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及其现实启示＊
张 焮
［内容摘要］ 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密集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强硬遏制中国”的思想再次抬头，保守主义中国观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基于对1949～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发展变迁历史的分析，本文从实在论和建构论两个视角，提炼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在实在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世界格局、美国形势和中国现实共同决定，其中世界格局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因素;在建构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美国的自我认知和美国对世界的认知共同决定。从美国中国观动力机制的两大模型可以推断出，美国中国观很可能发生新一轮的大转变。中美两国如能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未来的美国中国观将有望超越“美国中心主义”，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 美国中国观 保守主义 现实主义 动力机制
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在这两大因素共同影响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密集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最为典型的论述就是2018年美国权威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文大肆否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的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制定全新的对华政策;① Kurt M．Campbell，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Foreign Affairs ，Vol．97，Issue 2，March/April，2018．《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更是直接宣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启。② Michael Lind，“America vs．Russia and China:Welcome to Cold War II，”National Interest ，April，2018．这些都可以明显看出美国不少精英人士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去演变中国，“强硬遏制中国”的思想再次抬头。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是新动作不断。2018年3月，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单方面发起对华贸易战;2019年5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③ 《美众院悍然通过支持台湾法案》，《参考消息》2019年5月9日。 5月中旬，特朗普又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压华为。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中国观已经再次面临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或将迎来一场根本性的转变。
关于当前中美摩擦所折射出的新变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类认为这只是中美关系的逆流。巨大的经贸往来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美国主流思想是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④ 袁鹏认为中美经贸利益深度交织，贸易战只是逆流和插曲，参见赵舒婷、张骐:《袁鹏:利益深度捆绑是中美关系的一大成功经验》，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4;辛恩波、李奕昕:《宋国友: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16;傅高义认为华盛顿对华不太友好，但美国主流思想依然是中美友好，参见［美］傅高义:《对中美关系40年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46页。 另一类观点认为，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只是表象，问题的根本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质变”，对华战略正在从接触转向遏制。⑤ 王缉思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已发生“质变”。参见王缉思:《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环球时报》2019年6月13日。马丁·沃尔夫认为“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组织性原则”。参见［英］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中美关系不应成为零和游戏》，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082?full=y。俞建拖、卢迈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从接触到遏制的转型。参见俞建拖、卢迈:《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9-11/101324775．html。 美国对华认知的新变化是特朗普治下的阶段性产物，还是是美国中国观彻底转向保守主义的信号?对此问题，知识界尚未形成共识。探析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或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视角来把握当前出现的上述问题。
一、学界关于美国中国观的研究
回溯历史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1949年以来，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既是分析美国当前对华认知新变化的重要参照，也是分析美国中国观动力机制的起点。对其进行历史分析和追根溯源有利于理解美国中国观变化的内在逻辑。
既有的关于美国中国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中美关系领域。如在资中筠研究1945～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缘起与发展的专著中，“缘起”部分很大程度上在分析美国政府的中国观;①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屹峰的博士论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美国肯尼迪政府的中国观，强调美国政府的对华认知是制定对华政策的直接依据;② 张屹峰:《肯尼迪政府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贺艳青的专著在美国中国观的主体上作了进一步细化，聚焦于朝鲜战争前后美国情报机构的中国观;③ 贺艳青:《朝鲜战争前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共政权”的认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陈积敏研究美国对华战略的论文指出，冷战期间美国对华认知有一个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敌人”向“事实上的盟友”的转变;④ 陈积敏:《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4期，第134页。 美国前外交官埃德温·马丁(Edwin W．Martin)的著作清晰呈现了英美政府在1949年前后对中国的整体性判断;⑤ ［美］埃德温·W．马丁著，姜中才、于占杰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美国学者唐耐心(Nancy B．Tucker)研究1949～1950年美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上论争的著作，大体呈现了期间美国政府、公众以及学者等群体对中国的认知;⑥ ［美］唐耐心著，朱立人、刘永涛译:《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唐耐心另一本研究1950年代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著作，相当部分也是在分析当时的美国中国观。⑦ Nancy Bernkopf Tucker，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此外，还有大量研究中美从隔绝到接触、从对抗到和解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涉及到1949年后的美国中国观，此处不再赘言。
其次，个人考核是关键。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考核虽为重点，但如果将它作为课程考核的唯一标准，则有失公平，可能对个人学习积极性、团队的学习态度和协作精神产生负面影响。
“3万块哪里值得了你的那个盒子啊，我看5万块还少了一截呢。盒子做工相当考究，上面镶嵌的也都是上好的货色。单是把镶嵌饰拆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叶总一边擦拭着自己店里的瓶罐，一边对孟导说着。“盒子虽然不是皇宫大内的物件，单是论工艺也不输于皇家御用品。我看多半是哪个老师傅花尽心血想把自己的技艺展现给后世，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珍品呐。”
三是海外中国学领域。如梁怡在评析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著作中，对美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知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⑥ 梁怡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 梁怡在评述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中，对美国知识界的“中共观”也有所涉及，而“中共观”这一提法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⑦ 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朱政惠从史学史的角度研究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著作，⑧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中西书局2014年版。 和吴原元研究中美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的著作，⑨ 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都不同程度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的中国观。
今人读荀子《劝学》，最喜欢讲的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总是梦想超过老师，却很少提及同文中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之句，其实荀子早就预见到后辈学生的骄狂。
其次，从两次大转变可以发现，在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相对明晰的情况下，美国中国观发展变化的具体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内部力量的推动。一种新的中国观的崛起，首先是一个新的知识精英群体的崛起。麦卡锡时代，中国问题专家遭到清洗直接导致美国的中国研究被保守主义者把持。“百万人委员会”以阻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反对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业，长期操纵对华舆论、干涉中国研究并不断向美国政府施压就是明证。196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中国观开始重新崛起，和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群体重回中国议题的舞台中心息息相关。保守主义对中国的认知离真实越来越远，重新理解中国既是中国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实主义中国问题专家的突破口。其次，1964年后美国国内出现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社会变得极度动荡和分裂，国内危机日益加剧，宣扬革命的新左派力量迅速兴起。新左派认为越战是反共冷战的产物，“反对战争的人必须组建一个不反共的左派”。① ［美］理查德·罗蒂著，黄宗英译:《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4页。 在其推动下，反—反共立场在知识界扩散。这也促使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问题。此外，196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也促使美国企业去谋求更多的海外市场。正因如此，1964年前后公开呼吁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少人士来于工商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创始会员中工商界代表占据了相当比例。
二、美国中国观两次大转变
针对保守主义中国观，该群体提出多项现实主义核心论述。包括:(1)“中国统治牢固”论。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具备强大的统治力，其有效统治延伸到了社会最基层，④ 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页。 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其政策目标。⑤ “U．S．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Eighty-Ni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p．7． 经济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工业化成绩显著。⑥ Robert A．Scalapino，“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East Asia［and］Communism in Asia，”Australian Outlook ，Vol．22，No．3，December，1968，p．280，p．286．军事上，中国拥有庞大的现代陆军和相当规模的空军，以及自己的核武器，军事力量不容小觑。⑦ “U．S．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Eighty-Ni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pp．9 ～10，p．12． 基于此，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崩溃”不太会出现。(2)“孤立中国无用”论。经济上，这一论述以详实的数据指出1960年代末，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非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可以从欧洲获取所需的非战略物资，美国对华禁运形同虚设。⑧ “Alexander Eckstein's Speech，”in A．Doak Barnett＆ Edwin O．Reischauer，eds．，The United States＆ China :the Next Decade ，Praeger Publisher，1970，pp．104～105。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特指非战略物资上美国对华禁运形同虚设，不包括战略物资部分。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和中国讨论全球核不扩散和裁军等问题。①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China Experts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Febr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 ～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297，pp．635． 联合国问题上，美国在事实上已经很难再获得足够的选票来把中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之外。② “U．S．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Eighty-Ni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p．14． (3)“以交流促改变”论。这一论述包括推进中美贸易，利用经济杠杆约束中国;③ Ibid．，p．10． 把中国带入国际社会，利用国际体系软化中国;让中国认识到温和、理性的手段同样可以在国际事务中达成合法目标;④ Ibid．，p．11． 加强中美交流，促成温和的技术官僚在中国领导层的代际更替中占据上风。⑤ Ibid．，p．8，p．47，pp．52 ～5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中国观一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不管是中国问题专家还是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对中国的基本判断都是蒋介石集团行将崩溃，没有任何可能重整旗鼓，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中国。1949年10月6日，新中国刚成立几天，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就邀请25位远东问题专家，讨论美国对华政策。② 该会议的内容主要参考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所写的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by Mr．Gerald Stryke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Document 175，pp．156 ～158。 会上，绝大多数专家都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6位专家认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理所应当之事。承认中国，美国没有任何损失，还能博得中国人的好感，有利于美国在华重启“门户开放”政策;不承认中国，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有碍对华贸易。③ “Memorandum by Mr．Gerald Stryke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Document 175，p．157． 多位专家指出只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才有可能减轻苏联对中国的影响。④ ［美］唐耐心著，朱立人、刘永涛译:《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还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不一样，是中国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苏联人从外部强加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政权得到许多中国人的拥护，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建议美国及早承认，并且在经济建设上给予有条件的援助。甚至持反共立场的专家都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惟其如此，美国才有机会留在中国去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①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5页。
但是主张承认者大多倾向于“有条件地承认”。承认的关键前提，一是国民党完全垮台、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有效的国家机器;二是中国共产党愿意承担其国际义务，并且善待在华外国人。而且大部分人主张把承认作为一个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筹码，为美国争取有利条件。② “Memorandum by Mr．Gerald Stryke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Document 175，p．157． 也就是说，面对新中国成立这一事实，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都持现实主义立场。美国政府的看法也如出一辙，持“等待尘埃落定”的态度。这种中国观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现实主义思维模式——不愿过早给自己作出限定，力图保持政策的开放性，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伺机而动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③ 1949年前后的现实主义中国观和196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中国观，在思维模式上如出一辙。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49年现实主义的这种开放性在事实上关闭中美交往的空间，而196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则打开了中美接触的大门。
但是冷战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很快发生剧变。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署，随后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入朝，紧接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直接交战。与此同时，麦卡锡等极端保守主义者趁势在美国国内兴风作浪。美国中国观迅速出现大转变，反共反华成为美国国内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中美两国漫长的隔绝与对峙时期由此开启。其间，美国政府内部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中国问题专家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在高压的反共调查下，一些人员相互举报甚至诬告，导致学术共同体荡然无存。之后10余年，中国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鲜有人触碰的危险领域。④ 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曾提到，麦卡锡主义鼎盛时期，他在西北大学仅仅是因为研究中国，就被一位资深教授怀疑“同情中国”，理由是研究外国的学者容易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同情心。他最后因麦卡锡主义而失去教职。1950年代中后期，艾伦·怀廷准备继续研究中国时，被善意提醒不要去碰这个敏感且极具争议的领域。详见何妍:《1960年代美国政府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教授访谈录》，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8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290页。 短暂位居主流的现实主义中国观，迅速让位于意识形态至上的对中国的极端敌视，并由此奠定了之后20余年里美国中国观的保守主义底色。保守主义中国观虽然也有一定的变化发展，但主要是论述重心的转变，即从早期侧重“中国崩溃论”，鼓吹“共产党的统治是暂时现象”，转向了后期宣扬“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其极端敌视中国的立场始终未曾改变。① 这种论述重心的转变在支持蒋介石集团的保守主义组织“百万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可参见Edward Hunter，The Black Book on Red China :The Continuing Revolt ，New York:Bookmailer，195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观是一个观念的存在，但这一观念之存在是理念和实践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本文同样强调，从实在论和建构论两个视角来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两个模型都不可偏废。可以说，建构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先验视角”，而实在论提供的是一种“经验视角”。两个视角的融合，甚至于相互修正，方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
对1972年后成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中国观而言，1964年前后是一个关键节点。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正式建交，导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受重创;同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抵御外来侵略能力极大提高。而同期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各种国内矛盾日趋激化。现实的变化，让一些美国知识精英意识到之前保守主义者的各种论断和真实相去甚远。在中国问题上，一些现实主义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告别麦卡锡时代以来的沉默，重启中国议题的公共讨论，以期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其核心团队从1964年开始组织学术研讨会，但到1966年委员会才正式创办。美国对华政策转向这一过程中，诸多新思想都出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群体。其核心成员包括费正清② 据费正清称，1967或是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基辛格交流过如何恢复中美关系的问题。后来基辛格和费正清提到那次交流，言谈之中“带有未经明说的言外之意”，即“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详见［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赖肖尔等美国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施乐伯(Robert A．Scalapino)③ 施乐伯是《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东亚部分的作者。1959年，该报告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J．Fulbright)的主持下发布。当时施乐伯就提出了三大极具颠覆性的观点。一是外界所期待的共产党垮台不会发生，二是中苏同盟可能破裂，三是建议美国“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参见［美］康伦公司著，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鲍大可(A．Doak Barnett)④ “遏制但不孤立”出自鲍大可1966年在富布莱特听证会上的发言。参见“U．S．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Eighty-Ni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p．13。 等中生代旗帜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政府前亚洲事务官员，包括前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① 早在1963年12月，罗杰·希尔斯曼任职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就提出，美国不应该关上面向中国的大门，应该重新思考中国问题。参见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第69～86页。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唐知明(James C．Thomson，Jr)② 1964年唐知明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就提出，美国应该用交流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演变”。参见“Memorandum From James C．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undy)，”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 ～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63，p．119; “Memorandum From James C．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Valenti)，”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 ～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129，p．264。袁小红对此有所介绍，参见袁小红:《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华政策(1949～1971)》，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277页、第286～287页。 ，艾伦·怀廷③ 艾伦·怀廷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位中国通。他“把基辛格和尼克松带到中国，帮助他们确定中国之行工作的范畴，并且确定了联华制苏的战略。”参见何妍:《1960年代美国政府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教授访谈录》，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8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297页。． 等等，都在其麾下。
美国中国观的两次大转变，不论是保守主义成为主导还是现实主义成为主导，都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都有其内在的脉络和兴起的踪迹可寻。
为了考虑不同因素对排水管的淤塞作用，揭示排水管的淤塞机理，本试验分别考虑了3种类型土体(残积砾质黏性土、残积砂质黏性土、残积粉质黏性土)、3种水力梯度(6、8、10)、2种排水管壁面积(试样直径100 mm、试样直径150 mm)的影响作用，进行了18组正交试验。
上述关于中国的新论述，首先是在中国问题专家中形成共识，再逐渐推动政府官员接受。为此，“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给政府中高级官员举办了大量中国情况通报会和形势研讨会。更为重要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群体还多次直接向美国总统建言，积极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68年2月，该委员会专家建言约翰逊“跳出越南看中国”，在更高层级调整对华政策。⑥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China Experts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Febr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 ～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297，pp．635 ～638． 因约翰逊未谋求连任，相关建议未能转化为切实的对华政策，但通过此次交流这些专家清晰地认识到了美国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艰难局面。随后在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天，鲍大可、赖肖尔、费正清和唐知明等人，就通过基辛格的私人关系，给尼克松递交《致候任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⑦ 资中筠是国内最早介绍和分析该备忘录的学者。资中筠指出该备忘录意义重大并全文翻译了该备忘录。全文见资中筠:《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6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90页。 该备忘录最重要之处在于，建议尼克松安排一名亲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会晤。此建议充分考虑到了领导人的种种顾虑，让尼克松能够进退自如。此外，该备忘录在重新思考中美苏三角关系上已初露端倪，强调苏美联手反华符合苏联利益，但不会自动给美国带来好处，美国政府应避免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中国。虽然没有相关材料记录尼克松本人对此备忘录的反馈，但之后中美破冰的历程和这些建议高度相似。① 资中筠认为尼克松政府的很多具体做法极有可能受到该备忘录的启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此猜测，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毕竟领袖人物的中国观不是无本之木。政治家本身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关于中国的认知与理解，很大程度上受知识精英，尤其是中国问题专家的影响;可以说知识精英的基本共识，而非少数群体或个人的意见，是政治家理解中国的地平线。而且政治领袖的战略思想转变为现实政策也需要合适的契机和足够的舆论支持。肯尼迪和约翰逊均有过调整对华政策的想法，但都无疾而终，或可从反面证明，政治领袖调整对华政策的想法变成实践并非坦途。 以至于1971年8月，保守派议员约翰·鲁斯洛(John Rousselot)在众议院攻击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大逆转”时，指出这一备忘录对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惊人影响，是尼克松对华“绥靖”思想的开端。② “Extensions of Remarks，”Congressional Record，August 6，1971，p．30765．
现实主义群体坚信事实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认为只要一步步把中国的真实情况披露出来，让事实说话，就一定能形成新的共识，并一定会推促知识界和政策界去探求一个更加合理的对华政策。换言之，他们要做的就是以中立者的身份把中美关系这一问题重新提出来，推动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进行对话和讨论。③ Robert A．and Pamela Mang，“A History of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Christopher Reynolds Foundation，1976，pp．25 ～26． 正因为这种暂时搁置价值立场冲突和“就事论事”的方法，使得一些保守主义者不同程度接受了现实主义中国观。如“百万人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转向反对僵化的对华立场，认为应该根据最新形势进行重估，并于1966年12月退出该委员会。④ E．W．Kenworthy，“Javits Disavows Anti-Peking Lobby，”New York Times ，Dec 18，1966．此后，他多次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活动。
换言之，在扭转保守主义僵化的中国观方面，现实主义群体并不急于一时。从1964年前后，现实主义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推动从事实层面重新理解中国。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现实主义取代保守主义成为主流的中国观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之后，现实主义中国观一直沿袭至奥巴马时期。在对华认知上，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时期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时期的“非敌非友”，大体延续的都是这一中国观，本质上而言和1960年代发轫的“遏制但不孤立”并无二致。① 王成至和周建明认为美国1960年代延续至今的“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战略，其基本逻辑是美国希望实现对中国“不战而胜”。参见王成至、周建明:《从遏制、孤立、封锁到“遏制而不孤立”——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思路的调整》，《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三、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
基于对美国中国观两次大转变的梳理，我们可以从实在论和建构论两个视角出发，提炼美国中国观动力机制的分析模型。从实在论视角出发，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中国观的大变革都是各方实力较量所带来的世界格局之变化的产物。1950年，保守主义取代现实主义，本质上是冷战愈演愈烈的结果，尤其是中苏结成同盟和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导致中美两国关系从“不确定”走向敌对。1970年代初，现实主义取代保守主义，究其根本是1960年代末冷战转型的结果，尤其是中苏矛盾升级到军事冲突，直接影响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再加上在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相对守势促使美国一些战略家开始思考“联中抗苏”的现实可能。1964年前后，现实主义中国观开始重新崛起，同样也和冷战中的“热战”密不可分。1964年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加速了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反思。也就是说，美国中国观的大变革，远远超出中国自身的因素，也绝非美国或中国一国能够左右。
总的来说，既有的研究基本一致认为，1949年以来的美国中国观以1972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按照“钟摆理论”⑩ “钟摆理论”认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一直在消极和积极之间不停地转换。参见马克林:《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大体可以认为1972年前美国中国观偏消极，1972年后美国中国观偏积极。与此划分相对应，美国中国观有两次根本性转变，一是1950年从短暂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急速转向极端反共反华的保守主义，之后保守主义中国观长期在美国占据主流;二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实主义中国观重新开始缓慢崛起，最终在1972年前后成为美国社会的新主流。① 本文对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分，仅限于美国中国观的理念及其实践，并不是以此对不同群体的思想作整体性判断。这一划分在中国观之外的问题上很可能出现交叉重叠的情况。本文在使用保守主义概念时强调的是其道德理想主义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一面(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现实主义对意识形态关注较低，外交上强调国家利益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所谓的道义原则。需要强调的是，在维护美国霸权上，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一致，具体到中国问题上，虽然两者策略、手段有所不同，但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也可能发生相互转化。关于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异同，可参见王公龙:《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第39～44页。
此外，美国中国观的发展变迁，也和中国自身状况密不可分。196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以及被动转向“中国威胁论”，其前提是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足够成绩。中国长期维持经济社会基本稳定、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这一事实强有力地击破了反共反华者对“中国崩溃”的臆想。“孤立中国论”的破产，也是因为中国能够维持基本的自给自足、至少不高度依赖国外的物资和市场。同样，如果不是1964年中国取得各项重大突破——先是外交上中法两国建交，后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现实主义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会急切地在全国发起对华政策大辩论，以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更遑论如果不是196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重新思考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之间也不可能跳起“外交小步舞”，轰动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乒乓外交”更是无法开启，中美破冰也不知何时，现实主义中国观从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的主流看法，变成全社会的主流自然也无从谈起。
从实在论视角出发(见图1)可以发现，冷战格局、美国形势和中国现实三部分共同铸就了美国中国观。在这三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冷战格局。冷战格局深刻影响美国形势和中国现实。对美国而言，冷战格局的变化带来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其中典型的是中苏结成牢固同盟导致麦卡锡主义愈演愈烈，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引发一系列国内危机。对中国而言，冷战形势直接制约着中国的战略选择。冷战格局和美国形势的变化，亦会合力推动知识精英去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现实。最后，在中国问题专家重新研究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加上对冷战格局和美国形势的既有判断，方形成美国知识精英的中国观。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知识精英群体对华认知的变化，大体遵循的就是这一路径。
图1 实在论视角下的美国中国观动力机制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在这一模型中，中国的现实状况，一方面是知识精英认识和理解的客观对象，另一方面也会反作用于知识精英的中国观。当中国的现实和既有的对华认知相匹配时，会加固其中国观;当中国的现实与其既有的对华认知不匹配时，则会根据情况，修正乃至挑战其中国观。① 这里是针对理性认知而言。这一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极端保守主义者。极端保守主义者往往会用观念去裁剪现实，“百万人委员会”身上就有此体现。 但是观念有其惯性。观念变化和现实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同步性”，也就是说一旦形成，除非现实发生冲击性变化，一定时期内的中国观会保持相对稳定。这也符合前文所述，1949～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只出现过两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转变。鉴于此，需要引入建构论的模型。
从建构论视角出发(见图2)可以发现，美国中国观的基础是美国知识精英对自身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认知(下文简称“世界”观)，而对世界认知的基础又是对美国自身的认知。换言之，美国知识精英在其美国观的基础上，形成其“世界”观，在美国观和“世界”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其中国观。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观和“世界”观互为表里，彼此影响。对中国的认知，亦是如此。但这一模型要强调的是，对美国自身的认知规定了其认识世界的“先验视角”，对美国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认知又共同规定了其认识中国的“先验视角”。
图2 建构论视角下的美国中国观动力机制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用这一模型分析1949～1972年间美国的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可以发现两者分享的是同一个美国观。无论保守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坚决维护美国霸权，都认为美国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守护者，都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己任。基于此，两者都高度美化美国的权力，对美国的对外干涉行为进行积极辩护。但是在“世界”观上，就当时而言即是冷战观，两者又有所差别，保守主义所持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观，而现实主义所持的是实用主义的冷战观。前者僵化，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后者灵活，可以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也决定了现实主义者可以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可以在强硬和缓和之间调整其立场，但是大部分保守主义者却因其冷战观的限定，鲜有缓和之时。
乌托邦文学与“作为人类美好生活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相关联”（刘锋杰等 2013：620），但是“当将政治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落实为制度，将制度分化为权力，将权力用于统治，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政治恐怕就与文学的想象发生冲突了”（同上：618）。“反乌托邦”文学正是着眼于展现政治现实与文学想象的冲突，对社会政治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看，充满科幻色彩的“盎散克”的故事实则乃是一部社会寓言，是格雷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和风险的预测，以及对美好社会的渴望。
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共享的是相同的美国观，这就决定了两者看似不同，实则高度一致。从本质上来说，196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都是“中国威胁论”，而且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所不同的是，保守主义中国观秉持的是强硬的“中国威胁论”，现实主义中国观持的是和缓的“中国威胁论”。而且，不管是保守主义中国观还是现实主义中国观，都是把中国置于一个需要改造的位置进行审视，两者的中心议题都是“改变中国”，只不过在“如何改变”这一问题上，保守主义中国观坚持“以压促变”，而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倡“以交流促改变”。也就是说，两种中国观的分歧更多的是策略上的分歧，而不是根本性分歧。而策略上的区别是两种不同冷战观影响下的结果。
本文通过监测CSP是否履行了SLA来作为评估CSP信任的基础。并且在监测过程中利用马尔科夫模型的预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CSP提前调整SLA规定的性能指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了CSP的履约性。
二是文化传播领域。托马斯·博克(Thomas Bork)和丁伯成的著作是较早直接以中国观为题的专著。该书利用美国主流报纸杂志，对1949～1999年间美国精英如何看待以及为何如此看待中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⑧ ［美］托马斯·博克、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 李毅的著作则独辟蹊径，研究美国教科书尤其是大学基础课教材中的中国，折射出美国教育界在对华认知上的大量共识。① 李毅:《美国教科书里的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此外，大量成果体现在对中国形象② 严格来说中国观和中国形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观相当于英文中的The perception of China，中国形象是The image of China。中国形象更多的是强调在各种叙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图景。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形象是中国观的外在表现，由中国观决定。 的研究中。如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著作指出，194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从“幻灭”(1944～1949)变为“敌视”(1949～1950s);③ ［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丁殿利、陆日宇译:《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马克林的著作提出，1949到1971/1972年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负面为主，1972年后虽然时有波动但依然以正面为主;④ ［澳］马克林著，张勇先译:《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第54页。 A．T．斯蒂尔(A．T．Steele)1966年出版的、调研1960年代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著作，也客观呈现了当时美国公众的对华认知。⑤ 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事实上，1960年代在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之外，还存在一种激进主义中国观。“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是其代表性组织。① 关于以“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中国观，可以参见美国学者柯文所作的总结分析。详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9～120页;以及该委员会的相关著作，最具典型性的著作为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Bantam，1972．因为激进主义中国观主要集中于“1968一代”青年群体中，对整体性的美国中国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很小，而且从未成为过美国中国观的主流，此处不作详细展开。但这里，可以用激进主义中国观来检验这一动力机制模型。激进主义中国观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视为“红色乌托邦”，对中国友善度最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也最高，和保守主义中国观、现实主义中国观有根本性差异。根据这一模型可以发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激进主义对美国的认知和保守主义、现实主义截然不同。在美国观上，激进主义不认同美国自我期许的“救世主”角色，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全人类的共同问题，美国也应该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学习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有益经验。因为美国观不同，其冷战观也大不一样。激进主义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体制是亚洲等落后国家和地区苦难的根源。正因如此，激进主义会猛烈批判美国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观上激进主义并不是站在美国来看中国，而是站在世界，或者说站在中国来看中国，其背后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并使得这一群体的中国研究更容易看到中国发展的内部动力，也更加肯定中国革命。由此也可以看出，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本质上都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中国观，而激进主义中国观更多地摆脱掉了“美国中心主义”的桎梏。② 吊诡的是，对中国最为友善的激进主义中国观，长时段来看反而给美国中国观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原因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一点上又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保守主义中国观是把中国“妖魔化”，而激进主义中国观则是把中国“乌托邦化”，都和真实的中国有较大的错位。对激进主义中国观的分析，这里不作详细展开，但大体可以用实在论视角下的美国中国观这一模型进行解释。
3.科学养殖技术的普及，推广是农技推广机构、推广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养殖人员新老更替，知识要更新普及，推广工作须常抓不懈。作为技术员，我们要经常深入塘口，通过对细节的观察，追根求源，从源头上减少病害的发生。同时通过现代通讯、网络将鱼病防治知识及时推送给养殖人员。
四、美国中国观历史变迁的现实启示
现实主义中国观成为美国主流中国观的历程，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启示。从实在论视角出发可以发现，美国中国观的大变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结果。换言之，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观的发展变迁同样如此。但从196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中国观逐渐取代保守主义中国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并非无可作为。在大趋势下，依然能够发挥出相应的主体能动性。1960年代中后期，大趋势是冷战转型、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努力推动了这一趋势的来临。作为“当时美国可以帮助美中两国乒乓球队互访成功的‘惟一管用的实体’”，① 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功推动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全美掀起一股强劲的“中国热”，大幅推进了现实主义中国观从知识精英向整个美国社会的扩散，为尼克松对华战略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对华政策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美国总统福特就曾称赞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重大贡献”。② “Congressional Record，”29 September，1976，p．33409． 甚至可以说，即使1969年入住白宫的不是尼克松，现实主义中国问题专家努力的结果可能也不会被改变。1968年初，约翰逊要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拟写一份给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指示，告诉国务卿“从A到F”，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步骤图”，此即是明证之一。③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China Experts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February 2，196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 –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297，pp．637． 而当时的“百万人委员会”则是试图延缓这一趋势的来临。如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再次提出“白宫正在全面审查中国问题，准备出台一套‘温和’政策，取代现在的‘不承认’政策”。④ 唐小松:《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的“微开门”政策》，《学术探索》2002年第5期。 这一倾向遭到保守主义者强烈反对。“百万人委员会”迅速发起全国签名请愿运动，成功征集到100万份签名。① ［日］山极晃著，鹿锡俊译:《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该请愿书和抗议信很快寄送给国会，由国会转呈白宫，向肯尼迪施压。肯尼迪被迫改变其原有立场，违心地延续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对华政策。② 早在1957年，肯尼迪任参议员期间就在《外交事务》上刊文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有军国主义和僵硬的成分”，提出“重审对华政策势在必行”。参见John F．Kennedy，“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October，1957．尼克松政府必须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筹备基辛格秘密访华，也可见其依然面临着不小的阻力。如果没有这些阻力，或是阻力更小，中美破冰时间或许能有所提前。
从建构论视角可以发现，决定美国中国观的主要是美国知识精英的美国观和“世界”观。影响美国中国观的最有效路径是“跳出中国观看中国观”。不能就中国观而谈中国观，而要从美国观入手，或者至少是从“世界”观入手，来影响中国观。美国观和“世界”观的改变，都会给中国观带来大的变动。1972年，现实主义中国观取代保守主义中国观，可以说就是“世界”观变化的结果。但这次中国观的大变革，并未过多触及美国观部分。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对美国中国观影响更大的还是其美国观。这也给了我们新的启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旧式民族国家视角，蕴含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就美国中国观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能够触及的不仅仅是“世界”观的层级，更能触及美国观这一层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的展开，势必会对美国中国观带来积极影响。
现实主义中国观重新崛起到走向兴盛这一历程也提醒我们，在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初露端倪但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一国中国观的变化主要是该国内部的内生性力量推动的结果。1960年代中后期，为推动美国中国观的改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现实主义群体，从知识精英内部到社会公众、意见领袖，再到政治官员、乃至政治领袖，以及教育机构和大众传媒，在每个层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从这一过程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内部力量驱动中国观的变化都面临不小的困难，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且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正如我们批评美国对外干涉主义源于美国看不到别国变化发展的内部动因。在中国观这一问题上，中国也需要高度警惕，要避免重蹈美国式的覆辙。在构建中国叙事，推动世界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时，以及对一国中国观的生成与发展施加积极影响时，中国需要要做好基础工作，同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切忌好大喜功。1960年代，中国的“革命输出”和相应的斗争性革命话语，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者用以攻击中国的最佳工具。1960年代中后期，为宣扬中国对美国的敌视，“百万人委员会”组织翻译了大量中国国内“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革命话语，并汇集成册在美国社会广泛散布。单1966年多本相关手册接连出版，包括《红色中国告诉你:共产主义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①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Red China Speaks :An Examination of Communist China's Attitudes on War and Peace in Its Own Words，”1966．《红色中国告诉你:共产主义中国对当前“论争”的态度》②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Red China Speaks:Communist China's Attitude on current‘Debate’in its Own Words，”1966． 等等，客观上加大了当时美国中国观向现实主义转向的阻力。
另外，在实务层面，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现实主义群体身上，也能发现一些具体可借鉴之处。一是高度重视对话和交流。就中国观的理念而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创立就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国议题的对话机制，打造一个容纳持不同观点立场的专家们的交流平台。通过对“中立、平衡和客观”的苦心经营，成功赢得部分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在推动现实主义中国观成为主流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就中国观的实践而言，尤其是对华政策建议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把开拓和中国的交流渠道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为成功的对话和交流能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正效益，就算是不成功的对话和交流，也能释放积极信号，一定程度上降低负效益。③ 关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可参见Robert A．and Pamela Mang，“A History of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Christopher Reynolds Foundation，1976． 显然，只有在不同观点立场之间不断地交流对话才能达成共识。1960年代，中国在实践中过于偏重“革命外交”，包括邀请国际人士来华，大多都是集中在左派身上。比如1972年，激进主义团体“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两次访华，而且两次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但真正在未来几十年主导美国对华认知的，反而是当时美国国内对其有所批评的现实主义群体。由此可见，只要不是反共反华的极端人士，中国都应该加以接触和广泛对话。
尽管大多数法国农民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抵制生态植物，但他们现在已有了表示支持的迹象。2018年7月，40多个农民组织发布了一份“解决方案合同”，其中包括实现具体减排目标的承诺。瑟罗因说，这些承诺代表了重要的转折点，表明这些农业组织对农药使用禁令不再持抵制态度。“这表示农民开始放弃抵制姿态，代之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他说。特里登认为这是走出的积极进取的一步，“我们确实看到了人们在心态上的转变。”
五、中美价值观:冲突与和解
如前所述，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中国论述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国议题的中心地带并制造出了很多新的话语。特朗普本人亦亲自上阵，宣称中国崛起破坏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而且在各个场合不断宣扬中国的实力和野心以及美国所遭遇的挑战和威胁。可以说，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正在卷土重来。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和过去的“中国威胁论”，虽然名称相同，但在内涵上却相去悬殊。① 赵可金是最早对新旧两种“中国威胁论”进行分析的国内学者。可参见赵可金:《论“中国威胁论”，新在哪》，《环球时报》2018年2月2日。 旧版“中国威胁论”自1949年以来就没有间断过。前文就“百万人委员会”的强硬型“中国威胁论”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和缓型“中国威胁论”作过分析。不管是强硬的还是和缓的“中国威胁论”，都是当时西方世界强盛的产物，而且大多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能源、生态等领域就事论事地具体分析，更多的是对“潜在威胁”的炒作。西方政界、学界和商界等领域的精英人士大多认为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威胁风险基本可控。保守主义认为可以用高压手段来降低中国威胁，现实主义认为“以交流促改变”可降低中国威胁。最后现实主义的取向成为主流。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则是美国自身危机日深情况下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现实焦虑。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的中国，美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既得利益的受损，国际贸易的“剪刀差”难以为继，实力走向相对衰落已无法避免;另一方面，“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种种危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西式“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遭遇空前挑战。美国发现“改变中国”的期望落空，中国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经验正在对美国的发展模式构成严峻挑战。
再看欧阳修。欧阳修早年也是范仲淹的崇信者，曾为范仲淹而写了《与高司谏书》那样笔锋锐利的作品，也曾经为了范仲淹而与丈人胥偃产生裂痕。据《长编》记载：
用本文所提的分析模型可以看出，美国此番中国观出现的新论述，是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产物。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而东西方实力的此长彼消几成定局。美国对自身的认知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作为美国总统，而且是一名保守主义者，特朗普大讲特讲“美国不再伟大”，这在过去几十年里是不可想象的。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现在所宣扬的中国威胁绝不仅仅是经济或者军事等具体的威胁，而是一种更加基础性的价值观的威胁。也就是说，是中国道路对美国道路的威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威胁。究其根本，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不满很大的原因在于中美价值观上的冲突。美国宣扬的个人主义和中国崇尚的集体主义似乎已呈不可调和之势。价值观的冲突能否化解?如何化解?关涉的不仅是未来美国中国观的问题，更是中美两国未来能否继续走合作共赢之路的问题。
1972年，中美价值观的冲突远甚于今日，但是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历史性握手、成功走向和解，并自此奠定了之后40多年中美合作共赢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友好关系。其间，虽然历经大大小小的危机，但中美关系总体能维持良好格局。不可否认，当时的中美和解有共同面临苏联威胁和冷战转型这一特殊背景，但亦和两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紧密相连。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共同困境、共同难题，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兴盛，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甚至于全人类的危机。① 为应对技术进步所带来大事业，2020年美国大选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在竞选主张中提出，政府给成年美国公民发每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参见杨安泽竞选网站介绍，https://www．yang2020．com/policies/the-freedom-dividend/。此外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大量人类工作。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对美国中下层民众所灌输的“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工作”并不成立。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将大规模不可逆地“抢走”民众的工作。参见Yuval Noah Harari，“Reboot for the AI Revolution，”Nature ，Vol．550，19 October 2017．在大变革的时代，美国和中国都在重新认识自己和对方，也在重新认识世界。今日之中国与美国，能否共同面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或将关系到两国能否再次携手、通力合作。换言之，如果未来中美两国能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中国观则有望超越“美国中心主义”，中美两国也有望超越价值观冲突，重回合作共赢的道路。如果未来的美国中国观彻底转向保守主义，新版“中国威胁论”成为主流，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恐将很难避免。显然，今天中美两国更需要用大智慧来超越价值观的分歧，迈向一种全新的共同体，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
［作者简介］ 张焮，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 本文所论述的美国中国观，指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体的抽象认知，强调对认知者的对华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才能称其为“中国观”。中国观主体上所强调的中国问题专家，既包括从事中国研究的学院知识分子，也包括在美国的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内部专职处理中国事务的人士。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与美国左翼中国研究的兴衰”(项目编号:16CDJ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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