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省首先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8月开始，人民公社化席卷全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河南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和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省。近年来，有些文章对此进行考察、分析，提出了不少正确观点和精辟论断。不过，这些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有些方面缺乏深层原因的探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对这一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思考，以有助于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小社并大社是由小社变大社演变而来的。小社变大社，河南安阳县南崔庄是一个先进典型，得到舆论和中央主要决策者的首肯和认同，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导向作用。1955年12月毛泽东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作按语，肯定安阳县南崔庄“小社变大社”的做法，把富裕中农看作是农村最大的资本主义势力，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已经不是真理，鸡毛在中国正在上天。这个按语被河南省委很自然地看作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也使河南的广大干部群众“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于是，1956年上半年河南基本上实现了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每社平均350多户，其中千户以上的有808个。但由于一些社员收入减少，村与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少数干部作风恶劣等原因，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方农民开始闹退社。1957年1月河南省委发出《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按处理敌我矛盾方法处理了“闹社”问题。随后，对于“闹社”问题，不少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河南省委派人进行了专门调查，在弄清真正原因后，实事求是地重新对临汝闹社问题作了处理。实际上带头闹社的主要是贫农和中农。这时的河南省委纠正了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进而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当时河南农村的实际情况，河南省委认为，大社不好管理，问题较多。在河南省委的指导下，千户以上的大社划成小社，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中共中央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实际上肯定了河南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的“大社划小社”的做法。
这个时期，对农村工作影响较大的反右扩大化，反映到理论上，就是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农村，富裕中农自然就成为主要敌人，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农村最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主要解决“上面”的“机会主义”。因此，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并说以后不可再提“反冒进”的口号。〔1〕在南宁会议上，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的农业情况。对禹县治山治水、战天斗地的动人景观，毛泽东“兴致很高”，“连连赞扬”。对原阳县提出的“苦战三年，三红变三白，根本改变全县面貌”的口号，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改为“苦战三年，全国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2〕尽管由于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指责，使会议气氛较严肃，〔3〕但是河南的工作却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南宁会议后，河南省委在贯彻南宁会议精神时，劲头十足，而头脑也随之开始发热。1958年1月底，河南省委确定了河南省全面大跃进的目标。至于河南省委大社划小社的做法，显然与批评“反冒进”的大气候不一致，但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指示，河南省委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4〕。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坚持大社划小社的做法，第二书记吴芝圃则持反对意见。1958年3月中共中央的成都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主要是肯定大社优越，要求办大社。成都会议实际上解决了河南省委在小社优越还是大社优越问题上的争论。成都会议后，潘复生作为河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受到公开批判。于是，人们的头脑日益发热，不久取代潘复生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头脑就更热。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小社并大社问题的同时，还提出“解放思想”以及著名的“崇拜论”。“解放思想”是1955年12月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按语的错误发展，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解放思想已基本上脱离实际，因此就陷入误区。“崇拜论”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同起来，这就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解放思想”和“崇拜论”保证了“小社并大社”的顺利贯彻执行。既然如此，那么被“委以重任”的吴芝圃，在“小社并大社”问题上也就不遗余力了。
与此相巧合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4月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其材料来源于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靠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感人事迹的报道。文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著名论断，一经发表，就被人们广为传诵，到处引用。首先这篇文章本身是对1958年11月以来河南省大跃进的肯定。之后吴芝圃提出，应当“像毛主席曾经介绍过的封丘县应举合作社那样”，“要在一张白纸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5〕其次文章试图把毛泽东的认识、观念和理想通俗化，便于中国人民接受，从而大大激发其建设“最新最美”的新中国的斗志。就在1958年4月发表了成都会议关于小社并大社的意见，于是“小社并大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河南省就较早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浪潮。遂平县委在1958年三四月间在个别乡就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重点试办，4月中旬将杨店、土山、槐树、鲍庄4个乡和张堂乡的一部分共27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定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4月20日改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了。7月中旬，遂平县委把全县农业社都改名为“人民公社”。8月初，全县10个人民公社合并为一个大型的遂平卫星人民公社。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6〕成为“小社并大社”浪潮中舆论导向的主流。这样，从舆论导向到实际工作，由“小社变大社”发展而来的“小社并大社”，就极为迅速地转变为建立人民公社，河南则尤为突出。
二
建国后，毛泽东对河南的农业生产和集体化都给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人民公社前夕，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河南农村视察。1958年8月6日至8日，从新乡七里营到郑州郊区，从“烟叶王国”襄县到深翻土地闻名的长葛县，从兰封县黄河东坝头到商丘县道口乡试验站。其中，对河南乃至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有直接影响、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是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了解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
1958年7月4日，新乡县七里营乡的56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大社，拥有31000名社员和91000亩土地，于8月4日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5日晚毛泽东从吴芝圃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的汇报中得知新乡县七里营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决定亲往视察。毛泽东视察七里营的直接作用和重要影响有三点。第一，耿起昌提出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可以吗”时，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第二，毛泽东从公社干部那里得知，大社管理没有困难，从而认定小社并大社并没有错，理所当然地应向前发展。第三，毛泽东希望“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则保证：“有一个这样的社，就会有更多这样的社。”〔7〕这是毛泽东这次视察河南农村的第一站。吴芝圃既然向毛泽东作了保证，那么不仅要做得更多，而且还要做得更快。这时，河南省委领导层中，吴芝圃的脑子最热，〔8〕后来的两次郑州会议也没有解决省委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
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他拿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和这个人民公社最早提出的“吃粮不要钱”的观点。这两点是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所无法相比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这一地区忽然热闹非凡，参观学习的人很多，人们最为新奇的是公社自办了公共食堂。河南省委感到在农村常年办食堂，是方便农民的举措，认为有推广价值。于是，由《红旗》杂志社记者李友九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草拟了一个简章，史向生和信阳地委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研究和修改。简章草稿中提出了“吃粮不要钱”的观点。因此，毛泽东急切地想了解嵖岈山的情况，8月6日一直等着史向生的汇报，史向生“感到很意外”。〔9〕8月7日凌晨，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各方面的情况，如办公共食堂；农民劳动时已军事化；一个公社有5万人口；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对此，毛泽东给予肯定，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10〕“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政权，这叫政社合一。”〔11〕毛泽东非常赞赏仿照军队组织的连、营、团形成的劳动组织形式，随后流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就是由刘少奇提出经毛泽东首肯的。可以看出，通过史向生的汇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了较全面、具体的了解，使他“如获至宝”的那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初稿，后来就成为全国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依据。这时，毛泽东对舆论导向的把握是在视察中进行的谈话和讲话，新闻舆论界则跟随领袖去俯其意图，《红旗》杂志记者李友九和《河南日报》社社长丁希凌都参与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的起草。在宣传过程中把握得更为细致和全面，甚至不惜浮夸吹牛，遂平县小麦试验田亩产3821公斤的卫星升空与此不无关系。当然，毛泽东是反对浮夸的，但地方领导干部有的是为贪功自夸，有的则是对毛泽东发出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怀着忠诚信念。广大干部群众把崇拜毛泽东个人和崇拜毛泽东手中的真理无意地混同起来，于是，毛泽东这次视察河南农村关于人民公社的言论，不能不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既然毛泽东认定“还是办人民公社好”，那么河南乃至全国人民群众也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后，河南全省在半个月内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建立大型的综合性人民公社1355个，平均每社7578户，参加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996%”。〔12〕这样，河南不仅是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的省，也是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省。
三
（一）毛泽东为什么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初稿如此感兴趣？
首先，毛泽东最赞赏的是简章初稿中提出的“吃粮不要钱”的观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反对等级制、特权制，与之相对应的，在经济上主张均贫富、平均主义。嵖岈山公社简章初稿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13〕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加工资制。但大多数地方没有资金，只有供给品没有工资部分；供给制有粮食、伙食和生活基本需要三种主要形式。当时毛泽东讲过，中国共产党有长时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14〕毛泽东所追求的“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以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好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15〕毛泽东强调的供给制就是个人财产一律归公，全民生活统包，这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初搞中“吃粮不要钱”的观点是一致的。
其次，关于生产组织军事化、生产劳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问题。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把凡是能参加生产的社员一律编入军事组织。同时，把生产任务分成一个个战役，一场场战斗，把劳动力分成兵团、突击队、专业队，进行一场场大会战、歼灭战。为了便于组织大跃进，在生活集体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二是集中住宿。〔16〕毛泽东等中央主要决策者那种军人思维方式、组织方式、行为方式还有很大惯性。加上毛泽东等人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价值规律，对于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都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以致实践上出现了偏差。
第三，关于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问题。按照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规定，人民公社应实行政社合一，就不再只是原来高级社那种单纯的经济组织，还是行使政府职权的政权组织。于是，人民公社就由农民变成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由经济组织变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面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史向生汇报过程中，饶有兴趣地说：“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了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17〕在这里毛泽东把五位一体中的“工业、商业、学校”突出讲出来，不是偶然的。他在晚年提倡“缩小三大差别”，就是在公社不仅要搞农业，还要搞工业、商业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由公社办学校、管学校，包括大学，以缩小脑体差别，嵖岈山公社就办有红专大学。毛泽东认为五位一体、政社合一，有利于领导管理，即“便于领导”。特别是对工、商、学这三个行业，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没有领导它们的经验，而对农、兵则已经是轻车熟路。
（二）解放思想的误区
首先，从“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到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等人在解放思想轨道上逐渐滑入误区。应该说，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按语，对于农业合作化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如果当时建立的合作社，如毛泽东所说，“还没有增产”，“还没有变成富社”，那么安阳南崔庄的事迹，也就不会“说服很多人”〔18〕。由于毛泽东在按语中提“小社变大社”，以致办大社的倾向在有些地方抬头。当时安阳南崔庄农业社是88户，按这样的规模办社，还是适应农业社的生产力水平的。然而，在临汝县“闹社”前后，河南的农业社规模就大得多了，每社平均约350多户，还有千户以上的大社808个。农民“闹社”本身就说明，生产关系的变更没有适应生产力水平。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农业社，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减产，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再说“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就不足以服人。就是说坚持解放思想的正确轨道，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而成都会议要求“小社并大社”和毛泽东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这样一种不从实际出发的解放思想，难免陷入误区。
其次，关于“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的问题。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视察河南农村，接二连三提出“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从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对建国后头七年照抄苏联经验思路和做法的突破，随后毛泽东又提出要解放思想。遂平县嵖岈山1958年4月中旬合并成的大社，本来定名为“集体农庄”，但很快就改称“人民公社”。在苏联有集体农庄，似乎嵖岈山人觉得范围还小，在思想上还不够解放。当时嵖岈山集体农庄的负责人陈丙寅说：“最初叫农庄，以后到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毛泽东1958年11月13日视察遂平时，肯定了谭震林的意见，他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而谭震林则含糊地说：“那时候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20〕按理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是关系到全国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不应该在“中央也没研究”的情况下，就决定使用并加以推广。但是，当时毛泽东以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及其他不适用的上层建筑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21〕就是说，应该建立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上层建筑，在农村建立与巴黎公社性质相同的人民公社，不仅条件成熟了，而且体现了亿万农民敢想敢干追求美好社会的愿望。人民公社这个名字使用了20多年，实践证明这个名字不好，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抛进历史博物馆。
注释：
〔1〕〔2〕〔3〕〔9〕〔10〕〔11〕〔17〕史向生：《回忆毛主席在河南的日子里》，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57、58、59、61、62、63、63、页。
〔5〕〔18〕〔21〕《毛泽东对河南指示、题词的手迹》，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9、39页。
〔4〕〔13〕〔16〕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人民公社》，《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7〕〔8〕〔19〕〔20〕《纪念文章》，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154—161、76、198、198页。
〔12〕《人民日报》1958华9月2日。
〔14〕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1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