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之痛”：一项关于青年置业观念的社会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蜗居论文,社会学论文,之痛论文,观念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探讨
首先，《蜗居》一剧中关于高房价本身及其背后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探讨，目前政府、学界、媒体及各色公共人物的观点很多，但多是从我国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城市化战略、金融政策调控等这一类宏大视角展开，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道德沦落及其他社会不公因素亦通过日渐发达的网络传媒给予了深刻的批判。目前社会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在的青年人面临更为恶劣的置业环境，以收入与房价比指标来看，多数年轻人不吃不喝仍需15－20年才能购得一套商品住宅，而社会较低层级的青年如“蚁族”则更为艰难，这些社会现象都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二，尽管这些真实写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青年人所面临的困境，但从国外的一些统计数据来看，国外青年群体的置业观念及其行为与国内存在巨大差异，如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根据日本政府2009年12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年龄在20～29岁之间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80后）大约有1439万，总体而言日本约有62.1％的房子为私人所有。日本29岁以下户主拥有房子的比例为5.6％，租房率为85.9％[1]。相比而言，国内年轻人租房与买房的比例目前还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在国内目前住房私有率高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背景下，国内青年群体是否能接受类似于当下日本年轻人的置业现状？其他国家的青年人是否也面临普遍的蜗居之痛？为什么一个看似简单的住房问题，却让“房价”与青年一代悲观的事业观、婚恋观、人生观联系在一起成为了“蜗居之痛”？可以说青年置业问题蕴含了许多值得社会学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如何深入解读则需从概念界定与研究回顾开始。
“住有所居”作为民生的重大议题，即将面临“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张力使其成为了社会公共议题。但笔者检索CNKI却发现学界对“青年置业”及其认识观念的社会学研究很少。从字面来看，“置业”本身的定义非常简单：“置业=购置房产”，通俗来说就是“买房子”，但笔者认为其内涵需从三个重要维度来进行解读：第一层含义是房产属性变迁的视角，随着私有财富受到国家法律（2007《物权法》的出台为标志）保护，其私产属性的嬗变必然对青年群体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影响，就其衍生的置业行为与观念问题需从使用权与所有权这样两个维度分开进行探讨；同时，第二层含义的理解须建立在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市场化进程这一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分析之上，由于货币购买取代原先的资源分配成为获得这一财富象征的主要手段，青年人不仅所面临的置业环境与其父辈们差异巨大，且成长环境与职业（事业）发展的诉求与上代人差异极大，因此如果还以过去的置业观念来看待目前存在的问题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偏差；而第三层理解必须建立在青年个体本身置业能力、置业行为与置业观念三者关系的社会学分析之上，本文将置业观念作为核心概念，以中介变量对这一视角进行理论建构，通过其与微观个体变量与宏观经济社会变量结合在一起探讨“蜗居之痛”的根源所在，在这之前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的青年人相比他们的父辈面临的住房环境更为糟糕吗？
二、从“分房难”到“购房难”，社会制度、结构变革的新张力
提及“变迁”，自然需要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进行回溯。房子问题现如今困扰了无数“80后”，而其中一个值得思考的出发点是当他们的父母还年轻之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计划经济背景下“80后”的父母辈尽管不存在“购房难”的问题，但要满足“住有所居”这一基本生活诉求同样是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沉重负担。笔者的访谈中的典型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案例A（男，已婚，53岁）“现在年轻人喊‘蜗居’苦，可我们那个时候更可怜，三个家庭共住20平方，每家就是拿帘子一挡，做饭、洗澡根本没有空间，小孩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案例B（女，已婚，49岁）“刚参加工作就是职工单身宿舍，后来结婚了也没轮到自己分房，小孩一直在单身宿舍长到4岁多才搬出去”。
其实，无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上一代青年群体在住房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绝不低于现在的年轻人，但时代在变迁，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感受到近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呢？
表面来看，在计划分配时代年轻人一旦分配工作，“单位”会酌情考虑解决住房问题，但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住房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按照计划分配，“拥有住房”并不代表对某件房产私有权的声称，而只是“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对某一住所达成的一种长期租赁契约关系，是否“拥有”住房本质上是一个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住有所居”不仅要面临公房“僧多粥少”、“量少质差”的局面，且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恐怕也是现如今这代青年群体难以切身体会的。可以说30年前的青年群体成长于“住房公有、福利分配”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一般情况下只有夫妻双方才有资格以合法的身份获得住房，一个单身青年能够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在当时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种“个人、家庭与国家”捆绑的模式下，居民住房由公有制为基础的住房福利体制所承担，如果把青年群体抽象出来，没有“成家”的年轻人根本不是这一住房福利制度所关心的对象，“年轻人”唯一的命运就是依附于亲属关系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腾挪于不同的“蜗居”之中。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体制使其只能通过婚姻这一形式以成人的身份脱离年轻时的“蜗居”，假如这一模式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我们的子辈在未来若干年后也只能重复自己父辈年轻时的蜗居故事，这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因此，可以认为随着住房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现在的年轻人理论上能够从这套僵化的资源分配型体制中解脱出来——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不以结婚为目的，不受婚姻制度的束缚，而究竟是买房子还是选择租房完全成为了一种私人理性选择。换而言之，“个人、家庭与国家”在住房这一问题上不再保持契约上的责任关系，住房与婚姻家庭制度两者在理论上已能剥离。这一变化应给现在的青年群体以更大的自由与想象空间，但是现实中房地产的繁荣却成为青年群体心中的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从笔者的访谈研究来看，尽管传统的那套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婚姻家庭、职业发展、事业成长这些本该与住房分离的一项个人事务依旧与“一斗蜗居”捆绑，住房观念没能随着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即置业观念的滞后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三、青年人住房问题“解放”的社会学因素探讨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今天的青年一代由于房地产与住房租赁市场不断地走向成熟，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能够在“过渡时期”相比他们的父辈拥有更好的居住条件，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住有所居”问题的解决拥有较高的自由度：购房或租赁，无论是购房还是租赁亦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段、或高或低的居住品质，如果仅从理论上来看目前青年群体相比他们的父辈在住房问题上不应面临的是“痛”而应是“解放”才对，但为什么这种可以选择的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蜗居”之痛呢？
在纵向的分析中我们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将“置业观念”作为中介变量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才能得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从笔者的访谈中可以将今天青年人所面临的压力与紧张概括为“囊中羞涩、一事无成、家里逼婚”……抽象来看即青年人的事业、婚姻、财富观在高房价的挤兑下走向了“异化”。在探讨蜗居之痛根源之前，笔者首先提到的是一些相对“另类的”个案：
案例C（女，未婚，24岁）“刚到北京上学的时候父母就全款给我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希望自己以后能留在首都上班，现在工作不说，房子升值都快一百万了，实在不行把房子卖了回家养老也不错，主要看以后在哪里安家吧”。
案例D（男，未婚，27岁）“其实，刚工作每个月的收入也不高（3000元／月），但是父母给了30万的首付，自己用公积金组合商业贷款一咬牙贷了70万，现在能做一个‘房奴’已经很幸福了，如果以后自己结婚另一半工作稳定，其实压力还不太大”。
案例E（男，未婚，25岁）“我家就在南京，留在南京上学，父母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房子，房子这个问题还真没怎么考虑，如果以后离开父母在外地工作结婚，可能会压力比较大吧”。
从这些“非蜗居之痛”的典型案例很容易抽象出一个有关“社会财富代际转移”的理论解释，因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年轻人缺乏相应的经济积累，现在确有一些年轻人早早完成了置业行为（所有权占有），但这一定会表现为子辈与父辈间的代际财富转移，关于这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中都是一个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假如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的是蜗居之痛，那么日本、韩国与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房价更为高昂，年轻人以自己的工作收入在短短几年就拥有个人房产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对这些国家的青年群体来说“蜗居之痛”将会是何种程度？所以从理论构建的角度看，笔者认为“置业观念”作为一个中介性变量拥有极佳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从抽象的理论层面笔者通过以下图示进行概括：
图1：置业观念作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模型
如上图1所示，可以从“微观－中介－宏观”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微观的个体层面，由于青年群体在家庭背景、职业归属及其他维度上的个体差异会造成其在置业能力上的“分层”，随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青年群体对高房价的支付能力显然有巨大的个体差异，但笔者并不认为这是目前绝大多数青年群体面临“蜗居之痛”的根源所在，同时如果从青年个体成长与发展的中长期视角来看，这一观点也忽视了青年人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置业条件的可能，“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把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区分开来，要善于从个人的境遇中寻找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2]。假如笔者把“蜗居”这一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体层面的家庭背景、出身、个人能力等“机会主义”因素，那么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将会被忽略。因此，在第二个层面图示1在微观个体因素之下设定了“置业观念”1这一中介变量（现代的“置业观念”本身理应包含两个核心——“产权”与“使用权”。在目前的文化传统观念中，只有第一个核心“产权”是被社会观念所认可），通过个人置业能力与置业观念分析矩阵进行相应的探讨。
图2：置业能力与置业观念矩阵分析
如上图2“置业能力与置业观念”矩阵分析所示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一：如某个年轻人本身的置业能力偏低。会出现三种情况：
1.低置业能力＋高产权偏好＋宏观不利因素（缺乏公共政策支持等），那么在高房价面前一定是一个悲观的“蜗居族”。
案例J（男，未婚，25岁）“如果没有高房价，也许我们可以用3－5年的收入买套房，那么‘80后’的生活将会轻松很多，但现在的‘80后’人人为房子奋斗终生，我个人觉得很悲观”。
2.极端的蚁族，连租房都出现困难。
3.处于中间层次的理性个体“以租代买，强调个人发展优先的事业观，同时会考虑改变传统的婚恋观”。
案例F（女，未婚，24岁），“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非要早早的买房，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发展需求吧，另外我也觉得房子和感情是两回事，现在的人太现实、社会风气也不好”。
假设二：对于中等置业能力的群体将会面临两种选择：一类为非理性、激进型置业模式，蜗居一剧中的女主人公海萍为例，“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二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另一类被访者属于“理性选择、量力而出”普通购房者。
案例C（女，未婚，24岁）：“其实家里的钱存银行也是存着，不如拿出来给我买房子用。过去租一居室每月租金也要2000元。如果买套小房子，贷款20年，每月月供3000多元的话，会比租房贵点，可这房子以后到底属于自己的。”
假设三：对于“高置业能力”群体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居住品质与更高层面要求。这里不再赘述。
从微观层面来看青年人处于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职业发展需要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满足形式，“所有权”带来的稳定性未必对其事业发展有利，因而居住需求的满足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理性决策，比如选买还是选租、分层次的市场性偏好（置业地点、档次）、迥异的消费方式以及投资理念。显而易见：假如年轻人不能恰如其分的评估自我置业能力又有不切实际的置业观念，同时婚姻家庭、职业发展、事业成长这些本该与住房分离的一项个人事务依旧与“一斗蜗居”捆绑，那么蜗居之痛则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我们这里并不能简单的将青年渴望拥有个人私产的观念斥之为不切实际，其背后存在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的矛盾才是值得全社会关心的社会问题。
四、置业观念与置业行为的社会结构、制度因素分析
从统计学意义上社会成员的置业能力应服从于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我们假设正态分布两端的“富二代”群体（买房如同买白菜）与“穷二代”群体（“蚁族”为例）在理论上只占较小的一部分，而类似于前面案例C、D、E或说与其相比条件稍好或稍差是目前青年置业的主流现状（当然这一判断还缺乏较大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笔者是希望通过定性的探索来解释“蜗居之痛”如何是由于社会性、结构性因素作用于个人置业观念进而形成目前青年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置业压力，如以下个案所示：
案例F（女，未婚，24岁）“我在银行工作，收入不错，工作两年就可能会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当然可能也要家里支持点”。
案例G（男，已婚，32岁）“这个世界已经很现实了，我们把这代人的理想都拴在了房子上，他们很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趣味了，只看到房子。”
案例H（男，未婚，28岁）“房价不停地往上升。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都会特别现实”。
案例I（男，已婚，29岁）“购房的时候一定要父母支持，现在所有年轻人谁不是啃老买房？有时感到对不起父母，但也没办法。不过，我深知，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只有靠自己去努力才能换来幸福生活。”
案例J（男，未婚，25岁）“我每月就那么3千块钱，工作不稳定存不下什么钱。看房价涨成这个样子，这辈子都不打算买房子”。
从以上这些观点能抽象出怎样一种置业观念与社会结构因素作用的理论模型呢？
1.住房制度本身
置业观念与住房制度两者关系的探讨较为复杂，对非专业领域研究者来说有两点最为直观的事实和年轻人直接相关：除了购买这一选项，目前国内的房屋租赁市场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
案例J（男，未婚，25岁）“现在谁不想买房子？自己住不了还可以租出去，但是现在价格太高了实在买不起，不过天天租房子也是提心吊胆，哪天房东不高兴你就只能睡马路了”。
（1）与发达国家成熟的住房租赁市场相比，一系列不健全的体制性因素使年轻人不得不对购买70年的稳定“租用权”抱有强烈的市场偏好，而从目前的社会管理机制来看，租房子往往被甄别为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户籍制度也连带捆绑的许多本不应与住房问题挂钩的不公平收益，这让租房与购房背后体现的是两套不同的城市管理体制，而这些都是推高房价的制度性诱因。
（2）由于房地产的税制、土地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都是逐步分期分批用双轨制过渡的，因此形成了众多的不平等，这让许多年轻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得到的却是被体制扭曲的资产，这不仅毫无公平感可言，同时也使得一手市场过度火爆。
案例F（女，未婚，24岁）所提到的那样：“我不会打算购买二手房，那些房子结构质量房型不好之外，我觉得以前都是公家几百块一平米白送的，现在要花将近100万，我觉得很不值，宁愿贵点选新房”。
（3）与他们的父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既不能享受到国家给予的隐形补贴（福利分房、集体宿舍），同时面向社会的“公共租赁房”也极为匮乏，也就是说青年面临一种“租房不稳定，购房只偏好一手”的尴尬局面，除非在个体微观层面拥有较好的置业能力，那么其住有所居需求的满足自然带来一系列痛苦与艰辛。
2.优质资源分配不公与城乡差距
目前媒体言论中广为流行的概念即为“逃离北上广”，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青年人面临的事业及购房压力远远高于二线城市与中小城市，而如果选择二三线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似乎更为容易一些，尽管许多青年人（尤其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群体）抱怨在大城市生存、发展压力大，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来去自由，收益与代际成正比的个人理性选择，大城市集中了更好更多的资源（职业发展、医疗、未来的子女教育等等），特别是对于目前庞大的大学生毕业群体，若希望成为所谓的成功的白领、中产阶级，其职业选择必然只能定位于大中城市而不可能是农村，因而在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房价已成为一种“隐形”的巨大门槛，而对于是否应在少数几个城市集中更多的特权、资源来挤进更多的外来人口，迁入地的居民与希望迁入者显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就希望安家落户一线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争夺这些地域住房资源的竞争对手在经济实力、职业背景以及其他方面远远实力占优，这也意味着希望定居“北上广”的青年群体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积累与努力。
3.贫富差距拉大背景下的代际财富流与代际责任传统文化
“父母出首付＋个人贷款”是目前青年群体普遍采用的一种支付方式，在金融服务日渐发达的宏观背景下这样一种代际财富转移文化催生一种典型的“本土化”置业模式，而这背后有着坚实、稳定的文化土壤，即中国文化传统下父辈与子辈之间在人生诸多大事上（求学、婚姻、工作等）拥有无限连带责任的家庭关系组织形式，年轻人及背后的家庭力量愿意对“房子”这一特殊商品付出不合理溢价。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就曾指出“房价高得离谱，两个小青年买房，双方父母掏钱，爷爷奶奶掏钱，这样就扭曲了支付能力和价格。这个经济学叫第三者买单，相当于公款消费。这个问题很严峻，实际是把三代人一生的积蓄都买房”[3]。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这种购买力是否透支了其他领域的消费、是否可持续？另一方面要反思目前年轻人的置业观念是否存在问题？
4.就业市场变革与青年职业发展模式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以计划分配为主的半供给制的工资、福利、待遇分配方式，过去住房问题由“单位”通过福利分房来解决，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针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改革，使这一代青年群体的置业样态发生了剧变。首先，不存在过去以往“超稳定”的职业发展模式，年轻人的父母可以一辈子供职于一家单位——生老病死乃至住房问题都由“组织”安排解决（过去国家提供的隐形补贴是中国目前住房私有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来自家庭组织的支持，来自公共政策及相关的社会支持少之又少），就目前的就业市场改革趋势，传统的职业发展模式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在客观与主观上皆不可能，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青年个人的职业发展来看，居住模式的选择由于其职业发展需求的多样性，其满足亦要多元化；另一方面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风险也会带来置业方面的风险，特别是在普遍采用金融杠杆购房的市场环境下，青年人的住房消费模式将会把个人职业发展风险与住房市场紧密联系。随着高房价时代的来临，使用金融杠杆购房如果遭遇个人职业发展的变故，特别是在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对各方来说将会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其次，相比他们的父辈在年轻时在住房问题上或多或少拥有体制性的庇护，而现在年轻人的供职部门，提供专门针对年轻人的住房已不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处在个人成长最困难时期的年轻人来说这部分负担只能由个人与家庭承担。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代青年人在住房问题上面临“社会无支持，个人职业风险大”的双重压力，这是年轻人“蜗居之痛”的又一根源所在。
5.人口发展态势与其他社会结构性因素
对于“80后”来说，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考察，20年前的出生高峰与目前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每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大约1％）[4]是目前城市房价不断走高的根本动力。（图3）
图3：中国出生人数变动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万人）
而青年人正处于“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刚性需求期，假如他们想在城市中谋求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其面临的竞争对手将不仅是同龄人，更包括有着更好经济条件、更多财富积累的不同代人。而如果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想要在这一场域获得一席之地，市场化的商品房市场甄别所有权最为公平办法就是价格门槛，这一高度客观性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社会张力从技术上来看还要持续10年左右[5]，直到现如今的低生育水平传递到明天的某一时刻（2020年左右）造成住房需求本身结构性的逆转，而在这之前高房价对目前青年群体的挤压将会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五、相关结论与探讨
从以上的相关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由现代传媒所构建的“蜗居、房奴、蚁族、啃老族”这一系列社会映像，笔者认为“买不起商品房不一定会有蜗居之痛，更不能将买不起房子归罪于先天性的个体机会主义因素”，但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根源于一系列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以及结构性因素：“阶层分化与代际财富流动、住房保障的社会支持体系瓦解、人口发展态势、传统的购房观念以及租赁市场不成熟等制度性因素”，但由于住房问题本身所承载的现实意义过于宽泛——青年人的事业观，财富观，家庭观都与之相关，以至于“房子”这一普通商品在目前舆论氛围的影响下成为了引发激烈社会探讨的社会符号，但笔者认为假如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只渴望“住有其产”而非量力而出、循序渐进的解决“住有所居”问题，那就意味着成长于优越环境的“80后”们在观念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算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使青年一代有更好的置业环境（无论是住房质量还是数量都不可同日而语）与置业能力（代际财富转移支持也远好于上一代人）。这个社会也不可能让任何一个社会成员不付出任何努力与代价就得到一套私有财产象征的住房，因此尽管目前的住房体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青年人处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却没有必要怀念福利分房的乌托邦时代，青年一代的置业问题不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足进步而走向消亡，只是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下更换了一副新面孔，从社会功能论的视角，年轻人在住房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社会张力”有利于社会进步，假如一个社会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奋斗的时代，衣食住行全方位的包办往往会带来整个群体的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青年群体面临的住房压力的缓解需要社会支持，相应的制度也应有所作为，但在这之前存在一系列严肃的研究问题值得我们探索。
首先，青年置业观念问题本身是否存在本土化特征——关于置业观念的研究应该是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但关注甚少的领域，站在常识的角度来看，在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流的西方社会中很难想象“蜗居”一剧中会将私人情感问题与纯物质性的住房联系得如此紧密，甚至会因一部普通的电视剧引发激烈的社会大讨论。笔者承认家庭、婚姻关系的建构不可能排除经济因素的考量，但是将房子视为一种社会象征性符号渗透于亲密关系建构这样一种社会情景互动中，不能不认为中国青年群体的置业问题可能存在本土化的诸多特征，需要进行一些跨国比较研究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其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房产除了消费品属性之外还拥有资产属性，而这必将牵扯到有关资产价值风险与收益问题，在目前金融产品逐渐丰富的背景下购买住房，客观上成为了一种投资行为，而金融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及市场预期因素的影响，置业行为存在市场本身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尽管在过去十年投资这一商品似乎是只赚不赔的好买卖，但是任何商品不可能存在只涨不跌的“神话”，也就是说目前青年群体对于置业问题所蕴含的“风险与收益”议题将会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有关所有权以及资产财富观念的相关研究也具有重大价值。
最后，年轻人寻求住有所居需求的满足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就人人想获得所有权这一“传统观念”来看，被“80后”广为抱怨的住房问题最多算是一个财富话题，而与某些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现在的年轻人被高房价剥夺了住房权利毫不相干，同时这种传统的置业观念也使得个人、家庭与整个社会在房子上背负了太多的负担与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在目前强调民生、加强住房保障力度的宏观背景下，未来的社会政策假如从社会支持的角度，使其能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得到一些合理的体制性庇护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在住房问题上国家与个体之间“责任与权利”存在一系列体制性的难题——哪些归市场解决，哪些人需要依靠政府？如何界定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如何避免交易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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