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五题——论口述史学的社会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社会性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口述史学已走过了60多年的漫长历程，这门新兴的历史学科以其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在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在诸多的学科特征中，社会性无疑是口述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同时又是该学科内部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不言而喻，口述史学的上述特征既决定了它的广泛性和完整性，也对其客观性和叙述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口述史学与以往史学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西方口述史学家认为，在所有的史学研究领域，只有大量引进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才能够充分认识民众的历史作用，而这一点往往为以往的史学研究所忽视[1](P7-8)。毋庸置疑，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真正意味着印证和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史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面向大众的历史学。
现代史学研究的这种重返人文的传统，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在1929年，“年鉴派”和总体史学的创始人、著名的法国学者费弗尔和布洛赫就明确指出，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的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实行跨学科的研究，以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2](P219)。1964年，布洛赫又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类活动的场景构成了历史学的特殊对象，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集体研究。费弗尔和布洛赫的这些观点及思想对日后口述史学整体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体化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论趋势之一，它试图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历史，将历史和历史过程当作一个结构整体，从而保证历史分析内在的完整性，将重构史实的程序与综合判断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亨利·贝尔认为，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只有通过社会因素才能说明人的本质，因此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一项基本任务。
“新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思潮，与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除了在观点上与后者不谋而合之外，就其实质而言，“新社会史”的态度则更为鲜明。“新社会史”提出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主张，确定了新型的历史研究对象不再是充斥以往历史著作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等“上层精英”，而是普通的民众及其经验和情感。不言而喻，“新社会史”的观点和实践为日后史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向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前提条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大众应用”问题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1994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尼古拉·加莱拉诺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办的《第欧根尼》(Diogenes)杂志上提出了“大众应用性”的概念。他指出，历史的“大众应用性”乃是史学产生的依据，史学即是调节和确定记忆与遗忘、值得保留和不值得保留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活动[3]。俄罗斯学者阿伦·古列维奇也颇有同感，他认为，“自上而下”的历史本身是不充分的，必须与“自下而上”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不仅是一个所谓的研究“大众文化”的问题，人们还必须研究不同类型的意识。他进一步指出，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是从“内部”来研究历史，即探索历史进程参与者的内在情况、他们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价值体系[4]。今天看来，这些学者的阐释相当精彩。史学研究既然是对(总体)历史现象的解读，就不可能限定在狭小的范畴之内，口述史学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方位地走向民众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
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是一门面向大众的科学。如果我们稍加引申就会发现，它同时也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同理，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引申则不难看出，它更是一门关于下层民众的科学。应当承认，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新史学和“新社会史”长期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沿袭了后者的传统。“新社会史”在提出“自下而上论”的同时，强调普通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及心态对群体本身及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新社会史学家看来，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2](P253)。
广泛搜集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是口述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可以通过简要的事例加以说明。早在上个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就采用访谈的形式，直接向工人群众搜集有关史实。他不仅亲眼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获得了第一手的、详尽的历史资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历史著作中，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寻觅到口述研究的种种痕迹。现代的典型事例则要数历史学家S·特克尔的新著《劳作》一书，该书长达600余页，共有130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美国人分别叙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由此可见，掌握在千千万万民众手中的丰富史料有待于口述史学家的进一步“发掘”。毋宁说，口述史学的这种“拓荒”功能给现代史学研究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
口述史学的社会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史学研究的发展动向。历史学家阿伦·古列维奇著文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历史科学正在慢慢摆脱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抽象概念的影响，以便使它变成它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变成的东西：一门关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科学。当然，历史学在过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但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人是那些“上等人”——经营者、政治家、军事领袖、大思想家和作家。换言之，历史的主人公是那些英雄人物，他们给历史的发展留下了印记。社会的广大群众——历史进程的无名参与者——构成不具人格的背景，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今天，这些方法的不足之处已变得越来越明显。普通老百姓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也给伟人们的活动、思想和公开声明留下了印记。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研究他的课题：这些方法将有助于他了解社会的无名群众。那么，如何从事史学研究呢？古列维奇指出，除了文献史料之外，历史学家还应当充分利用个人传记及其他口述凭证[4]。
总之，社会性的“内核”构成了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而它在该学科内部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口述研究走向民众能够有效地弥补史料的不足，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人民大众是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其提供的口述凭证极有可能涉及到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其次，应当承认，没有下层民众参与和认可的历史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历史，至少是不完全的或不真实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立着一位可敬的历史老人，而这位“抽象的”(布洛赫语)老人就是民众的化身，正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换言之，史学研究的客观性标准就掌握在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手中。再者，口述史料的完整性和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均受制于社会性的特征，离开了社会性的标准，完整性和广泛性也将无从谈起。此外，口述史学最为显著的叙述特征与社会性也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以后者为基础的。最后，口述史学社会含义的完善给口述研究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脱离了民众这个最广泛的史学研究对象，口述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无数事例所证实。
由于口述史学是一门典型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其社会含义的所及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且往往不可避免地向其他史学研究领域(如社会史)辐射，从而促使口述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互交融。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乡村社会史。在不发达的社会中，乡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这就为口述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乡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状况和文化习俗等等都是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埃文斯和威廉姆斯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2)城市社会史。在该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学家们十分关注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而大量的口述凭证对其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类口述史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民的居住条件、工作条件、文化娱乐和个人嗜好等等。(3)文化社会史。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教育和闲暇活动都是社会文化现象，都属于文化社会史的研究范畴。口述史料的特点是生动、翔实，因而颇受历史学家的青睐。例如，近年来，民歌研究已成为音乐教育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与此相关的口述凭证数量颇多，均来自民间传说，生动形象正是其特点之一。此外，现存的文献资料很少记载人们的闲暇活动，如果缺少口述史料，历史学家们不可能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了解。
在同一时期，家族史也是口述史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方面，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下层民众，而普通人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文字的历史记载；另一方面，现存的文字史料的内容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这些文献史料难以真实地再现历史。在家族史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成果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除此之外，口述史料还往往能够反映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促使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些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问题，因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例如，人类学家刘易斯采用口述研究的方法对墨西哥人的家族史进行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一块空白。
尽管存在着种种非议，然而自传模式这一概念已为史学家所接受显然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就十分重视个人回忆等口述凭证，他坚信个人回忆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19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L.麦考利也曾亲自动手搜集过个人回忆、民间诗歌等口述史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著名学者A.哈利指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个人回忆的重要性。时至今日，个人回忆已成为口述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5]。
在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已步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覆盖面之广、传递速度之快和影响之大，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信息社会为口述史学乃至整个史学研究的大众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理论上讲，科学知识也是一种信息，是信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信息的传播也即知识的传播，加之受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这是必然的)，因此国外众多学者所提及的历史知识的普及已是大势所趋。此其一。
其二，在信息普及的前提下，知识民主化的进程也必然进一步加快。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史研究作为一种更为可取的民主方法，是对学术界少数上层人士垄断的挑战。如前所述，民众认可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而信息公开也为口述史研究可信度的增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外，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向公众开放，使口述史学家有机会对口述史料和上述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达到相互印证的目的，从而在宏观上保证了口述史学研究的客观性。
其三，未来的信息社会是人人参与的社会，这种参与意识随信息社会的来临已渗入到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口述史学家认为，公众有权参与历史研究，也有责任参与史学研究，尤其是口述史学研究。从另一方面讲，口述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既要作为参与者，同时也要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从而为公众参与创造一个适中的良好环境。无论从口述研究本身还是从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两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再者，“按部就班”的技术革命也为历史的“大众应用”提供了可能。笔者以为，口述史学内部发生的三次技术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为口述成果的提供利用拓宽了渠道。这是该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成功之道，与之相比，诸多研究手段的更新似乎还在其次。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加莱拉诺明确指出，目前，历史的“大众应用”领域拥有为数众多、各具特色的传媒手段，如报刊、电台、电视、电影、戏剧、摄影和广告等等[3]。这无疑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
最后，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采纳和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易于接近民众，终使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实现。在谈及口述史学的社会特征时，方法论上的突破不能不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目前，史学研究似乎遇到了危机，或者说正徘徊于前进道路上的十字路口。然而，历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昭示着口述史学研究乃至整个史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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