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10年中国纪录片的文化美学特征及其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纪录片论文,美学论文,年中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中国纪录片仍可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形态。其中，主流文化形态仍占据着荧屏的黄金时段，占有社会优势资源；大众文化形态以市场为准绳，快餐化地消费着自然与历史；精英文化形态面临阵地的丧失，其一直坚守的人文精神受到挑战；民间文化形态处于体制的边缘，因没有完善机制的保障，生产很难复制，传播空间狭小。
一、纪录片的文化特征
1.概述
与2009年相比，2010年主流文化纪录片如《复兴之路》、《为了新中国》、《五星红旗》等，继续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而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举办，潜在地宣扬着国力的强盛与民族的复兴。电影版《复兴之路》的拍摄，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主流文化纪录片参与了重大事件，见证着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仅在生产上得到保障，且在发行方面仍带有计划经济的优势。
大众文化纪录片仍以栏目为依托，用稳定的主题、风格满足大众趣味，以故事性、趣味性、可视性迎合受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娱乐中消费着自然和历史。2010年，央视的《探索·发现》、上海纪实频道和北京电视台的《档案》、中央新影的《开国大案》系列、大陆桥传媒公司的《传奇中国》系列等，或从自然、生命中寻找震撼与新鲜，或从历史、地理中耙梳悬疑和秘密（如《迷徒》、《秘境追踪》、《中国核弹》等），力求吸引大众目光；而演播室、外景主持人、纪录短片、网络视频等多种元素的引入，组合拼贴成快节奏的视听大餐。一些科学片更是引入三维动画与模拟实验，注重纪录片的可视性，力求契合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与审美需求。
尽管以“坚持文化品格、守望精神家园”为旨归的精英文化纪录片的阵地日益缩小，但是，上海纪实频道的《大师》是“以栏目形式打造的一个电视文化工程，是今人重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构想，是走近大师、感受伟大的一种尝试，是用敬畏和自信来打造艺术精品的一种努力”。蔡元培、常书鸿、马寅初、梅贻琦、傅雷等人物通过《大师》栏目与今天的观众进行精神交流。上海市陆行中学等学校还将该节目作为课外读物。吉林卫视的《回家》“以名人精英为拍摄对象，以纪实化的风格，通过跟随人物回家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往事，重新构建和审视人生背后的大时代背景与人物命运，探问魅力激扬的生命，追述铭记于心的人生旅程。”6集纪录片《梁思成·大匠之惑》、7集纪录片《常香玉》等均保持着文化拷问与艺术品质。该栏目连续7年荣获政府级最高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作为受到扶持和鼓励的精英栏目，它厚载着家国情怀，却很难说载得动市场的重量。
崔永元领衔制作的3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致力于“口述历史”，历时8年的采访，彰显出中国纪录片人的社会责任感。
以《见证》、《百姓故事》为代表的纪录片栏目在2010年7月之后逐步淡出荧屏，记录民生故事、思考社会问题、追问创伤性历史记忆的纪录片日渐式微。像《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向阳湖往事》等对近现代历史真相的追问和探询，逐渐让位于对历史的怀古抒发与对新中国成立的宏大叙事，文化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有所削减。
民间文化纪录片创作活跃，但水平参差不齐。《我最后的秘密》、《街舞狂潮》等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缺乏完备的制作机制，资金匮乏，单兵作战，技术难以保障，缺少播出平台，多数作品都无法进入大众传播。
2.纪录片作品的新特点及其新趋势
首先，主流文化发挥了意识形态引导的巨大作用。
2010年，上海世博会、亚运会等重大事件中，宣教型纪录片都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作品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制作精良，社会影响力也非常巨大。
其次，文化融合趋势明显。
2010年，中国纪录片在整体的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类型文化的借鉴与融合。越是成功的纪录片，其文化融合之态越是明显。主流文化作品不再只侧重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是开始融入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与独特观点的表达，甚至融入大众文化元素以获得更为有效的传播。一度被冷落和边缘化的精英文化纪录片，也开始融入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以求得更好的传播平台，赢得受众青睐。2010年，周兵导演的诸多作品如《敦煌》、《千年菩提路》、《外滩轶事》等便呈现出鲜明的多种类型文化融合的特征。《敦煌》延续了从《故宫》开始的以宏大叙事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和传播的范式，带有强烈的人文气息，尤其是导演个人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精致而意味深长的解说，凝结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
贾樟柯的《海上传奇》是为配合上海世博会的举办而创作，主要展现上海滩在历史风云中的变迁。同样是宏大叙事，同样是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贾樟柯，也同样在这样一部主流文化影片中融入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艺术手段的创新，最终以精英文化的身姿在欧洲电影节获奖。这是一部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完美结合的成功作品。
再次，从容大气的文化风度和兼容并包的国际视野。
用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去重新思考世界，从古代中国到世界大事，这是文化自信的一种标志，中国的纪录片也因此形成从容大气的文化风度和兼容并包的国际视野。
2010年，中国纪录片体现出更加从容大气的文化风度。拍摄《故宫》时，导演周兵曾以“光明正大”作为全片的基调。不去猎奇，也不过度追求叙事中的矛盾冲突，以一种端正严肃的态度去传播历史信息，纪录片《敦煌》尤其体现出这种文化特征。学者胡智峰评价《敦煌》时说，切入敦煌的视角有很多：奇情的、悲叹的……但该纪录片是用一种不偏不倚的、欣赏的浸入方式来展现敦煌，着墨于伟大的文化成就本身，而非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对错，显示出大国文化的一种包容与淡定。
《公司的力量》也呈现出这种从容大气。该片制作之初就明确宗旨：倡导理性精神和全球立场，不延伸到文明比较和意识形态领域；注重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不做主观判断和单一性结论；强调内容主题的现实关照性，但不进行简单的现实对比：关注历史的关键点和转折点，但不拘泥于时间的顺序列；以内在矛盾进行结构和推进，不追求外在的戏剧性冲突。
这种文化上的从容大气，植根于中国文化自信心的重建。
2010年的中国纪录片，在整体上呈现出更加国际化的创作视野。《公司的力量》跨越八国、实地拍摄数十家公司，采访百余位中外学者。其中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百余位来自经济、历史、政治、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围绕着公司对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影响等主题，提出不同的见解和思考。他们精彩的阐述，交汇成一次全球顶级学者的智慧碰撞。而对于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纪录片《敦煌》，也加入了外国学者的视点，甚至在第一集中，借助诵读斯坦因的信，让观众从一个外国殖民者的视角来审视敦煌。这种视角的打开，摆脱了单一视角的束缚，站在了更加国际化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也是把视野扩大到异国文化，以影像的方式来展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二、纪录片的美学特征
1.戏剧美学的新突破
1999年以来，戏剧美学的兴起，震动了纪录片创作中纪实美学的主导地位。十年来，随着戏剧美学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广泛运用，戏剧美学本身也经历了不断创新与成熟的发展过程。2009年，强调戏剧冲突和视听效果已成为纪录片的创作潮流，情景再现、动画制作等更成为普遍运用的手段；2010年，戏剧美学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不断开拓出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和表现空间。
首先，情景再现的新探索。
情景再现是增强历史纪录片戏剧化效果的最具魅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近年来普遍应用于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中。2010年情景再现手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一是从意象化、情绪化的再现演进到情节性、情感性的再现。在过去的情景再现段落中，镜头一般采取人物局部呈现或虚化处理等方式，再现和扮演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但在2010年的几部纪录片作品中，情景再现实现了对人物和情节的正面描绘，再现情节更富戏剧性，人物更富个性。像纪录片《敦煌》在寡妇阿龙的段落里，就出现了扮演人物的对白；而《外滩轶事》中的情节则全部由演员扮演，并靠大量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迷徒》更是把情景再现的手法推向极致。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剧情片，该片完全采用剧情片的叙事方式，全方位地引进剧情片编、导、演的方式和元素，情节设计、镜头运用、剪辑节奏等与剧情片特征如出一辙。
二是情景再现视听效果的创新。在情景再现中加入舞台效果是2010年周兵的几部纪录片的再一次创新，也是对情景再现在视听语言上的又一次推进。在纪录片《敦煌》完成之前，周兵导演了舞台剧《敦煌》，这给他的纪录片创作带来了灵感。于是在纪录片《敦煌》中，他加入了大量的舞台效果，如在《舞梦敦煌》、《家住敦煌》中，演员置身于一个虚拟的舞台空间，用投影打出一个洞窟的影像，通过灯光造型和景别的变化，营造出历史人物在洞窟参观与观摩等情境，光影的营造也让情景再现变得愈发丰满与生动。在演员表演的背景上，用投影打上历史文献和壁画的素材，表演更具符号化意义。在电影《外滩轶事》赫德告别讲演段落中，最后一个画面中的大厅一片漆黑，只有一束强烈的舞台光打在赫德的身上，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画面。
三是侧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景再现从过去情绪化的营造，发展到后来情节上的展现，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2010年诸多纪录作品对情景再现手段的使用，已经在情节展现的基础上开始侧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了。纪录片《敦煌》以人物结构全篇，每集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命运贯穿，展现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性格与情感，甚至在人物设置上，还突破性地选择了一个虚构人物来结构，这无疑强化了纪录片的戏剧性效果。纪录片《外滩轶事》则通过剧情片式的强烈戏剧冲突，展现了上海滩几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感与命运。另外，以往情景再现在表现人物时，多以展现人物行动为主，而在《外滩轶事》、《迷徒》等作品中，开始出现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塑造，如在《迷徒》中，多次营造主人公郑蕴霞在极度紧张时的幻觉及梦境。
其次，类型片元素的应用。
为了增强传播效果，纪录片广泛吸纳各种类型片的元素，突出娱乐效果和视听快感。2010年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迷途》一片，首次在纪录片中融入了类型片的元素。这部纪录片集惊悚片、悬疑片等多种类型片元素于一身。在题材上，国民党高级特务潜伏大陆8年之久的主题本身，就带有制造悬念与惊悚的可能；在叙事策略上，大量使用设置悬念、强化矛盾冲突、制造惊悚情节、交叉平行叙事等手法；而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则更为鲜明地使用了特定音效、晃动画面、快速剪辑等手段，强化画面的惊悚效果和神秘氛围。
再次，特效手段的创新。
2010年的纪录片创作中，电脑特技、三维动画、新型摄影器材等发挥了突出作用，营造了新奇的视听效果。在纪录片《颐和园》中，由于很多古建筑已不复存在，因此，通过大量的三维技术，复原出瓮山时期、清漪园时期的颐和园景色。另外，片中有一个镜头让观众叹为观止：一个长镜头从排云殿前拉出，穿过排云门，上升至俯瞰万寿山全景。这并非三维动画制作，而是聘请世界著名航拍队使用遥控飞行器航拍完成的。纪录片《敦煌》通过三维动画在一个镜头中呈现了敦煌崖壁上一个个石窟建造形成的过程，千年的沧桑和恢弘的气势在一个长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最后，时尚元素的拼贴。
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为了更好地贴近受众、增强传播效果，一些纪录片开始引入时尚元素。流行时尚元素不仅应用在消费型纪录片中，在审美型纪录片中也开始出现。周兵在2009年的《台北故宫》中就加入了流行歌手周杰伦的采访段落：在2010年的《敦煌》中，又采用摇滚歌手许巍的原创歌曲和摇滚歌手张楚、何勇的音乐。传统历史文化的厚重与流行时尚的轻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鲜明的摇滚音乐风格，使得全片充满了时尚之感。
2.“口述历史”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新亮点
在传统的人文类纪录片中，当事者的口述只是作为一种重要元素穿插在片中。2004年，一部完全采用见证人讲述和外景画面结构而成的作品《浩劫》让人们看到了“口述历史”的巨大魅力。
2010年，“口述历史”成为中国纪录片美学探索的一个亮点。贾樟柯的《海上传奇》、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均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结构全片。这种创作手法产生于“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下。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大众记忆”，充满叙事意味的内容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交汇、交叉，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丰富性。《海上传奇》、《我的抗战》等作品通过亲历者的口述，从对历史的“个体记忆”中挖掘出充满私密性的个体生存经验，而这种讲述又是立足于当下的。因此，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让观众能够站在当下的视角回望当年的历史陈迹。另外，“口述历史”能够体现大众传播中人际传播的特性，契合了当下流行的信息传播模式。
3.纪实美学愈加微弱
近年来，纪录片记录时代的作用日益微弱，文化产业、形象宣传的作用愈发显现，现实题材作品更为稀少，历史文化题材作品大量涌现，这一切带来的是纪实美学的弱化以及戏剧美学的凸显。在2010年的纪录片创作中，只有较少宣教类和审美类作品呈现出纪实美学的风格。
审美型纪录片立足精英立场，用纪实手法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范立欣的《归途列车》采用长镜头、自然光等拍摄手法，历时3年跟踪拍摄打工家庭的悲欢离合，以平实的叙述、真实的现场、生动的细节呈现了农民工的现实境遇和内心世界。
纪实手法令宏大主题更具有贴近性。上海纪实频道制作的纪录片《国道318——与梦想同行》历时一年时间，展现了绵延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沿线普通人的生活和瑰丽复杂的自然风貌。片中记录了地处沿海的上海白领青年的“不安分”，也记录了湖北小镇上民间艺人对手艺的传承；记录了四川盆地一个自由职业者生活的困惑，也记录了青藏高原上平凡藏族女孩的成长。创作者将这些故事的讲述与对318国道上的平原、高原、雪山、湖泊等自然风光的刻画有机结合，展现出新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情感、梦想与追求。
三、纪录片理论研究
以“纪录片”为名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2010年有关纪录片的研究文章共有458篇，按内容可分为6类。关于纪录片本体、文化与美学研究的有161篇，占35%；关于当前纪录片个案和类型研究的110篇，占24%；研究历史上的纪录片人及纪录片的29篇，占6%；有关纪录片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的59篇，占13%；有关市场、传播、受众及产业研究的32篇，占7%；关于纪录片创作、生产（含技术）的43篇，占9%；有关纪录片的新闻报道的24篇，占5%。
分析各类文章，2010年中国纪录片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有关纪录片本体、文化与美学的研究仍占主流。对真实性、真实再现、故事化、娱乐化、戏剧性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仍在继续。
2010年中国纪录片热衷于对当前国内纪录片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历史上的纪录片和纪录片人的研究呈现出边缘化迹象。而对世界当下的纪录片也疏于研究，仅仅局限于《人类消失之后》及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海豚湾》等极其有限的海外纪录片。
2010年中国纪录片重视对于纪录片在传播、市场、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浅议国产纪录片的市场价值及实现途径》、《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受众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价值和营销环境分析》、《国际纪录片市场及商业运作的启示》等文章，直面纪录片市场、效益乃至营销策略，将纪录片当作特殊的文化产品，将产业研究引入纪录片领域，折射当下纪录片的价值、功能、生存与处境。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类、体育类、山地类等主题的纪录片类型也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像《论山地类纪录片的定位与内容创新》、《世界山地纪录片创作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等文章，与年度在青海举行的山地纪录片电影节不无关系。而《行在当下功在千秋——台湾环境生态纪录片的社会介入》、《生态纪录片的“绿色镜像”》、《拯救——纪录片镜头下的环境危机》、《力与美的统一：北京奥运纪录片美学分析》、《纪录片的“后编剧”时代——北京奥运官方电影（永恒之火）叙事解构》等多元化的研究，也展示了学者开放的视野。
随着科技的发展，高清技术、三维动画等作为纪录片的创作手段，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而拍客群体、民间影像、手机纪录片也成为研究对象。《浅析动画在纪录片中的应用》、《论数字高清纪录片需注意的问题》、《新技术在纪录片应用中的利弊》、《论新技术与纪录片创作的关系》等文章，不仅分析了新技术带给纪录片生产的便利条件，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正视新技术带来的问题、偏差和隐患。
近年来，纪录片生产与传播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第一人称纪录片、私纪录片的研究渐渐地浮出水面。《纪录片伦理问题探讨》、《试论纪录片中的道德问题》、《谈纪录片创作中的伤害问题》、《公开的隐私：第一人称纪录片》、《私记录下的都市风景再现——以刘呐鸥20世纪30年代的纪录片为例》等文章，分析了纪录片创作的主体性，关注纪录片创作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以及所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
总之，中国纪录片研究还偏于对当前纪录片的评述，偏于对一些传统美学特征的分析，对于国外纪录片的生产、最新理论的研究还付诸阙如，一些基础理论还有待梳理和提升。关于中国纪录片产业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浮泛，甚至对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也还缺乏共识。
中国纪录片研究既需要从历史、美学的角度建构纪录片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又需要调研国内外现状，采用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与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其发展进行描述和探讨，寻找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之路。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对历史/现实的简单总结，而是对于未来的启示。
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联合组成的中国纪录片战略发展研究课题组，对2010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现状、市场规模、传播策略、受众定位及产业结构等问题进行调研，发布了《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这是在《2009年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推出的。本文是摘发该报告中关于纪录片文化、美学与理论研究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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