚实之辨》，研究何晏王弼的有余敦康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研究朱熹的有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等。还有一大批丛书出版，最大的，也是质量比较高的要算是辛冠洁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估》，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学丛书》也是高质量的，方克立主编的《新儒家研究丛书》，也很受学术界重视。我以为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版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说：
我从1915年起就搞中国哲学史。在将近五十年的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四”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所学的主要是封建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第二阶段是从“五四”以后到解放以前；在这个阶段所学的、所用的以至所教的，都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1949年以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
冯友兰所经历的3个阶段，正与我们划分的阶段相一致。他的3阶段，多了前面的封建时代，少了后面的开放改革时代。他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时代，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两卷本）代表了当时那种马克思主义时代。开放以后，他又以“修订”的名义，重写了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代表了开放改革的时代。这是在没有任何精神负担的情况下，充分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认真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著，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
总之，“五四”以来的80年中，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经历了3 次大的变革。最近20年的开放改革是学术的最好时期，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是本世纪最丰收的季节。
我们回顾中国哲学研究这80年的发展历程，似乎有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思考：
其一，时局政治与哲学研究。这80年，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研究，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是与政治的变革相联系的。
其二，政治变化逐渐走向成熟，逐渐规范化，而学术研究却不断地推陈出新。刚推翻清朝封建政府的时候，建立起民主的民国。什么叫民国，如何实行民主？却是一知半解，结果还是封建的那一套。搞社会主义也是一样，大家都说搞社会主义，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却不太清楚。不管是民主，也不论是科学，还是社会主义，开始都是不太清楚的，都是在实践中逐渐明白的。可以说，现在对这些问题也不能说都十分清楚了，只能说比过去懂得多一些了。同样道理，对于哲学，过去许多人也是似懂非懂，以为西方那种才是标准的哲学，不符合那种标准的都不是哲学。因此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只有经学、理学，没有哲学，殊不知哲学也应该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以及学派特色。印度哲学不同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各有特色。人们认识了“特色”以后，就开始打破旧有的模式，中国传统有经学模式，西学东渐时打破经学模式，形成了与西方模式相近的模式，特别是后来，把这种模式规范化了，同时也僵化了，令人讨厌，最后再次打破，走向多元化。政治的发展逐渐走向更合理，更民主，也更接近，有趋同性，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学术研究的发展也有趋同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多样化的趋势。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三，许多人讨论过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这8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海外学者讲“创造性转化”，实际上，这80年中，许多人所做的事情，就是“创造性转化”的工作。这个工作海内外的学者正在共同努力。也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其四，80年时间不短，前辈所能做的都努力做了，我们要继续努力，把这一伟大的事业推向前进。一方面要珍惜前辈的研究成果，认真继承，不应简单否定；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地进行艰苦的研究，以期取得成绩，不要急于求成。
李英华、鲍世斌两位同学审读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199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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