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刘嘉雯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
摘 要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频发，犯罪年龄低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法律问题。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对青少年合理适用刑罚。本文通过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阐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内涵，并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未成年人；宽严相济；年龄；刑事政策
一、前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导我国长治久安坚守的准则，是应对犯罪策略的理性选择，符合客观公正、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显然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在处理这类刑事案件中，更要准确把握、突出宽严相济政策的核心。
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一)犯罪低龄化显著。由于物质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身体发育成长速度加快，从青少年这一阶段的心理特征上看，普遍生理发育有所提前，但是心理的成熟度往往没有跟上生理的成熟度的步伐，从而引发生理“相对早熟”和心理“相对晚熟”的冲突，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容易跟风作案，致使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
(二)犯罪形式多为团体犯罪。以前的未成年人犯罪没那么明目张胆，从小偷小摸开始，大多数还是单独作案，逐渐的胆子越来越大，犯罪形式越来越复杂，与成年人犯罪相比丝毫不逊色。或许是出于犯罪的功能性需要，也或许是未成年人在犯罪时寻求一种安全感与心理认同感，虽然犯罪团伙具有临时结合性，不具有组织性，对比以前注重团伙合作有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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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手段极其暴力残忍。媒介传播不负责任肆意渲染血腥暴力文化，许多青少年沉迷无法自拔，刻意模仿，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更严重的携带作案工具，不计后果，胡作非为，极具有攻击性，未成年人犯罪结构现以暴力犯罪为主，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基本是过于逞强型犯罪和贪图享乐型为主，极具攻击性的暴力犯罪。
(一)立法确立具体原则与标准。虽然我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在惩罚和保护原则下更加体现保护未成年人，但是没有在刑法立法层面做出具体性的原则，只是把教育感化作为一种司法指导，没有把对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正确区分开来，只一味对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从宽，具备操作细则，对刑罚的裁量没有明确的标准，容易导致法官的轻判，放纵一部分犯罪分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把未成年人的部分从宽的内容更加完善，比如说减刑假释，未成年人的考验期限、幅度、符合的要求能否更细致，使未成年人获得特殊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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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内涵
所谓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本国的犯罪态势，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从而达到制衡犯罪的目的。如何正确认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要理清宽、严、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有度，宽严合理。如何正确把握宽严相济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解决矛盾，最大程度维护社会和谐。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而制定的具体方针和策略，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和打击未成年人犯罪：与此同时，就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来看，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普通人的犯罪适用于宽严相济政策，对于我们特殊的群体未成年人更加适用。我们对未成年人采取的是宽和主义，但不意味着我们一味对未成年人适用宽严只注重宽，又或者是只提及宽而从不提严，这样并不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思想，反而是在纵容未成年人犯罪。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要在事前通过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严加防范，也要在事后通过合法合理的处罚措施中对应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根据未成年人的犯罪性质、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一系列内容去判断哪个对其感化更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坚持宽和主义下，严密防范，宽主严辅，宽中带严，在违反严重的暴力犯罪或是主观恶意性较强的，要从严处罚。在审判过程中，要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教育、挽救、感化”这两个方针要贯彻落实，它符合青少年犯罪的规律和特点，避免未成年人失足，拯救濒临涉法的未成年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四)犯罪的未成年人文化素养不高。14岁到18岁的未成年人的自控能力、辨认能力较差，如不在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提早进入社会，不能健全的成长，容易形成一个不成熟的人生价值观，不完善的人格，对外界不良风气容易受到影响，缺乏理性，仅凭自己的意气用事，若受到一些难以解决的挫折，便会形成心理患疾，稍有不慎，就会走向违法犯罪道路。
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不足与建议
以往的行政执法工作中，许多部门是执法与普法“两张皮”，虽然都按照宪法规定落实相关工作，但是各自拥有独立的工作机制，彼此互不干涉，往往有一部分工作内容会重复实施，造成普法和执法资源浪费。重新调整工作机制，在执法中普法，有助于充分整合行政资源，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这方面，徐汇区积极探索以普法工作助力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使之形成合力促进普法工作全面开展，在探索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值得仿效的实践经验，如：徐汇区文化执法部门积极开展的对网吧经营者的针对性普法，以及徐汇区公安分局牵头建立的律师驻所执法机制等[8]。
(二)适当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我国来说，处于14岁以下犯罪是不负责任的。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青少年不仅生理还是心理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事物的辨认能力逐渐得到提高。频繁报道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构成犯罪，12、13岁已经具有一定的犯罪认知能力。犯罪出现低龄化的特点，适当降低责任年龄，是符合他们年龄的认知，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责任，也是通过教育感化的手段去挽救这群失足少年。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可以调整为刑事责任年龄为12、13岁。
(三)建立符合未成年人特性的社区矫正服务。社区矫正是一种罪犯不脱离社会，并利用社会资源更好的改造罪犯的方式。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跟成年人相比，还是相对不成熟，如果采用传统的监禁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改造，容易导致未成年人重新进行社会化的过程受阻，导致身心发展不全面，踏上重新犯罪的思想误区。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性，建立适合的社区矫正模式，而不是一味的采用刑事手段。对于初次犯罪、偶然犯罪的未成年人具有极好的教化效果，他们的人身危险性没那么恶劣，通过社会教育，使他们重新再适应社会。
[ 参 考 文 献 ]
[l]王振.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问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2]闫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问题[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10).
[3]吕天奇，何显兵.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J].青少年犯罪研究，2011(1).
[4]王鸿.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J].大观周刊，2012(38).
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2019)07-0198-02
作者简介 ：刘嘉雯(1995-)，女，汉族，广东河源人，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