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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44(1999)03-0036-07
西夏国建立后，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民族及区域特色非常鲜明的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的产品堪与中原宋朝相媲美，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本文利用新公布的西夏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金属冶炼与锻打铸造业
金属冶炼与锻打铸造是西夏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它的发展，尤其是兵器与农器制造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党项民族与西夏政权的发展壮大。
1.金银冶炼与金银制品的锻铸
西夏文字典《文海》有关“矿藏”释：“此者矿藏也，宝物种种出处也。”“金”释：“此者金子也，黄金也，石中出，与铁同类。”“银”释：“此者银也，矿物中出也。”说明党项人已知道金、银、矿冶。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在规定苦役犯的发配时，也有金、银、冶炼方面的记述。
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载：“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如果说《文海》有关矿冶的解释，反映了党项人在金、银冶炼方面的认识的话，那么《天盛律令》与《圣立义海》有关采金、炼铜的记载，则明确反映了党项人的冶金实践。当然，西夏境内矿藏资源稀少，金、银的采冶量有限，相当一部分靠进口来解决。“庆历议和”后从宋朝获得的25.5万两岁赐中，白银及其制品就占了7.2万两。
《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关于库藏物品的损耗规定中，保存了非常珍贵的金银锻铸方面的资料：
金耗减法：
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
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
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
银耗减法：上等次等者，一律百两中耗减五钱，中等下等所至，一律百两中可耗减一两。
可见，黄金的熔铸有生熟两种，熟再熔一番的“熟板金”当为金条，可能充当着一般等价物，具有流通及储藏方面的职能。
《天盛律令》未具体规定“熟打为器”的品种，从出土实物看，有金莲花盘、金碗、金佛象、金桃形饰片、金指剔、马鞍金饰、金扣边及花瓣形金饰等[1]。
出土的银器有银钵、银碗、银盒、鎏金银饰、圆形带钉银饰等。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在宁夏灵武出土的银碗与银钵。银碗有三件，其中一件残，另外两件皆完好。平底、侈口、直壁、薄胎，口径11cm～11.2cm，底径4.5cm～4.6cm，高5.2cm～5.7cm。两碗内有西夏文墨书二两八、三两字样，以标明器物自身的重量。银钵有两件，平底、直口、浅腹，口径10cm～10.5cm，底径5cm～5.3cm，高3.6cm。一钵底墨书西夏文三两半，实测为137.5克[2]。这几件银器，不仅是研究西夏金属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还是探讨西夏衡制的重要依据。
2.冶铜与铜器打铸
冶铜是西夏手工业中重要的生产部门，《文海》“鍮”释：“融铜撒药为鍮也。”鍮为黄铜（俗称红铜或紫铜）与锌的化合物，故这里的撒药当指加入锌。懂得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锌，反映出党项人炼铜技术已相当先进。
铜器的制造分打、铸两种，《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明确规定，铜鍮“为种种打事则一两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目前出土的铜器计有铜牌、铜印、铜钱、铜镜、铜刀、铜牛、铜铃、铜甲片、铜门钉泡等等。其中铜牌又分信牌、守御牌、宿卫牌、装饰牌四种。铜印有2字印、4字印、6字印三种。铜钱虽出土不多，但除开国皇帝元昊与末帝
外，其他各代均有铸币。
西夏冶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了炼铜技术的先进与铜制品种类的繁多，而且表现了铸造工艺的高超。1977年在银川市西郊西夏陵区101号墓甬道东侧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m，宽0.38m，高0.45m，重188kg。模制浇铸成形，内空心，外表通体鎏金，造形生动，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形象逼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铁冶及铁器加工制造
出于兵器制造的缘故，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冶铁生产。《文海》“铁”释：“此者矿也，使石熔为铁也。”《天盛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规定将罪犯配往官方“熔铁”处服苦役。《圣立义海》在“山之名义”中记载，巴陵峰“黑山郁郁溪谷长，生诸种树，熔石炼铁，民庶制器”。“兽选宝山，诸树稍长，尽皆伐。熔石炼铁，民亦制器。”汉文史籍也有这方面明确的记述：“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3]
这是铁矿的开采与冶炼，至于铁器熔铸、锻打肯定不限于产矿的山上。如1032年，宋仁宗命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前往夏国册元昊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杨告在会见元昊时，“闻屋后有数百人锻声”[4]，如果这不是元昊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兴州王宫附近就设有数百人的锻铁作坊。还有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的发现，说明河西地区也是西夏一个重要的冶铁基地。
《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规定，打制头、斧头，钉7寸、5寸、4寸，铁凿、斩刀、屠刀等粗铁器，“一斤耗减八两”。打制钉3寸、2寸，城叉、锯、推耙、镫、铡刀、锹头等细铁器，“一斤耗减十两”。打制刀剑、剪刀、枪下刃、黑铁等水磨铁器“一斤耗减十一两”。
无论是粗铁器还是细铁器，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一类是刀剑、枪下刃等兵器；一类是头、斧头、铁凿等生产工具；还有一类是钉7寸、5寸、3寸等生产资料。这些各式各样的兵器与生产、生活用具，在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实际例证。如70年代在西夏陵区八号陵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铁剑、铁矛以及带环铁钉。其中普通铁钉“长短不一，最长者15厘米，钉脚四边形，钉帽为偏头平顶，有的尖端呈直角的弯曲”，正好印证了《天盛律令》关于铁钉有7寸、5寸、3寸的记载。还有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生产工具图》，也形象地再现了锹、、犁、耙等农具，以及斧、锯、钵、剪、尺、规等手工工具，其形制与近代十分相似，“惟剪为宋代流行的摺剪，非近代通常的铁剪”[5]。
西夏冶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为竖式双扇风箱的使用，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描绘三个铁匠正在锻铁，一人手握火钳夹一铁件置砧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抡锤准备锻打。还有一人为坐式，推拉竖式双扇风箱，风箱之后的锻炉正冒着火焰。这种竖式双扇风箱能够“推拉互用，将风连续吹入锻炉，使炉膛始终保持所需高温”。这种方法比用韦囊鼓风更进了一步，是后世制作抽拉风箱的过渡阶段。
另一为掌握了冷锻硬化工艺。1041年，宋朝陕西安抚判官田况在上书言边事时指出：夏人“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其法与青唐吐蕃锻铁基本一致。
正因为掌握了持续高温与冷锻硬化工艺，所以西夏的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剑”被太平老人《袖中锦》誉为“天下第一”，晁补之曾作歌称赞[6]，夏人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宋边帅沈括曾记载：“镇戎军有一铁甲，匮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孔，为钻孔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据说该甲由青唐吐蕃冷锻而成，掌握了冷锻技术的党项人所锻之甲，亦当大抵如此。
二 制盐业
西夏境内池盐资源丰富，《新唐书·食货志》载：“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这是池盐的主要产地，其中乌、白二池最为著名，所出青盐品质纯净，最为上品。
此外，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也出产池盐。唐代凉州姑臧县有武兴、眉黛二池，敦煌县东47里、福禄县东北80里亦有盐池，“百姓咸取给焉”[7]。张掖县“盐池在县北九百三十里，其盐洁白甘美，随月亏盈，周回一百步”[8]。按，张掖北900余里，当为黑水军司所在居延海地区。
山丹之北有红盐池，《秦边纪略》卷三曰：“红盐味甘，坚如石，色如丹，谓之盐根，河西多有之。”阿拉善高原东部有著名的吉兰泰盐池，虽然该池的大规模开采是明清以后的事，但因该地是西夏白马强镇军司所在，党项人很可能也在这里进行池盐生产。
南部西安州碱隈川，是又一著名的产盐区，西人谓盐为碱，谓洼下处为隈[9]，因而碱隈川即为盐池川。“有盐池长十里，产红盐、白盐，如解池，可作畦种云”[10]。元符年间宋人占据西安州后，继续生产，方勺《泊宅编》卷中载：“西安州有池产颗盐，周回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劲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余，悉亡命卒也，日支铁钱四百，每多窃盐私货。盖绝塞难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
西夏文献也有池盐方面的资料，《天盛律令》卷十七《库监派遣调换门》在规定池盐官吏派遣时，就列出了盐池、□池、文池、萨罗池、红池、贺兰池、特剋池等七个大池，以及杂金池、大井集苇灰岬池、丑堡池、中由角、西家池、鹿□池、啰皆池、坎奴池、乙姑池等九个小池。只是记述太简略，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它们与汉文文献所记盐池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们大部分应在灵盐诸州境内。
西夏池盐生产方法“如解池，可作畦种云”[11]。大致“每年二月间，于池内开治坝畦，引水入池灌畦。风起波生，日晒成盐，用力极易。惟天旱少雨，或雨水过益，所产差少”[12]。这样轮番灌种，直到10月天寒后方停工。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岁调畦夫数千，产量至少在10万石以上，每石若按宋制50斤计之，则合50万斤[13]。
为了控制池盐的产销，西夏特设盐务使、榷税使以及巡检使之类职位。另外，还设小监、出纳、掌斗，具体负责榷卖。榷卖的税率一般按品质来定，“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等，当计税实抽纳，不许随意偷税”[14]。这种榷税制，很大程度上是对唐五代制度的继承。
上述为官府已开采的盐池，至于没有开有采的，则由官府统一保护起来，不许他人偷采。盐课收入在西夏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15]。
三 皮毛加工及丝纺织业
1.皮毛加工业
皮毛加工是党项人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内徙前他们过着“织牦牛尾及
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为上饰”，不知稼穑的游牧生活[16]。内徙后虽然部分党项人逐渐转向定居的农耕生产，但大多数仍以畜牧业为生。因此，皮毛加工既是官营手工业生产部门，又是党项牧民普遍的家庭副业。
西夏的裘皮制品有皮衣、皮帽、皮褥等，其制作工序首先用硝水熟皮，然后根据不同需要，剪裁加工成各类衣物。有的制品，如牛皮靴之类，则用生皮制成。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牛皮靴，就是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的牛毛尚存[17]。
毛制品主要有毡、褐、毯三种。毡是用牛羊及骆驼毛经弹化、浸湿、加热、挤压等工序制成的片状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温防潮性能。在制作过程中，还可一次性做成披毡、雨毡、毡帽、毡靴、毡袜或毡帐。（即山羊）、牦牛毛制成的毡比较粗，羊、骆驼绒制成的毡为细绵毡。
毛褐是用牲畜毛捻线织成的毛布，有粗细之分，绵羊线织成的较细，称为绵毛褐，毛线织成的为粗毛褐。在牧业和半农半牧区，捻线织褐成了人们最普遍的家庭副业。宁夏灵武西夏窟出土27件纺轮，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西夏石纺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毛毯即罽毯，藏族人称为氆氇。《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规定：“百斤绒毛为织锦事，三斤线渣，三十斤剪头毛线，前断碎散落可耗减三十三斤，”当为织毯。该门类还反映了一些官营毛纺织业的情况，“百斤毛已均匀，造为毛线时可耗减四十斤”，毡匠领秋毛、春毛、夏毛、羔毛、驼毛制毡时，“十斤可耗减三斤”。“为官家染生毛线，由库局分人监督，十斤可耗减一斤。”官营毛纺织业生产者主要为人身依附很强的“匠户”，其中一部分为苦役犯。
2.丝织业
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但其境内也出产桑蚕。《水经注》卷三曰：“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今宁夏灵武市），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与夏境隔河相望的今黄河后套土默特平原亦产蚕，“土人饲之以制绸绢，所谓建昌绢者是也”[18]。《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二年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者无如陇石。”西夏文《圣立义海》也说河西一带的西边宝山“郊产丝宝也”。如此丰富的桑蚕生产，为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毛纺织业一样，西夏的丝织业也分官营与民营两种，官营由专门的织绢院负责，其生产程序大抵是先缫生丝，律令规定缫丝百斤，“九十八两实交中，优九十一两半，劣四两，混二两”。接下来为纺线，纺上等好绢线，“一两中耗减三钱，下等绢线十两中耗减六钱，不堪织绢用之混丝线渣为马鞍盖者，百两中耗减七两”。然后染色，生染一两无耗，当依法交。熟染时，白、银黄、肉红、粉碧、大红、石黄6色100两中交75两，“其余种种诸色皆本人交八十两熟”。
染好的绢线先由仓库保管，织绢工再向仓库领取。“女子领绣线时，一两中可耗减一钱半。”“纺织之应用纬线、格子线等，二月一日遇事着手领取，自置经纬线起，纺织罗帛，至十月一日止，所领线数一百两耗减三两”[19]。至此，富有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就生产出来了。
西夏丝织品种类繁多，据西夏汉文本《杂字》与《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绫罗、绣锦、绢丝、纱、紧丝、煮丝、彩帛、钱罗、川锦等。1976年在西夏陵区108号陪葬墓出土的工字绫、茂花闪色锦，以及1990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出土的绢、绫、纱、罗、织锦等，很可能就是西夏人自己生产的。
四 陶瓷、建材业
制瓷是西夏建国后才发展起来的产业，根据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现已探明西夏瓷窑有宁夏灵武磁窑堡、灵武回民巷、贺兰山插旗口、银川缸瓷井以及甘肃武威古城乡五处。磁窑堡窑址在灵武市区东35公里处，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大致分期，一期为西夏中期，器物有明显的宋金瓷的特点；二期为西夏晚期，有的一期器物在二期依然存在，只是略显粗糙些。回民巷窑距磁窑堡窑仅4公里，两窑产品基本相同，但回民巷发现较多的黄釉印花瓷。
插旗口窑位于贺兰山深处，现在窑址内建有林场住房。从采集到的标本来看，其质量可能略高于磁窑堡窑。银川市郊缸瓷井砖瓦窑，亦生产部分瓷质建材，应是供应陵区和都城使用的。武威古城窑是1992年发现的，出土大量瓷器及残片，其中一件瓮底外沿墨书“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20]。
另外，近30年来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准噶尔旗出土了不少西夏瓷，其胎质、釉色及造型均显粗糙，与灵武窑产品相比，也稍有差异。据此推测，在内蒙古后套地区可能也有西夏瓷窑存在。
西夏瓷窑不仅分布范围广，而且生产规模较大，技术先进。以灵武磁窑堡窑为例，在14个探方、700平米的掘面内，就有西夏窑炉3座，作坊8座。窑炉的形体大致与宋金时窑炉相似，并用煤作为燃料。从出土的窑具及产品造型来看，原始坯体分轮制与模制两种，大量圆形器具轮制，人物、动物造型等模制，还有少数为手塑成形。
装烧技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了带孔的匣钵，既保护了坯体，又便于排除加热后钵内的气体，同时也使得空气流畅，使坯体受热均匀；另一是采取了先进的顶碗（盘）覆烧法。这种覆烧法使用的窑具是一个上口小、下口大的喇叭形顶碗或顶盘，碗、盘的坯体施釉后，在内底刮掉一圈釉（俗称涩圈），然后倒扣在顶碗上，如此依次倒扣10余件，最后罩以开底式筒状匣钵。当然，顶碗覆烧法并不是西夏独创，当时北方宋、金诸窑普遍使用这种方法。较之过去的单件装烧，顶碗覆烧法大大提高了装窑量，为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瓷器的种类更是各种各样，有碗、盘、盆、壶、瓶、罐、瓮、缸、钵、杯、盂、盒、炉、灯盏、器托、器盖、漏斗、铃、钩、纺轮等生活与生产用具；有砚、滴砚等文房用具；有棋子、瓷埙等娱乐品；有人物、动物塑像；有瓷眼珠、擦擦、如意轮、金刚杵、念珠、莲花座等宗教用具；有瓦当、滴水、筒瓦、板瓦、白釉贴面、脊饰等建材；还有匣钵、顶碗、顶盘、顶钵、垫条、垫饼、垫圈、模子、刮板等窑具。这些瓷器归纳起来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活用具占了绝大部分，反映了西夏金属原料缺乏，日用金属品只有靠瓷器来代替；二是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如带耳壶便于马鞍上系带，牛头埙是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瓷纺轮、瓷铃、瓷钩是游牧民族常用的生产生活用具。
西夏瓷器生产有官、民之分，官窑大致归砖瓦院之类的机构管理。缸瓷井窑址距西夏王陵约3公里，出土的建筑材料与西夏陵使用的完全相同，说明该窑是专门为修建西夏王陵而设置的，应属于官窑性质。灵武磁窑堡窑的产品有粗细之别，其中有的精品，如高质量的白瓷、剔花瓷以及大量的建筑材料，显然为官府生产[21]，但大量的较粗的器物则为民用。贺兰山为西夏皇家林苑，插旗口窑的产品质量高于磁窑堡窑，可能供给官府或皇室。
西夏一般老百姓居住的是毡帐土屋，所需材料非常简单，但皇宫官衙、达官贵人的宅第则金碧辉煌。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银川市西郊的西夏陵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采集与出土的文物中，建筑材料数量最多，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夏建材的种类及特点。
1.陶质建材。陶质建材以砖瓦为大宗，砖有长方形条砖、绳纹砖、菱格纹条砖、忍冬纹条砖、素面方砖、八瓣纹方砖、莲纹方砖、菱格龟背纹方砖，等等。瓦有筒瓦、板瓦两种，筒瓦分一端有子口、两端平齐无子口、一端连有瓦当三型。板瓦规格亦不一，大者长近50cm，小者长28cm。
瓦当有花卉纹与兽面纹两种，其中圆形兽面纹瓦当较为普遍。此外，还有兽面纹滴水、龙头饰、兽头饰、鸱吻等。
2.瓷质、琉璃建筑材料。出于装饰的需要，瓷、琉璃质建材种类繁多，有绿釉石榴纹方砖、绿釉龙纹砖、绿釉筒瓦、板瓦、条瓦、酱釉槽心瓦、白瓷瓦、绿釉兽面纹瓦当与石榴纹滴水等。
装饰品有绿釉兽头饰、龙头饰、板瓦形兽头饰、尖喙兽头饰、立鸽、龙首鱼、鸱吻等。鸱吻高1.5m，宽0.6m，厚0.3m，通体鱼鳞，尾出两鳍，头部呈张口吞脊之状。
3.石质建材。石质建材数量较少，主要有望柱、石螭首、石柱础、石兽头、石人、石狮等。望柱由柱头、柱身、柱座三部分组成。柱头为一束腰莲花座，座上蹲狮，柱身呈圆角方形，三面雕有缠柱龙纹，一面平素无纹，上下各有一长方形榫孔。
上述三种质地的建材中，琉璃与瓷制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兽形装饰品种类繁多，形制各异，不仅反映出西夏高超的陶瓷生产技术，同时也表明其建筑十分注意外部装饰。
五 造纸及印刷业
西夏的造纸与印刷业比较发达，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有大量的西夏文献，1963年研究人员把写本页边和个别残片上取下来的纸，送全苏制浆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化验，然后得出10件纸样的分析数据[22]，尽管这些纸簿厚、颜色、质量、纹路不尽相同，但所含成分却是一致的：(1)亚麻和棉花的破布纸浆；(2)含大麻纤维和亚麻碎布纸浆；(3)棉花破布纸浆。这些化验表明，西夏主要用破布造纸，正如西夏文辞书《文海》所指出的，“此者白净麻布树皮造纸也”。在内蒙古黑水城还发现了大量的中原纸，但都是12世纪前30年代的，说明12世纪30年代后，即西夏国的后期，主要使用自己生产的纸。
西夏的印刷业可能是从印施宗教文献开始的，现存最早的西夏汉文刊本为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刻印的《夹颂心经》，该刊本为经折装，折面8cm×17.5cm，文面8cm×13.5cm，系佛教徒陆文政私人发愿刻印。
不论宗教文献还是世俗文献，其印刷方式不外乎活字与雕版两种。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内有9册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蝴蝶装，200余页，约10万字。据研究，该刊本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墨色浓淡不匀，背面透墨深浅有别；字型大小不一，笔法风格各异；个别版心线漏排；另外，《本续》卷五汉字页码“二十二”、“二十九”中的“二”字，《解补》第七页的“七”字均倒置。还有字行间有隔行夹片印痕等等，这些都是活字印刷的特征，隔行夹片印痕还说明了不仅是活字，而且还是木活字。
俄藏黑城西夏文献中，有本书字行排列不均匀，有些字歪斜得厉害，这种歪斜不可能归咎于刻工的粗心或手艺不高，很可能是活字印刷本[23]。
近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新华乡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有的字高于平面，有的字体肥大，所以印墨厚重，并有晕染现象，经背透墨也很明显。有的字体歪斜，还有的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显然，该印本为活字本。同时，“有的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中间断折，半隐半现，体现了泥活字印刷所具有的特点”[24]。
1973年英人格林斯塔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收录《维摩诘所说经》，日本学者西田龙雄指出，该经印制粗劣，字体大小有别，应是初期阶段的泥活字版[25]。武威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与西夏文大藏经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可能是同一种泥活字版印本。
在我国古代印刷史上，虽然公认泥活字为北宋毕升发明，但没有保留下任何实物，木活字过去一般认为是元代王桢创制。西夏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与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仅为宋夏时期的泥活字印刷找到了实物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把木活字印刷整整提前了一个朝代，这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活字印刷在西夏并不普遍，普遍而具有主导地位的印刷仍为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大致分官府、寺院、民间三个系统。官府刻印即由专门的刻字司及各类教育文化机构组织的刻印。乾顺正德六年（1132年）版西夏文辞书《音同》跋曰：“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雕版流行于世。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感之。义长见后，于心不安，故仔细校勘，虽不类归本杂乱之多，然因眼心不至，有疏略不妥处，智者莫嫌。正德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完毕。”由此可见，刻字司至少在正德六年前就已设立。
由刻字司施印的书籍还有《类林》、《圣立义海》、《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类林》卷四末尾记有“乾醖癸丑十二年（1181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圣立义海》卷一末尾刻“乾醖壬寅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字样。此外，像《天盛律令》、《贞观玉镜将》等法律文献，也必然由官府刻字司刻印。
寺院刻书在西夏印刷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前述1073年由佛教徒陆文政发愿印施的《夹颂心经》，很可能由寺院勘刻。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寺院刻印早在1073年就已经开始，此后又有大安十年（1084年）由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散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贺兰山为元昊离宫和皇家林苑所在地，这里皇家寺院林立，其中贺兰山佛祖院规模最大，它曾组织刻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即所谓的贺兰山佛祖院《西夏藏》。寺院刻书在文物考古中也得到了证实，1990年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了2000余块西夏文佛经木雕版残块，毫无疑问，宏佛塔所在的寺院，是西夏一个重要的佛经印施点。
民间刻印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由个人出资雇人勘刻，如著名学者梁德养收集编纂的《西夏谚语》，是在褐布商人蒲梁尼的赞助下，于乾醖十八年（1187年）雕版印行的。另一种是民间刻坊刻印。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刻坊书贩常常私刻一些盗版书，如前所引，刻字司刊布《音同》后，一些刻工印匠“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就属于这一类型。
西夏印刷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勘印的数量上，据60年代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目录》统计，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已考订出405种、3000余件为西夏文本，其中刊本1200余件，尚未考订者还有5000余件[26]。印量最大的刊本为国主、皇后发愿施印的佛经。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孝为纪念曹太后“周忌之辰”，发愿印施“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放印造番汉共二万卷”。乾醖二十年（1189年）为仁孝登极50周年，特刻印散施夏、汉《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0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27]。
世俗著作印量虽小，但种类繁多，有译自汉文的《论语》、《类林》、《孙子兵法》、《黄公石三略》等，有《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杂字》等辞书，有《西夏诗集》、《新集锦合辞》、《月月乐诗》等诗文集，有《圣立义海》式的百科全书，还有《天盛律令》、《猪年新法》、《贞观玉镜将》等法律文献。
六 制曲及酿酒业
酿酒是党项人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早在内徙前虽“不知稼穑，土无五谷”，但却开始“求大麦于他界醖以为酒”[28]。内徙后特别是建国后，随着农耕的学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无论河西走廊还是沿边山界，到处都有酿酒的作坊。酒的品种也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叫“
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此外，还有酽酒（西夏文二字，第一字音酽，第二字酒意）、普康酒（西夏文三字，前二字音普康，第三字酒意），目前还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天盛律令》只是规定不许诸人酿造。
和中原宋朝一样，西夏实行严格的榷曲制度，所有的酒曲均由官府酿造。《天盛律令》规定，诸踏曲库（即踏曲院）大麦、小麦二斗造曲15斤，每个“当计三百钱卖之”。“踏曲库每年踏曲事中不好好踏，不细细磨，粗磨致曲劣，又不依时为之等时，管事者局分大小小监、库监、出纳、局分人等，一律徒二年。”这是制曲，至于卖曲则由卖曲库负责。
西夏的踏曲库一般设在京师及大都督府、鸣沙军、官黑山、黑水等中心城镇。卖曲库设置范围则比较广，除上述地区外，还有定远县、回定堡、怀远县、临河县、会州、保静县、南山九泽、五原郡、宥州、夏州、富清县、北院等地。《天盛律令》规定：中兴府踏曲库设“二地居、一小监、二出纳、一掌钥匙、四掌斗、六监库”；鸣沙军、官黑山、黑水“三种踏曲库二小监、二出纳、一掌秤、一掌斗、二监库”；定远县等18种地方卖曲库则“一律设二小监、二出纳、四拦头”[29]。
既然酒曲专卖，因而西夏政权严禁私人酿造，倘若违律，私曲价值自1缗至20缗，主犯分别判以13杖至12年徒刑，从犯判以10杖至10年徒刑；20缗以上主犯判无期徒形，从犯判12年徒刑[30]。此外，诸人亦不许制造小曲，“若违律造之时，一团当与一斤相等，当量其造私曲量，承罪次第依法判断”[31]。“诸人买敌之曲自用时，当比造私罪减一等，曲当罚没纳入官。”[32]
至于酿酒则分官、民两种，所谓官酿，即各级官府开设的酒务或酒坊。1040年宋环庆副部署任福破西夏白豹城，“凡烧庐舍、酒务、仓草场、伪太尉衙，及破荡骨咩等四十一族”[33]。白豹城酒务可能就属于官酿。官酿主要供给王室和各级官府，各种酒“置库内供给者，一斗可耗减一升。驮运供给者，一斗可耗减二升”[34]。民间酿造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首先须经官府批准，方可开设酒坊，假若不经官方批准，私自酿造至百斤，“有官罚马二，庶人徒三个月，百斤以上一律徒六个月”[35]。其次，必须使用官府卖曲库的酒曲，并专曲专用，不许向他人转卖。不论是官酿还是民酿，都在西夏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36]。赵德明时，“所部蕃族酿酒，召内属户饮之，欲诱其背畔”[37]，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