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与世界史学科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性论文,世界史论文,学科论文,生物多样性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 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6)04－0025－05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文化多元性和全球统一性的历史。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一个千姿百态的客观世界，这是由生物多样性所决定的。人之所以能从野蛮的生物界分离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来实现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超越。从漫长的数百万年进化史来看，人类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历程中，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来展现其无限创造力的。他们不仅创造了代表着文明发展水平的诸多文化成就，而且借助于这些文化成就来提高自身的创造能力。因此，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和客观的表征，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无不体现着人类所具有的无穷创造力。多元文化或文化多元性不仅对整个世界历史，而且对世界史学科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生物多样性决定着文化多样性
生物在自然界中的生存与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和周围环境发生密切联系的，由此形成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生物界的基本规律，指生命有机体及赖以生存的生态综合体之间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包括遗传多样性（某一种内发现的遗传变异）、物种多样性（某一生态系统内种的空间）、群落／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覆盖某一地区各式各样生境类型和生态系统过程），它是全人类食物、水和健康的保障，当然也是变化着世界的生命保障。
生物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多元性，而多元文化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生动体现。由于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必须受其支配的进化规律，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不仅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多样性规律的支配。在人类的早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受到其长期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富有独特性的各种文化形态。
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从狭义、广义和深义三个层面考察了人类社会各个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第一，狭义的文化指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宗教以及科技、教育等等可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文化形态；第二，广义的文化指政治生活中的典章制度、经济生活中的生产交换、社会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它们都标志着民族的文化成就与劳动结晶。第三，深义的文化指在某几个不同领域，或在狭义和广义文化之外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的东西，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1]（前言）。
文化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文化是人类的产物，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人类通过文化创造脱离动物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本身是人所创造的，文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人为的环境。一块原本纯天然的石头，一旦经过人的加工打磨，就可以形成为不同类型的石器，这时它便具有了文化的意义。其实，人类与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在于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文化”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人化”，没有人便没有文化。
从语源上考察，“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拉丁文colore（耕耘），这个词在西方语境中最初指人对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影响，以及人类自身的教育、训练、熏陶与培养。从拉丁文“田地”(ager)和“耕耘”结合生成英文词汇“农业”(agriculture)中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了“文化”原始含义，就是耕耘（土地）和（栽培）植物，而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关注与培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如同种植庄稼一样，只有经过辛勤的劳动，一个人才能具备良好的道德与秉性，就是文明修养或文化素养。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本身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文治”或“文德”(virtue)，取此意时而与“武功”(military accomplishments)相对；二是指教化(civilize)或教育(educate)。在现代汉语中，“文化”则有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之区分，前者特指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后者则泛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学术概念。根据以上考察我们发现，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社会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本身具有知识培养、情操陶冶、道德教化的多种社会功能。
生动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异质性。对于“文化”的含义，总体上可以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角度，即从所谓的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把握。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能力，以及物质的与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仅仅涵盖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特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劳动产品。精神文化主要构成人类精神活动或思维活动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文化代表一个民族一定时期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如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器文化等等。
从存在形式上看，文化可以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形式；从时间顺序上看，又有史前文化、历史（传统）文化、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当代文化等多种形式；从区域地理上看，还有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等类型；从强弱态势上看，既有霸权文化与殖民文化，又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亚文化）等分野。
当然，人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各种文化现象。例如，既有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不同，又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差异，以及还有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差别，等等。
二、文化多元性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
人类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人类不但来自于自然界，而且从属于自然界。他们既是其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的产物，又是客观世界的创造者。由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差异，迄今为止，每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演进，无不呈现出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ivilis，意思是公民的，国家的，社会的，用以表示社会与国家的进步状态。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与文化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当文明的曙光初现于我们这个星球时，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个没有联系的文明点，它们孤寂地散落在世界范围的在不同区域，形成了诸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河和恒河）的古印度文明、东亚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中华文明，爱琴海地区的古希腊文明、亚平宁半岛的古罗马文明等，所以，人类早期文明不仅各有其代表性的文化成就，还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地理特色，如西亚的楔形文字与专制主义，埃及的象形文字与金字塔，次大陆的印章文字、宗教与种姓制度，东亚的甲骨文与宗法制度、希腊的神话传说与民主制度，罗马的军事组织与法律制度，等等。
毫无疑问，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出多元性发展态势，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向前推进，但是它们又不是彼此割裂、分别进行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事实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2]（上卷，总序）。
人类由于使用新石器而引发了最初的农业革命，伴随着这场深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伟大变革，人们开始了由食物采集者和猎取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迁过程。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不同，人类或由采集进而种植谷物的农业耕作，创造了农业文明或文化；或由狩猎进而驯养动物的游牧生活，创造了游牧文明或文化。这是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最初表现和分野。大约从公元前8000-7000年起，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大河流域，形成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区域即农耕世界。其中，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等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业文明中心。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生产的增长率有了较大提高，也使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增长。从客观上讲，定居农业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农耕世界各个部分彼此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然而在农耕世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适宜于人类的游牧、半游牧生活的游牧世界，它东起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经中亚细亚、黑海、咸海和高加索，直至黑海北岸的喀尔巴阡山麓。这个位于北方的游牧世界，地域广阔，水草丰美。春季，皑皑的冬雪融化之后，滋润着丘陵、平原和草地。夏天，花草茂盛，草原地带就成为动物的生存与繁衍的理想之地。由于所处的自然条件相差悬殊，游牧世界不仅民族众多，而且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纯粹游牧部落，有的则已开始半牧半农，并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部族，但是他们在进化程度上都普遍地落后于南方的农业民族。
南方农耕和北方游牧，是人类早期自发形成的社会生产大分工，这也是文化多元性的历史起源。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虽然各有自己的主要生产形式和主导性产品，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但都无法满足其生产与生活的全部需求。农耕世界经常在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及战马等方面要仰赖游牧世界，而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依靠从农耕世界输入。这种因分工自发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和文化多元性，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需要的增加而更加凸显。于是，南北两个世界之间借助于和平交往与武力征服两种手段，经常地并且不可逆转地实现着文化的交往渗透与文明的沟通融合。一方面，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两个世界关系的主流，首先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2]（上卷，p.195）。在双方接壤之地，来自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世界的广大民众，他们以日常交换、商队贸易等方式进行着互通有无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物质交换和人员交往对于两个世界的社会发展、丰富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两个世界之间也时常发生敌对、侵略和征服的情形。北方游牧民族或因人口过量增长，或遇自然灾害严重侵袭，在其内部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他们为寻找新的生活资源而向外侵袭扩张。尤其是当游牧民族强大之时，他们便不断向富庶的南部进攻，屠杀人民，劫掠财物，虏获工匠。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农耕国家不得不积聚起巨大的国力进行防御建设。正是出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实际需要，秦汉时期中国在北方兴建了长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莱茵河之间，以及不列颠中部修筑了界墙。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是人类初期多元文化交往的重要形式，这不仅表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同时也有农耕世界对游牧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农耕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往往以上国或优秀民族自居，它们蔑视经济文化滞后、文明进程缓慢的周边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称其为“蛮夷”。所以，南方的文明、富强大国多以绥靖边疆为由，以武力的方式掠取、征服游牧民族的土地，或置“藩属”，或抚其民为“同盟者”，强征贡赋，实行长期的文化侵略和政治统治。例如，公元前后，秦汉帝国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进行广泛的经略，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非、欧广大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征服战争，莫不如此。这类劫掠与反劫掠、征服与反征服的冲突，经常在两个世界各民族间引发长期的战争，但这些暴力冲突本身又构成文化与文明传播的重要手段。
总而言之，两个世界在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下的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打破彼此间的孤立状态，扩大了人类的文明区域。先进的农耕民族对落后的游牧地区的经略和征服，使文明区域的周边地带逐步地被纳入到文明社会体系之中；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具备条件时，也以暴力手段冲入农耕世界，而后便以定居或建立新王朝的方式，逐渐融入到文明体系之中。这样，亚欧大陆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既相互交往，又彼此渗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打破了闭塞的局面，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汇合以及全球化过程的起动，从而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朝着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
三、文化多元性背景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类文化创造这一具体问题时，要简单地判别究竟是物质文化发生在先还是精神文化发生在先，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人类早期，当原始初民们开始制造工具时，他们不仅已经有着语言和思维的功能，而且都有其表达喜怒哀乐的特定方式，例如载歌载舞和宗教仪式就是其精神生活的典型表现，可以说精神文化几乎是与物质文化同时出现的。然而，有一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精神文化的高度发展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要晚得多，至少要到文字产生以后才有可能。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系统的科学与文化知识的发展，即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各门学科，通常总是滞后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的。
在人的认识和创造的文化形成过程中，被描述的现实世界和被创造的精神与物质对象，客观而充分地体现着人类独特的文化创造性。随着知识视域的拓展、创造能力的提高，以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关系的复杂化，人类创造的文化成就越来越丰富。文明既是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又是文化中积极的成果。从历史主义出发，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构成全部人类文明史的核心内容。
文化多元性强调藉由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并强调以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异质文化或异域文化，进而包容、尊重、欣赏不同形态的文化。文化的多元性在促进人类文明向前演进的同时，还促进了各门科学的发展，而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发展也不例外。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人文学科。西方史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作为古典史学的最杰出代表，他倾其毕生精力给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史学论著。《历史》一书名为“希波战争史”，实为这位西方“历史之父”所认识的那个时代的世界史。它涉及的范围极为广大，为世人展示了古代史上埃及、吕底亚、米底、巴比伦、波斯、西徐亚以及希腊诸城邦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东西文化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交汇与沟通，多元文化初步显现出相互交流的趋势。在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世界史学科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希腊中部麦加罗城的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前120年）最早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当代世界史，他在《通史》（亦称《罗马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因扩张而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因而历史学家再也不能用“个别的”眼光来看历史，而应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显然，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史学不仅从神话开始走向了科学，而且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历史的演进，世界史学科由此起步。
如果说世界史学科发轫于古典时代的话，那么，西罗马帝国瓦解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和基督教史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相对沉寂的一千年中，不仅人类被降到了从属于上帝的次要地位，而且由于古典史学传统的断裂，基督教史学家用全新的上帝创世说重新解释了世界历史。例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就把人类历史纳入了一个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的神学构架之中，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再体现为历史事件无意义的循环，而是体现为朝着未来作直线型的持续前进。这样，基督教史观打破了弥漫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循环论，“人类的历史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正朝着这个前景不断向前的一个‘进步’的过程”[3]（序），这是中世纪时期世界史科学的重要进展。当然，直到1500年以前，由于国际关系、民族交往和文明交融都非常有限，世界史只能是国别史的简单综合，至多是有限范围内的区域文明史拓展，其中以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唐帝国的历史最具代表性。
随着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人类不但从思想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固守的安于现状的封闭观念，而且成功地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开辟新航路和海道大通以后，世界上各地区间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种文明和文化日益交汇成一种澎湃激荡的全球化潮流。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方史学走出中世纪的神学框框，开始“摈弃一切神话传说的影响，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4](p.94)。历史学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它不仅与政治密切结合，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是以比昂多（1392-1463年）和瓦拉（1407-1457年）的著作为代表的范式，注重运用考古学和校勘学的方法；另一种是以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的《佛罗伦萨史》等著述为代表的范式，注重运用说理与论证的方法。
从蒙昧落后的中世纪进化到开化文明的近代，理性的力量被欧洲人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力量，也是拯救民生和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西方理性主义史学家摒弃虚妄的基督教神学史观，提出了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社会历史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向前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全新观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1744-1803年）特别强调了文化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意义。赫尔德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不总是直线型的，而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像自然界一样，同样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由于文化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使人们团结和聚合的手段，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就是文化发展史。
从18世纪启蒙时代起，西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第一，科学家们放弃了对权威的依赖的传统，接受了奠基在实验基础上的演绎方法，并赋予观察自然和实验科学以极端的重要性。第二，科学的胜利粉碎了经院哲学并建立了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第三，现代新科学和新哲学给予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斗争以巨大的推动力，从而在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同一时期，历史学家们借助于丰富的知识、开阔的眼界，力图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尤其在弘扬希腊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撰写以本民族历史为中心的欧洲史或世界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主义历史学派奠基人伏尔泰以世界主义态度，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生动地描绘出各民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努力让人们“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5]（序言）。作为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在三卷本《风俗论》一书中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体例，为世界史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不仅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跃居人文科学之首，而且给这个时代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正如18世纪被称为“哲学的世纪”一样，19世纪则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时期，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逐渐增强，但由于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不论是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还是博克尔①等人的实证主义史学，都用欧洲中心论来否认多样性的客观世界，反映了他们狂妄自大的一面。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学深刻地提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也没有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19世纪构建起来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又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产物。
我们知道，“文化这种作为人的规定性的本质内涵，并不总是能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而必须通过文化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6]（前言）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最佳途径，就是学习世界的文化与历史，这样可以借鉴他人所长，弥补自己所短。在世界史科学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近代以前历史编纂学所反映的世界历史，不仅主要是以希腊罗马或基督教为主的历史，其余的民族与文化的历史很少被提及，而且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几乎变成了令人乏味政治史或宗教史。20世纪以来，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今天，全球化、现代化与多元文化共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文化多元性对于推动人类历史整体推进的意义，任何民族都不能在狂妄自大或自我封闭中追求民族文化的传承。从历史科学的演进的立场来看，古老而常新的历史学，尤其世界史科学体系正酝酿着一种巨大变革，就是实现从世界史向全球史的必然转变；同时，对于各个民族而言，他们正面临着如何适应加速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2005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全体会议以151票赞成（共有191个成员国）审议并通过了保护和发扬各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多样性公约”，以避免多元的人类文化被解构、被消灭的危险。这个公约规定各国有权制定政策恰当地保护和促进本国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我们认为，这就是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肯定。
【收稿日期】2006-03-05
注释：
①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因撰写《英国文明史》一书，奠定了他作为英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过渡阶段的（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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