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探讨我国城市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952 （2000）08—0046—06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分析
（一）工业化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H.钱纳里和M.塞奎因于1975年在《发展型式：1950—1970》一书中提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的世界发展模型。该模型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经历的是由紧密到松驰的发展过程。发展之初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工业化通过调整生产的供给结构来满足并适应由城市化引起的各种需求，最主要的如非食品类消费需求、非农劳动力就业需求和资本再分配的需求。受到工业化初始推动的城市化，以越来越快于工业化的速度发展着。这种格局也主要是由城市化引起的需求多样化引起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城市居民对服务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单凭工业结构的内部调整已无法适应这一趋势，工业化的速度开始滞后于城市化进程。
（二）工业化对城市化贡献减弱的若干诱因
1.伴随着企业组织革新的新区位生产观的出现
按照经典的论述，聚集经济效益对于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在于它对地区内部和企业外部具有双重正效应。正是基于这种双重效应，决定了在初级阶段中工业化充当着城市化的强大引擎。然而，当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使得依赖外部聚集经济效益的预期收益显得不稳定时，一些企业尤其是那些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了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更为追求通过实现生产的高度综合或扩大市场占有规模来获得外部聚集经济效益的内部化。因此，每个企业倾向于在自己服务区域的中心进行生产。
这种新的区位生产观的出现，对城市化的影响是由强渐弱的。首先，由工业区位转移引起的城市规模扩大，将更多的农业人口纳入城市就业的范围之内。城市聚集度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地价和工资水平，当这些费用超过城市聚集经济和外部经济带来的正效应时，市场半径扩大和经历企业组织革新的传统制造业（如纺织制造业）开始迁出城市核心区（core area），而那些更关注于市场渗透、 产品革新和资产重组的现代制造业（如成药）则倾向于配置在城市核心区外的中间区域（intermediate zone）， 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和优化生产成本（Marina oar Geen huizen，Mjlamp，1994）。可见，工业区位结构的调整通过创造社会财富和拓宽城市规模的方式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然而，由于现代制造业对劳动力技术的严格要求，单纯依靠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已经不能适应这一需要，因此源于这种工业选址偏好的变化对城市化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在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中，表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脱节。
2.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企业生产函数建立在某一既定的技术前提之上，技术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与替代关系。因此，新技术的出现将引起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各要素的组合比例和边际替代率都会发生变化。从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也同时是技术替代人力的过程。因此，撇开劳动力结构发生的相应调整不谈，新技术具有集约使用劳动力的作用，导致了劳动力数量的溢出，不利于城市化进程。
3.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
在城市土地市场中，以取得最大收益为驱动机制的土地需求者竞争导致了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消费品、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供求结构都将发生变化，使得第三产业最终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由此而受到削弱。
二、我国的城市化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若干特点
1.城市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
与世界上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如西欧和美国）相比，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似乎比较独特。1952—1998年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始终低于工业化率，而且在大多数年份（1959年、1964年、1966年、1970—1980年、1993—1996年），工业化表现出加速超前于城市化的态势。1998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为42.1%，高于城市化率约11.7个百分点。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是在脱离工业化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未能受益于工业化带来的巨大效益，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远远低于相同时期内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2.工业化的不稳定发展
我国工业化不稳定发展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工业投资的不稳定，这在城市工业投资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有关资料表明，1996—1998年城市投资乘数分别为1.64、1.67和2.38，根据投资的乘数与加速原理，工业投资的不稳定将造成经济增长的较大波动，从而通过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的影响，限制城市化的顺利进行；第二，主要在于农村工业没有担负起衔接城市工业和传统农业的作用，通过滞缓工业结构变迁而制约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由于缺乏技术和存在某些制度上的障碍，农村工业既无法对传统农业实施有效的改造，又不能适应城市化的需要，调整自身结构。农村工业落后的结果是城乡差别的扩大和农村城市化的滞后。1990—1997年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4.53%和29.22%，说明农民收入水平低和购买乏力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启动，对农村工业发展极为不利。
（二）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成因
1.人口的不稳定流动
大多数文献资料都把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壁垒视为农村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当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和购房入户等政策使户籍制度大为宽松之后，农村城市化并未表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可见，单纯地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归咎为制度因素显得难以自圆其说。
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区域科学的一些学者都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动因，总结为两方面的价值取向。第一，从社会角度来看，人口迁移代表的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就业在空间上的再分配；第二，从个体角度而言，他们的迁移又是追求收入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他们总是期望通过区域上的流动来获得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尽管1998年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中只规定了在城市投资、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在城市落户。然而，就资料显示， 我国1985 —1998年间人口的永久性迁移规模并没有增加，始终保持在近20万人的水平，近几年甚至表现出略微减少的态势。这说明了永久性人口迁移对城市化的贡献不大，同时也意味着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和买方市场背景下，户籍制度的约束力正在逐步被淡化。而户籍制度约束力的淡化也是我国人口流动性迁移规模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这种迁移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倾向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水平高和西北、东北边远等具有资源禀赋的省份；第二，省际间的流动趋势增强。这些特点除印证了人口流动受社会与个体动因驱动以外，还说明我国城市化具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特点。首先，由人口流动促成的城市化本身要受到区域发展比较利益格局和流动者个体对从业机会成本评价的制约，因此源于人口流动的不稳定性就必然过渡到了地区经济和行业发展乃至城市化的不稳定上。其次，从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看，决定城市化形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工业结构的静态表现与动态调整。那种单纯依靠区位、自然资源、交通等禀赋带来的比较成本利益推动的城市化将很难实现长期的持续发展。德国的鲁尔区和我国的攀枝花就是极好的例证。目前，我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最后，由流动人口迁移引起的就业在空间上再分配的余地将会因城市冗员的溢出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日显逼仄。据国家劳动部的调查资料，城镇企业使用的农村临时工人，绝大多数分布在采掘业、建筑业、初级加工业等传统部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小型的商业活动。他们的从业行为时刻受到城市非就业人口的竞争，因此只有通过在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方面妥协才能使其暂时填补这些就业空缺，但是流动人口之间的竞争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使得他们的就业显得更加不稳定。而城市化的持续与否恰恰取决于地方物质和服务供给对人口聚集和收入增长引致的需求的满足程度。城市化只有发生由生产型向需求型和生产需求相互作用型的转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2.农村工业处于不利的发展地位
尽管曾经一度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乡镇工业曝露出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的是作为市场化基础上自发性的农村工业化动力，它在促进城市化方面仍然会起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乡镇企业陷入了发展困境。
对于农村区域而言，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城市地区生产的商品收入弹性大于农村地区生产的商品收入弹性；第二，资本的积累程度。前一个因素实际上代表的正是农村城市化的自发动力，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的企业，希望通过企业转变投资方向来谋求更多的利润。但是，乡镇企业的这一动机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一，由于城市化普遍滞后造成的城市工业结构调整的滞缓，使乡镇企业不仅面临城市工业企业的竞争，而且出现产业同构的现象；其二，技术的约束。技术的落后在削弱农村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还限制了农村工业生产中各要素的结合形式，尤其通过影响城市部门和非城市部门的就业人口规模比例来影响城市化进程；其三，城乡居民收入的悬殊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互不相同。从表1可以看出，1990—1996 年期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超过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但从1997年起，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开始低于城镇居民，这主要是由农村相对于城市具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所致。1997 年和1998 年农村与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05，－0.12和0.85，0.58。如果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我们发现，1990—1996年间农村居民较高的消费倾向是由于食品尤其是主食的消费增长而引起的，说明当时广大农民处于由较低需求层次向较高消费层次转化的阶段。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相比，农民的消费需求层次还比较低，所以收入的增长难以通过促进对城市产品（或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而产生对城市化的推动。至于第二个动力因素，资本的积累程度不仅体现在农村工业生产资本的数量规模上，而且还反映在农村工业能从资本增长中获益的程度上。1990年以来，随着企业产权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开始由高度依赖银行、信用社贷款向权益融资转变，但乡镇企业多项权益资本相对于实收资本所占的比重较小，这说明其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仍然比较弱（姜长云，2000）。根据一项课题研究，自从1995年以来，我国农村投资乘数一路走低，至1998年达到0.89，自1990年以来首次出现小于1的情况， 充分说明了由于这两个原因促使持续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
表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平均消费倾向的比较
指标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
消费支出倾向 性支出倾向
19900.85
0.85
19910.87
0.85
19920.84
0.82
19930.84
0.82
19940.83
0.82
19950.83
0.83
19960.82
0.81
19970.77
0.81
19980.74
0.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摘要1998》。
三、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的对策选择
既然城市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对策就不可能是单纯着眼于农村或城市某一个方面所能实现的。我们认为，农村的城市化关键在于提高农村综合竞争力。而对于城市，则应就具体城市、具体地区选择合适的城市化策略。
（一）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问题
农村城市化的加快有赖于农村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农村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旨在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形成与城市工业互补的、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农村工业部门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提高农村竞争力的基础首先在于建设农村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以农村电网、粮食仓储设施、农田水利和农村道路等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现代农业的主要源泉是再生产性的源泉。这些源泉由特殊物质投入品和成功地使用这些投入品所要求的技能和其他能力所组成。被自然固定的土地和人的成分一般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再生产源泉显然是两个部分，即现代物质投入品和具有现代技能的农民（西奥多.W.舒尔茨，1963）”， 这指出了提高农村综合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通过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和对农民投资来提高农业生产率。
我们认为，只有基于农村自身的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才可能使城市化进入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阶段。由于商品的收入弹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它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只有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农民才会产生对城市部门产品的需求。农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还会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剩余人口在城乡间既注意现实又含有预期的流动行为更趋于理性化，从而既有利于农村城市化，又减轻对大城市的就业压力。
（二）现有城市的进一步城市化的问题
尽管在我国是否出现城市郊区化方面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是，大城市中工业企业新的生产区位观的出现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尤其是那些通过成功的组织创新实现了规模扩大的大型生产企业，它们生产选址的郊区倾向是引起大城市人口集中速度趋慢的原因之一。由于这类大城市大多位于具有较为完整城市体系的沿海地区，它们的城市化潜力在于发挥城市聚集的优势，通过形成诸如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模式，达到“以城带乡”的农村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进程。因此，如果能把市场化条件下工业企业选址的动机与城市周围的农村或郊区的区位优势相结合，这种新的区位观则可以通过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我国带有区域特色的新一轮城市化契机。
相对而言，我国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则面临着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升级和功能定位的问题， 这对于我国中小城市尤其是人口规模小于20万的小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类城市化吸纳人口的速度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是我国城市化总体速度较慢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如表2所示， 这与人口永久性迁移表现出的倾向于大城市而非小城镇的趋势（杨红，1999）是一致的。中小城市规模不足和城市基础设施营运成本过高制约了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从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那些以小城市为主的地区经济发展，如广西、海南、西藏、宁夏、青海等。因此，提高小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并进一步发挥对外辐射功能显得格外重要。
表2 我国中小城市总量及其变动情况
指标 中小城市(＜50万人) 中小城市中的中等城市
(20～50万人)
年份 绝对数(万人) 比重(%) 绝对数(万人)比重(%)
1990 23095 68.97950 23.7
1991 23917 69.18388 24.2
1992 27382 71.4
10191 26.6
1993 31164 72.6
12280 28.6
1994 35080 73.4
13716 28.7
1995 36617 73.3
15141 30.3
1996 37701 73.2
15553 30.2
指标小城市(20万人)
年份 绝对数(万人) 比重(%)
1990 15145 45.2
1991 15529 44.9
1992 17197 44.8
1993 18884 44.0
1994 21364 44.7
1995 21476 43.0
1996 22148 43.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7年。
城市聚集效应的形成以城市具有对生产要素及产业的吸引力为前提，而城市的吸引力又在于它独特的功能定位。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功能定位远远超越了以城市本身的优势对发展方向加以抉择的含义，它在整个城市体系和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周围农村的影响力都应该纳入城市和地区规划的评价体系。
四、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工业发展存在结构性不合理、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并存的状况，使得城市化不可能通过单纯地追求工业化而求得，各地区和各类规模的城市也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城市化策略，因而，我国的城市化只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更为艰巨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