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文明与民族自尊-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的吸收与修改论文

地理、文明与民族自尊^*
——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的吸收与修改

□ 朱晶

内容提要梁启超经由明治日本吸收、消化和重铸的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一改其东方主义的世界观和知识系统的原初面貌，成为转型时代凝聚民族认同的利器和构建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石。它们不但唤起了中国精英追赶西方“进步”和“文明”的急迫感，而且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极力寻求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等地位，成为重建民族自尊的重要元素，并为未来中国赶超西方文明开辟了“希望的空间”。

关键词地理环境文明等级民族自尊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明治日本引入中国的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成为清末知识精英理解世界各国盛衰兴亡之所由，进而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源泉。近年来，学界多从知识史的路径梳理地理环境论引入中国的过程，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却鲜有将时人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改造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知识建构的社会语境之中。^①本文通过考察梁启超经由明治日本吸收、消化和重铸的地理环境论及相关学说，如何修改其东方主义的世界观和知识系统的原初面貌，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利器和形塑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石，进而讨论它们如何唤起中国精英追赶西方“进步”和“文明”的急迫感，并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极力寻求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等地位，为国人重建民族自尊，赶超西方文明开辟了“希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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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环境与民族精神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意志浪漫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民族精神” 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条重要原则，领土则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本质组成部分”。^②随着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盛行，人们渴望在对人地关系的探索中找到一条符合进化原理的调控世间万物的统摄性规律。19世纪下半叶，地理环境论应运而生，并被用于解释地理环境与民族精神之关联。

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是民族性格、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决定性因素。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人民精力充沛，富于自信和勇气，热爱自由；生活在炎热气候下的人民心神萎靡而胆怯，往往沦为奴隶。亚洲没有温带，勇敢好战的民族和懒惰怯懦的民族紧密相连，“所以一个民族势必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势必为征服者”。相反，欧洲拥有广阔的温带，气候随着纬度的递增逐渐转冷。因此，相毗邻的国家气候相似，“强国和强国面对着面，毗邻的民族都差不多一样地勇敢”。这就是亚洲之所以弱而欧洲之所以强，亚洲之所以受奴役而欧洲之所以享自由的重要原因。^③

19世纪初，黑格尔把地理环境视为“历史的地理基础”，是民族精神产生的“自然的联系”。他指出，“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比如在寒带和热带地区，就“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这是由于严寒和酷热的气候迫使人们竭尽全力面对生存的压力，从而无法自由地建筑自己的民族精神。因此，“历史的真正舞台”在北温带。^④

在本文的研究中，采取3.0T MRI检查的25例矮小儿童中，有15例垂体前叶发育不良，2例垂体柄阻断综合征，2例颅咽管瘤术后垂体前叶薄小，6例垂体增生。而且，和正常儿童相比较，矮小症儿童的矢状高径数据明显更低，P值小于0.05。

继黑格尔之后，巴克尔也在《英国文明史》中将气候、土壤、食物、自然景象等地理环境视作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他把人类文明分为“欧洲文明”和“非欧文明”两种。前者受知识规律支配，后者由自然规律主宰。“欧洲壤土地偏小，气寒而土瘠，天地造化之力远逊他洲”，恶劣的自然条件促使欧洲人积累知识以驾驭自然，从而造就“开化独先”的局面。^⑤而在欧洲以外，由于知识低下，文明的发展更多受到自然的影响。巴克尔确信只有欧洲历史才是文明史的“正常”发展过程。这一论断与19世纪帝国主义文化中的“劣等种族”、“依赖”、“扩张”、“权威” 等东方主义概念一脉相连，为“文明”的西方世界宰制东方“半文明”和“野蛮”民族提供了正当性。

19世纪后半叶，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一定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继而影响了人类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地理环境论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蔓延席卷了世界，其影响扩展到历史、社会和哲学层面。明治初年，以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环境论风靡日本，为福泽谕吉等启蒙巨子提供了认识人类文明的骨架和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石。19世纪末，这一学说经由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史学原论》、《史学通论》和志贺重昂的《地理学》等著作的普及，成为明治日本关于历史与地理关系的普遍常识，并令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兴奋不已。

（补记：据考证，孔家出殡当日，日军将孔庙内数百名国军伤病员，包括医护人员，全部驱赶出城外，推进滔滔兰江……）

二、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的解读

赴日之前的梁启超不但通过李提摩太等人的西学书籍接触了地理环境论，还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文明要论》里了解了巴克尔的地理环境思想。^⑥他对志贺重昂的地理学著作也并不陌生。^⑦流亡日本后，梁氏系统地摄取了地理环境论。他在1899年秋读到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从中汲取了大量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关联的知识。^⑧从流亡初期至1920年代，这一思想对他观察人类历史的视角影响深远。

可以参照方案五，直接作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而国家建设项目使用集体未利用地的，应当办理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后依法供地；不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不需要用地计划指标，不缴纳新增费和耕地开垦费。

⑫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52～53 页。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此二者乃探寻地理与历史之关联的“公例”。^⑪次年，他又陆续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论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比较中外历史。其中，《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乃对亚、欧、美各洲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之关联的总体介绍。梁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都采自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而浮田氏的这部分论述则多抄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两书。^⑫梁的后三篇文章则改编自志贺重昂的《地理学》。后者也深受地理环境论的影响。^⑬

我发现这种引导方式比较适用于中高年级的学生，也就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话题，以便达到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积极性的目的。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是需要不断激发的，适时设置讨论话题，恰当地引导学生的认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我在教学中总结的一点经验。

梁启超从日本学者那里间接吸收的地理环境论，使他不仅了解到各国的地理概况，而且认识到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原理。这些原理涵盖了地理和历史，以及地理与文明的关系，并有力支撑了他的文明等级观。梁氏认为，文明的发生有赖于气候温暖、物产富饶、交通便利的自然条件。人类文明起于北温带，这是由于“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洊迫，犹且不给”，“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 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⑭北半球在温带地区拥有广袤的陆地，且亚、欧、美三大陆之位置便于交通，因而成为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304、381 页。

广东省东江分水方案划定东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不得突破106.64亿m3，与现状用水相比增量空间小。东江分水实施后，流域各市根据所分配的水量及水质要求，以供定需，量水定产，纷纷限制高耗水和高污染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节水工作。通过分水促进各地经济转型升级、合理布局产业，东江流域用水量连年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初步实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在自然力量之外，地形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差异也是造就文明差异的因素。梁启超从浮田那里承袭了黑格尔不同的地形造就不同的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和文明程度的观点。在他看来，游牧生活的高原民族无法形成巩固的国家，也无法发生文明。农耕和定居生活的平原地区能够造就巩固的国体和灿烂的文明。“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⑰海滨则有利于交通，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播和扩散。因此，滨海国家“文明进步最速”。海陆之别是导致文明高下之别的重要因素。海洋激发人的进取冒险心理，养成勇猛的民族精神和自由的行为思想，从而培育出独立之国民。陆地人民行为思想皆被束缚于土地之上。

地形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文明成为梁启超文明等级论的基础。早在19世纪前半期，文明等级论就风行欧美，并为殖民主义提供了一套普世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在这一“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之下，世界被划分为欧洲与非欧洲两个部分，只有欧洲人处于真正的文明和自由状态中，欧洲以外的人群和文化被冠以“劣等”、“野蛮”的标签。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也被划入“半开化”的社会阶段。19世纪中后期，这一东方主义的理论逐步为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他们在“自我东方化”的同时操弄和挪用西方建构出的“东方形象”，试图唤起追赶西方“进步”和“文明”的急迫感，强化自我的民族认同。梁启超受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影响而于1899年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尽管把人类分为“蛮野”、“半开”和“文明”三个等级，但并未阐明等级差异之所由。给他的文明等级论提供理论依据的，正是他日后摄取的地理环境论。

梁氏比较欧、亚、非三洲文明，发现非洲乃高原之地，亚洲乃高原平原交错之地，惟有欧洲乃“高原平原海滨调和适均之地”。这种地形上的差异与三洲文明程度的高下之别存在密切的关联。此外，欧洲海岸线冠绝三洲，海运发达，促进了船舶交通、物产交换和言语技术思想的交流。亚洲和南北美洲的内河航运亦可弥补海运之不足，唯非洲虽有河流，却不适于交通，加之沙漠阻断运输，且四分之三的面积处于热带，这些天然缺陷阻碍了非洲文明的进步。亚洲东西南北各地孤立，自成一方天地。地理的不便和交通的阻绝使亚洲仅有创生文明之力，而无发扬文明之力，甚至养成了各地保守又妄自尊大的观念。这是亚洲文明之所以弱于欧洲的一大缘由。相较而言，欧洲各种地势复杂交错的状况造就了列国林立，竞争不绝的局面。但由于气候严寒，欧洲不能自创文明，只能接受其他地方的文明，加以传播并发扬光大。而这正是欧洲之所长。此外，欧亚文明程度差异还与两洲陆地面积之大小有关。欧洲规模浅小，易于被人利用，所以文明发展迅速，而亚洲“规模绝大”，“器量宏深”，不易被人类驾驭，是以进步不如欧洲之速。^⑱

梁启超还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根本上源于缺乏以领土和主权排他性为特征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的阙如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中国平原磅礴，从地势上趋于统一。因此，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间，虽偶有割据，但很快又能恢复大一统局面。与此同时，周边皆是地域、人口和文明皆不敌中原的蛮族。中国人有天下观念而缺乏国家思想，乃是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夫国也者，以对待而成，中国人国家思想发达，所以较难于欧洲者，势也。”^⑲国家思想的缺失，直接导致中国在文明等级论中的“半开”地位。

地理环境论所支撑的文明等级论给梁启超这样的“半开”国家知识精英强大的冲击。然而，作为一个致力于形塑民族认同，进而把中国引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思想家，他并未成为一个地理决定论者。相反，他试图为亚洲文明的暂时落后辩驳，以抵挡西方人挟其优越意识用语言（文化）暴力羞辱中国人。这一努力最初采取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策略。

三、以文化相对主义重建民族自尊

民族主义“最初也许是针对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受到的居高临下的或蔑视的态度做出的反应，是最有社会意识的成员的自尊受到伤害和屈辱感的结果，这种感情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愤怒和自我肯定”。^⑳这种愤怒与自我肯定，通常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⑭⑮⑯⑰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7、113、115、108、115、106、114、116 页。

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促使“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的自信成为俄国民族自豪的主要基础。然而，“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我鄙视”。及至18世纪下半叶，当俄国试图与西方一争高下时，祖国的低劣落后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使俄国知识分子陷入妒嫉和自卑之中，对优胜的西方的生存妒嫉使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从最初的羡慕和效仿转变为怨恨。这种怨恨的表达使俄国知识分子在批评其西方竞争对手的同时重估西方价值，并为俄国树立起充满希望的新形象，以重建民族自尊。

18世纪下半叶，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冲击下，“模范民族尤其是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明显优势，给那些不由自主地赞扬它们的德意志人留下了一种酸楚的滋味”。德意志知识分子感受到他们的民族形象受到来自法国在所有生活领域的霸权的侮辱。他们自知在以理性、个人自由、政治平等为标志的政治文化方面劣于其西方邻居，从而陷入强烈的自卑。这种民族自卑感促使他们否认理性，并将西方界定为反面榜样和邪恶的化身。德意志民族主义由此成为一种反西方怨恨的产物。诚如伯林所言，德意志“受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一种哲学和历史幻象结合在一起，试图消弭伤痛并创造一个反抗的内在中心。”这种反抗的结果是，德意志民族观念在觉醒时期便尤为注重民族内在的统一和精神，知识分子相信德意志民族是充分体现人性的最完美的民族，她注定要在世界上扮演大角色。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0～271、326～329 页。

当梁启超把地理环境论和文明等级论引入中国时，他非但拒绝承认中国文明和亚洲文明劣于欧洲文明，中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世界中只能处于被宰制的地位，而且极力寻求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等地位。他指出，欧洲无论是地势还是历史上都是亚洲的附庸。倘若没有亚洲孕育文明，“则欧罗巴之文明终不可得现”。欧洲人现今把种种技术发明带到东方，“亦不过报恩反哺之义，加利息以偿前负”而已。针对欧洲人所轻鄙的亚洲神权政治和专制政治，梁氏表示，欧洲人摆脱神权专制也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因此，亚洲历史的缺点“不在其昔代之行专制，而在今日之犹安于专制”。梁启超对欧亚文明关系的阐发，代表着清季知识精英企图以文明等级论合理化政治改革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的论述策略。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念及其支撑的地理环境论和文明等级论，强调生存危机和摆脱“半开”的专制政治以进入“文明”行列的迫切性，唤起民族改革的决心和意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改革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往往以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等地位来保证改革绝不会徒劳无功。

为强化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等关系，必然需要创造出一个“野蛮” 的他者来凸显自身的“文明”。在梁启超笔下，非洲因其地理上的天然缺陷只能处于反衬亚洲和欧洲文明的“野蛮”状态之中。这一向欧洲文明看齐，同时高度歧视非洲文明的论述方式，不仅反映出他想要强化民族自信心的企图，也透露出一种深惧中国犹安于“半开”状态而终将沦为西方宰制下的牺牲品，无法成为“文明”国家的担忧。诚如萨义德所言，西方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以建构出许多关于东方的地理的、历史的、文明的学术规则和形象，进而凸显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而梁启超基于地理视角对亚欧非文明的认知，不啻为这一“东方想像”的另类翻版，是一种亚洲人用以凸显自身优势地位的“他者想像”。

[12]Richard T.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A:Potomac Books, 2005, p. xviii.

为了解释文明的阶段性差异，梁氏跳出了地理环境论的视角来理解文明的进程。在他看来，“世界文明之原因，其所由来甚复杂，固非可仅以一学科之理论而证明之者也”。他关于地理与人力对人类文明之影响的看法就因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差异有所区别。他指出，在文明孕育阶段，“全恃天然力之恩惠”，由于缺乏人力的作用，是以文明虽能发生，却不能进步。而在文明的传播阶段，人力的作用大大超出了天然力之影响，是以欧洲“天然界不能生文明，故自外输入之文明，不可不以人力维持之”。人力由此代替地理环境成为近代欧洲文明进步的最大原因。

在推动文明进步的诸因素中，人力重于地理的看法，是晚清地理环境思想中颇为流行的观点。1902年，史学巨子陈黻宸就著文评述：“地理有二大别：一曰天然力，一曰人为力。任天者败，任人者胜”，而且“夫人类所由群进于文明者，不为天然力所压服，而常有征服天然力之大权”。严复也在《法意》按语中批评孟德斯鸠地理决定国家强弱的思想有欠周密。在他看来，“孟氏之论，则一切求其故于天时。至谓二洲之自由多寡，强弱攸殊，以一无温带，一皆温带之故，取其言以较今人，未见其说之已密也。总之，论二种之强弱，天时、地利、人为，三者皆有一因之用，不宜置而漏之也。”孟氏忽视“天时”与“人为”，而以“地利”为影响国家强弱唯一因素的观点势必无法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阶段的中国精英所接受。

知识精英对地理决定论的批评并非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明治日本的浮田和民也强调人力胜于天然对近代文明的推动作用：“古代之文明，其于地理也，依乎天然；今代之文明，其于地理也，依乎人力。是则文明之结果，而人力之所以能胜天然者也。则安知将来人智进步之结果，凡弗洲之沙漠，北极之冰源，不因文明势力而为斯人之所利用乎。”中日学者对于地理决定论的批评，表征着转型时代知识界对地理环境与文明进步之关联的认识由表及里，由自然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这一学理上的论断，也为后发展国家知识精英疏离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论找到了理论依凭。

(4)进一步加快末级渠系产权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农民用水协会作用,将斗渠及以下工程交由农协会、加大末级渠系水费的征收力度，将末级渠系水费交由农协会管理，有效解决农协会管理人员的报酬，提高农协会参与测水量水的工作积极性。

“尽人力足以制天然”的文明发展规律使梁启超认识到，既然作为文明难发生之地的欧洲能够发生文明，那么作为文明难进步之地的亚洲也完全存在进步之可能性。况且，人类科技发展带来的铁路、电线、航运等交通和通讯设施的铺设已经把阻碍亚洲文明进步的交通地理因素消弭于无形，是以亚洲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由此，梁启超有足够的理由对于亚洲文明的发展趋势抱以乐观态度。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亚洲虽然暂时落后于欧洲，但在地理和历史上却是一块极具发展潜力的大陆。亚洲民族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积淀都赋予了当前受压迫的人们获得反转地位的期望，使之能够通过集体奋斗，恢复自己的伟大过去，从而保证民族外在的地位能够反映其内在的尊严。

对亚洲地理环境的“重新发现”，使梁启超看到了亚洲文明的内在价值，从而深信“亚洲之所以为亚洲者，不在现在而在未来也。”梁氏极力为亚洲和中国寻找赶超欧洲文明的“希望的空间”，其思想中透露出浓烈的未来主义倾向。它与近代中国“黄祸”、“睡狮”等形象的形塑如出一辙，代表了晚晴知识界克服当下的自卑感，重建民族自信的努力。这些努力使人们相信，中国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已经为民族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地理环境论由此从西方凌虐东方的语言暴力被改造成转型时代激发民族感情、凝聚民族认同的利器。梁氏甚至对中国的远景进行了更为乐观的想象，期许未来中国以民族帝国主义强国的姿态在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了实现光明的远景，梁氏提出，必须不遗余力地培育“新民”，形塑中国的民族主义以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夺。

尽管各学者对火电行业的排放绩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都停留在不同方案情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排放绩效测评，针对火电行业超低排放并覆盖所有机组规模的统一且完整的排放绩效研究尚缺乏，难以实现将这一指标统一应用于所有火电企业遵循同等的环境管理要求。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浙江省火电行业超低排放限值下三项污染物的许可排放绩效标准，为核算许可排放量提供统一的排放绩效基数。

结语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整个地球事实上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空的、无人居住的空间。正像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处于地理位置之外一样，我们当中也没有人完全摆脱地理问题的争端。那种争端是复杂的，也是有趣的。因为它不仅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它也是关于思想、关于形式、关于形象和想象的。”如其所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随着人类地理知识的跃进和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地理学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许多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达尔文进化论高歌猛进的19世纪，地理环境造成的世界各地人类族群与社会面貌多样性的空间差异被诠释为时间（历史）差异，即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

地理环境论、文明等级论与19世纪的其他政治和文化元素一样，伴随着西方的物质文明涌入近代中国，成为转型时代知识精英理解人类社会的普遍原理或“统摄性规律”。这些“试图将欧洲或欧洲民族提升到支配非欧洲民族的位置”的东方化知识系统，却被梁启超等形式上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中国知识精英赋予了新的意涵和论述功能。梁氏一方面醉心于用地理环境论和文明等级论阐释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等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又批评西方人视中国人为“半文明”人甚至“野蛮”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系统，试图通过从地理和历史上重新发现亚洲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唤起民族认同。于是，地理环境论和文明等级论一改其原初面貌，成为梁氏理解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构建中国民族主义的“爱国心之源泉”。

注释：

能源强度是评价一个国家（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常用指标之一，体现了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林伯强，2014）［1］。当前，针对能源强度的研究多为以下两个方面：

①近代中国地理环境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Ishikawa Yoshihiro， “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ation”， in Joshua A.Fogel，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4；谢英彦：《略论近代以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史学研究》，《开放时代》2000年第11 期；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 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 页。

弱势民族以文化相对主义应对民族自卑感的做法不仅体现在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过程中，而且随着民族主义的全球传播，也为广大非欧洲后发展国家所采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老的中华帝国陷入空前的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取向危机。部分知识精英在借西方文明改造中国文明的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种学说纷至沓来，成为中国精英重构民族知识，进行文化修改和社会改造的源泉；另一方面，这些学说又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伤害了他们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在中西比较中痛苦地认识到中国当下的弱势地位，但又不甘于承认自己的文化屈居劣势。于是，经他们吸收、引进和诠释的西方学说，往往一改其东方主义的原初面貌，成为重建民族自尊的利器。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3 页。

⑤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篇三，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版，第1 页。

以赛亚·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载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417 页。

⑦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 卷第1 册，转引自袁咏红：《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 页。

⑧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 期。

样品酶活力大小：X=A×K×6.5/10×a=0.903×92.94×6.5/10×1=54.55 U/g。

⑨⑩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补）·蒙的士鸠之学说》，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6、1247 页。

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地势》，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 页。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介绍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梁氏写到：“法律者，以适合于其邦之政体及政之旨趣为主。不宁惟是，又当适于其国之地势及风土之寒热；又当适于其国之广狭，及与邻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业，或农、或牧畜、或商贾，各各相宜。”^⑨在他看来，孟德斯鸠的论断为后世改制提供了模板，“功不在卢梭之下”。^⑩

⑬Ishikawa Yoshihiro，“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ation”， in Joshua A.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Calif.: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4， p.163.

16、17世纪英格兰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英格兰人将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视为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面对这些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为了挽回民族尊严，英格兰人采取了一种原始的文化相对主义。他们拒绝在自身处于弱势的古典知识领域与法兰西和意大利竞争，而是将现代科学作为英格兰人优越的证据，依靠科学领域的成就塑造英国的民族声望。斯普拉特就在把英国古典文化领域的缺陷解释为英国人理性、审慎的民族优越性的标志的同时，极力将英国在科学领域的成就作为唤起民族自豪感的依据：“英格兰人的性情在所有人中最适于促进这种知识的发展。”科学发现由此代替古典文化，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自豪感的来源。

⑱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0 页。

⑲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1 页。

⑳以赛亚·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载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 页。

Thomas Sprat， Observations on Mons.De Sorbiere’s Voyage into England，转引自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4 页。

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差异不仅有赖于一定的气候和自然条件，而且取决于自然力量与人力的中和。梁氏从浮田那里接受了巴克尔关于自然力量与人力，以及自然景象与人类精神之关联的看法。他指出：“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爰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⑮亚非美三洲“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其文明的特征在于宗教、迷信发达而理性与科学发展迟滞。而欧洲“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其文明特征在于理性与科学的发达。亚洲之所以久困于专制而不能进至自由与自治，也是源于“天然之境遇，所得过厚”，以致“其精神为天然力所制也”。^⑯

⑥李孝迁：《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8 期。

陈黻宸：《地史原理》，载《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80～5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