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全民族论文,中流砥柱论文,军民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50年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百余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参加过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回顾历史，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愧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我们党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指导和推动抗日战争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倡导、促成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主导作用，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当时在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下，国内阶级压迫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正受到国民党军队及军阀武装的“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1935年“华北事变”，日军侵占我华北，企图侵占全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在此情况下，能不能团结 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我们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1933年1月，我们党再次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三个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8月，我们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各党派和军队对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政见和利害，应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们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经开始形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到来之际，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页）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此后，我们党一方面大力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等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以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1936年2月，被迫在西北进行“剿共”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我党达成停战协议。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明确提出：一方面要继续揭破国民党蒋介石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国民党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称赞。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结果，它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转变了中国时局。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五项要求和我党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四项保证。这是我们党为促进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我们党主动采取的联蒋抗日的重要步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最后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决议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而初步形成。1937年2月到9月，我们党又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其共同纲领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六次谈判，既坚持原则，又作了必要的重大让步，从而推动国民党逐步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一历史的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全民族抗战，起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同上，第2卷第718页）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政策重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曾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抗战景象。但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由于战争的失利和对进步力量发展的仇视，加上日本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实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把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逐渐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共合作能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扩大，又成为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同上，第2卷第364页）为了避免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发生破裂的危险，我们党汲取历史上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两面性，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把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联合是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是第一位的；斗争是联合必不可少的手段，是服从于联合抗日的总目的的，是第二位的。但是，随着国际上绥靖思潮的泛滥，这种联合中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入侵波兰后，英美等国还企图将祸水东引，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附和这股国际绥靖思潮，掀起一股反共降日的逆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努力维护统一战线，克服了投降危险。我们党针对统一战线内部存在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这一现实，又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对投降派、反共顽固派挑起的军事磨擦，我军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打退之。这是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斗争的需要。如果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整个抗日战争就会夭折。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我军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予以坚决反击，从而巩固了抗日阵地，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进步力量对国民党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临严重的局势，我们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实行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从而使国共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方针的制定和实践，说明我们党“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善处同盟者”，反映了党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中，正是我们党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顽固派投降、分裂的危险，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全国人民沿着团结抗战的正确道路前进，直到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是爱国主义的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在倡导、促成、维护、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是团结抗战的核心。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是夺取抗战彻底胜利的指南
我们党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的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指引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1937年年产钢580万吨、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口径火炮744门、舰艇52422吨，海军力量仅次于英美而位居第三。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除能自制一部分轻武器外，其他均不能制造。但是，日本也存在诸多战争的不利因素。首先是国土面积小，约相当于中国的1/28，人口9000余万，只有中国的1/5，且矿产资源贫乏，大部分工业原料依赖进口；其次是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上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国情、军情的科学分析，从抗战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和措施。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进行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他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同上，第2卷第347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这个《提案》系统地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迷惑、疲倦敌人，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等。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邀出席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一线临战战区适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之翼侧的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并强调只有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原则及其战法的提出，对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积极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以后的抗战中继续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并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但它在广大爱国人士和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推动正面战场抗战取得了一些局部作战的胜利。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全面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对全民族抗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驳斥亡国论、速胜论，鼓舞全体人民的信心和斗志，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的理论，完整地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明确指出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其预见的科学性、论断的正确性完全被抗战全过程的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据。他强调了时代的特点，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同上，第2卷第447页）据此，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在描述三个阶段战争进程的轮廓时，指出敌我双方量和质的互变关系，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认为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精髓。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则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艰苦的，时间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在这个阶段。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抗战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可以进入收复失地的战略反攻阶段了。在第三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毛泽东还深刻地阐述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应采取的一套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他指出，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变战略上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主动的有利态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作战方针，又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此外，毛泽东还正确地解决了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以及实施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等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用战役的歼灭战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
战争史上，游击战通常作为大的战争行动的辅助手段，毛泽东首次把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结合抗日战争的特点，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中日战争由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参加，因而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等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而且通过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因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方面，具体地阐发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科学论述，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是指导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指南。正是由于这一光辉的军事思想、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才在世界的东方导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一些国外人士称毛泽东为“持久战理论大师”、“现代游击战争之父”，这是当之无愧的。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广阔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全国抗战开始后，我们面对的敌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友军是国民党军。虽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国民党当局仍对我不怀好意；我军虽士气高，但数量少，装备差。如果将只有几万人的我军摆到正面战场与日军硬拚消耗，很快就会拚光，这样无益于抗战全局。我们懂得“毋邀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道理。我军挺进敌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其后方占领区十分空虚，我军施展游击战的拿手好戏大有用武之地；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进行人民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我军深入敌后必将如鱼得水，必能发挥作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而果敢地提出我军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决定迅速向敌后进军，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决策，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很快改变了敌我战略形势，并决定了抗战胜利的前途。
太原失守以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同时以小部兵力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平型关首战大捷，是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撤退，八路军主力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大胆地深入敌后，实行战略展开，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4月，八路军在华北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此后，大幅度分兵于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使敌后战场迅猛扩展到整个华北地区。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到1938年10月，广阔的华北与华中敌后战场基本形成。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千余次，歼敌数万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由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改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被迫将兵力分散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这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讲的，“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朱德选集》第139页）
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敌人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转移其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敌后战场的抗日军民，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也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倒退为消极抗日，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抗日战争的重担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在极其严峻、复杂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依靠根据地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大量歼灭日伪军，壮大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改变抗日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挫败了顽固派的投降阴谋，促进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转化。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兵力（不含关东军）的62%到75%和几乎全部伪军。而在此期间，日军只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其他时间基本上处于半停战状态。毫无疑问，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始终是全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歼敌4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军至此完全意识到它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敌手并不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为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以便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使其占领区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从1941年起，更加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的“总力战”，使用其侵华总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磨擦。由于日顽军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战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缩小到40余万，根据地减少了1/6。能否战胜严重困难，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为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和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军事上，针对敌人拉网式的“扫荡”、“清乡”，我敌后军民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斗争形式，大量消灭和牵制敌人。同时，全面实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级政权中普遍实行“三三制”政策，由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进步分子及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按1/3的比例共同组成政权，从而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加强了各阶级、阶层的合作；全面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使党政军各级机关更为精干，更适应游击战争环境；主力军实行的地方化、群众化，加强了地方军和民兵，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促进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而逐步克服了物质方面的困难，打破了日顽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我党还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端正了思想路线，巩固了组织，增强了团结，进一步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各项重大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不仅对战胜极端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转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经过敌后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再发展阶段。以晋冀鲁豫地区八路军发动的卫（河）南、林（县）南战役为起点，开始集中较大兵力对日伪军开展攻势作战，并逐步实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接着于1944年春开展局部反攻。至1945年夏，敌后抗日军民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攻势作战，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将日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并从战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在全国大反攻及攻歼拒降之敌的作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又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中小城市250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善于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相结合，通过民主革命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所以能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并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光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19个省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创造。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的烈火硝烟已经熄灭半个世纪了，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所昭示的历史经验，对满怀信心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民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分裂则国运衰，统一则民族兴。当年，正是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才得以乘虚而入，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发动起举国一致的抗战。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经过八年全民族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多少中华儿女为此引以自豪！但遗憾的是，在50年前抗日战争胜利时脱离日本侵略者魔爪的台湾，至今仍与大陆处于分裂状态。国际上也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甘心看到中国的统一强盛，总想利用台湾问题从中渔利。历史的教训必须铭记。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理应求同存异，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重新携手，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谱写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爱国主义永远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弱国，却能战胜强大的侵略势力，胜利的关键就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同仇敌忾，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气壮山河的斗争，使其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了爱国主义，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有了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都是为了使中国繁荣富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推向前进。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落后就要挨打。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百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无恶不作，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这一方面是由于旧中国在政治上衰朽腐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旧中国在经济上积贫积弱。因此，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振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还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想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发展经济，繁荣科技，厚植国力。21世纪是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纪。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中华民族几代人向往和追求的伟大目标，使中国真正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有国无防无异于开门揖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真理。我军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指导，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注重质量建设，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抗战初期，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排除了国民党的干扰，坚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领导，使我军保持了人民军队本色，不断取得战争胜利，并获得了重大发展。今天，虽然我军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担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军的厚望。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原载8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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