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对华关系与越南
——以福特至卡特时期为中心的讨论
朱卫斌 冀思宇
内容提要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从南越的撤出既象征了其力量的相对衰落，又极大损害了其国际信誉。为了避免中国对其丧失信心，影响到东亚地区的稳定和联华制苏大局，美国对华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形象的行动，以显示其力量和决心。因背负抛弃南越盟友的责任，福特难以在台湾问题这个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让步，从而迟滞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卡特执政后，越南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关心，利益趋同的战略区域，中越关系恶化和越南对苏联的靠拢赋予了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以动力。美国在中越边境战争中对中国从多方面进行了支持，确保了美国对华关系不受影响，继续向更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 美国对华关系 越南因素 福特 卡特
越南作为影响美苏力量平衡的关键区域，又涉及中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在70年代以中美苏三角关系为主线的冷战背景下对美国对华关系施加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这种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主要集中于越南战争时期。对福特、卡特两任总统执政期间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仅在相关论著的一些章节中有所涉及，有些研究集中于南北越统一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为探讨越南与美国对华关系的联系提供了背景支持，有些研究涉及美越关系正常化对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中越关系恶化对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以及中越边境战争期间美国与中国的互动，但论述不够深入，材料不够翔实，且未将这一时期越南与美国对华关系之联系进行系统性阐释，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间。
福特政府对南越盟友的抛弃和南北越的统一使美国的力量和信誉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中国对于美国的价值得到较大提升。卡特上台之后，中越关系加速恶化，越南逐渐倒向苏联，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关心，利益趋同的战略区域。这种前后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美国对华关系的战略考量和具体策略，对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和两国各方面关系的持续深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虽中国方面相关档案仍未开放，但福特、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 等文献和数据库已陆续公开相关的档案文件，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也陆续公开发行，为该时段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本文拟以上述材料为基础，结合其他论著，以美方视角切入，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与越南之间的联系。
美国撤出南越与其对华形象重塑
美国从南越的撤出是其无力应对越南困局，抛弃长期盟友的结果，既向外界传递出其力量相对衰落的信号，又极大地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造成东亚局势暂时的不稳定。这引起了中国的担忧，给本就僵持很久的美国对华关系增添了新的压力。为了防止中国对其丧失信心，进一步僵化两国关系，影响到东亚地区的稳定和联华制苏大局，福特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形象的行动，以显示美国的力量和制苏决心。
美国从南越的撤出作为美国履行冷战中耗时最长、损失最大的海外责任最终失败的象征，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关乎力量，也关乎决心。1973年1月27日《巴黎协定》的签署虽实现了南北越暂时停火和美军的撤离，但美国仍在支持南越政府，力图保持南北分治。1975年4月30日的南北越统一却象征着美国完全抛弃南越盟友和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越南统一事务进行强力干涉的彻底失败。这种放弃责任和无力完成目标的结果是美国进入冷战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使得美国以一种衰弱和不负责任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形象远比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暂时失势要生动得多，也强烈得多。
美国从南越撤出后，地区力量格局的剧变和美国背叛盟友的作为震动了东亚各国，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其对外关系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造成了东亚局势的不稳定。顺利实现统一的越南军事实力陡增，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新加坡、韩国等盟友都对美国的力量和信誉表示怀疑，陆续请美国对自身安全做出保证，①并开始变换外交策略，要求美国撤出或削减驻扎在其领土上的兵力，与域内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试图保证本国安全。②南北越统一后两个月不到，马尼拉条约组织宣告解散，使得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集体安全架构陷于瓦解。在美苏全球对抗的战略大环境和苏联已推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背景下，这种态势进一步刺激了苏联的野心。苏联不但举行全球性海军演习显示力量，还利用美国撤出所造成的力量真空强化间谍活动，加紧扩张渗透。③东亚的未来充满变数。
中国方面对美外交的核心是联美制苏，没有估计到北越会在短短四个月内击败南越，更想不到美国会完全抛弃南越盟友，为苏联敞开东亚地区的大门。中国对此怀有矛盾心态，既担心美国会抛弃原有的诸多义务，置制苏责任于不顾；又认为越南问题的终结可使美国将从越南转移出来的精力和力量用于抗衡苏联。人民日报5月和7月的多篇评论都称苏联试图利用美国收缩的机会挤进东南亚地区，美国则在战略上处于被动。5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访法时也表示了相同的担忧，希望美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发挥持续的、巩固的作用——主要是在打击苏联方面。④
这些情况给美国造成了要向中国重塑自身形象的压力。在美国看来，中国是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对越南、朝鲜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果美国真的在撤出南越后一直以“战略被动”的形象出现，美国之于中国的价值将大打折扣，这将会反过来削弱美国抗衡苏联和保持东亚地区稳定的能力。因此，通过向中国表现其对世界事务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决心，特别是抗衡苏联方面的决心来化解中国的担心，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哈比卜等人5月8日的备忘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支那事态的发展加深了中国对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寻找新的政治机会的担忧，建议要向中国投射出政府的外交政策坚定和有目的性的印象。”⑤
其中，上海 ·中骏世界城项目总用地面积100512.8 0m2，拟建总建筑面积458988.89m2，地上主要设置高层办公、多层办公及商业街，地下包含停车库下沉广场及地下商业步行街等功能。项目拟采用透水地面、雨水回收、活动外遮阳、蓄热蓄冷技术等多种绿色技术，并于方案阶段采用绿色建筑系列软件进行项目室内外风、光、热环境的模拟计算，通过主被动结合方式达到高星级绿色建筑认证要求。
由“越南责任”引发的这种重塑形象行动发端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会晤。哈比卜等人的分析得到了基辛格的认可，他在南北越统一仅9天后即会见了黄镇，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所称的美国处于战略被动期的说法进行了反驳，称美国只是需要一段短暂的重新评估期，绝对没有保持被动的意图，对霸权危险的评估绝对没有改变，上海公报中的反霸内容仍将是美国政策的指导方针。⑥这次会晤的讨论范围很广，实质上是建构了一个对华形象重塑的框架，它涵盖了中国所关注的美苏战略博弈中的诸多方面。
在践行欧洲和东南亚地区责任方面，基辛格承诺将同东南亚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反对苏联的亚洲安全体系，在福特政府的剩余时间里不会从泰国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撤军，在泰国也仅会撤出部分军队。强调不会从欧洲撤军，将加强防御力量，避免欧洲国家的政治向左翼政党转移。⑦这实际上是向中国表示将维持在欧洲和东南亚这两个中国最为关心的美苏争夺区域的力量存在。
在支持盟友，凝聚制苏力量方面，基辛格表示将同盟友保持密切关系，并向中国详细描述了加强与欧日关系的方式方法，即坚持鼓励日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密切合作，共同制定能源和粮食等方面的政策，使其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将设法解决美欧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些争论，并将在总统层面访问土耳其这个地中海南翼易被苏联影响的国家，强化中央条约组织的力量。⑧
10月的基辛格访华深化了对华形象塑造的层次，通过深入探讨美苏战略武器比较的细节显示力量。基辛格向邓小平副总理详细介绍了美国战略力量的优势，即美国不论在核武器的多弹头化、准确度，还是在核武器生存能力上均领先于苏联。⑨他还在随后与毛主席的会谈中表示了美国使用战略力量的决心，称如果苏联攻击欧洲，美国肯定会使用核武器。⑩
对于工程建设的相关规范、标准的编制和修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积极组织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宣贯学习和技术培训。特别是设计单位，要更新观念，积极进行相关软件的研发升级，将高强钢筋应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纳入到工程实践中。
福特访华期间，继续在基辛格建构的框架内提升美国形象。他表示美国正强化反坦克能力，敦促西欧各国加强葡萄牙的反苏力量，并取得了重大进展；透露美国将强化一直以来较为薄弱的北约南翼和安哥拉地区的反苏力量。还提到美国将与泰国合作，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解除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等。
泰国是反制越南和苏联亚洲安全体系的重要地区力量，巴基斯坦则是制衡苏联盟友印度的关键，福特这样说的意思不言自明。
如果说上述的承诺、行动和显示力量仅局限于一地或一事的话，福特在访华后抛出的“太平洋主义”则是将对美国形象的重塑融入了一种思想体系之中。该主义是南北越统一后美国对整个东亚国家宣示力量和责任的集中体现，专门提到“美国力量是太平洋地区保持权力平衡的基础，保证亚洲盟友的独立和主权完整是美国政策的最高目标”，“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以及“美国将继续寻求在东南亚的稳定和安全中发挥支柱作用”等。
“太平洋主义”以体系化的形式强化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责任，作为公开宣示的一种主义，对华发出了美国具备制苏力量和决心的最强音。
越南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中的双重作用
福特政府时期对美国形象的重塑不仅针对中国，还针对其所有盟友，这种力量和责任的宣示实质上是向盟友保证美国不会如抛弃南越政权一样抛弃他们。台湾作为其盟友之一也收获了这种保证，这使得美国难以抛弃台湾，也就难以在这个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让步，从而迟滞了对华关系正常化。在卡特时期，越南则反过来通过加剧东南亚紧张局势和恶化中越、中苏关系赋予了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以动力。
美国对南越政权的抛弃和在印度支那地区失去影响力的情况较大地提升了国内政治对所谓“牺牲”盟友的敏感度，对美国对华关系来说，即是丧失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议员们对美国在印支地区失去影响力的行为异常敏感，对政府造成了需要对关键盟友进行安抚(并警告可能的对手)的压力，而台湾就是这些关键盟友之一。
这种压力促使福特总统在1975年5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基于此，美国政府内部也对年内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表示悲观。
对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台湾问题在对华关系正常化中的地位，美国是非常了解的，这使得福特在任内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成为不可能。基辛格于福特上任之初的1974年11月访华时关于“倒联络处”方案和将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考虑放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前置条件的提议遭到中方强烈批评，中方重申“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表示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中国绝不后退的立场使得在美国抛弃南越盟友后更难以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福特对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不抱希望，尽管基辛格几次提醒他，表示尼克松原本准备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福特仍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进入1976年，福特面临大选压力,更担心在这个敏感时期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因此在上一年年底访华期间，就对邓小平副总理直言正常化问题需留待大选之后解决，
实际上放弃了在自己任内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Enrico Fardella, “The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A Reassessment”,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33, No. 4 (SEPTEMBER 2009), p.559.
就美国本身的对华战略架构来说，福特基本延续尼克松的做法，在中苏之间搞平衡。到卡特时期则为之一变，他本想淡化冷战思维，实现美越关系正常化，但随着苏越关系的密切、中越关系的恶化和越南对柬埔寨野心的日益暴露，卡特本人越来越将越南作为苏联力量的延伸来看待，对越评估更多与苏联挂钩，直至发展为与中国合作孤立越南，共同援助泰国和柬埔寨，遏制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政策。可以说，越南强化了美国的制苏战略思维，提升了中国之于美国的价值，拓宽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副总理在与卡特总统的秘密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将对越南进行适当有限的教训，以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卡特则引述其国务班子所列举的对越打击可能引起的种种负面效应作为回应。
翌日，他又更详细地向邓小平副总理阐述了对越作战的消极影响，称其有升级为地区冲突的风险，会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招致苏联对越南更深程度的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没有对中国惩越作战的计划进行谴责或直接反对。时任中情局高级官员，后任局长的罗伯特·盖茨后来写到，卡特的决定仅仅是力促中国克制，这是邓小平可能已经希望看到的最好信号，并未提及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对华经济和军事合作，只是温和地——尽管是坚定地——表达了对此事可能引发问题的忧虑。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中国透露的秘密将被泄露，以警告其打击目标或给中国人的计划制造困难。
布热津斯基事后也称，在这关键的三周时间里，中国人看到自己交上了一个可靠的朋友，他们可以对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事情，我们能严守秘密，我们的公开表态——形式上是批评，实质上是帮忙——既坚定又一贯。
遵循这种逻辑，越南问题经由当年5月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对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布热津斯基专门在随行人员中加入了印度支那问题专家，与中方围绕越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明确对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表示，“就越南来说，美国反对建立一个由越南主导的‘印支联邦’，越南对柬埔寨的控制意愿不仅来自其本身，也来自苏联。”
会间，双方发表了各自对该地区局势的看法，取得了要阻止越南建立“印支联邦”和严防苏联对该地区进行渗透的共识。
这种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的氛围一扫之前万斯访华后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双方商定于6月份正式开启建交谈判。
建交谈判开始后，越南问题继续在布热津斯基推动对华关系的努力中发挥着作用，他继续通过与中国协调对越政策增进双方互信，为谈判助力。谈判期间，布热津斯基持续向中方表达了美国会在处理越南问题时顾及中国的利益，并进一步与中国协调对越政策的意图。美方在内部准备会晤协商要点时还认为要尽可能了解中国对越南的立场，以作为美国制定对越政策的参考。
布热津斯基还通过劝说卡特延缓美越关系正常化消除了中国的疑虑。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不久，越南便向华盛顿抛出橄榄枝，希望重开美越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并撤去了之前要求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万斯领导的国务院对越南的示好做出了积极回应，卡特也同意在11月国会选举之后继续推进美越关系正常化。
但美方在中美会谈中也捕捉到了中国对美越关系正常化的消极态度。10月3日，在万斯与黄华的会晤中，万斯将越南放弃建交先决条件一事告知了黄华，黄随即提醒美国，中国对越南超过200亿美元的援助都没能抑制得住它的扩张。越南尚处于与苏联的“蜜月期”，在短时间内难以从苏联那里得到教训。
中情局和国安会的相关分析报告认为，对美越恢复外交关系的失望有可能助长中国国内反对对美开放的力量，美国在与越南的交易中要谨慎，以免给北京的谈判带来破坏性影响。
布热津斯基支持这一论断，开始用各种手段游说卡特。在他的不断劝说下，美国政府最终延缓了美越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消除了对华关系正常化中的一大障碍。有学者认为，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后，越南因素的干扰是双方从7月到9月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虽然现在没有直接材料佐证这一论断，联系到中国当时已在筹划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并于翌年2月正式发动对越惩戒的事实，如果美国当时仍积极推动对越关系正常化，甚至在对华关系正常化之前实现对越关系正常化，必将激起中国的不满和猜疑，影响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大局。
中越边境战争与美国对华支持
在应对中越边境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态度看似前后不一，在战争酝酿过程中态度含糊，战争爆发后又采敦促中越双方同时撤军的口径，但实质上从多方面对中国进行了支持。这种支持可看作是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自然延伸，中越关系恶化和越南倒向苏联推动了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而防止刚刚取得的关系正常化成果受到影响和制苏需要正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支持中国的主要原因。
越南的反华、亲苏和扩张主义倾向恶化了印度支那局势，使得中越冲突不可避免。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大肆迫害境内华侨，向老挝和柬埔寨扩张势力，并逐渐向苏联靠拢，1978年6月加入“经互会”，11月，与苏联签订长期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12月25日即发动侵柬战争。
这使得中国南北两个方向的安全环境同时恶化，发展到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南方的越南问题，同时又要警惕北方苏联威胁的程度。
为了遏制越苏合谋，在东南亚扩张势力的企图，中国开始准备对越惩戒，并于1月19日通过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就“可能发生的中越军事冲突”问题征求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意见。霍尔布鲁克在25日的回应是“这种冲突将会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后果”。
1月26日，即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卡特总统的前一天，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中情局局长特纳及布热津斯基一起建议卡特在翌日的会谈中告诉邓，美国已在积极孤立越南，如果这时中国对越采取军事行动，将抵消美国的这种努力。
Although God's voice states that the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is merely a"shadow,"Eve initially choose to return to her illusory"image".When she sees Adam for the first time,she turns away from Adam at first because he does not seem as attractive as her own,which shows Eve’s resistance to Adam.
美国早已得知中国正准备对越作战，在与中方会晤中表现出一种警示但又不明确反对的“半推半就”姿态，实质上对中方发起战事起到了一定的默许作用。
布热津斯基与其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将越南看作是苏联势力的延伸，并看到了中国对越南的戒心，认为要通过拓展与中国在越南的战略合作关系，抑制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对东南亚的扩张，乘势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反对万斯关于美越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布热津斯基和国安会看到，1977年5月美越关系正常化谈判陷入僵持，越南逐渐倒向苏联后，中越间的不和谐音日益凸显，中国领导人多次对美越关系正常化谈判表示反对。国安会的分析还认为，与美国有较大利益关联的东南亚诸国也受到了越南的威胁。基于这种考虑，布热津斯基逐步将限制越南当作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在。而随着美国国内反苏政治压力的提升和苏联扩张势头的步步紧逼，1978年年中之后，以联华反苏倾向著称的布热津斯基开始成为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得以将自己的想法渐次落实。
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敲定的关于这场战争的相关措辞也构成了一种对华支持。2月16日，即中越边境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在从柴泽民转来的邓小平口信中获知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后，卡特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确定了就此事件对苏联的声明，在向苏联发送的关于该战事的信息中明确对美苏双方行动的约束，使用“只有各方力行克制，才能避免目前局势中隐含的危险，恢复该地区的和平，美国愿意为此进行合作”的措辞。
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这句话包含着如果苏联动手的话美国也要做出军事反应和暗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苏联人必须采取克制态度两者有一定关联的意思。
因中国对越作战最大的顾虑就是苏联可能的进攻，该措辞可视为对中国的直接支持。声明还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因中国对越作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即为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故美国的这种“双撤军”口径其实也支持了中国的立场。
比如，红寺堡区大河乡大河村30%以上的土地已经盐渍化，无法种植粮食作物，通过开沟和埋管等方式排除盐碱可以减轻土地盐渍化，但村民反映，效果不明显。目前在盐渍化不太严重的土地上可以种植枸杞，但是如果盐渍化得不到有效控制，严重盐渍化的土地只能抛荒。
美国还通过实际的军事行动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中国对越作战期间，苏联提升了援越力度，取消苏军休假，
派舰队在中国西沙群岛附近巡航，为越南“撑腰”。美国则针锋相对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了军演，
并强化了该区域的海军力量。
这等于中和了苏联的行动，帮助中国管控了苏联在中越交战区附近海域的活动。
为了验证前面标定式(7)的重复性,本文利用了297×10-6、694×10-6、1 100×10-6标准气体在25 ℃温度下每隔一分钟测量一次,连续测量10 min,测得10个数据,绘成图13(a)所示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曲线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为了验证实验系统的稳定性,对浓度为495×10-6的CO2样气进行了长期多次测量,每隔3 min测1个数据点,待测得10个数据点后,间隔半小时,继续测量,重复多次,结果如图1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在±50×10-6左右,达到了预期水平。
中越战事期间，美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后续事务的态度也反映了此种支持。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将于2月24日访华一事早先已经中美双方商定，但由于美国在2月16日才得知中国要在翌日惩罚越南，对该行程顾虑重重。在2月19日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万斯、蒙代尔、霍尔布鲁克和布热津斯基围绕此事进行了争论，卡特在审阅过这次会议的备忘录后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同意布卢门撒尔按计划访华。
在中国亟须外界支持的非常时期，一位这样级别的美国高官访华，其意义不言自明。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与中国达成了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任期内都难以达成的资产声索协定。布卢门撒尔回国后也向卡特报告说，他认为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调整自身立场，配合美国解决中美产权纠纷，并确保其访华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欣赏卡特在中越战事期间继续推动其访华。
石门水电站作为陕西省农村小水电增效扩容试点项目已经通过评审，即将实施。该电站位于汉中市以北15 km的褒河峡谷出口，建成于1978年，是利用石门水利枢纽灌溉、泄水进行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目前电站装机8台，总容量4.26万kW（原有6台机组装机4.05万 kW，近期新增 #7、#8两台机组0.21万kW）。石门水电站运行30多年来，累计发电量达到28亿kWh，为汉中工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电站主要设备严重老化，绝大部分已到报废程度，机组出力下降，效率低下，无自动化监控系统，运行管理消耗大量人力资源，生产安全管理形势严峻，亟须更新改造。
因此，在中国惩越作战的筹备期和进行期，美国通过避免直接否定中国对越作战和未将其与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对中越两国“双撤军”的口径、以及军事、高层互访等各个层面对中国进行了支持，这对防止苏联趁机对华发动进攻有重要作用。在中越交战的二十多天里，苏联的反制动作始终停留在恫吓层面，未对中国进行军事行动，也未直接介入中越间的战事，这与美国对中国的上述支持是有一定联系的。也正因如此，3月15日，华国锋主席在致卡特的信中对其在此事件中所持的立场表示满意。
结 语
就中美关系本身来说，越南在福特执政时期既激发了美国对华重塑形象的行动，又阻碍了对华关系正常化，而在卡特时期则强化了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了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布卢门撒尔在中越战事期间访华所达成的资产声索协定扫清了美国与中国谈判商务条约的障碍，而这项商务条约将是美国售华军事装备的前提。在中越边境战争结束的4个月后，卡特总统明确表示要推动美中军事关系，之后的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则标志着“非致命性军事装备”输华的开始，两国关系的安全色彩日浓。
《洪范五行传》灾异思想析论—以战国秦汉五行及时月令文献为背景……………………………………程苏东（184）
卡特政权负责对外关系的两位关键人物——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越南的立场完全不同，万斯并未将对华关系正常化与越南联系在一起。1975年之后，虽然苏越联合在印支地区扩张的苗头已出现，但以万斯为首的美国国务院仍将越南看作是一个地区力量，与苏联并非盟友关系，反而可以借助与其发展关系平衡苏联的势力，
并通过此事抑制越南对邻国的冒险主义，为美国商人获得商业和经济机会，因此积极推动与越南关系的正常化。
就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来说，南北越统一使得美国的力量在亚太地区被大幅度削弱，但受越南因素推动的中美战略互信提升和关系正常化又使得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借助中国的力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实际上，中国在进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之后日益承担起稳定该地区局势的作用，并对包括美国多个盟友在内的东南亚诸国提供了安全保护，遏制了苏联借助越南在该地区的扩张。
综上，越南可被看作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华关系和对华战略的一个节点，它弱化了两国之间的猜疑，凝聚了联合制苏的力量。如果没有越南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发展速度可能会减缓，中苏关系在70年代后期可能还有回旋余地，中美苏三角关系也可能不会在卡特后期走向中美“准”结盟对抗苏联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南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关系，也在后来冷战的发展方向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①“Talking points for a meeting with Chung Il-kwon, Speaker of the South Korean National Assembly, regarding U.S. security commitments to South Korea. White House, 7 May 1975”, USDDO ，CK2349126627; “Brent Scowcroft discusses 5/9/75 meeting between Donald Rumsfeld and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White House, 9 May 1975”, USDDO , CK2349048696.
蚊媒吸血行为涉及受蚊媒本身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宿主因素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可为预防蚊虫叮咬和控制按蚊传染病传播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②Peter W. Roadman, More Precious Than Peace :The Cold War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 , New York,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4, p.130.
③《加紧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 苏修竭力向东南亚扩张大搞间谍活动》,《人民日报》1975年5月4日；《在“缓和”幌子下疯狂扩军同美国争霸 苏联举行全球性海军演习引起严重不安》，《人民日报》1975年5月5日；《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75年5月9日；《做贼心虚》,《人民日报》1975年7月4日；《前门拒狼 后门防虎》,《人民日报》1979年7月29日；《鱼目混珠 居心险恶——评苏修向东南亚推销“亚安体系”》,《人民日报》1979年7月30日。
各土层均湿陷系数均小于0.015，不具有湿陷性，场地为非湿陷性场地。渠道沿线标准冻深1.5m，渠线范围内粒径小于0.075mm的颗粒含量大于总土重的10%，判断渠基土均为冻胀性土，采用符合抗冻胀要求的砂石料换填处理渠基［2］。
④“Teng Hsiao-ping Visit to Paris. United States, May 16, 1975”, DNSA ,Item Number: CH00352.
⑤⑥⑦⑧⑨⑩FRUS , 1969-1976, Vol.18, China, p.662, p.666, pp.666-667, pp.670-671, p.776, p.793, p.676, pp.580-583, p.895.
笔者所在学院为财经类院校，传票翻打是学院许多专业学生的必备技能，因此，亟需一款供日常教学及训练用传票翻打测试软件。经与相关专业教师共同探讨和分析，确定自己研发的传票翻打测试系统必须具备的以下功能和特点：
James H.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 ’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p.69.
“Address by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December 7, 1975,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librarymuseum.gov/library/speeches/750716.asp,2014.08.21.
FRUS , 1969-1976, Vol.18, China, p.882, p.886, p.891.
塞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机年代》，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133页。
卡特上台之后，越南加速倒向苏联，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并暴露出对柬埔寨的野心，逐渐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热点。随着对苏强硬的布热津斯基日益取代万斯主导对华政策，防止越南与苏联合谋，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势力的考虑成为推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动力。
FRUS , 1977-1980, Vol.13, China, p.429, p.455, p.552, pp.599-600, p.726, pp.767-770, pp.770-771, p.798, pp. 809-810, p.818, p. 831.
比尔·盖茨在演讲结束后说出了自己的困惑，那个男学生笑着说：“其实我每次听演讲都这样做，因为我除了想增加自己的发言机会外，更希望让你们能记住我的名字。”
“Michel Oksenberg’s memo to Zbigniew Brzezinski on an agenda for Brzezinski’s meeting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Han Hsu,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 Aug, 1978”， p.4, USDDO , CK2349105777; “Summary of Zbigniew Brzezinski’s meeting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Han Hsu regarding Soviet involvement i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White House, 2 Aug, 1977”, USDDO , CK2349155862.
Steven Hurst, “Regionalism or Globalism?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 32, No. 1 (Jan., 1997), p.88.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60、162页。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Jimmy Carter from Cyrus Vance, Department of State, 25 Jan. 1979”, p.2, USDDO , CK2349498744.
Robert M. Gates,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 ’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p.121.
⑥⑪⑫㉑㉙㉜马 克 思: 《资 本 论 》第 1 卷，人 民 出 版 社 2004 年版，第 587、209、587、229、97、104 页。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70、467-468页。
FRUS , 1977-1980, Vol.13, China, p.798. 具体表述参见FRUS , 1977-1980, Vol.6, Soviet Union, pp. 514-515。
《日记者说美正集中注视中苏边境局势》,《参考消息》1979年2月20日。
《美“星座”号航空母舰开向南海》,《参考消息》1979年2月28日；《美报报道：美舰队在南海跟踪苏海军舰艇》,《参考消息》1979年3月4日。
新洋分公司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经营、团队管理、权责明晰、目标考核、科学管控”的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国有农场发展现代农业的优势，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提高经营效益。
作者简介： 朱卫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冀思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蒋秋明〕
标签：美国对华关系论文; 越南因素论文; 福特论文; 卡特论文;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