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行为科学天性论与环境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性论文,当代论文,环境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较系统地考察了当代行为科学中天性论和环境论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然后通过分析、比较指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在于：①都是以生物学和生理学作为对人类行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的基本前提。②在人类行为问题上都坚持决定论观点，否认自由意志和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主导作用。两者的分歧则在于对行为的具体动因的看法上。天性论认为，在人类行为发展的总趋向上，环境始终只起着微调作用，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已被本能或遗传基因大致地决定了。环境论则认为，在决定人类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别上，遗传因素只具有微小的作用，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从后天环境中习得的。我们认为，两种理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是分别从不同角度上考察人类行为。天性论主要侧重于从“类”的特征上来考察人的行为；环境论则侧重于对人类个体行为的考察。实际上，两者都为我们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部分真实图像。因此，兼容两者的长处则能获得对人类行为更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遗传天性 人格 刺激—反应 操作条件反射 相依联系 自由意志 理性
20世纪以来，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天性论和环境论。前者重视先天遗传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后者强调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由于两种理论均对当代人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研究这两种理论，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它们各自的立论依据，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人学和研究人类行为均具有现实意义。
一、天性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19世纪以前，理论家们对人类行为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人类与动物界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动物的行为只能被动地受它们的生物本能和环境的决定和控制，而人却因其具有自由意志和理性，因而能自由地选择行为和控制环境。1871年，达尔文在其《人类的祖先》一书中，根据解剖学上的许多证据指出，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心理机能可能具有基本的连续性，并明确提出在行为的发展以及在心理过程的发展方面也有相似的连续性。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以往关于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看法第一次受到了重大的怀疑，从而引发许多科学家开始去研究动物的心理机能，并产生了动物心理学这一专门学科。然而，第一个把先天遗传因素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认真进行考察和研究的人是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其行为的基本方向都是为了获得生理需要的满足。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是由他的内部心理机制，即人格所决定的，而人格则是由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心理系统组成。其中，本我是由人的各种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构成，是人格中先天遗传因素的力量，它完全处于无意识水平中，只受快乐原则的支配，其唯一机能就是要求及时满足生理的需要以消除紧张状态。自我是从本我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继发心理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新的心理系统，它的作用是按照“现实原则”来为本我服务，以满足本我的各种需要。但是自我设立现实原则并非是要废弃快乐原则，而只是迫于现实暂缓实行快乐原则，它最终还是将行为引向快乐原则。超我是由人类个体童年时期的奖惩经验内化而成的，其作用在于控制和引导本我的本能性冲动，以防止本我的不道德行为。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精神的原动力均存在于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生物本能之中，因此在整个人格中，本我是一切行为动力的源泉。本我和超我都是非理性的。本我要求自我只按快乐原则行动，超我则要求自我只按主观上的理想原则行动。自我虽然是立足于现实，具有理性能力，但自我是在本我和超我双重要求的压力下工作，它既要设法满足本我的要求以消除生理上的紧张状态，又要满足超我的要求以免受良心的惩罚和产生道德性焦虑。因此，在人格的三大系统中，自我实际上处于被动状态，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非理性的本我和超我，而不是具有理性的自我。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在推动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中，理性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决定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本能需求及其满足情况，以及个体童年的奖惩经验。这些因素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也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继弗洛伊德之后，欧洲生态行为学家洛伦兹对人类生物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生态行为学家将本能定义为种属特有的、不变的系列行为。他们的研究表明，这种系列行为普遍存在于同种动物成员身上，并为它们所独有。这些行为都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同时他们还发现，在种系发展的阶梯上，越是高级的动物，其种属特有的行为就越少，而取决于学习来满足需要的行为种类也越多。然而，即使是人类也有一些固有的行为模式。虽然人生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并具有理性和道德，但文化和理性并非独立于人的本能而存在，而是与本能相互依赖的。并且，正是人的本能在决定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在本能与理性的关系上，洛伦兹和弗洛伊德一样，强调本能的主导作用。他指出，“不管何时何地，情绪上的价值感总会毫无理由地在自我检讨的答案上冠上正负号，使得它变成肯定的或否定的。理性本身只提供一些手段，以便让决定了的目标完成。理性就象一部电脑，在那里并没有存放一些有利于重要答案的有关资料，虽然在逻辑上它可以操作得很好，……但是却缺乏动力促使它进行工作。而促使它们如此做的发动力量是从本能行为机能分支出来的，在时间上比理性早得多，而且不能直接进一步做有理性的自我观察。”[1]
在当代行为科学中，天性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应是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是在生态行为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行为科学，它结合了生态行为学、生态学（有机体对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和遗传学等学科的知识，其目的在于对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有机体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进行系统的研究。该学科的创始人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就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以下几个著名论点：
1.人类进化（包括大脑进化）是以纯粹的生物学手段进行选择的结果。人的一切行为，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美学判断等都必然产生于这种选择机制。因此，人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都不具有超越其遗传史所创造的种种规则之外的目的。
2.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固有的伦理前提之中作出选择，任何企图超越这一前提的选择，都必然会归于失败。
3.人类创造了文化，人与生俱来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文化本身也是人以生物学手段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的发展和演变要受到人的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人类进化并没有使文化成为万能。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其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但“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否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遗传作用的大量证据比大多数人，甚至比遗传学家所能想象的还要详尽，还要有说服力，……可以进一步说：遗传起着决定性作用。”[2]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在本世纪初提出来时主要还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思辨和推理的结果，那么，当70年代威尔逊提出天性论的时候，则已经拥有了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大量的研究材料。因而，比起早期的本能理论来说，威尔逊的理论便有着更充分的科学依据和更强的说服力。正因为此，他的理论在当代行为科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论人的天性》一书刚出版不久，就荣膺1979年美国科学界最高奖——普利策大奖。
二、环境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站在与天性论相反的角度上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是环境论或学习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现代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而这一学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应首推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和斯金纳。
华生是在现代心理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性变革的人物。自1879年冯特创立现代心理学以来，心理学一直是将意识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人的意识不可能通过外部的经验观察来获得确切的研究资料，因而早期心理学研究主要是采用内省的方法，即由被研究者提供感觉、意向和情绪等方面的描述和回忆来作为意识内容的经验材料。但是由于内省提供的材料极不可靠，心理学要想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就必须用更客观和更确切的观察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因而内省方法不久就受到人们的怀疑。同时，心理学将意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开始受到怀疑，早在本世纪初，弗洛伊德就一再指出，心灵的许多重要方面并未触及到意识，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人的先天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远比意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1913年，华生在心理学中发起了一场倡导行为主义的运动。他在一篇提名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的论文中断然宣布，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应当是行为而不是意识。他认为，意识的研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只能通过间接的内省。如果心理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有可以进行客观研究的事件，而这种客观事件只能是行为。
在研究方法上，华生反对将人与动物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方法。他认为人和动物的行为都是受同样原则支配的。他采用了桑代克、巴甫洛夫在动物心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将人和动物的行为都看作是在环境条件中刺激—反应的结果。他指出，心理学作为一门行为科学，必须只研究那些能够用刺激和反应的术语客观地加以描述的动作、习惯的形成、习惯的集合等等。随着这种行为主义路线的发展，华生成了一个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从最初接受本能的概念改变到断然否定人类本能的存在，甚至拒绝承认有任何种类的遗传能力、气质或才干。他认为，人类行为中所有那些似乎象本能行为的方面，实际上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条件反应。“那些看来象遗传的东西，大抵都依赖于在摇篮中就进行的训练。”[3]因此，决定人类行为的关键因素是后天的学习与经验，而不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正如他的最著名的一段论述所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不论他们祖宗的才干、爱好、倾向、能力、种族如何，我保证能把其中任何一个训练成为一种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以至于乞丐或强盗。”[4]
斯金纳是华生之后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也是当代环境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华生以后，随着实验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遗传学、生态行为学和人类学等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材料，许多心理学家都对华生极端强调环境和学习的理论产生了怀疑。然而斯金纳仍然继续遵循着华生的纲领，并且更加严格地坚持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在对行为的研究中，他拒绝将任何不可观察的东西如人格、意识、心理状态、情感、性格特点、目的和意图等等作为其研究内容，而是坚持从行为与环境条件的相依联系中去寻找科学的答案。他指出，以往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一直没有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人类早期将人类行为归结为神旨，现在不少人则把行为归结为人的内在因素，如人的本性、遗传天赋、人格、性格、智能、能力等等。“心理世界出尽风头，人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行为本身就是研究对象。”[5]他认为，实际上，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与特定环境相依联系的产物。因此，“科学分析的任务，是要解释作为一个自然系统的人的行为是如何同人类进化的条件和个人生存的条件相联系的”。[6]“我们可以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途径，直接探讨行为与环境的关系，而不必去理睬臆想的心理中介状态”。[7]
和华生一样，为了研究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斯金纳也采用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即从环境“刺激”与生物体“反应”之间的联系中去寻找行为发生的原因。然而与华生不同的是，斯金纳对巴甫洛夫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旧的刺激—反应模式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本世纪初，巴甫洛夫通过有机体个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射作用”的研究，证明了有机体相当一部分后天行为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这一发现在心理学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导致不少心理学家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之上。然而，作为心理学中的一种早期研究成果，巴甫洛夫的理论对行为的解释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肤浅的，它只能说明动物对条件刺激的一些较为简单的“应答行为”，但远不能说明人和动物许多复杂行为的形成过程及其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忽略了有机体的行为结果对有机体行为的影响。因此，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应理论只能解释狗为什么一听见铃声就分泌唾液，却不能说明狗怎样通过行为去获得食物，以及人们又怎样通过控制食物源来控制狗的行为。
作为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不满足于经典条件反射论关于有机体行为刺激—反应的解释模式，而是把自己的研究目标集中在行为结果对行为的影响以及行为控制的问题上。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找出可观察的环境事件与可观察的有机体行为之间的函数关系，以便找出人类个体行为的规律，并通过控制个体生存的环境条件来达到控制个体行为的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斯金纳把有机体行为分为应答行为和操作行为两类。应答行为是指可观察的外在刺激所激发的行为，即有机体对特定刺激的反应。例如食物入口时的唾液分泌反应，闪光照眼时瞳孔的收缩反应，巴甫洛夫实验室的狗在灯光出现时的唾液反应，都是有机体对特定刺激的反应，都是应答行为。操作行为则与此相反，是有机体在没有任何可观察的刺激情景下的自发行为，而不是对特定刺激的反应。例如独自躺在摇篮里的婴儿自发地踢脚，扭动身体和咿呀发声，斯金纳箱（一种由斯金纳自己设计制作的，只需触动特定按纽就能自动滚出食物团的科学实验仪器）内的老鼠来回走动，东抓西挠，按压门闩，都是没有可观察的特定刺激的自发行为，都是操作行为。除了是否有特定的外在刺激而外，应答行为和操作行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操作行为可以对环境发生影响，而应答行为则不能。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不能凭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刺激，而斯金纳箱内的老鼠则由于偶然按压门闩而得到食物。因此应答行为是被动地应付环境，而操作行为则是主动有效地应付环境。正如斯金纳所说，操作行为“这一术语所强调的是，行为对环境发生影响并产生结果”。[8]
正是在对应答行为和操作行为进行区别的基础上，斯金纳于1937年首次提出了操作条件反射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容是：某一操作行为一旦受到其结果的强化，则该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在研究操作条件反射现象时，斯金纳考察了各种行为结果对行为的不同影响。他借用了巴甫洛夫提出的强化概念，把行为结果能增强操作行为发生概率的情况叫做强化。此外，斯金纳又把行为结果使有机体行为倾向减弱的情况叫做惩罚或消退。其中，行为结果给有机体带来伤害，从而使有机体停止或避免重复某一行为被称为惩罚。取消某种行为结果曾经带给有机体的奖赏，从而使有机体减少或不再重复某一行为被称为消退。斯金纳通过研究发现，凡行为结果对行为起到了强化作用，操作条件反射则形成；行为结果对行为起到了惩罚或消退作用，操作条件反射则不能形成。并且，正是由于行为个体各种操作条件反射的形成与否，决定了个体各种不同的生活技能和行为模式的形成。
斯金纳的上述研究几乎完全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并且主要是以动物作为实验对象。当他把上述理论推广到人类和人类社会时，便得出如下结论：人的行为（操作行为）在特定环境中会产生特定的行为结果，特定的行为结果又会引起新的特定行为。这种行为—环境—行为结果—新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依联系，而在这种复杂的相依联系中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东西，则是行为结果对行为者的奖惩作用。因此，斯金纳认为，通过对这种相依联系的认识，便可以履行对行为的解释功能，从而逐一取代过去认为具备这种功能的人格、心理状态、情感、性格特点、目的和意图等等。
既然人的行为是由其行为和环境之间的相依联系决定的，那么，作为个体的人是否具有他的“自我同一性”或许多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所谈论的“人格”呢？斯金纳用行为主义的语言明确指出，所谓人格或自我不过是与一给定的相依联系集合相对应的一系列行为或行为序列，“而赋予自我以自我同一性的是那些促成这一行为序列的相依联系。不同的相依联系集合会造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为序列，后者又会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我。”[9]换句话说，人在不同的环境或相依联系中会有不同的人格、自我或行为模式。由此而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是，既然人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因此，只要我们改变环境，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人的行为；并且，只要我们能对环境加以控制，那么我们就能控制人的行为。
三、两种理论之比较
在当代行为科学中，上述两种理论是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它们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观察和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尽管两者差别很大，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这两种理论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理论前提，并且在对待19世纪以前的人学理论上，它们均持有共同的批判性态度。这首先是，20世纪行为科学中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大量利用生物学和生理学中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达尔文和巴甫洛夫的学说。这种特点在上述两种理论中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两种理论都是以生物学和生理学作为对人的行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的基本前提。两种理论在研究人类行为时，都是首先将人视为、并仅仅视为一个生物体。因而它们都认为，人的行为的基本倾向就是在于获得生理方面基本需要的满足。因此，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设定：人是按照享乐主义原则行为的。如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形成的最关键性因素是取决于本我的本能需求获得满足的程度。洛伦兹认为，人为了生存竞争而先天地具有攻击本能。威尔逊认为，人在自己的生物学天性之外，不存在任何目的，人的一切行为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斯金纳认为，在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相依联系中，起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结果对行为个体的奖惩作用。那种能使操作条件反射得以形成的强化物，从根本上讲即是能满足个体生理需求的东西。
其次，由于天性论和环境论都是从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出发来解释人的行为，因而就使得这两种理论都坚持决定论的观点。众所周知，19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学理论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把人看成“自主人”。即认为人在行为上是自主和自控的。自主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自由意志，即不受本能和环境的支配而自由地选择或决定自己的行为。二是具有理性，即人在任何复杂的环境条件中，都能根据自身固有的理性或理智来抵制和排除本能冲动与外在环境的影响或干扰，使其能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为。这种观点，是根源于传统的宗教和哲学中那种将人与动物严格区分开来的看法。基督教将人看作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传统哲学则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自19世纪后期以来，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生态学以及心理学等各门实证科学不断揭示出人类与动物界之间的连续性，证明人与动物之间在其生理机能乃至心理机能方面并不存在着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使传统人学关于理性和自由意志在人类行为中起支配作用的观点遭到极大的怀疑。毋庸置疑，当代行为科学中的上述两种理论均对理性和自由意志在人类行为中的主导作用持否定态度。天性论坚持人的行为主要是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或是由无意识的生物本能的冲动所驱使的；环境论则坚持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正如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是由他的人格所决定的，而人格则是在人的童年早期就被牢固地确定了的。洛伦兹认为，引起人的行为的发动力量是从本能行为机能分支出来的，理性本身只是提供一些手段，以便让决定了的目标完成。在人的行为中，“本能冲动的动力和负责的道德的控制力形成一个非常复杂、有组织、但不容易分析的整体”，其中“道德只不过是一个力量非常有限的补偿机能”。[10]威尔逊将人类个体的行为发展比喻为一个从高地沿着峡谷滚向海岸线的球，这个球的滚动方向和目的地，则是由该个体的遗传基因和他所处的后天环境共同决定的，其中遗传基因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斯金纳更加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要把科学的方法用于从类事务的领域，那么我们必须假定，行为是有规律的，并且是被决定的。……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由一些可以详细列举出来的条件发生作用的结果，一旦发现了这些条件，我们就能够预测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他的活动。”[11]总之，这两种理论都只给理性和自由意志留下极少的活动余地。在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问题上，它们看重的是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而不是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
然而，仅管天性论和环境论在上述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当涉及到行为的具体动因这一问题时，二者就完全分道扬镳了。天性论虽然并不否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但却坚持认为，在人的行为发展的总趋向上，环境始终只起着微调作用，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已经被本能或遗传基因大致地决定了。在早期的天性论中，弗洛伊德曾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关注在“性”的问题上，并用性需求的满足与缺失来解释人的大部分行为。而较晚的天性论则将遗传的作用推论到更广的人类行为之中。如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指出，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如乱伦禁忌、攀附婚姻、攻击性、利己主义和有条件利他精神、两性关系以及宗教信仰要求等等，都是与人的遗传天性和生物学目的相联系的。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统治着社会科学领域的另一种假说：人类已完全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文化控制的程度。”[12]
与之相反，环境论在行为上却强调后天习得的重要性。环境论承认人的生理需求是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因而避苦趋乐是行为的基本动因。但是，人类个体在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和方式上却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别主要源于个体后天的生活环境及学习经历。因此，在决定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别上，遗传因素只具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大部分行为都是在后天环境中习得的。华生曾否定任何本能或遗传天赋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认为环境可以造就出任何类型的人。斯金纳没有那么极端，但也坚持认为，“人的遗传天赋只能缓慢地改变，而个人环境的改变则具有迅速和戏剧般的效应。”[13]
正是由于上述分歧，因而使得天性论和环境论常常被人们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然而，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确切地说，这两种理论是在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上考察人类行为。天性论者主要是立足于从“类”的特征上来考察和理解人的行为，他们的研究常常是集中在人类行为中的一些带有共性的方面，因而他们的目光常常是注视着人类行为中那些较为恒定的、不变的特征。环境论者则主要立足于对人类个体的考察，而个体间的差异以及个体行为的变化则使他们更多地注意到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环境条件下个体行为的变化情况。实际上，这两种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方式的部分真实图像。当我们立足于从类的角度来了解人，并将人类行为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进行观察时，就可以看出，人类基本行为方式的变化的确是少而缓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行为方式确实是受他的特殊的遗传天性大致决定的。因此，唯有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人类的天性，人类才能更好地选择最适合于他自身发展的行为。同样，当我们立足于从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变化方面来考察人的行为方式时，也不难看到，环境在决定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上确实起着巨大作用。因此，唯有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才能创造出最适合于他自身发展的环境条件。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天性论和环境论在解答人类行为问题上各自强调着不同的方面，但是这两种理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互补的。两种理论都为我们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部分真理。因此，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只要我们兼容两者的长处，扬弃它们的缺点，就可以得到一幅关于人类行为的更完整的图像。
注释：
[1]洛伦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6页。
[2][12]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页。
[3][11]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78页。
[4]赫根汉：《现代人格心理学历史导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5][9][13]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01、31页。
[6][7]同上第13页。
[8]斯金纳：《科学与人类行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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