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色人种论文,澳大利亚论文,殖民地论文,形象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6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115-07
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是指英国白人移民于1798年起在澳洲建立殖民地，至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这一时间段。随着197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逐步废止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学界对其殖民地时代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开始了溯源性的反思。①就本质而言，殖民地时代的“种族主义”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因为，近现代“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1](P16)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人群的自然生理属性差异，澳洲殖民地时代的白人种族主义才不断落实为各种制度。是故，在分析种族主义问题时，学界既应该批判其中涉及的社会权利分配不公问题，也要关注处于话语强势地位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如何去理解并且利用有色人种的生态环境特征，亦即他们对后者塑造了怎样的“环境形象”。
在环境史学看来，除了物理意义的环境，社会文化及舆论认知中的环境也是值得关注的。[2](P6)分析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实际上就是要剖析白人种族主义思想中对“他者(other)”环境的认识与刻画。既然涉及一种观念印象的问题，本文认为通过选取分析当时的种族主义漫画会更有助于理解“环境形象”问题。在该时代，澳洲主流媒体如《公告》(Bulletin)、《阿耳弋斯》(Argus)、《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arold)、《墨尔本潘趣》(Melbourne Punch)等，都擅长用漫画鼓吹种族主义舆论。②尽管漫画未必能精确勾勒社会现实，却更能直观生动地折射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由此，本文选取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报刊中一些长期被人忽略的漫画史料，将其归为三类个案研究，藉此解析它们所表达的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环境”的概念，将不仅局限于外在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环境，还包括有色人种自身以及城市环境亦即“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因为在当时，有色人种身体本身也作为一种对立于白人的环境而被渲染了，而城市环境作为赴澳移民与自然互动的历史产物，更因其承载了大量有色人种群体而成为构建种族主义“环境形象”的重要素材。
一、“灭绝”与“教化”——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环境形象
在绝大多数白人殖民者眼中，与许多地方的土著一样，澳大利亚土著是野蛮落后且颟顸不堪的。面对白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土地的侵夺，土著日益无力的抵抗更令殖民者对其产生轻蔑的态度。白人移民的拓殖不仅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在澳大利亚“荒野”中蔓延，更被认为昭示着欧洲物种对本土物种的全面替代。1832年，查尔斯·达尔文就曾在考察一个白人牧场后感慨地说：“英国种的猎犬‘灰狗’是鸸鹋和大袋鼠的克星。这些动物的灭绝可能还需要较长时期，但它们的命运已定，当地的土著民经常到农场来借‘灰狗’。殖民者借给土著民‘灰狗’，宰杀家畜后把内脏下水分给土著民，或分给一些牛奶，来拉拢土著民，而他们的农场、牧场也就逐步向内地扩展。没有头脑的土著民被这些小恩小惠蒙蔽了双眼，还欢迎白人的到来，而这些白人看来早已决定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来继承这片土地。”[3](P412)
显然，达尔文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优越性，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更是环境生态上的。包括白人本身在内的欧洲舶来的各个物种，一起构成了本土物种无法抗衡的强势。在这种话语中，达尔文用澳大利亚固有生态环境被摧毁来暗示土著本身将灭绝的前景，因为土著羸弱无能的形象与他们所处的脆弱环境是一体化的。
不过达尔文只代表一批人的观点，许多在此定居的白人殖民者在面对土著时更愿意把自己想象成文明的传播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土著人有更直接而全面的接触，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到土著的能动性与生命活力。更重要的是，白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掠夺行径也可以就此披上“播种文明”的道德外衣。作为澳大利亚第一批白人拓殖者之一，沃特金·坦奇就基于自己的切身经历对土著做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认识：“若把这里的土著人看做一个民族，去衡量他们一般的进步和造诣，这个民族的层次肯定不会高，甚至在野蛮人里也是落后的。……然而，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们有相当多的聪明智慧，或者说是敏锐的理解力，……我们要区分无知和不理解。……对于他们熟知的事，他们不仅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也表现出准确的判断力。”[4](P251-252)在坦奇等人看来，“教化”土著而不是坐观其灭亡也是白人面对土著时的一种可行选择。坦奇补充论证道：“非洲人身上散发的那种恶心的臭味，在他们(澳洲土著)身上也有，不过只是在他们的土著状态下才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人，当他们养成清洁的习惯后这种味道慢慢就没有了。”[4](P243)很明显，土著人的文明开化，与其周遭环境的“卫生”是直接关联的。通过“和我们在一起”，让土著接受欧洲人的经验，改变其与环境的既有关系，成为“教化”工作的起点。
至1880年代，土生白人数量开始超越移民数量。前者更少以“访客”的立场看待这块大陆，因此如何教化土著邻居，终于成为主流舆论中的热门话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两幅漫画来体会这一思潮。
这幅名为《文明天使》(Angle of Civilization)的漫画(图一)是《公告》杂志1881年刊出的。[5](P76)这份杂志从创刊伊始，就以煽动种族主义话题吸引下层读者。在这幅漫画中，大腹便便、衣冠楚楚且笑容可掬的白人天使，正向孤悬于汪洋大海中小岛上的土著人浇灌文明之水。这幅漫画一方面改变了通常不带有明显世俗特征的孩童或少女天使的形象，将其换为一位成年的英国绅士；另一方面把土著人加以矮小化，把他们所处的环境浓缩为相互隔绝的孤岛。在这幅漫画中，文明的演化显然被比喻成植物栽培的过程，其中伟岸慈祥的绅士高举圣经，扮演着文明耕耘者的角色。而没有任何面部特征、瘦小干瘪的土著人则张开手臂，扮演着亟待成长的种苗角色。它无疑在告诉公众：通过悉心浇灌，就能让这里童稚状态的土著文明成长。从瓶中洒出甘霖，是催使土著文明发生质变的关键性操作环节。
1886年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椰果宗教》(Coconut Religious)(图二)表现了白人在教化土著居民时，对改变后者与环境既有关系的重视。[5](P77)在南太平洋许多土著人的传统生活中，不仅椰果是必不可少的饮食来源，椰林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要素。在这幅图的背景中，茂密的椰子林与林下的棚屋，土著或手捧、或头顶、或怀抱的椰果是连在一起的。然而，白人牧师则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是你们带来的全部么？你们怎么能期待主为了一个小小椰果来眷顾你？”从土著错愕的表情中，我们感受到了对同一环境要素——椰果——的不同认识，造成了土著与白人的“文化冲突”。将土著人对椰子产品的珍视贬斥为“椰果宗教”，表达了白人对土著文化以及对他们与环境关系的不屑与讥讽。原来，此时澳大利亚白人多是英国新教徒后裔。他们通过农耕及放牧与当地环境产生互动，藉此在世界市场中追求利润。所以，这个牧师不可能认为这些椰果具有“价值”。与椰果一体化的土著俨然是一种不谙现代市场价值观的形象，所以只能等待着被规训与改造了。事实上，从1869年开始，新南威尔士政府就系统地从土著部落中掳走混血儿以及肤色较浅的纯种土著儿童，将其放置到白人社区环境中抚养。这一政策逐渐延伸到全国范围，直到1970年才最终停止。这种有计划地将新生代土著剥离其固有环境以求“教化”的举措，举世所罕见，却不能说与19世纪以降白人殖民者始终贬抑土著及其所属的整体环境体系无关。③
以上两幅漫画问世虽然间隔了5年，却存在一些共同点。一方面，尽管澳大利亚大陆的土著内部存在巨大差异，可是在白人漫画中的土著人形象是抽象且雷同的，根本没有对其面部五官的细节描写。图画突出的主要是其深色的皮肤以及瘦弱裸露的肢体，特别是他们与南太平洋的“荒岛”环境景观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他们面前的白人形象则非常具体，除了五官分明，连衣服的扣纹都展示得清清楚楚。白人的神态更是与土著不同，尽管他们是移入的客人，却不无颐指气使的神色，天使和牧师脸上都透露出一种导师般的主动和自得。土著“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中”，其命运就在于被白人教化，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学”的价值判断。[6](P142)土著的环境形象就是与荒蛮的自然融为一体，因此才落后低级。而白人之所以高贵，乃是因为其位于更“理性”的环境。不过，如果说白人对土著建构了一种野蛮落后的环境形象，那么当另一批“有色人种”登陆澳洲时，他们却开始描画一种与此迥然不同的“环境形象”，其对象就是华人。
二、抵制“物种入侵”——华人流动劳工的环境形象
华人是澳洲除白人之外最主要的外来移民。与土著不同，很少有材料显示澳洲的白人普遍将华人归入未开化的人种。事实上，澳大利亚白人一直将华人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吸引了成批华人跨海前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华人对薪酬的要求都很低，这就引起了白人劳工的恐慌，因为廉价的华人劳力威胁了他们的就业。随着白人移民与华人劳工的摩擦日渐增多，“反华”遂成为澳大利亚殖民时代种族主义的重要话题。
就开发金矿这一人与环境资源的互动关系而言，排斥华人乃出于利益分配方面的冲突，不过这种争论逐渐被描绘成人与环境关系的竞争。是时，借开发金矿之契机，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鼓励甚至资助欧洲白人移民来澳工作，所以许多产业工人和小业主加入移民的队伍，怀揣一种开发新边疆的兴奋定居澳洲。可是，华人却往往是在所谓的赊欠船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下前往澳大利亚的，这是一种变相的契约劳工制度。[7](P67)他们多是华南地区的破产农民，指望到澳大利亚挣钱还债后返乡，所以格外吃苦耐劳，能在非常恶劣的矿区条件下生活。同时他们还省吃俭用，将结余的绝大部分黄金汇回故乡。结果，华人总是被指责侵害了在本土完成生产和消费的白人劳工的利益，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澳大利亚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者与掠夺者。由此，华人与环境资源的互动方式被描绘为“物种入侵”的形象，而白人与环境的关系则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发展。
1870年后，浅表金矿普遍开采殆尽，许多华人矿工投身其他产业，并很快得心应手，这又造成了新的反华理由。原来，许多原为珠江三角洲农民的华人移民退出金矿后重操旧业，开始改良当地的土地，进行粮食和蔬菜种植。不仅如此，他们还陆续发展出香蕉和烟草等经济作物产业，最没有技术的华人也能从事木材砍伐及水果采摘工作。[8](P47)华人的这种成功，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通过引入母国既有的物种及人地关系经验，嵌入并改造了澳大利亚的农业环境。结果，华人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与改造能力，导致白人对华人流动劳工勾勒的形象，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物种入侵”的基调上。
1888年发表在《墨尔本潘趣》杂志上的《黄色浪潮》(Yellow Gulf Stream)(图三)清晰地表达了白人对华人涌入的担忧。[9](P11)这份杂志创办于“淘金潮”开始的1851年，从一开始就将牧场劳工和矿工作为其主要的读者群。这幅漫画的背景是1880年代，当时美国采取排华政策，大量加州华工离境，而澳洲的白人就认定他们会涌向环境与美国西部类似的澳大利亚，从而令黄种人在澳洲更加“强势”。在这幅图画中，山姆大叔冷漠地叼着烟卷，坐看华人离开美国。而由无数颗头颅构成的跨越太平洋而来的华人浪潮则如长蛇蜿蜒游走。每一个华人的面孔都是狰狞而贪婪的，他们的手被丑化成禽兽才有的爪子，争先恐后死死攀住一块陆地，而这块陆地上写着“澳大利亚”。这幅漫画要昭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数目庞大的华人移民是一种自然灾难，能够像海啸一样吞噬澳大利亚。
再看这幅1874年发表在《墨尔本潘趣》上的《未来的农业劳工》(图四)。[10](P71)乍看上去它所展示的是一幅收割庄稼的场景，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深意。与涉及土著的漫画不同，当时漫画中华人的面部特征都是鲜明的，此图也不例外。只是在这幅漫画中，画面主体部分手持镰刀的华人农民，脸上竟流露出一派猥琐狡诈的神色，似乎自得于一件“阴谋”的得逞。再看他的右手，短柄镰刀作为中国农民的特色标志而突显于画面中央，背景则是比人还要高的密植的庄稼，意味着繁重的劳动任务。此外不能忽略的是，画面右上方，还有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在埋头苦干，完全没有要停歇休息的迹象，而画面右下方则摆着简陋的小饭桶——显然这在暗示华人在田里就能吃饭。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在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中，普遍形成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这幅漫画展现的场景无非如此。但是把它放置到澳大利亚白人的价值判断体系下，“未来”二字就表明：华人移民仅用这种简单的工具和很低的物质生活要求就可以胜任高强度的劳作。
19世纪后期，已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的时代，将不同人种之间的交流理解为一种物种竞争关系是不足为奇的。相比于土著，种群明显集中、生产力相对先进、环境适应力特别强大的华人，使澳大利亚白人日渐得出了华人难以同化和控制的判断。所以白人种族主义者主要不是借助“高级”对应“低级”的环境形象来丑化华人，而是刻画作为一个物种的华人具有侵略扩张性的形象。这些漫画与其说宣泄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厌斥，莫若说反映出其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为了更好地将自己描绘成受害的一方，种族主义者对城市中的华人构建了更耸人听闻的环境形象。
三、“淫邪的污染”——华人定居者的环境形象
城市华人聚集在以悉尼和墨尔本为首的大城市边缘地带，除了少数商人，他们的职业以木工、蔬果种植以及洗衣打杂为主。尽管他们的行踪更加固定且从事服务性工作，可他们遭受的排斥丝毫不减。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在许多行业中，华工对白人从业者构成了威胁。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作为外在于白人市民的环境，华人定居者的身体与生活空间被渲染为一种“环境污染”。当时对华人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类公共问题上，即华人吸毒、狎妓以及传播疾病。有许多确凿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三个指控并非捏造。④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场景下，白人种族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剪裁事实，丑化华人定居者的环境形象。
嫖娼与吸毒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华人定居者中，由于女性华人比例极低，男性华人居民的私生活难以维持正常状态。以华人最多的维多利亚州为例，男女比例竟是11795：164。[11](P9)不通英语的多数华人几乎没有任何正常的消遣，吸食鸦片及嫖娼，遂成为排解无聊的重要渠道。“鸦片不仅可以缓解体力劳动带来的疲劳，在以男性为主的环境中它还可以抑制性欲，减轻思乡的烦恼。”[12](P200)而且，在抨击华人普遍吸毒的同时，白人殖民当局却迟迟不鼓励禁毒，因为殖民政府和大商人本身就在鸦片贩运过程中牟取暴利。即便在吸食鸦片方面，白人也未见得比华人更清白，“1890年4月，仅在维多利亚一州就发现了700名欧洲裔鸦片使用者。”[12](P201)可是，白人舆论把这些事实都过滤了，一味强调华人的身体淫邪堕落，玷污了城市生活环境。
华人狎妓问题当然也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当时白人舆论往往把华人描绘成吸鸦片的色鬼(opium-smoking lechers)，竭力渲染华人勾引无辜的白人良家妇女为娼，这就反映出种族与性别权力的双重不公正。⑤事实上，当时有一些贫困潦倒或不堪家庭暴力的白人妇女投靠华人，并不一定以卖淫为目的。就官方记录看，也存在不少华人与白人妇女登记结婚的情况。[8](P312)但是，种族主义者在咒骂华人狎妓时，再一次回避这些事实，却进一步妖魔化华人的居住环境与身体。
1870年发表于《图示澳大利亚新闻》(Illustrated Australian News)上的写实漫画(图五)就把吸毒的华人与白人妇女的堕落联系在一起。[9](P67)白人警察闯入了封闭在暗阁中的华人宿舍，在肮脏破败的墙壁下，手拿烟枪的华人惊魂未定地坐在一边的椅子上。画面左侧的妇女则还沉浸在“飘飘欲仙”当中，全然不睁眼打量举枪而来的白人警察。直到1888年，澳大利亚作家爱德华·迪森还在其著名短篇小说《辛范特夫妇》中不忘渲染华人的处所：“通过呛人邪恶的气味，好奇的欧洲人在(辛范特先生的)房间里看到鸦片的烟雾和羸弱不堪的中国人。他们的脸就像那些已经堕入地狱却还自以为身处天堂的野兽……最糟糕的是，欧洲少女……大约16岁左右，在门外被丝绸的光泽和金子的叮当响声所诱惑，结果落入圈套。”[13](P115-116)
发表于1888年《墨尔本潘趣》上的《鸦片魔鬼》(Opium Fiend)(图六)，则以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勾画了华人身体对社会的危害。[10](P77)在这幅图画中，华人头戴特有的斗笠，身体却幻化成巨蟒，死死缠住了一个和图五中类似的、睡眼迷离的白人女孩。这个女孩的额头写着“清白”(innocent)二字，然而华人巨蟒还是吐出长长的信子，一脸邪恶地盯着她。画面左上方的配图，是一个白人执法者目击这一场景。而右下方的配图里，华人被刻画成拖着长尾巴的害虫，正在被写着“法令”的筛子淘汰出去。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所谓华人传播疾病的问题。华人居民区环境不卫生、可能传播疾病，这并非绝对的谣言。[8](P52)但在当时，白人种族主义者主要是将华人与天花这种流行病联系在一起，就又值得推敲了。据记载，18世纪末白人一到达澳大利亚，就引发了土著人群的天花疫情，造成了后者大量死伤。[4](P95)但是近百年后的1881年，当悉尼又一次爆发大范围天花疫情时，白人卫生官员和媒体却一口咬定，天花是华人带到澳大利亚的。当时媒体的宣传，一方面强调华人生理上就容易罹患天花，另一方面则渲染华人社区滋生天花，比如首例确诊病例就是个华人。其实，这个华人是混血儿，而且是到医院接触了一个有疑似天花症状的白人护士才得病的。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天花大流行中，163个病例里只有3个是华人。[14](P333)所以更可信的事实恰恰是：在面对天花威胁时，白人抵御力比土著强，华人却比白人还强。可是当时主要媒体一如既往地掩盖这些事实，只强调必须依据“医学程序”隔离华人。更有甚者，从1880年代末开始，伦敦已经爆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但是当局始终不对英国来澳的船只采取隔离措施。相反，却严禁所有从中国港口(包括香港)出发的船只靠岸，或者进行无限期隔离。[14](P333-335)结果，华人定居者会传播疾病的形象深入人心。
1886年，《公告》杂志刊载了名为《蒙古种大章鱼紧扼澳大利亚》(The Mongolian Octopus：Its Grip on Australia)的一幅漫画(图七)。[15]在这里，尽管大章鱼有着典型的华人面孔(包括那盘起的辫子)，但却被冠以“蒙古种”的称呼，以凸显华人与欧裔白人的人种对立。章鱼是欧洲传统文化中邪恶力量的象征，自然符合种族主义者眼中黄种人的形象。蒙古种章鱼的触角，正向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伸出。摆在画面最当中的触角，就写着“天花”一词，尽管瘟疫早已在1882年平息了。章鱼其他各个触角上也清晰展现着包括“鸦片”、“不道德”在内的其他“罪行”。华人露着板牙的麻木面孔，与周围无助且惊惶的白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天花与其他许多要素一起确立了“华人有害”的环境形象。
通过上述漫画我们发现，将道德价值判断与种种环境要素相关联，是构建华人形象的惯用手段。华人的“道德沦丧”，通过其肮脏且禽兽化的环境形象而凸显。种族主义者借此强调了自己是华人环境的牺牲品，尤其是把白人妇女描绘成软弱无力、会轻易被华人引向堕落的群体。作为白人生活中的一种外在环境，华人的身体、他们身处的乌烟瘴气的空间以及华人的不良嗜好，被描绘成对白人城市环境的污染。隔离、排斥华人，是为了消除环境污染，白人种族主义者因此而更加心安理得了。
四、小结——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与环境种族主义问题
所谓的“形象学(imagology)，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形象的描述自然也就成为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16](P3)而殖民地时代澳大利亚白人种族主义者歪曲丑化有色人种的生态环境形象，就是为了强化白人自身的优越感。通过这些漫画，我们发现，首先，无论是土著人还是华人，其具体的生产、生存环境都被野蛮化了。有色人种所附着的环境形象是一种荒凉蛮芜的环境，或是粗鄙污秽的环境，而白人则被想象为处于文明开化、纯净卫生的环境中。其次，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作为白人外在环境的有色人种的身体也被野蛮化了。其中白人是健康体面的，而有色人种的形象不是渺小扭曲，就是半人半兽，缺乏健康端正的表征。“种族中心论导致他人的非人化。所使用的野兽化和病理化隐喻可以为证：他人、作为外人、是‘坏的’或是‘恶的’。……将认定为固定的和遗传的气质的特性和精神的特性相联系”。[1](P4、11)
从根本上说，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有色人种背上这样的环境形象，是当时的环境种族主义造成的。“环境种族主义”这一概念是环境史学家在批判种族主义时提出的，它针对这样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不同的种族、阶级由于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17](P222-223)通过上述个案可以看出，当时澳洲的土著、华人移民与多数白人显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这固然是因为他们与环境之间的传统互动关系不尽相同，却也是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到与白人相等的环境资源。而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环境种族主义还不止是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更突出地反映出白人不愿理解甚或刻意歧视有色人种的生态环境特征。正是通过塑造有色人种的负面环境形象，才使得白人社会能更加心安理得地接受并且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发展。通过分析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现实：殖民地时代的澳大利亚不仅频繁发生针对有色人种施暴的惨案，至1880年代末期，更开始在全境范围内实施永久性的限制移民入境的法令。
注释：
①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政策的专著有：Fergus Robinson,The Black Resistan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borigines' Struggle against British Colonialism,Widescope Press,1977; Markus,Andrew,Fear and Hatred: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1850-1901,Hale & Iremonger,1979.
②这些刊物的发行量与发行范围都是当时名列前茅的，影响力也非常客观。如《公告》杂志，被誉为澳大利亚“拓荒者”的“圣经”。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Bulletin，2009年4月20日。
③这一问题也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问题。
④1856年维多利亚州议会的调查报告就注意到华人矿工社区存在吸毒和狎妓问题，即"Report and Minutes of Evidence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Victorian Legislative Council on Chinese Immigration",Victorian Council Records,1856.and Rev.W.Young,"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1868",Victorian Parliament Documents,No.56,Vol.3.
⑤详细讨论可参见：Ralene Frances,"Australian prostitu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Apr.,1996),Vol.27,Issu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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