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符号论文,政治论文,论汪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漂白自身的奸伪身份，汪伪一直强调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战前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孙中山思想的真正实践者。为此，他们表现出与其他“普通”汉奸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即与重庆方面激烈争夺一些长期附着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争夺的过程中，汪伪营造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理念，并因应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塑造在当时条件下它自认为可被各方接受的政治面貌。汪伪粘连国民党政治符号于自身的行为，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然而，对这一问题，史学界缺乏研究。海外史学界几乎没有将其列为研究对象（注：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中国海峡两岸的史学界由于承接了一以贯之的政治语境，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本文作为尝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一 国民党政治符号和汪伪运用其政治符号的特点
何谓政治符号（Plitical Symbol）？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定义是不同的。有论者综合各家意见认为：政治符号“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种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识形态等等。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于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注：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
按照上述解释，台湾学者陈恒明把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体系总结为3方面：1.立国正统符号，内包括以“中华民国宪法”为标志的法统和孙中山自述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2.立国正名符号，包括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国歌和国花。3.立国基础符号，即三民主义。（注：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第130、153、169、175、181、188、192页。）按照这种概括，孙中山遗产是中华民国政治符号的核心。而孙中山遗产体系宏伟，其真正的内涵，至今常论常新。事实上，国民党人对孙中山遗产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法统”、三民主义、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青天白日旗帜和徽章、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均被认为是重要的标志性因素。
从逻辑上讲，“中华民国”并不等于中国国民党，但在1927—1949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由于国民党的“党国”理念，国民党认定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主宰和几乎全部政治资源的拥有者，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因此被国民党人认定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而且，这一理念因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的特殊经历而强化：“中华民国”是革命党人首先创始并在其实现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但“二次革命”以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中国的政府却是北洋政府，国民党人不仅沦为在野，甚至被捕杀。长期被排挤于中国主流政治之外的经历，使国民党人特别看重他们在民国历史中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人的语境中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他的经历被认为是中华民国法统所系，他的事业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真精神之所在，与孙中山及其遗产的关系便成为国民党政治文化中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源泉。
“谒陵现象”可以为我们理解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作用提供参考：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活和它所主导的当时社会生活中，拜谒中山陵是表达某种诉求、主张、情绪、抗议的流行方法，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要谒陵，宁粤和议共赴国难要谒陵，召开五全大会以示团结要谒陵，西安事变归来要谒陵，告别南京迁都重庆要谒陵……可以说，战前国民党人的政治活动举其大者，无不以谒陵为某种标志。当然，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立即拜谒朱元璋孝陵的事件中，找到国民党人“谒陵情结”的某种“基因”。除此之外，续范亭对国民党对日政策表示不满，在中山陵自杀；中国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行前谒陵以示决心；当时全国各地到南京办事、参观、旅游的官员、知名人士、学生，莫不以谒陵为此行的高潮和标志。谒陵之所以被赋予种种涵义，应与谒陵被作为后来者与孙中山进行精神沟通、承接其遗产的象征有关。
抗战爆发后，孙中山遗产成为凝聚全国力量、进行持久抗战的重要象征，尤其是孙中山在革命力量弱小时精诚团结、坚忍不拔、屡仆屡起的精神，成为国民党人和全体国人自我激励的重要因素。言必称孙中山及其主义，是当时各党、各派政治人物的共同特点。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后不久，把国难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国难的希望都归结为三民主义，他说：“总理曾说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宣称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以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注：蒋介石：《集中力量抵抗暴敌》（1937年9月24日），独立出版社1938年12月11日，第57—5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了孙中山以三民主义集合同志进行革命的历史，重申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提出：“今日之事，非抗战建国并行，无以解目前之倒悬，辟将来之坦途，非团结无以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于三民主义之实现，无以得真正之团结，此诚所谓根本之图。”（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4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403—416页。）
中共方面，1937年7月15日即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解放》周刊，第18期。）此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申明这一点。例如，周恩来与阎锡山谈话前，毛泽东等即要求周声明“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汪伪诸人，还未投敌之前，言论之中，民族主义、反帝等与三民主义存在必然联系的言词甚是激烈。汪精卫称：“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的牺牲完了，我们的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注：汪精卫：《最后关头》，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176页。）周佛海在论述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意义时，直接进入孙中山著作习见的语境中，他肯定抗日战争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民族抗战”，他说：“中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次殖民地，我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比日本薄弱。我们现在为了领土主权的完整，民族国家的独立，不得不竭尽我们军事上、经济上的力量，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勇敢的抗战。”（注：周佛海：《抗战建国的几个要点》（1938年4月30日），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82—184页。）陶希圣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用4点来概括其“全部内容”，其中第一条即是“以民族主义对抗强暴侵略”。（注：陶希圣：《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节录），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85—188页。）
托顿·J·安德生说：“符号的使用，在于总括与简化一种思想价值与情绪的复杂类型，作为群众思想行动的基础，并提供必要的统合。”（注：Rouck and others（editor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Tutton J.Anderson,Power and Its Manipulation.转引自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第73页。）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战时起到了整合国内政治力量、维护合法地位、发动国民投身抗战、激励民心士气等多方面的作用。童子军队员杨惠敏携带青天白日旗泅过苏州河声援坚守四行仓库官兵的壮举，之所以被长久传诵，也是因为其中政治符号的作用。正因如此，汪伪诸人开始自己的“和平”事业时，政治符号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议事日程。
应该说，汪伪诸人酝酿“和平运动”伊始，即存在“汉奸焦虑”（恐怕被国人视为汉奸）（注：从河内出逃后，汪精卫曾说：“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到相当的责难。当然，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了挨骂的思想准备。”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心绪。[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他们对塑造自己作为国民党正统、孙中山传人的形象非常在意，他们希望国人能够相信：他们是国民党中认为对日和平有利于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要为中国争利益，换言之，他们与先前已经充当日本傀儡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权的汉奸有根本的区别。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在言行中强调携带国民党的政治符号。
《艳电》是汪伪公开投日的第一篇重要文献，虽语多含混、乖谬，但有一点汪精卫很明确地加以宣示，他说：“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责任。”（注：汪精卫：《艳电》，《新闻报》1939年1月1日。）三民主义以民族独立为首要之旨，汪本人早年对此也有阐发之功。投日之际，汪重发此论，可以看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运用的第一个特点，即取其躯壳。不惟汪精卫如此，周佛海1939年4月与梅思平商量收拾时局办法时，也提出“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注：蔡德金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至于这四者背后的日汪密约，周并不介意。
取其躯壳，是很容易被留心者识破的。像民族独立、国家生存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汪精卫想含糊其词地绕过去蒙混过关，但站在与日本同一阵线的立场上，谈这样的问题，又实非易事。汪此时发挥了他的另一长项：狡辩（也有人称他雄辩）。他说：“然则为什么抗日呢？是为保卫国家生存之独立。可见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是目的，抗日不过是手段。前年七月为什么主张抗战呢？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如今为什么主张议和呢？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生存独立。”从这样的论点出发，汪精卫很明确地表示：《艳电》无损于国家之生存独立。（注：汪精卫：《答问》，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86—387页。）狡辩是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第二个特点。
狡辩之所以为狡辩，就在于其强词夺理，而偷换概念、断章取义是强词夺理的常用手法。汪精卫说：“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的匾子，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义信义汉奸’了！”（注：汪精卫：《复华侨某君书》，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88—393页。）本来，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正是对汪精卫式的“和平”说词的揭露，本非泛指；而“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的“和平”也根本不是与“战争”相对立的那个“和平”。
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套用语言学的术语，有“能指”和“所指”两层。譬如，“国民政府”一词，能指国民革命时期的广东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1927—1937年间的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也能指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但在特定的语境中，所指是固定的。“能指”和“所指”在国民政治符号体系中的区别，关系到重庆与南京孰真孰伪的问题，关系到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有最终使用权和解释权的问题。
汪伪这方面有先天不足。本来，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1月18日，又发布《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无需宣战。”（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412页。）但这些无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强硬声明并未产生汪集团作为接替重庆政权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连带后果，汪伪不仅缺乏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甚至日本方面也未在法律意义上予以立即承认。这样，虽然汪伪十分强调“法统”，但在国民党人和当时国民的所指中，所谓的“法统”脉络明显延续在相继以南京——武汉——重庆为重心的国民党大多数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伪选择了在国民党既往政治架构上人为嫁接其新政治体系、取得国民党政治符号使用权和解释权的办法，这是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第三个特点。
为了实现这一点，汪伪既要承认一定阶段的国民党政治体系为合法，以承接其合法资源，又要宣布一定时期以后的国民党政治体系为非法。1939年8月28日，汪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汪伪将其合法依据上溯到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称这次大会制定了谋求“合于正义和平”的方针，并“以执行方针之责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332页。）据此，汪精卫等致电重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朱家骅等，宣布：自1939年1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在中央各委未能齐集之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等等。（注：《汪兆铭等电谕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中华日报》1939年9月5日。）此后，汪伪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还都”，并煞有介事地仍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合法选举出来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本人只是“代理”。
二 汪伪为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与重庆方面的折冲
重庆方面以蒋介石为总裁的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手创，它一直认定自己是相关政治符号的必然拥有者和解释者。从法理和逻辑的角度讲，汪伪方面与之争夺政治符号必定处于下风。但汪伪由于前述原因，实处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逼出了他们的政治“智慧”。
在抗战前期，对中国共产党和重庆方面联合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是汪伪的重要入手之道。在它的逻辑中，“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并顺带“妖魔化”与中共合作的重庆方面、尤其是蒋介石本人，有助于剥夺重庆方面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汪伪称：“盖中国共产党，不过为第三国际之一分部，所谓第三国际，无论其表面上有若何之理论为掩饰，然其实际，不过为苏俄之一扩大的国际间谍机关耳……所谓中国共产党者，一言以蔽之，苏俄所派遣于中国之一间谍机关或特务机关耳。其心目中，无所谓国家，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政策。忠实执行第三国际之命令，随时随地改变口号，欺惑民众，利用无智识而又有野心之军阀或政客，此即中国共产党之政策也。”（注：《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7—339页。）中共被污蔑如此，跟重庆有何关系？汪伪的逻辑在这里分解为两个相关的思路：一是“蒋介石被中共挟持”和重庆方面“国民党被蒋介石挟持”的双重“挟持说”，蒋介石身为国民党总裁，对重庆方面的最终决议有最终决定权，他既被挟持，当然不能把持国民党的政治符号；重庆国民党任既被蒋介石挟持，他们所做各种决议当然无效，国民党政治符号不能由他们掌握。二是中共坚持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格格不入，联合中共的重庆方面因此应丧失对三民主义等的拥有。
汪伪六全大会召开之时，重庆方面与中共方面的矛盾已经开始尖锐。但汪伪视而不见，竟称：“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拥护，阴则供其利用……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24—332页。）又云“西安事变以后，蒋中正同志为所劫持，供其奔走，任其利用，若非至于亡国灭种而不能自己者”。（注：《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7—339页。）他们的着眼点似乎集中在由此确定汪精卫而非蒋介石为国民党正统上。而汪精卫本人将“挟持说”进一步推广出去，他的着眼点是抽掉蒋介石由国民党人赋予权力的政治基础。他说：“重庆方面，大多数同志为独裁势力及共产势力所挟持，言论行动不能自由，对于本届大会宣言暨各种重要决议案虽衷心接受，而仓猝之际尚不能行之事实，此中隐痛，兆铭知之最深，念之最切。”（注：汪精卫：《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37—339页。）此种言论，汪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增添想象的细节，再加发挥，他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人，“受蒋介石独裁势力之挟持，虽有意见，不能发表，行动尤不能自由。汽车路、飞机场，皆有严密之检查，非蒋允可，不能出行。故在表面上，惟有胁从现象”。（注：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国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
至于中共与共产主义，汪伪诸人的攻击更加无所顾忌。汪精卫对日本方面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绝对相反。盖民生主义以社会合作为骨干，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为骨干，一为和平，一为扰乱，不能相容也。”（注：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国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在回答欧美记者提问时，汪是另一种态度，“将来之中央政府即现在之国民政府，不过从国民政府中除去共产党人及为共产党劫持之人，而易以和平反共建国之分子”。汪的如此立论，预留了后路，他说，将来由“和平反共建国分子”主持的国民政府不过是“人事更迭，政策变换而已，其国内法律上之地位与国际上之地位，依然如故也”。（注：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国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这是一种欧美人很熟悉的话语，但他的真实逻辑在给国民党人的通电中却被一语道破：“吾人欲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则共产思想尤在所必摒。”（注：汪精卫：《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342—344页。）如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汪精卫的上述三种说法是针对兴趣不同的受众的。
面对汪伪的挑战，重庆方面紧紧抓住汪伪的软肋，直接以确认其“汉奸”身份、剥夺其国民党人的资格，回应汪伪的自我粉饰，使其失去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权力，这一点重庆方面得到了抗战情绪高涨的国人的高度支持。1939年6月8日，重庆方面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8月下旬，除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已被开除党籍外，又决议开除梅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陈群、缪斌等人的党籍。1939年10月1日，在汪伪等建立“中央政权”前夕，蒋介石对中外记者表示：“汪逆卖身投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其参加之每一份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而举国自无一人不知邪正黑白之所在。”（注：《蒋委员长重要谈话》，《国人皆曰——汉奸汪精卫》，正论出版社1939年11曰12日，第1页。）1940年1月，《日汪密约》公布后，蒋介石再次点明汪精卫的行为使“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个秦桧，刘豫、张邦昌的后身，供后人痛愤而已”。（注：《总裁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汪精卫卖国阴谋之总暴露》，1940年1月，第18页。）同时，重庆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利用特殊的时代背景，将政治斗争“通俗化”——塑造汪伪诸人的“娼妓政客”形象（注：段麟郊：《袁四卖与汪四变》，《国人皆曰——汉奸汪精卫》，第37页。），直接毁伤其政治人格，剥夺其自附于国民党的资格。蒋介石说：“中国抗战二年以来，一般军民皆能为国家效忠，无愧其职责，即卑贱如盗匪娼妓，以至于狱中之囚犯等，亦皆能激发爱国良知……”，而汪精卫等人的罪恶，“虽百死不足蔽其辜”。（注：《蒋委员长重要谈话》，《国人皆曰——汉奸汪精卫》，第2页。）蒋暗示汪不如娼妓，而舆论则明白直攻之。吴稚晖回顾汪朝秦暮楚的政治历史，直呼其为“妓女政客”。（注：吴敬恒：《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出版，第84—95页。）《扫荡报》称，“汪逆既为利欲所诱，自甘暴弃国民党决不能因其以往曾取得党员资格之故，而遂宽纵其残害民族之巨罪……汪逆尤欲冒称国民党，称呼党员为同志，此犹极下贱娼妓，强呼良家女子为姊妹行，徒令人作三日呕耳”。（注：扫荡报：《呜呼汪逆》，《国人皆曰——汉奸汪精卫》，第13页。）国民政府侨委会在对海外侨胞广播时称：“（汪精卫）的领袖欲也可以满足了，只在这一点上，他不惜出卖人格，辱灭祖宗，像妓女一样倒在敌人的怀里，任敌人玩弄。”（注：《对于汪逆降敌卖国侨胞应有的认识和努力》，《国人皆曰——汉奸汪精卫》，第23页。）
重庆方面并不十分理性的反制汪伪的措施在当时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汪伪做足了文章的国共合作问题，重庆方面在五届六中全会后，调整了对中共政策，国共摩擦、冲突不断。在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之后，指责重庆方面和蒋介石受中共蒙蔽、挟持已经无人相信；太平洋战争后，甚至曾强烈反共的英美也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继续打反共牌，当然可以取悦于日本及其盟友，但无助于其改善国际社会中的傀儡形象。汪伪乃将其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追求重点转向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是国民党自创始时就有的重要诉求。孙中山在世时，由于长期不处于执政地位，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欺凌中国感受尤深，留下大量遗教，所有自称是国民党的人无法不对这一点有所交代。
汪伪政府成立后，对日本根据《日汪密约》等取得的一系列侵略权益已经无法置喙，但它本来对支持重庆的欧美列强可以有所动作，然而，汪伪“外交”以日本的战略需要为指针，在日本对欧美列强关系未最终破裂前，汪伪也只是在上海租界不断给欧美制造麻烦而已。（注：Fredric Wakeman,Jr.,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汪伪提出参战问题，企图以此取得国际地位。日本方面认为“此足以妨碍全面和平”，可能导致英美空袭南京、暴露日本弱点等负面效果，而予以拒绝。（注：《周佛海日记》（下），第715—716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10—512页。）
但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不断失败，日本开始实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策。1943年间，日本抢在英美与重庆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将天津、广东、北平、厦门、上海、汉口等地的各国租界陆续“交还”汪伪，东条英机在1943年3月访问了南京，1943年10月30日，日本更与汪伪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声言“尊重其主权及领土”，规定了撤军等事项，汪精卫对此兴高采烈，作为其攻击重庆方面的重要武器，他说：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己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敌34—35页。）
在汪伪来说，从日本那里得到这样的“平等条约”已是望外之喜。而重庆方面，随之得到英美等放弃治外法权、租界等权利的“平等新约”，在随后的开罗会议上，不仅蒋介石与邱吉尔、罗斯福在表面上平起平坐，中国跻身“四大盟国”，而《开罗会议宣言》所许诺的，更上溯到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所攫取的中国利益，这些是汪伪甚至无法向日本启齿的。换言之，在争取国际平等地位上，汪伪仍无法取得主动。但谩骂是少不了的，自欺欺人的狡辩更是少不了的。汪精卫说：“英美在这时候来说废约比空口说白话更要无聊。况且还只是一张预期支票，其能否兑现要到战后才加以考虑，那么连空口说白话也说不上……英美在东亚的希望，全在蛊惑重庆，使之执迷不悟，在东亚团结的历史上，留下一些污点。”（注：《汪精卫对伪高级军政长官训词择要》（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2编第5辑，《附录》（上），第573—575页。）
战争后期，以汪伪集团的实力，已不足以言与重庆争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但它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国民党政治符号。汪伪诸人在与重庆方面暗通的过程中，明确了以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正宗的立场；然而也没有公开与日本方面决裂。在首鼠两端之间，国民党政治符号对汪伪的意义转变为：一方面，呼应日本方面“强化国民政府（按：指汪伪）”的“对华新政策”，使汪伪向日本争取有限权利的要求正当化；另一方面，成为汪伪诸人预留政治后路的护身符。这里，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周佛海在战后被审判时的抗辩，汪伪诸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逻辑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沦陷区的人民再振作了民族精神，再加强了民族意识。自敌寇侵占后，陷区人民目不睹国父遗像和国旗，耳不闻国父遗嘱和国歌，至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国民党的活动更是被敌寇悬为历禁。中央是不是希望陷区人民目能瞻拜国父遗像和国旗，耳能听国父遗嘱和国歌，以加强其民族意识和精神呢？中央所希望而当时不能做到的的，我们替中央做到了，难道是“祸国殃民”吗？第二、敌寇是要灭党的，而在他们的占领区，国民党活动起来了，三民主义宣扬起来了；敌寇是要打倒青天白日旗和国民政府的，而国民政府却在他们后方成立了，青天白日旗又代替五色旗飘扬了。（注：《周佛海之答辩书》（1946年11月2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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