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222.4
枚乘是汉代著名辞赋家，其创作为汉赋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七发》继承战国之时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屈原《卜居》、《渔父》，庄辛《谏顷襄王》等对问的特征，述客主以首引，中间由并列的若干段组成，又吸收《大招》、《招魂》铺采摛文的表现手法和以宏大为美为艺术精神，第一次表现出大汉王朝统一、强盛、富庶的社会风貌，也隐约地暗示当时政治、经济上已显示出的深刻矛盾。可惜以往论《七发》者多不注意其产生的时代和创作背景问题。关于枚乘的生平，学者们也都不甚了了。今对《七发》、枚乘生平及枚乘其他作品的创作时间等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七发》的素材根据与创作背景
《七发》开头云：“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六臣注文选》李善注：“假立楚太子及吴客以为语端矣。”（注：李善此条注文不见于今本李注《文选》，而见于《四部丛刊》所收宋刊《六臣注文选》。）后来之注《七发》者，一般都注“楚太子”、“吴客”为假设人物，不再作进一步解释。有的则干脆不作解释（如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又因为一般人熟知春秋战国的吴国、楚国，对汉代诸侯王的情况了解不多，学生初读往往误认为是假设为列国吴楚之事。实际上，枚乘长期任吴王濞郎中，后来又为梁孝王门客，对汉初诸侯国的内幕有深透了解，《七发》的“楚太子”、“吴客”云云，并非随意虚拟。
汉初楚元王刘交，为汉高祖刘邦的少弟，在位23年卒，子夷王郢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二十一年与吴王濞勾结谋反，自杀。《汉书·楚元王传》云：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
师古于“太子辟非先卒”下注云：“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时已卒也。”可见，在吴楚反以前，当楚元王之时，确有楚太子体弱多病，以致于早卒之事。
楚元王之立在高祖六年（前201），其薨在文帝元年（前179）（注：见《史记·楚元王世家》、《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诸侯王表》、《汉书·楚元王传》。）。则辟非之立为太子而卧病，应在高后时（前187——前180年）。正因为当时楚太子有疾，所以高后以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
楚太子有病之时，枚乘客游于吴，当时年纪尚轻。
吴王濞为高祖刘邦兄之子，高祖十二年（前195）封为吴王， 立42年，当景帝三年（前154 ）正月因谋反被诛（注：见《史记·荆燕吴传》、《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诸侯王表》。）。吴王濞的怨恨朝廷而谋为逆，其动机之产生甚早。文帝时因吴太子与皇太子饮博争道，皇太子引博局砸死吴太子，又运尸到吴地去葬，为吴王与朝廷矛盾的开始。“吴王由是怨望，稍失君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注：《汉书·荆燕吴传》。）当七国反后仆射邓公对景帝说：“吴为反数十岁矣。”（注：《汉书·爰盎晁错传》。）景帝在破吴之后的诏书中说：“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二十余年”，姑以21年计，由景帝三年上推21年，为文帝五年（前175）。 则吴王濞初生怨恨之情谋为不轨，在文帝前期。但此时吴王濞只不过有所谋划，尚未至决心铤而走险的地步；所表现出来者，只是称疾不朝。我以为，《七发》之作就是在这个时期。枚乘以此前曾经有过的自己往楚国问候楚太子之事为由头，企图达到正面劝说开导吴王的目的。
吴王濞为高祖兄子，楚元王交为高祖少弟，楚王的太子与吴王濞为兄弟行。则楚太子有疾，吴王濞派其门客之年轻博学而善于文辞者去问候并以谈说解闷，是情理中的事。《汉书·王褒传》云：“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至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讽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则枚乘受命往楚国问楚太子疾，其情形与此相似。
因此，我以为《七发》中说的“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就这件事而言，并非虚构。
《四部丛刊》收宋刊本《六臣注文选》李善注：“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以为《七发》是枚乘在梁孝王处所作。按梁孝王武为文帝之子，景帝同母弟，深受窦太后和景帝的喜爱。景帝三年，帝与孝王宴饮时曾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孝王虽然口头辞谢，但心怀侥幸，始存非分之想。同年春吴、楚、齐、赵等七国反，梁王拒吴楚，使之不能过而西，破吴楚之军，建有大功。第二年朝廷立栗太子，而增封梁国其地甚大，赏赐不可胜数。又“得赐天子旌旗”，“出称警，入言
，拟于天子”。于是延揽四方豪杰，壮大势力。但当时并无谋逆之事。景帝七年（前150）十一月，朝廷废栗太子， 窦太后欲以梁王为嗣，大臣爰盎等谏之。其夏立胶东王彻为太子，梁孝王怨爰盎等，与羊胜、公孙诡之属密谋，使人暗刺爰盎等，为悖逆之事。接着朝廷追查此事，“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梁孝王令羊胜、公孙诡自杀，又通过长公主向太后谢罪，通过王美人之兄王长君言于景帝，方得释。此后虽忽忽不乐，但也无作乱之想。《七发》之作，不可能是在梁之时。所以，宋代以来学者多以为《七发》为在吴王处所作。这样理解，也同《七发》中所谓“吴客”之称相符合。如果是在吴楚之乱以后所作，当时曾经从吴王濞游者唯恐洗刷不尽同叛逆者的关系，尽管枚乘以谏吴王二书受到朝廷的嘉奖，恐亦不至于以作为吴王门客往问楚太子疾的事为题材而著为文章。
所以，《七发》作于枚乘在吴王濞处的时候，可以肯定。
二、《七发》内容结构上的一个“缺憾”与《七发》的创作动机
《七发》所写之事不为无根，但并不等于说《七发》写成于枚乘探视楚太子之时或其后不久。
当然，这并不排除枚乘在探视楚太子期间曾写过描述性文章献给太子以解闷的可能。比如广陵观潮一段，就很可能是在探视之时专门写来为楚太子提神、解闷、丰富话题、转移思想之作。广陵之地属吴不属楚。枚乘向楚太子绘声绘色地讲述广陵潮的宏伟气势，楚太子一定很感兴趣，听得入神。枚乘受到这种鼓励，也便会神采飞扬，讲得更为投入。事后枚乘根据讲述撰为文章，一则是将当时成功的讲述著之竹帛，二则可以献给楚太子，以备随时观览。广陵观潮一段篇幅大，是前面各段的几倍甚至十余倍，可以自为一篇，便可以说明这一点。以此看来，汉初骋辞大赋，不仅《子虚》、《上林》是两次完成，《七发》也可能是两次完成的。
但是，《七发》作为一篇具有一定创作意图的完整的赋作，是完成于吴王濞初生怨恨之情、欲图不轨之后的几年之中。大约在文帝中期。
吴王濞开始谋为逆，枚乘不一定马上觉察到。至其有所觉察，但还不太明显之时，他也绝对不敢明白道出，而只能采取正面规劝的办法。我以为《七发》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他对怎样劝说吴王，也该是费了一番脑筋的。他所采取的形式便是：以曾经使楚向楚太子呈献过的文章为基础，补写几段，使之成为递进结构，有意引出要陈述“要言妙道”的意思。文章的妙处就在于：全文的关键、全文最引人注目的“要言妙道”究竟是什么，并不具体说出。我以为，这正是作者准备要当面陈说的内容。《七发》全篇，就像驺衍之徒劝说人主的办法，“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屈原的《天问》实际上也是采用这种手法。《天问》全诗的层次是：宇宙之事，鲧禹治水和九州土地，夏兴亡，商兴亡，宗周兴亡，六国及楚国之事。共有六层。如王夫之《楚辞通释》所言，《天问》一诗表现了屈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的思想，其主旨在于说明“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兴废存亡之本”。这样说来，《天问》前两部分好像全诗的一个“引子”。《七发》同《天问》不同的是：《天问》开头虽然问宇宙之事、问九州土地的文字占了两大部分，但后面还是以问三代兴亡和春秋列国之事为主，而且所占篇幅更长，显然为全诗重点。而《七发》则只有讲述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的部分，却并没有具体讲所谓“要言妙道”。你看，《七发》结尾一段说：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观览，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太子说：“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但实际上吴客只是说了“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还并没有“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因此，这个结尾叫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即使作者才力不济，行文至此，成强弩之末，也不能这样不讲逻辑，草草结束。从《七发》全篇铺采摛文、汪洋恣肆的情形看，作者也绝不至于这样疏浅而乏才。再看作品的开头说：“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然而下面并未接着讲什么“要言妙道”，而是讲音乐，然后问：“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回答说：“仆病未能也。”其下写饮食等的五段亦是如此。从头到尾，这个“要言妙道”没有讲出来。可见结尾同开头一样，是作了一个伏笔。我以为这是因为有些话不便形之于文字，而被有意隐去。作者希望以此文为引子，向吴王当面陈说某些话。也就是说，《七发》前七段除了引导读者从富贵奢华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扩胸襟，以感受生活的乐趣和体现自身的价值之外，也还为了吊特定读者吴王的胃口，引起吴王的兴趣，以便有机会更深入地对核心的问题加以陈述。《汉书·邹阳传》云：
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指斥言，故先引秦为喻，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
邹阳《谏吴王书》（见《汉书》本传、《文选》）未把事情说破。《七发》特殊的结构形式，与此相似。宋刊本《六臣注文选》李善注：
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
李善也体会出了本篇所包含的劝谏的意思。但他说“末一首始陈正道”并不确切。实际上末一段仅提出“语端”。所以我以为李善“以为语端”四字最为精当。
《七发》用虚实结合的办法，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不留痕迹。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写成是在邹阳上书之前。而他的第一封《谏吴王书》，则应在邹阳上书之后。
枚乘《谏吴王书》中有一段文字：
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
断幹。水非石之钻，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底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
下面接着说：“臣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我以为这就是《七发》中说的“要言妙道”，只是并没有引经据典，陈说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等人的有关言论，而是概括其义，综而述之。
上引《谏吴王书》中的这段文字，既可适用于政治上的安身立命，也可用于养生保寿。我们看《七发》所说：
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从主导思想方面说，这同前引《谏吴王书》中那段文字是一致的，其中都贯穿了枚乘的基本思想，体现了他的处世准则。前面说了《七发》和《谏吴王书》之作，都是在吴王濞长期不朝欲谋不轨之时，当时事情开始不久，所以枚乘无论是在《七发》中还是在上书中，都着重讲“祸生有胎”、应及早消除的道理。
枚乘的这个道理表面是站在吴王的立场上说的。即使抱着杨朱一样完全“为我”的态度，也可以将各家的思想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当然，枚乘要讲的，并不是完整的老子思想、完整的庄子思想、完整的孟子思想、完整的墨子思想等等。他是要融会各家，取其可用，以开导吴王。
《老子》第六十四章云：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知，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这一章文字，基本上可以体现枚乘《谏吴王书》的思想，而前两段，基本上可以概括《七发》一文的思想。《七发》中说的膏盲之病“所以从来者至深远”，“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同《老子》一书之关系。
又《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七发》则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又《老子》第九章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十六章云：“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也正是枚乘《谏吴王书》中着重表达的意思。
至于孔子、孟子讲的纲常伦理、君臣大义，不用说是枚乘向吴王陈述的理论的核心。所以，《七发》中特别提出，使庄周等“有资略”的各家“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之后，要“孔老观览，孟子持筹而算之”。
《七发》中所列庄周以下六人的思想，有的今天已不太清楚。但就今所知者言之，也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上同《谏吴王书》和《七发》中表现的思想一致起来。如《庄子》一书中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注：《庄子·人间世》。）魏牟说：“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阙之下。”（注：《庄子·让王》引，又见《吕氏春秋·审为》。）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注：《墨子·尚同》。）也都同枚乘两次上吴王书的思想一致。
台湾《文选》学家彰化师院游志诚先生认为《七发》一文的主旨思想，“其创意在‘道儒’合流的倾向”（注：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492页。）。这个见解十分精辟。 下面，我进一步就儒、道、墨等思想是在怎样的角度上结合起来、核心是什么问题陈述鄙见。我以为，重生而善养，知福而能守，这才是《七发》一篇的灵魂。我们弄清了这一点，也就弄清了《七发》实际命意之所在。守君臣之礼，顺天而无为，不要积恶成祸，这种思想既是其文外要重点发挥的，也同文中论述修身养性的思想相通。
如果不对《七发》作如上的理解，那么，“孔老观览，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就无法解释。单纯的养身问题不存在“筹算”的问题，也用不到“万不失一”的词语。
所以我说，《七发》是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方法，以文内带文外，不仅有弦外之音，且有未尽之曲。它形成目前这种结构形式，留下内容表达上的“缺憾”，是有一定原因的。作者一则要吴王濞顺天委命，保其福寿；二则要借此话题，当面陈述关系到吴王身家性命的大道理。其作成的时间，当在文帝中期。
三、《七发》与枚乘谏吴王两书思想的一致性
我们认为《七发》之作，于文外尚有深意，不是说其开头七段便没有意义。文内、文外的主导思想一致，这在上一部分已经说明。另外，就《七发》文本而言，也有其独立的思想意义和独立的艺术价值。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过，《七发》是写给吴王濞看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它同《子虚》、《上林》的不同。《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孝王处所作，以齐、楚相较，盛夸楚国地域之广，物产之富，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上林赋》以天子游猎为题材展示大汉王朝的声威，其壮阔、雄伟不是任何一个诸侯国所能比的。则前者之描写楚国，适成对大汉王朝的衬托。《子虚》、《上林》璧合珠联，结为一体，其特定的读者对象本是大汉天子（这同有些献诗、赠诗和富于文学色彩的书信一样，并不影响它也可能成为带有普遍欣赏价值的作品）。所以《子虚》、《上林》采用迭进之法，目的在于层层衬托。《七发》是写给一个一时感情用事、失去理智、有对抗朝廷动向的诸侯王的。所以，它采取的是诱导法：不仅文内、文外有一个诱导的关系，就文本而言，也是由宫室内向宫室外，由都邑之中到郊野山林、以至于长江大海边，让对方由沉溺于声色到逐渐体会到大自然之美好、雄伟与人生之价值。我们看《七发》当中六段：第一段写至悲之音乐，第二段写山珍野味，第三段写射御，第四段写游观，第五段写田猎，第六段写广陵观潮。其开头由王侯贵族日日沉溺的音乐、美味说起，但音乐则突出其“悲”，悲则起真情，动人心。美味出于山林泽薮，由之而过渡到射御、游观；由客观地欣赏品味过渡到对自身能力、价值的体验。然后是田猎、观潮，真是浩浩壮观，惊心动魄，胸间尘俗之气一时荡尽，令人宠辱皆忘。这不同枚乘《谏吴王书》殊途同归，文异而旨同吗？不过《七发》是不即不离，意近而不说破罢了。这不由令人想起《庄子》中的两个寓言，一个是《秋水》中河伯望洋兴叹，一个是《则阳》中蜗角上触氏、蛮氏之战。如果心胸开阔一些，看得更广、更远，既不会成日想着如何去作乱，也不会缺乏理智到以为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对抗朝廷，自取灭亡。所以，《七发》前面七段并非只起引子的作用，没有实际意义。它同样是有针对性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言惠帝、高后时“郡国诸侯各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西汉前期刘姓诸侯王中因僭越、淫乱、违犯国法与伦常而被削封、诛杀以至国除者非一。枚乘当时尚不便从这个方面陈说。他只能从养身方面说。但正如《谏吴王书》中所说：“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糜烂的生活使一些诸侯王不顾礼法，野心膨胀，正是作乱的开始。所谓“十围之木，始生如蘖”。所以《七发》在开头部分就说：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脭
肥厚。衣裳杂遝曼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
指出其“邪气袭逆，中若结
”，“精神越渫，百病咸生”之根源在于“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而作者为之开的药方是：“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常无离侧，以为羽翼”，以抑制其“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
所以说，就《七发》文本而言，实际提出了一个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常常不一致的问题。物质生活的过分舒适和奢侈，往往会导致精神的空虚，眼界的狭小。就吴王濞而言，其侈靡的生活同谋为逆乱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表现为表里关系。就问题深浅而言，《七发》所涉及乃是“表”；就因果关系而言，《七发》前七段是针对其心生邪念的“因”（吴太子之事只是一个导火线）。因此，《七发》文本所反映的思想，也自有其独立的价值。
在时过境迁之后，《七发》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更主要体现在文本上。其思想价值完全体现在警戒纨绔子弟毋沉溺声色这一点上，而其中并列铺排音乐、饮食等的六段绘声绘色、充满激情的描写，也想象丰富，文采斐然，令人赞赏不已，因而又具有艺术鉴赏的价值。《文心雕龙·杂文》云：“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就《七发》文本而言，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再谈谈晋挚虞对《七发》的分析。《文章流别论》云：
《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署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濯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梁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喻之义也。
这段文字的第一部分对《七发》全篇内容的概括及末尾对其主题的概括都完全正确。但下面说：“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则不符合实际。因为文中并未具体陈述圣人辩士讲论的内容。挚虞这样说，无形中弥合了文本留下的内容结构上的缺失。2000年来讲论《七发》者，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对这篇著名赋的结构和内容在逻辑上的缺陷作了这样的弥合。经过本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七发》所存在的这种内容、结构上的逻辑性缺陷，正说明了它有着更深的内涵，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枚乘生平考索
以上探讨了《七发》的创作时间、创作背景、创作意图和构思素材的来源等问题，已经涉及到枚乘生平的一些问题。下面集中对枚乘生平作一考索。
关于枚乘的生卒年，史无明文，学者多不及之。按《汉书·枚乘传》言武帝即位时，“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则其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可以肯定。
其生年不能详考，但可以推知其大概。其建元元年已“年老”，不耐路途劳累而死，则无论如何在60多岁以上。
又《汉书·枚乘传》：枚乘死后，“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师古曰：“孽，庶也。”本传又云：
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
按梁孝王之立在文帝二年（前178）（注：《汉书·文三王传》。）。卒于景帝中元六年。《汉书·文三王传》载：梁孝王“三十五年冬，复入朝。……六月中，病热，六日薨”。此“三十五年”指梁孝王三十五年，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 ）（注：《汉书·文三王传》：“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与太原王参、梁王揖同日而立。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又云：梁王揖“立十年薨。无子，国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则《汉书》此文中“十二年”，指梁孝王十二年。所谓“通历十一年”，是说从立为代王起，至徙于梁为梁王，经11年时间（十二减去一）。同样梁王揖“立十年薨”，是言经十年，梁王揖死于其十一年。因而，明年即梁孝王十二年（文帝三子同年立）。如此，则“三十五年冬”乃指梁孝王三十五年。）。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则“六月”亦指梁孝王三十五年六月。《汉书·枚乘传》载枚乘两次游梁。“孝王薨，乘归淮阴”。梁孝王薨于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此即枚乘归淮阴之年。也就是这一年，枚皋17岁。孝王薨而枚乘去，当年梁共王立而枚皋“上书梁共王”。枚皋与其母不愿意回淮阴，也应是因为游于诸侯饱食暖衣，生活优裕，故其母希望能给儿子谋一个职，同枚乘因知遇之人已逝而不愿再作门客的心态不同。所以枚乘一离梁，其子即上书新立的梁共王；枚乘一去世，皋得知武帝曾征召乃父，又自诣阙上书（《枚乘传》附枚皋传言枚皋被梁共王召为郎以后，“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则“三年”指经过三年，即武帝初立之时，亦即景帝后元三年（武帝于景帝后元三年一月即位，而武帝“建武”年号从下一年算起）。
枚皋于前144年17岁，则其生于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古人年龄皆为虚岁）。设使枚皋生时枚乘50岁，则其死时67岁；设使枚皋生时枚乘55岁，则其死时72岁。因为生枚皋之时枚乘年龄不可能太大，而其被召而不耐劳累道死时年纪又不至于太轻，故枚乘大体上应生于秦始皇末年或秦二世时（二世前210—前207年在位）（注：秦二世继位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而年号从下一年算起。）。
以下我们在对枚乘生卒年考证的基础上，对枚乘生平加以推究。
《汉书》本传言：“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淮阴其地属吴。吴王濞之受封在高祖十二年（前195）， 当时枚乘才十多岁。本文第一部分已考知，楚太子之患病，枚乘受派遣前往探望在高后之时。那么，枚乘至吴王濞处为门客时，只20余岁。其探望楚太子之时，也尚不足30岁。
《七发》之作，当在吴王濞对朝廷初生怨恨数年不朝之时，大约在文帝中期，时枚乘40岁上下。
《汉书》本传言“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之。邹阳也有谏书。其时间均应在《七发》之后，即阴谋较为明显之时。本传言：“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注：《汉书·邹阳传》亦云：“吴王不纳其言。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梁孝王游。”）枚乘去吴而至梁究竟在哪一年？前已考知枚皋生于前160年。 本传言“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则枚乘之到梁，应在前161年，即文帝后元三年。 其第一封《谏吴王书》，也应作于这一年去吴之梁以前不久。本传在叙枚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下面才说“景帝即位”，也说明其去而之梁在文帝之时。
本传言：“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向，以诛晁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则其《重谏吴王书》作于景帝三年（前154年）。时枚乘已在梁孝王处。当时枚乘55岁上下。
梁孝王为文帝少子，甚得窦太后与文帝的宠爱，平定吴楚之乱中又建有大功。故其在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大修宫室，其所据珍宝之多及其出入制度，皆侔于朝廷。《汉书·文三王传》载，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
《汉书》本传言：
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
枚乘之拜弘农都尉当在景帝三年之末，其第二次游梁当在景帝四年。
本传言：“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枚乘在梁孝王处有《梁王菟园赋》，见《古文苑》。《汉书·文三王传》载吴楚之乱既平，“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室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又《西京杂记》卷二：“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菟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台、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渚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此可作为了解枚乘《梁王菟园赋》等作品创作环境与创作题材之参考。又《西京杂记》卷四：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其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可以想见其在梁孝王处的创作情况。
《汉书·邹阳传》：“诡、胜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师古曰：“先生，枚乘。”此事在景帝七年（前150 ）（注：《汉书·文三王传》：梁孝王二十九年夏，“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始人刺杀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使之。……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汉景帝七年。），时枚乘约60多岁，故称作“先生”。此后梁孝王不再如以前之受宠信，枚乘年纪渐高，大概他的创作活动也便至此结束了。
本传云：“（梁）孝王薨，乘归淮阴。”梁孝王卒于其三十五年，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则枚乘归淮阴在前144年，时年65岁上下。枚乘家居四年。武帝因为在作太子时已闻枚乘大名，以安车蒲轮征之，枚乘死于路途之上。死时约70岁上下。
关于枚乘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七发》（《文选》）、《谏吴王书》、《重谏吴王书》（皆见《汉书》本传及《文选》）、《梁王菟园赋》（《古文苑》、《艺文类聚》卷六五）、《柳赋》（《西京杂记》）之外，尚有几篇只存其目：
《临灞池远诀赋》，见《文选》谢眺《休沐重还道中》李善注：
《笙赋》，见马融《笛赋序》：“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笙、琴颂”。李善注：“枚乘未详所作，以序言之，当为笙赋。”
又《玉台新咏》卷一有《枚乘杂诗九首》，其中八首见于《昭明文选·古诗十九首》。另一首《兰若生春阳》不在其中。但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其所拟之11首见于《古诗十九首》，另一首即《拟兰若生春阳》，则《兰若生春阳》亦应为汉代古诗。
据《玉台新咏》，这九首诗均为枚乘所作。明代胡应麟，近代张裕钊、吴汝纶、黄侃等也主枚乘说。但因为《文心雕龙·明诗》中只说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语气并不肯定，钟嵘《诗品》只言“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并说：“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故后人多疑其为汉末之人所作。然而《昭明文选》每类以时代先后为序，而将《古诗十九首》编在李陵之作的前面，应是考虑到了其中有传为枚乘之作这个因素。而且《诗品·古诗》云：“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刘所制。”将陆机所拟14篇同其他分别开来。又《玉台新咏》也以《文选》收入《古诗十九首》之《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四篇为“古诗”，而不为枚乘作，判然以别。故吴汝纶以为陆机所拟14首尽为枚乘所作（陆机所拟有二篇已亡，吴汝纶以为其一必为拟《驱车上东门》）。吴氏并云：“《玉衡指孟冬》明作于太初以前，谓为枚作，理或可信。”黄侃云：
寻李注（按指《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所言，是古有以《十九首》皆枚乘所作者，故云“非尽是乘”，孝穆撰诗但以《十九首》有乘所作，亦因其余句多与时序不合尔。案：《明月皎夜光》一诗称节序皆是太初未改历以前之言。诗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鸣东壁”，下云：“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是此孟冬，正夏之孟秋，若在改历以还，称节序者，不应如此。然则此诗乃汉初之作矣。又《凛凛岁云暮》一诗言“凉风率已厉”。凉风之至，候在孟秋（《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而此云岁暮，是亦太初以前之词也。（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黄先生《诗品讲疏》。）
黄侃指出之二首不在所谓“枚乘杂诗九首”之内。《明月皎夜光》（吴汝纶称作《玉衡指孟冬》）一首，逯钦立先生证为王莽时作品（注：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论证严密，其说可信。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根据诗中反映节候与历法的关系，论定《凛凛岁云暮》和《东城高且长》二首为太初改历以前之作品。《东城高且长》则是枚乘杂诗九首之第二首。其诗前面说“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接着说：“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同样是以深秋（九月）为“岁暮”，说明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则为太初改历以前作品。这样看起来，对所传枚乘诗的问题还应该认真对待，作进一步研究。
《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虞姬《和项王歌》，五言四句，为严整的五言诗。此诗即使不是虞姬所作，也应是楚汉之间传说项羽故事的无名氏所创作，至迟为《楚汉春秋》的作者陆贾所作。则无论如何，其作成不会迟于枚乘的创作期。那么，枚乘作有五言诗，并非无此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此处就不详细谈了。
收稿日期：1998—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