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舆情表达渠道分析——以北京地区农民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北京地区论文,舆情论文,为例论文,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农民工阶层持续壮大，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2.3亿，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沟通城市和农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依然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主流群体”所拥有的强大话语权，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舆论传播方面日益被边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舆情表达，尊重诉求多样性，构建总体的舆情表达统一，实现社会舆论多样性的和谐[1]。
本文试图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对“在京农民工的舆情表达渠道研究”（媒体渠道部分）问卷调查结果作一分析、对农民工媒介素养与舆情表达能力的关系作一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基本研究方法和在京民工群体的社会背景
本研究以北京地区的农民工为对象，通过实地研究方法，采用问卷、深度访谈以及观察等资料收集方法了解城市农民工的实际舆情表达，了解农民工现存的舆情表达渠道、掌握表达渠道的利用情况及作用。[2] 另也通过政府信访部门、媒体热线等渠道的年度统计资料等了解农民工对舆情表达渠道的利用和使用情况。其中关键问卷部分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509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70份，回收率为92.3％。调查前给所有问卷编号，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与必要的非随机抽样方法获得个样本，并对样本部分进行了深度访谈，弥补问卷的不足，了解较深层次的原因。
从年龄构成来看，25岁以下占39％、25到45岁占55％、45岁以上占6％；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占60.3％、女性占39.7％；从来源地构成看，来自20个省市，包括北京地区、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河北、河南等距京较近地区，也包括西藏、新疆、青海、贵州、广西等距京较远地区。人数以河南籍9.7％的比例高居首位，其次是山西7.7％、河北6.1％、四川5.9％等；从在京务工时间看，半年以内占11.9％、半年至一年占23.6％、一年到两年以内占26.1％、两年及两年以上占38.4％。
由于本研究把农民工定义为“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员”，所以研究他们的媒介接触渠道必然要了解其整个生活背景。在此次调查中，从职业等级来看：
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渠道，调查中仅有10.4％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而未受过教育及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学力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9.6％。
调查结果显示，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农民工的影响力巨大。如当问及遇到重大问题时，首先会选择的寻求帮助的渠道是：
结果显示，老乡、同事、单位领导和工地工头在农民工求助渠道中凸显重要性，而媒体、政府的重要性则不如前者。具体原因在于农民工一般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虽然在京务工的新的家庭结构和所在的现代环境给他们创造了更多的自主空间，但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依然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农民工使用媒介的基本情况
根据“在京农民工的舆情表达渠道研究”（媒体渠道部分）问卷调查[3]，农民工使用媒介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调查显示，在京农民工最容易接触到的媒体分别为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互联网等。
（二）接触媒体所占比例：
（三）对各种媒体的使用情况：
根据所得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使用电视，报纸与广播相对比较经常，而对互联网与杂志则相对不经常使用。
（四）在对于媒介报道内容的信任度上看：
从数据可以看出，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而对于互联网、杂志的信任度明显偏低。
（五）问卷统计表明，务工期间，当遇到问题时，是否利用过媒体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数据显示：“从来没有想过”、“想过但没用过”媒体的占绝大多数，而利用过媒体的则只占一小部分。
（六）对于是否曾经找媒体反映过情况这一选项中，调查结果如下：
从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没有找过媒体反映情况的占87％，占农民工群体的绝大多数。
（七）在通过媒体反映过问题，对最后的处理结果满意与否这一项的选择中，调查显示，超过74.3％的人对处理结果持不满意观点：
来源：“在京农民工的舆情表达渠道研究”（媒体渠道部分）问卷调查[3]
（八）如果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您是否还会选择媒体反映问题这一项中，约65.1％的农民工选择了“否”（即不会向媒体再次反映问题）：
农民工群体在媒体上的失语具体体现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后，无法在利益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为其行为辩解以维护其权益；农民工没有能整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提出自己要表达自己声音的组织，这就使得农民工在公共决策中缺失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在改放催生的中国话语体系转换中，农民工被卷入城语体系中，在其生存半径内，农民工话语与权脱钩，出现了农民工话语异化现象。从经济学角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大众传播事业的产业化、商业化趋势导致农民工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被边缘化。随着舆论宣传改革的推进，大量媒体被推向市场，实行市场化运为了生存，大众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把注意力“强势人群”，对受众中的“弱势群体却越来越关注和热情”。[4]正如一位媒介从业人员所说：“强群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不断优化‘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点品位、有点闲）阶层，就等于有了取之不竭的‘注意力’资源。弱势群体的声是很微弱的，往往被我们的媒体所忽略。”
二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媒介话语权的模式产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处于失语状态。城乡社会结构的“断裂”，造成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种种不平等。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形成了“社会屏蔽”，它有效地把农民“屏蔽”在城市资源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地位和媒源的占有使用上都处于弱势地位。[4]正如孙立平所言：“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发表出来。”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弱势群体满怀期待大众媒介能成为上下沟通的桥梁，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致富信息。他们从媒介里看到听到的大多是以强势群体、城市为中心的话语，少有他们的声音和需求信息。失去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权利，并被排斥在城市公共生活之外。
三是吸收和运用媒介信息能力有限，导致农民没有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观念和积极性。由于经济原因，农民工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法律等的了解，对自己所享有的相关权利也缺乏了解，在利益受损时，不懂得或无法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更谈不上去表达自己的话语。[5] 即使农民工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对多数农民工来说，其代价也是相当昂贵的，处于地位、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民工，其话语权很难引起当局者的重视，维权的代价太高，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农民工话语权的表达。
对在京农民工群体媒介素养分析的结论与对策
通过此次对于部分在京农民工的调查，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全方位信息接收与反馈格局基本确立。尽管在京农民工群体对各类信息的喜好程度不一致，但是，身处北京这一现代化大城市，农民工群体基本形成了全方位的信息接收格局。总的来说，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占绝大多数，让人可喜的是，新兴媒体如互联网与手机短信发展也比较迅速。这表明，农民工使用各种媒介表达自身诉求的能力正在提高，对于互联网的调查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人际传播对各类媒体来说在农民工群体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才是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调查显示，当遇到重要事件时，多达32％的农民工选择利用老乡群体寻求帮助，尤其是在最为有效的反应农民工意见的渠道中，新闻媒体仅占15.5％，这表明新闻媒体自身在发挥舆情表达当中的重要性有待提高。
第三，在对各种节目内容的选择上，如对电视、广播与报纸、杂志的选择上，娱乐化和故事化内容对农民工群体的吸引性较强，而对于教育类与科技类节目吸引性则普遍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的教育科技类节目的吸引力与针对性有待提高。在对最易接触到的媒体调查中，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群体仅占总群体的7％。相对于北京网民980万，普及率达60.3％的现状来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还存在极大的差距。而对于真正使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农民工群体而言，上网浏览内容方面的调查显示：上网看电影、玩游戏、聊天、看新闻的人数居绝大多数，而写帖子的比例仅占2％，表明在互联网虚拟社群中，农民工群体对于社会信息还仅仅停留在被动接受的状态，还没有形成主动地对自身情况诉求的阶段。另外，媒介满意度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对于互联网的信任度在所有媒体中最低。农民工群体对互联网的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还有极大空间。
第四，在具体内容方面，调查显示，报纸媒体对于农民工找工作时所占比例较高；电视媒体在农民工遇到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方面问题时选择的可能性较大；而对于医疗保险问题、家庭子女等生活问题、受人歧视与出现感情问题需倾诉时，其他渠道则占有明显优势。同时，调查也显示农民工对“现有媒体对于电视中农民工形象以愚昧无知和坏人出现”、“媒体对保护农民工法律法规报道得太少”两选项普遍持赞同意见，多数农民工不认同媒体真实反映了其所在的经济生活。
第五，在对选择媒体后的效果方面，74.3％的农民工对于向媒体反应后的处理结果感到不满意，而不会再向媒体反映问题的人数高达65.1％。这表明，在对解决问题的效果方面，多数农民工不抱太大的希望。
农民工群体网上主要浏览内容来源：“在京农民工的舆情表达渠道研究”（媒体渠道部分）问卷调查[3]
加强农民工群体舆情反馈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由于我国的媒体在经营和管理上受到政府一定的控制，但拥有向大众发布信息的特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形成了垄断，造成受众可用于判断的基础信息的匮乏；长期以来传媒稍显呆板的、强制色彩的教化模式，使得受众对传媒传递的信息丧失了基本的警觉性，我国的受众是很好的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断者和批判者……”对中国受众而言，已经具备了媒介内容的认知能力，即能够了解媒介表达的是什么内容。但是，对媒介的认识可以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和媒介社会认识。媒介信息认知首先包括媒介内容认知。其次，媒介信息认知还包括媒介规划认知，即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划，看这些媒介如何运用这些规则来具体传播信息。[6] 媒介社会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政治、经济语境的认知与对媒介自身发展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中国受众缺失的是对媒介规划的认知和媒介社会认知。
信息社会赋予其成员六大基本权利：知情权、传播权、讨论权、保护个人隐私权、接近和使用媒体权、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权。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权利即是充分行使前五项权利的基础，也是前五项权利能被充分行使的保障。不言而喻，对于一个追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互相协调的“和谐社会”来说，提高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水平直接关乎信息时代和媒体时代的国民素质。更关乎新的社会价值整合、关于中国民主进程。
从宏观上说，对于在京农民工群体而言，加强其媒介素养的培养会增强他们如何理解性地使用媒介、享受媒介资源的基本技能；增强对现代传媒的理解性认识以及批判地应对媒介的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的现代环境之中，认同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价值取向，加强其反馈信息的能力与水平，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整体和谐稳定。
从微观上具体讲，对于媒介工作者来说：
一要提高专业水平他们不仅要具备选择、编辑、传播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媒介批评的能力。[7] 要分析事实引导那些缺乏辨识能力的受众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认识事实；在节目生产上应制作符合农民工群体需求与口味的节目，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内容上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力度。
二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农民工群体与社会主流人群达成共识，有效地激励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实施监督，并且始终在传播过程中保持住态势并且自觉行使发言权，“为受众应有的需要而生产，而不是受众现有的未必是应该有的需要而生产”。
三要具有健康的传播意识如经常向农民工及社会大众普及理性意识、平等意识、多元意识、诚信意识及法律意识，在情感上要适当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形象，不刻意诋毁，不应有意识地传播偏见与歧视，将农民工群体从“城市边缘人”的状态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中。
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中，由各类机构主导的培训是宣传和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导力量，政府需确定教学指导大纲和相应的培训手册，并广泛发放相关指导教材；同时，应发挥农民工群体之中广泛存在的人际传播优势，积极培训部分农民工群体，对其他农民工予以适当指导[8]；非官方的专业组织则可利用自身优势对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效果作适当的评估。
农民工群体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媒介素养知识，熟悉各类媒体特性，鉴别与分辨其传播内容，适当利用媒体表达自身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让手机媒体在农民工群体中发挥信息渠道的作用
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媒介表达话语权只有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才可享用。农民工的微薄收入和沉重负担，使媒介表达对他们而言成为奢侈品。即使强势集团会出让部分媒介表达权给弱势群体，但由于民工的经济弱势地位使得其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就难以得到相对提升，因而也无法有效使用这种权利，但手机媒体的普及改变了这种状况。
手机媒体特性分析：
1.市场巨大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2亿的手机用户，据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11月，中国手机用户已达6.8834亿，占全国人口的47.3％，而且还在以每月1.01％和每年17.51％的速度增长，中国手机用户已超过全欧洲国家手机用户的总和。由于手机价格的下降趋势与大量山寨机的存在，对于人数多达为2.3亿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手机的拥有量也非常惊人。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武汉，52.3％的农民工拥有手机或小灵通，这个比例比武汉居民的3成拥有率还要高。农民工的手机拥有量由此可见一斑。
2、便于携带 “手机媒体”的主要载体为手机，手机终端的小巧使其成为工作任务繁重的农民工群体日常不离身的工具。
3、多媒体传播方式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手机媒体”具有可读性、互动性、新奇性的特点，文字短信（SMS）、手机电视（CMMB）、彩信（彩e）、WAP和IVR等丰富的表现形式使手机媒体可以发布图文并茂、音视频俱佳的新闻信息，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4、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手机上网、手机流媒体使交流更加方便、交流频率增加、交流内容扩大。手机短信、彩信（彩e）的特点使其在新闻信息的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仅手机报而言，新闻信息一般都短小精悍，要求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更新快，这正是手机短信的优势所在。
5、互动性强 “手机媒体”在“交互性”方面也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传统大众传媒的重要特点是传播的单向性，[9] 属于环状网络；而手机短信和彩信（彩e）则属于星状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每一个手机都是传播体系中的一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手机媒体”不仅给用户发送他所需要的新闻，更可实现跟踪、报料收集、读者调查、读者评报、意见反馈等多方面的功能。对读者和新闻媒体都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服务，实现了更广泛、更迅速的互动。这就为农民工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由此可见，号称“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操作简单、价格便宜，在农民工群体中普及率很高，它还集中了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的优点，兼具无线网络媒体传输的随时、随地、随身的新特征，并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特性，非常有利于农民工群体了解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国家政策并利用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
结语
社会的个人是经传播而彼此相互存在着和谐关系的社会化个人，社会必须依赖传播来保持和谐的关系。在任何时代与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可以说，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各种利益群体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舆情表达的内容也不会相同。如果大家都能自由、平等地表达意见，社会的离散力就会减弱，而在不同意见的表达的基础上实现共同意见的统一，社会的内聚力就会增强，社会的和谐就会实现。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只有具备较强的媒介素养，才能达到自身思维与行动的和谐，才能通过传播媒介的整合产生共同信念，接受社会共同的法则，产生相互和谐的关系，最终达成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各种层面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