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流、机遇价值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价值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机遇是追求经济发展的人们可资利用的客观形势，或一定空间的有利时机。这种有利时机并非常驻不变，相对一定主体的追求目标，时间一过，有利便会变为不利。追求者如果能够抓住有利时机，其所投之力便会带来事半功倍的经济效果，从而赶上或超过所冀赶超的对象。当然追求者不问机遇，而一味按既定目标付出努力，也是能收到效果的，但效果没有有利机遇下那么好，有时还会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所以研究机遇及机遇的引发原理并对原理加以利用是非常必要的。
一、经济流与发展机遇
经济流是周期流动理论的一个概念。百年来的经济史证明：经济生活中平衡与非平衡的矛盾互相推动，使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纵横二向流动。纵向经济流造成一定宏观范围经济躯体的周期性波浪式行进；横向的则指以某些产业崛起为契机的经济势头，向有利于发展的地区流动。从周期性波动来说，一定范围的经济总是从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两个高峰之间为一个周期，而且新的高峰总高于过去的高峰，不断地孕育着新的增长成份。这样就构成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就横向流来看：经济的发展的确不会永久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复，其发展势头常常流向有利于造成价廉物美产品而又利润最大的地区，遵循的是以价值平均线为准绳的利益竞争规律。从利润角度，哪里利润大，那里就是经济流之所向；以生产的视野，哪里成本最低，那里就是经济潮流所要光顾的所在。就这样，经济流便不断拉着经济的高涨区位屡屡转移，或为保持高涨地位而不断地推进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所以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流是前进的流，尽管前进中也有曲折，但总体上把经济躯体导向发展。
对于“经济流”也许被认为是生造概念，实际上它是关于客观存在的商品流、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知识流、技术流等等的抽象和概括。诚然这些流的朝向和原因不尽相同。进入流通的商品朝价高的市场流；人才向工资和其他收入高的地方流；而生产设备、技术硬件及相应的软件和资本等却向劳动力、原材料之价格优惠地方流动。可见它不象自然界的水一概往低流，但主流是往经济主体能够实现高利润目标，而劳力、原料价格低的方位流。因为在市场经济世界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居于主导地位；经济的繁荣与否同利润的创造息息相关。说到这里，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加以概括：世界经济在整体上客观地存在一个横向的“高溢低纳”的流向规律。
正是由于这类规律的作用，才有落后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来潮或高涨的机遇。进入本世纪和上世纪之交，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和程度愈益扩大与提高，使各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对各国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国或一地区的单一的产品经济循环格局早被冲破，而成为世界经济躯体上大小不一的部件。而世界经济的总体又总是因各国经济的变化或新的经济要素（如新科技、新知识等）被导入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着的世界经济又不断地在国际性的大循环中亦即大流动中，改变着各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为一些国家甚至为一些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把一些国家、地区推向经济发展的新台阶。这就是近1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史。换句话说，近100年的经济史就是高发达区位的先进经济要素流向（转移、扩散）到次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而次发达和落后地区不断谋求机遇发展壮大，从而引起经济中心的转移，改变现存经济格局，推动人类经济总体上台阶的历史。这对处于发达峰巅的人们倒真是：满园春色留不住，常有红花越墙外。近100年经济运作的客观结果，恰恰悖于独占发达鳌头者的意志，却证明了一个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也相当于自然界“自然历史过程”的真理；同时也展示出了先进的高档的经济要素迟早都要转移到迟发展的或落后地区的经济流向。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叶，由于电力的被广泛应用，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汽车工业、飞机制造业雨后春笋般地遍及世界不少国家。这被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突破促进了国际贸易，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调整了国际分工，改变了各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原先落后的美国、法国借助这种力量的推动，大踏步地赶到了前头。在本世纪40年代兴起的以电子技术的发展应用为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导致了二战结束以后以高技术产业替代传统产业、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迄今还在进行的连续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
所谓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美国的经济技术要素外向溢流，即美国向外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传统产业。日本、西德借助这个机遇，迅速占领了美国大部分传统产业的市场，明显地改变了这两个战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所展开的经济流是美国继续更新产业，和欧洲国家及日本的部分技术更新换代。亚洲“四小龙”、欧洲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南美巴西的富有都与此次经济流动关系甚密。
被人称为第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始于1986年的又一次世界性经济大流动。它导因于世界金融市场的骤变：日元、韩元、台币升值，能源（石油）、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欧美国家普遍的“富贵病”，消费水平迅速趋高，劳动费用急剧上升。如此，便导出了这次调整的某些特点，即：那些在发达国家尚很必须，但用人较多的行业或部门，及相应的技术设备、工艺方法，在发达国家内部已经失去了生产运转的条件。易而言之，就是用那样多的人力和设备在国内生产市场所需产品，不如把同样的技术资金投入到国外生产，或者说不如买外国货便宜。这样，就不得不把一定数量的资本、技术及设备转移到工价和能源、原材料价格都较低廉的地方去办厂、经商，或者干脆把专利技术卖给别国，再进口让别人生产比自己生产来得更合算的产品，以积累自己的培植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资本。根据现在对发达国家进展情况估计，这次调整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内涵更加丰富而深刻，实际上是要完成从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开始的整个生产力的换代。因而这次调整所构成的另一方面特点，是给工价低但劳动力素质高的后进地区输入了通过挖掘人力便可造成经济起飞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母庸讳言，这样的经济流向，最能得益的应是太平洋西岸的远东地区。因为这里比非洲、西亚、拉美，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更好的接纳条件。具体说，最有利的地点在中国。因为中国生活费用低，劳动力资源特别充足，工价只有发达国家平均工价的20%，又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人民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经过新中国40多年的努力，科技基础也已不错，或者接受外来生产技术的能力已经较强。还有举世少有的广阔国内市场和能与各国通商的5000公里海岸线及万里长江的黄金水道。这就是在接纳世界经济流的竞赛中，别国无可比拟的客观条件。
翻开历史，中国400年前也曾经处在当时世界经济的高峰。自从资本主义经济繁盛以来，中国经济则总是滚在低谷。按照我们上面所阐释的经济循环的“高溢低纳”规律，低谷是要高峰来填平的。只要中国提高经济觉悟，填充低谷的经济机遇就在眼前，而且有的正在为我所用。但是必须注意，机遇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必须有人们不失时机的努力。否则发达国家因新技术的成熟并普遍推广，而在相当时间内摆脱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那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就是难以逾越的屏障。机遇一旦错过，即使再花十倍的努力，也难造成民族经济的腾飞，更不待说打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二、机遇价值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加速
讲机遇价值似乎冲淡了劳动价值。实际上机遇价值指劳动效果得以扩张的价值条件，犹如劳动者在顺境下操作利器比在困境使用笨器或徒手劳动的价值大得多一样。此理放大，其况亦然。一国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经济在顺境下与平境下相比及与逆境下相比，其运作结果是会大相径庭的。前者很快上台阶，后两者或维持原状略有增长，或举步维艰，进退维谷。然而凡此三种所耗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并不会有多大的区别，而体现为明显不同的则是经济效果，这类可以用比较法区别出来的经济效果值不难被认为是抓住了机遇所带来的价值。不过应该看到机遇价值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附着于劳动价值的躯干上。试想如果没有劳动，特别是如果没有抉择和组织管理那种类似列宁所说乐队指挥式的劳动，就没有对机遇的利用，因而就没有机遇价值。可见承认和谋求机遇价值，并未否定劳动价值；更主要的是承认了组织管理者、宏观决策者和社科谋略者的劳动价值。应该认识，这是现代的经济事实，也是对劳动价值论现代色彩的改造之一，和对机械主义体力劳动价值论的增充和发展。如此，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落后地方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地区）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仅需要，而且会由于机遇的智能性运用而弥补物质条件的不佳，从而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按照传统观点和统计方法，人们只会计量生产部门的劳动直接创造的价值，和流通部门的转移价值。至于知识的价值、组织管理劳动的价值、策谋劳动的价值、认识和驾驭机遇的劳动价值，甚至科技软件的价值等几乎被视为玄乎。即使给予统计计量充其量只不过将这类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加进到体力劳动价值的平均数中。后来，随着科技被不断导入生产，并由之使生产率大为提高，这才使从事统计的人们从导入前后比照和横向比较中知晓以科技为主的多要素导入，可以使生产率提高50-100%，进而加以加权平均，得出了一些国家的科技要素所创价值可占生产总值的60-80%的结论。至于那些尚未相应硬件加入生产过程，而纯粹只有软件的那部分劳动的价值，则仍在玄乎之中。
其实知识性劳动，远离直接生产经营的组织运筹性劳动，借用和提升别人创造，使其成果得以实现的劳动等等，于社会的场合都有价值实在性。例如借取外人一时找不到生效地方的劳动成果（包括一些国家储藏的科技软件），嫁于本地产业。这一方面使知识形态的潜在价值变成现实的价值，另一方面，使传统的产业因得到改造而新生并能增殖新值。这两项价值合一无疑远远大于前者滞留期的价值和后者原有形态的价值。这个大出来的价值就是借取者支付智力（包括部分体力）的价值，或称他的“点子”价值。同理良机被使用后也能获得机遇价值。如要列式，则是：C=M·ΣF。式中：C为机遇价值，M为平常经济效果值；ΣF为机遇个数相加。
纵观近代经济，机遇价值实际上成了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不仅表现为对发展起着加速和孕化作用，而且其价值也包溶于经济成果中。既然如此，如果作为决策者在其决定问题、部署经济行动时，看不到或故意不把机遇价值计算在内，而只教条式地计算物件、人头、货币的死帐，那他非但抓不到机遇，而且不可能有什么颇为成功的作为。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成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都是因为得到了国际循环的经济流、国际间的竞争与协作，发达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战争驱动等有利机遇的效益而暴发起来的。此中，美国得到了三次机遇。第一次机遇是美国南北战争后，正值19世纪末叶的第二次世界性技术革命。当时西欧的知识和新技术处于彼时水平下的爆炸状态，正等待着向实践的转化。而对美则正是天赐良机，迅即以其农业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广阔的市场和优越的人才用武环境，一举吸收了大量的新技术和各类人才，大大缩短了自力发展所需要的历程，很快实现了农业工业化目标。到1894年其工业产值第一个超过世界首富的英国，奠定了其几十年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基础。美国得到的第二、三次机遇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中世界的多数国家都倾尽国力打得焦头烂额，美国虽也伺机或迫于珍珠港的埃轰而参加了战争，可其基本上是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乘机积聚资本；在战争中根据战争的需要和提出的问题，研制和输出军火，发展新兴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1914年在世界战争打得胶着炽热的时期，美则动员15万人，耗资23亿美元，运用全国1/3的电力实施“曼哈顿工程”，到1944年首次制成一批原子弹，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抢占了核技术核工业的制高点。待到战争一结束，他们便将科技涵量相当高档的军工业摇身一变为民用工业，又在电子技术的多个领域里夺取了领先的地位。这样他们便无论在工业、技术方面，还是在资本拥有量方面都独占鳌头，到1948年进入美国经济史上的最高辉煌。
至此，人们自然会想到在东方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日本其所以如此，也是一定机遇下的产物。诚然日本的起飞有日本人战败后不甘失败的民族主体性在经济奋斗中起作用，但主观努力没有客观环境是难以达到高效率的。当时日本人主观努力遇到了第一次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良机；当时欧美大量的先进技术和人才需要寻找市场。这对旷日持久地推行军国主义，而被迫转向经济的日本人来说，是至为珍贵的。所以当时他们不惜血本不择手段地要引进和弄到这些技术及其知识形态。据计算，从1950年到1975年间，日本耗资约50亿美元，共引进国外现代化的关键技术25777项，其中50年代每年平均引进233项，60年代年均引进增至1090项，70年代年均引进达2091项，适至1970年日本人就用引进加参观学习和综合改造的办法集中全世界花半个世纪开发的大部分新技术。当时先进的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技术（仅钢铁技术引进达2000多项）、彩电工业技术（引进技术8000多项）和集成电路等都到他们手中。不仅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并且在钢铁、汽车、家电等生产技术方面进入世界领先地位。
从上可见，这个机遇加技术引进方式的借用力量，使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1951-1969年间每年平均增长10%，而美、英、西德、法国仅3.1%、2.8%、4.9%和5.3%。从而大量地节约了人、财、物力，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资本积累，扩大了实力。就这样，战后基本崩溃，一片荒乱的日本经济（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30%，失业工人2000万，科技落后于美国30年，粮荒遍于全社会），在基本恢复之后，仅用15年（以1955年为起点到1969年）便一跃而成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翻3、4番，排到当时的世界第三位。对此一些欧美人士感到不可思议，写了不少关于日本经济奥秘的文章。其实个中的奥秘，说白了就是利用机遇借用了全人类知识性劳动的价值，是机遇加速了他们的发展。还有“四小龙”的腾飞也是人们注目的。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发展也是机遇起了加速作用。据1986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统计资料》，四块小地方到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共2300亿美元，出口总额共计1320亿美元，在世界同种指标中分别占1.7%和7%。人们知道，他们的国土地面积小、资源贫瘠，光靠自身力量，走常规发展路子，断难在短期内如此大见成效。可是机遇助人，美日等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和资金必须外找出路的国际环境确是另一些国家发展的外在动因，这四个地方的政府、企业家不失时机地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把外国资本、成熟的技术和本土优势结合，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不失时机地在六七十年代应运发展。产出了在国际市场倍受青睐的廉价品，其中不少俏货占领了国际市场。继而韩国在造船、轻工、彩电行业紧追日本，争来了自己原来没有的席地。特别是彩电工业抢占了制高点。据《文萃》周报(1995.1.11)报导，韩国现年产1500万台，成为世界第一大彩电生产国和出口国。
再看我国，对机遇是有失有得。我国在50年代中期和日本尚且在同一发展水平，只是由于错过50-70年代的两次发展机遇，而慢了几着。70年代末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转移工作重点，成功地抓住了发达国家（地区）80年代又一次产业结构调整输送的机遇，获得了应有的机遇价值。据统计，我国经济在1984-198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7%。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92.3美元增至463.4美元（以1980年人民币与美元比值计），增加部分为40.1%。从此综合国力大为加强，人民生活提高了一个档次。所以邓小平同志赞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少”。这应该是使我们尝到了甜头的机遇价值。1992年后，我们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力争与国际市场接轨，那将又是各个区域各个梯级经济发展，乃至“弄潮”者个人发展的再一轮好机遇，关键在于是否善于把机遇夹带的潜在价值变为现实的劳动价值，从而构成经济实力。
三、抓机遇必以辩证思路
相对而言，与有形的可直感事物相比，机遇有其无形体特征。因而对其认识与把握不能仅凭直觉，还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辩证方法，才能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趋势而上，及时解决行进中的问题，把自己所掌管的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认清经济规律，强化机遇意识。机遇虽然不便直觉，但客观存在也有规律可循，乃是经济流给一些人们提供的有利选择。例如认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和阶段性表征应是人们认清和抓住机遇的有效途径。因为经济运行态势往往这样，几年慢又几年快，甚至有时超常发展，什么东西的需求都很旺，而慢的时候还可能落入低谷。然而这些现象都是人们抓住机遇和诱发于已有利时机的外部依据。当认清了这个规律，就可在收缩时蓄聚力量，积累资金，待扩张时期大动拳脚，抓住时机加速奋斗几年，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以保持继续前进，使自己所辖范围内的经济几年上一台阶。同理，具体经营商品（生产和营销）也有类似规律可循。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不会常驻不衰，也不会从无生机，一般都会经过升值、峰值、减值和负值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并不神秘，经营者完全可以根据市场上的供求量、价格信号等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科学地测得。据此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产品有前途，在升值的机遇下投向市场，那定然获利非同等闲，否则到了峰值期人家搞得热火朝天，人家搞彩电人家种苧麻，你都一步一趋，都会是昨日黄花。当然抓夕阳商品也有成功的，不过那要视具体情况，一看竞争对手群能力和自己的底气，二看其扶持和带动新产品走向市场的价值。总之，无论抓发展经济的机遇和具体化为开发产品的机遇，都得认清和把握经济规律。
同时还必须不断强化机遇意识，否则意识淡薄，再好的机遇也会失之交臂。因为机遇相对一定时空乃是流动形态的经济势头，具有不可逆性。同样的机遇，于一定空间只有一次。如果经济主持者见事动作迟缓，错过一步便步步被动。正是由于我们过份地强调自力更生，就使本于我有大利的春江水暖之机，为别人先知；自己却因失却良机而步履艰难。这个教训使我们增强了机遇意识，自70年代末以来，我们向准了世界性经济格局大改组大调整的机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顺民意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办特区形式的建立经济桥头堡，把国际经济流引向沿海同时也把沿海地区推向国际市场，都收到了喜人成效。否则，再不抢先，而去坐而论道特区方式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恐怕从香港传输的那股经济暖流又会流向南亚次大陆，而自己又会在本轮次发展中落个空空如也。
2.认清自己，创造性地诱发于己有利之机。抓机遇不仅要认清规律，还要认清自己，认清自己哪些机遇可以用，哪些机遇别人别国可用，而自己却无条件用，或者用之效果并不会理想。例如发展工业、旅游业、宇航业的机遇就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用的。如果不清楚自己，见机遇都抓那势必事倍功半。只有能同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并能造成双重效应的机遇才可紧抓而用之。举例来说，新加坡以转口贸易为导向，60年代就建起了十分有力的加工工业基础；70年建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又一次调整，加工产业升级换代的机遇，无疑率先光顾这个亚洲的经济前沿。但是新加坡人进行了一番自我审视，分析了自己小国寡民、欠缺在高新技术领域独立树帜的实力；也看到自己处于连接东西要冲的优越地理位置，于是转移产业重点，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为此以5%的土地修建车站、码头、机场等宾旅场所，架起海陆空走廊，建起立体型通讯设施和设备齐全的各项服务措施。同时加以综合治理，以高教育的文明程序，优美的城市建设和安定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来构筑一个有特色的小国家。功夫不负用心良苦者，仅几年时间，新的新加坡就名声大振，吸引着八方高朋。仅1991年就举办国际性会议2768次，接待外国游客541万人次。很快就成了东方的商业、金融、旅游、信息中心和世界性会议的场所。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作法，还能看到：一定客观形势的机遇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诱发，而创造性为己所用的情况。例如1984年后，世界经济面临不景气，日美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对靠出口导向战略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当然是不利的。但“小龙”毕竟已饱经风霜，在为难了一阵子后，选择到了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中于己有利的机遇，这就是由于国际利率下浮、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引起的石油、原材料跌价和日本货涨价的机会，以自己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产品打进物价居高不下的日、美市场，使自己的商品在这两个市场的增幅达30%，变不利为有利。今天，展眼国内外经济之役，对一些省地来说可以选择机遇，借用一成语可以说“汗牛充栋”，也风险相依，就看谋求经济发展的人们有没有胆识和能力去选择去实践。
3.敢闯敢冒，竞争奋斗。机遇是世界经济循流带来的有利条件，换而言之，机遇对其所及空间的任何经济主体（国家、地区、企业）都是相等的，而决不会单独钟受哪一家。谁能否得到机遇的“优待”，就看他投在同等机遇下竞争的奋斗能力。形象的说，每次机遇的来到都有那么一点篮球场的风气，实际就是一场你争我夺。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其所以有差距就是在同等机遇下的多次竞争中拉开的，谁争分抢秒地抢了先，经济实力就强了，更有了下次竞争的资本。那些一看二慢三通过的地区和人们注定是竞争败北者，而同等机遇下的胜竞者，也必是那些善于和敢于奋斗的地区和人们。翻开东亚先例，起步甚晚的韩国还敢于在70年代直追业已拥有雄厚经济技术实力的日本，在造船、钢铁和彩电以及其他轻工领域拼力奋斗，回看国内情况也无不如此。现在从沿海通过长江和铁路主干线扩散到祖国腹地的环太平洋发展机遇，对许多内地省、市都应基本处于同一起竟点，而且许多省、市都闻风而动，已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态势，竞争无疑十分激烈。问题就看谁的措施得当，和人、财、物方面的奋斗力度大。无用怀疑，就在国内这场竞争之役中，佼佼者定然是那些争取主动，抓得早、抓得紧、抓得扎实的地区和人们。
4.撤卡革弊，创造抓机遇的社会环境。过眼机遇，能否抓住与环境有关。抓机遇必有开放的政策环境、简明的办事环境，和鼓励能人成功的环境。如果相反，办一件事要盖几十个章，托许多的人情，支付许多应酬费用和时间，那再能的人再好的机遇断然抓之不住。现在看来，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计划体制下那种主管部门一手遮天的情况大有改变。但横向的卡子还是较多，大有代替和超过原先纵向关卡的趋势。可能是由于习惯的传递，本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的税务、工商、公安、审计、卫生防疫和其他能够管市场的一些基层机构和人员，有的成了礼轻钱少人难办事的关口。往往让一些涉足市场生产和经营的人们不得不使钱求人，还得低三下四。如此弄法，早以使人丧失信心，还那有通过研究观察而抓住机遇的兴趣？然而若干个经济主体都不愿去抓机遇那全局的抓住机遇岂不成了空话一句。所以要废除卡子，革掉一些谋私又官气十足的官员，查处一些暗示附加条件，索取贿赂的公干人员，以此来提高党的威信，净化社会风气，创造抓机遇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