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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2)01-0074-04
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化看，科学技术和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的生长态势。一方面，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思维方式，并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因素渗入于文化的进化和生成之中，形成现时代占主流地位的“科学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影响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以及功用的发挥，形成了科学文化的多样形态。因此，在世界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朗的今天，系统探究科学技术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对于理解科学技术生成的多元文化路径、对比中西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以及正确面对全球化浪潮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一 科学技术的多元文化起源
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3)曾经追问：“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尽管这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今日仍未获得满意的答案，但它的启迪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正是在这一难题的昭示下，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的无数科学史家积极投身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当中，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和传统文化的思维特点，打破了西方科学中心主义的独断认识。可以说，李约瑟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促进科技史界认识到科技不是单一文化的产品，而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产品”。[2]正如李约瑟考察科学史所看到的，在各具特色的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和东方文明中，都形成了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技术成就，而西方欧洲和东方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是源远流长，同样是具有复杂深邃思想的独一无二的伟大实体。
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多种文化共生所形成的。在人类的早期，尽管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形态各异，延续时间不等，但都从自身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原始形态的科学思想和技术能力。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蕴涵于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种种关于自然的洞察如阴阳五行、论辩思维等，特别是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识，全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根基”。[3]基于当时的认识局限，各个原始的、封闭的传统文化中的科技突破都是地区性的发展，建立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但都在各自的界域内满足了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本需求。
当然，不同质的文化所引致的是不同的科学思维和科技成就。如果说从起源上讲，无论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东方中国文明，其所产生的科技成就各有千秋、但无绝对优劣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各传统文化的差异就表现得极为明显了。整个科技史就是在各文化传统的交流、融合、互补的动态变化中所显现出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古希腊从前8世纪到前1世纪期间，出现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以及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等，它们代表了当时科技的最高成就，达到了同时期人类科学技术的顶峰。但其后，整个欧洲的科学就走向了低潮，而弥补这一空白的是中国从秦汉至南北朝（前221-589）的科学技术，并由此在1500年（至明朝中期）之中长期领导世界的科学技术潮流，产生了包括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在内的许多重要科学技术。同样，在经历了科技高潮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15世纪后走向了衰落。
当东西方都处于科技低潮之时，另外一种文化——阿拉伯文化却为东西方文化和科技的沟通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阿拉伯人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印度的科学文化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阿拉伯人自身的科学文化就是在同时吸收了古代印度和古代东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阿拉伯科学文化的体系形成是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因此，欧洲有“文艺复兴”后出现的近代科学和工业文化，尽管无疑是欧洲人的成就，但把这些完全视为西方文化一脉相承的产物则与事实不符。在这种其表面上是欧洲地区性的科技革命中，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除了从阿拉伯人那里所学的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直接的科技成就之外，“丝绸之国”之经济繁荣、工农业发达，从某种意义上间接地催化并维持和延长了“文艺复兴”的发展，激发了欧洲对外开拓的野心，科学革命成为内在需求。可见，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本质上是建立在多种文化基础上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是全体人类的综合产品。
不可否认，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整个世界的科学技术基本上是在西方引导下进行的。但如果借此而为西方的“殖民侵略”辩护，宣言种族优越论和主张科技革命是西方文化的专有产品则是不合理的。抛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论——这些技术成就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离开这些贡献，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20世纪的科技革命，同样渗透有中国科学思想的痕迹。系统论、控制论等新兴横断学科以及物理学中的量子互补原理、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中所体现的整体有机思想，莱布尼茨发明二进位制时所受到的“先天八卦图”的逻辑思维的启发，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对庄子思想的承继，而玻尔甚至在诺贝尔奖章上刻太极图以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礼敬。虽然衰落的中国科学在近代以来从未成为世界科技的主流，但当今华裔科学家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无疑进一步印证了科学技术之多元起源的见识。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大师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是多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多样性的差异和竞争，提供了多方面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多元文化相互影响下产生了科学技术的突破。这绝非某一文化之力所能达到。
近代之后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文化多样性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解决“李约瑟难题”的诸多学者大都从文化根源上寻找“阻碍因素”，这本无可非议，但由此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哲学甚至中国语言，便过于偏激了。中国传统科学中的许多思想事实上在今天仍有其存在价值，决不可一概而论。传统文化本身固有的一些思维局限所引致的文化单一发展应当是15世纪后中国科技衰落的主要原因。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封海禁航、清朝对西方科技产品的“奇技淫巧”之贬，无疑是这种文化固步自封、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明证。当一种文化自身已无内在发展动力，而又拒绝他种文化的外在刺激之时，该文化的衰落已是必然之势，科学技术的落后只是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见，文化之多样性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是今日西方辉煌的科技成就，也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绝非最终形态，如只限于固有产品，保守于追求单一文化的特殊成就的话，不仅不利于科技的交流，而且也难以再发现未来科技的生长点。当今西方大为流行所谓的“科学终结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能放弃西方科学中心主义思想，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新的科技革命未曾不会到来。因此，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多元文化起源，进而积极寻求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科技传统中文化的多样性
不同文化形成的是不同的科学思想和技术理念传统。正是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科技革命出现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对比中西科技传统，体现于其中的是文化的多样形态。这种不同文化形式自身的勃兴、形成和进化，本质上关联于各自的社会历史背景。古代中国社会强调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集体力量，追求中央集权，因此个体消融于社会整体之中；古希腊人则更注重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力量，国家、集体不能凌驾于个体之上。以个体为基点对自然进行结构分析的希腊原子论文化传统最终促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诞生，它们构成了西方科学的源头，形成西方科学的传统；而以集体的有机统一为基础的中国整体论文化思想则延伸出元气论和阴阳五行等科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周易》当中，它“蕴含着规定中国科学传统根本特征的文化传统，而与西方科学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根本特征相匹别”。[4]整体论的文化和原子论的文化构成西方和东方社会文化传统的根基，前者由整体出发，分解出具体的事物，整体性质决定部分的特征，后者从部分、个体出发，依赖部分、个体来把握事物，部分的性质决定整体的性质。
由之，科学理性在西方科学传统和中国科学传统中体现为不同的形式，“欧洲人倾向于寻求现象之外或超乎现象的实在，而中国人则在现象之中寻求实在”。[5]以数学为例，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与各自数学传统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西方自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以来，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数学化”的理想力量，试图以数学符号统括人类世界的全部特性，把数学符号扩展到一切符号中，包括人也是一种符号动物，数学符号在所有符号中占有中心和最高的地位，这样，“数学方法向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的广泛渗透，就使西方文化带有扩张的、人为的、理性的、理想的、阳性特征”。[6]中国古代整体有机观念则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数学只是便利的工具，而不具有绝对的地位，真正有价值的是人本身，他们宁愿只考虑具体的数学和具体的社会情况，因此，定量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考中实际上并不起什么作用。与此相应的是对自然的“无为”，坚持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和谐，这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自然的、直觉的、现实的阴性特征。
对这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优劣比较，一直是中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主题，特别是近代西方科技革命之后，学者们试图从其中发现导致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源。李约瑟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科学大师杨振宁也非常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他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7]传统文化的这种思维取向本无可厚非，但由此轻视对具体问题、现象的解决，将之视为微末之学便过于自大了。这样从传统文化中便无法延伸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精神，因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之为理。这个传统里头，缺少了推演，缺少了实验，缺少了西方所发展出来的所谓自然哲学”。[8]这本是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它涉及到历史地理环境、社会生活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如果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则世界本不会有如此丰富多彩，这是极为正常的。但由此而强词夺理不承认客观事实，妄言西方科学革命源于中国的《周易》等则过于自欺欺人了。事实上，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其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不承认文化的多样发展，不承认科学传统的差异，自欺欺人的后果只能是自食其果，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遭受的苦难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承认科技传统中的文化多样特征，正确地对待各种人类的文化成果，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恐怕是比较理智的一种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事实上，各种文化本身各有千秋，关键是如何看待的问题。在15-17世纪初，中西方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在文艺复兴的号召下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所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而中国则在各个方面停滞不前。耐人寻味的倒不是这种转换本身，而是中西方在这个大转化前后对彼此的科学技术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15世纪前西方充分享受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科技理念和产品，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当西方先进的科技登陆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9]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科技传统中文化多样性认识不足、产生心态变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无法对多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自然是统一的，因而科学、人类是统一的，应当从其合理性上来确认不同科学传统的差异性、独特性，不同的文化从而不同的科学传统都是一种人类的认知方式，具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论科学思维长于整体、有机、辩证，但缺乏分析和还原，西方原子论思维擅于细微、精致、深刻，但弱于综合和全局，充分认识到各自的优劣，有意识地进行调整，取长补短，对不同传统同等地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应当说，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极有意义的。
文化多样性中尚有一个论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区别。传统文化即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是产品性的东西；文化传统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一个民族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一般而言，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一个民族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因此，它们对科技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对传统文化可以采取抛弃、否定等态度，但对文化传统就不能简单了事，需慢慢教育、改造，因势利导。
三 科技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自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到19世纪末科学成为文化的主旋律，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打上了科学的烙印，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成为判断一切的依据，客观性成为行为的准则，科学在几乎所有领域全面影响社会，一种新的“科学文化”出现了。一般而言，科学文化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科学文化精神、知识体系及其物化成果、科学的社会建制与支持系统、科学的社会运用及其结果。[10]在这当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思维是产生科学知识的方法，科学知识是科学思维的成果，故科学思维是科学文化的核心。一定的科学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科学知识，一定的科学知识的积累产生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维方式又产生新的科学知识，由此构成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其中，科学思维方式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关键。[11]科技文化之多样性主要地体现于科学思维方式上。以科学思维方式而言，中国科学文化善综合，西方科学文化重分析，两者产生的科学知识体系相生相成，互补共荣，构成人类共同的科学文化。
历史的经验表明，科技的突破性发展往往产生在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环境下，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从而不同的科学文化精神的撞击、融合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多种可能。中国近代以来百年巨变的科技强国历程既是科学文化逐渐独立的历史，也是科技文化多样性的逐渐认同历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含三个阶段：19世纪末的创业期（悟器：习器与习技，以引进为特征）；20世纪初的开拓期（悟道：科学万能，以消化为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期（道器并新：全面普及与提高，以创新为目标）。[12]
19世纪末期，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和刺激下，中国的官僚阶层认识到“器不如人、技不如人”是夷强华弱的关键，开始接纳先进的科技文化，主要是对科技产品的引进、接受上。虽然以“洋务运动”为主导的这次科技思潮走得并不远，新的科技文化并未在中国真正形成，但它至少使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世界中存在多种文化，尚有比儒家思想更先进的东西，“天朝大国”的梦想只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而已。20世纪初由新生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科技文化开始获得真正独立的运动，通过对西方科学思想、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的吸收消化，科学文化从科学知识的层面上升到科学文化精神（以科学思维方式为核心）的层面，并逐渐与传统文化形成对峙，这使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真正地摆在了国人面前，尽管仍亦步亦趋于西人后面，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域文化逐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可以说，科学文化的形成独立，标志着中国逐渐脱离传统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经过前两次科技文化的启蒙，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通过跟踪、创新、超越西方科学技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体系，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共识。
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科技思潮，它的形成发展实质上都是在多种文化之撞击的情势下迸发的，包括人心与技艺之争，科玄之争，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争等，并因为其后多种文化的融合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可看出，对文化多样性特征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从最初对异域文化的排斥、鄙夷到崇拜、接受以致最后的创新、超越，现代中国已从单一文化统治的社会环境中走出，在多种文化、多种思维方式、多种思想精神的熏陶下，在科学技术、经济生活等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较为理智地认可多种文化的存在，能够既承续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又能汲取现代科技文化的精华，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而且表明了国人基本精神的进步。因此，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显著地在于，它不仅使中国有可能能够摆脱封闭、落后的状况，一扫百年耻辱，以开放进取的风貌融入于世界当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能，多样的文化必有更多的可能，从而在新的基点上孕育着中国科技革命的爆发和中国科技中心的形成。
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不光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有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大有挟其雷霆万钧吞噬一切的架势。世界经济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更大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表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关系（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国际分工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要求世界各国打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共享全球统一的市场，而且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以满足对各种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益。经济全球化因之成了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并将在新的世纪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后果之一便是科技的全球化，即“科技活动的主题、领域和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成果实现全球共享，以及科技活动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13]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充分认识文化多样性的论题就显得更为必要。经济全球化从而科技全球化将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的人以经济和科技为纽带连接在一起，“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14]要使其健康良性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种文化的认同，既要强调民族自觉，坚持民族独立，相信任何普适性、普遍性的东西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形式之中，全球化决非世界大同；又要防止民族保守、文化独立、安于闭塞落后，脱离世界经济、科技轨道。民族文明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对外来文明的排斥都是不可取的。要吸取学习世界上进步的文明，同时自身的文明也会以其特殊的传统、特有的创造来丰富世界的文明。
总之，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面临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今天，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多样性特征，对于科学探索、世界全球化、跨文化的科技传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多样性意味着进步和文明，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文化多样性意味着和平和发展。
【收稿日期】 2001-07-17
标签：科技论文; 文化多样性论文; 科学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