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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 ( 2001)01-0012-06
20世纪已成为历史。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论是其成就和经验，还是其挫折和教训，都是留给21世纪的人们的宝贵遗产。总结这份遗产，是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本文是作者对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关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
1.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学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不再能够容纳资本主义自身创造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尚未耗尽适应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的时候，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无疑看得更加清楚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这一革命形势，在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如果还按兵不动，坐失良机，那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也早已证明，这同样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理论上一般地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准确地判断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不是一回事。这一结论也已经被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一再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判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问题上，以及在与此相联系的、也是更具有根本性的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的估计问题上，曾一再过低地估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生命力，过高地估计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度。现在看来，就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总的说来尚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方兴未艾，就是证明。由于不断的局部的自我否定或改革，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获得使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能够不断地自发地适应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调整的能力，这是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什么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现在还看不出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问题，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造的问题，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历代经典作家关于发达国家暴力革命问题的理论的评价，二是具体的时空条件下革命的主观条件包括共产党的策略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和二战后西欧一些国家是否存在革命的客观形势，当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等问题。
必须承认，经典作家总的说来认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而且，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口气越来越绝对。今天看来，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存在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当然也就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可能。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把人民在特殊条件下对共产党的支持同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的认同和对暴力革命的手段的认同混同起来。比如，法共和意共在二战后初期的力量的壮大，主要是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表率作用和对民主改革的推动的结果，换言之，人民当时主要是把他们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的推动者来支持的。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不存在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先后放弃了暴力革命的策略，转而探索和平道路。这是形势所迫，无可厚非。理由是，第一，如前所述，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暴力革命当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第二，资产阶级民主尚未完全失去其进步性，经典作家关于帝国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论断只是在19世纪末至二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提出的。但现实是，二战后，工人阶级仍未丧失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为自己谋利的可能。而且，现有的这种民主也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赢得的成果。通过民主、和平和合法的手段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争取和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斗争策略既麻痹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也妨碍了资产阶级诉诸暴力来对抗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第三，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中产阶级化，以及他们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民族的一部分在不平等的南北关系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同享有的对不发达民族的特权和剥削地位（此即马恩列所谓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贵族化”），也使得他们普遍缺乏革命的动机。二、三两点综合起来就是，20世纪的西方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暂时还难以接受只有根本推翻现存制度才能改善自身处境的革命要求。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不少工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中得到佐证。在整个20世纪、除个别例外，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从未赢得过工人阶级多数的支持，倒是主张改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一般说来在工人中有更大的影响。
没有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永恒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是暂时的，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是科学地证明了真理。尽管20世纪的资本主义表现出了惊人的自我扬弃和再生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出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料，也超出了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预料，它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基本矛盾必然带来的弊端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财富的浪费，社会的不公正（包括国内的剥削关系和不平等与南北关系中的剥削和不平等）、人的异化（精神空虚，物欲横流等）始终存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固然适应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方面它迄今仍是成功的，但它却没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物质成果来实现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只要资本主义继续表现出自己不能克服这些弊病，社会主义，作为对它的抗议和替代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价值，就不会退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舞台，不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能否在21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现实。
2.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它不能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诸矛盾和弊端，也表现在如下基本事实中，即：在整个20世纪，在采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国家中，只有少数幸运儿依靠这种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达到了国强民富的目标。所谓南方国家，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南北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注定了要以多数资本主义民族的贫穷落后为代价换取少数资本主义民族的富裕发达。由此产生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合理性问题。
20世纪成功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的内涵，主要有三点：其一，都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曾预见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多数曲折性的最深刻的背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植根于经济文化的落后，社会主义建设受挫也植根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其二，几乎都与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战争引起革命”的产物。其三，都是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的结果。第一点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直接矛盾，而第三点内容曾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暴力革命可能性理论的直接的经验依据。现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忽略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国情的质的不同，与此相联系，也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现实地发生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区别。如何认识这些事实，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引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激烈的斗争和分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又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密不可分。
今天，回顾20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可以为这些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依据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了。这就是，它们都是落后民族为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的地位，为了实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可能实现的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作出的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迟迟不来的原因，反过来几乎同时就是部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地说来主要是：第一，不存在和平地和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际国内条件；第二，人民大众的赤贫和缺乏起码的民主所造成的民族的多数成员的革命性；第三，根深蒂固的国内前资本主义因素和国际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因素的天然联盟，内在地同时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将反封建的革命与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第四，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第五，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统治的削弱；第六，列宁主义的政党所提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一言以蔽之，和发达国家相反，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提供现实的通向现代化的出路，不能提供劳动者改善眼前和切身利益的现实选择。
二、关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晚年在回顾十月革命及其后的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用“开始容易，继续困难”来概括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列宁的话不幸而言中。斯大林模式的一度辉煌和弊端，改革的艰难，苏东剧变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中可以得出哪些启示呢？
1.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困难，是几乎完全没有现成的理论做指导，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
马克思主义首先和主要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其次才是关于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和主要是关于革命即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其次才是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思想家。这是由他们的时代包括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状况决定的，也是由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决定的。他们主要的实证研究对象是发达的西欧，他们感兴趣的是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向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转变的条件、时机、方式和性质等问题。对于非西方的、前资本主义和前现代的国家和民族的工业化的条件、途径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他们完全没有设想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仅在落后国家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仅仅在这些国家进行，而没有先进国家胜利了的工人阶级的帮助。“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但是，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具体环境中如何理解、如何实践这个道理，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作为革命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解放生产力。现实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挑战。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契机和空间。至少对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心放到发展上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这个重心的转移来得太晚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这方面的重大突破。
2.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和20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处于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
根据西欧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将现代化视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已经完成的历史使命。他们认为，无论对哪个民族来说，共产主义包括其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使命和特征，都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生产力的现代化的基础上，通过政治革命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革命，即以全社会公有的产品经济为目标的生产关系的改造，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包括其第一阶段，是后市场经济和后现代化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观上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已经基本完成现代化的民族如何从工业社会的一种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更高级的形态即共产主义。其他民族如何完成现代化的问题是他们来不及也不可能深入细致地考虑的问题。他们没有完全排除用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但是，也没有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现代化的不同途径。
现实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它的主要历史使命是搞现代化建设。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具备经典作家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诸多特征。商品货币关系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许是限制和消灭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不仅要大力发展而且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中的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警惕资本主义的可能的复辟，现实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固然也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是肃清前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
3.计划和市场问题是在邓小平理论提出前，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内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陷入理论误区的一个重大问题。探索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结合的具体机制，至今仍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艰巨任务。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
如果说包括列宁在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市场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话，在20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巩固，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以及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借用社会主义的因素包括计划指导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拘泥于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传统认识，就是一个错误了。值得深思的是，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20世纪80年代前，非马克思主义的、东方与西方的大多数经济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也都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视为有内在联系而不可分的一对范畴，陷入共同的理论误区。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理论上和实践中，如何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公正和个人的主动性及创新精神相得益彰，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获得像发达资本主义那样有生命力的自发性，至今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和公有制结合，这是历史已作了回答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所产生的效率尚不如它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效率。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结合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古老，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结合的历史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结合体现为典型的自然历史过程，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结合则更多的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结合符合人的生物本能，因而是自发和自然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结合则代表着人的社会性对生物性的反抗，代表着集体对个体的超越。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要比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得多。这也是半个世纪之久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历程之曲折艰难的客观原因。
4.为了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同时又不具有内在的剥削性质的做法。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这些因素除了现代化社会化生产力外，还包括一些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东西。不仅由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没有社会制度属性，和生产力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的那部分生产关系，比如，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中的一些做法，知识产权制度等等，也同样没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当然也不妨将其视为广义的生产力系统或大生产力系统的组成部分。现实的动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两者间的界限并非绝对地泾渭分明，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过渡性和模糊性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内部的这种区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中并非不存在，但远不够明确、充分和成熟。后人的过于简单、狭隘和教条的理解，反而导致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倒退，即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非生产力因素的全盘否定。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错误之所以发生，原因还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革命前资本主义很不发展的国家。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残余长期、广泛和深刻地存在，使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容易不自觉地将某些前资本主义因素视为社会主义因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有限和现代化水平较低的一个后果，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中，必然就是对适合和反映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和观念的生疏、不理解乃至抵制。
5.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重心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提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它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最终只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体现出来。这些重要思想表面看来似乎只是重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其实不然，继承中有发展，它们有着丰富的现实内涵。这些内涵概括说来就是：第一，衡量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政策、举措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是否有利于”。第二，不能用片面和单纯地追求生产关系的纯而又纯的大而公的办法和在上层建筑领域不断地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第三，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外开放，勇于和善于学习国外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的东西。由于先进的生产力大多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对外开放事实上主要是向西方开放。第四，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是非常幼稚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不够格的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完成现代化。这就把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作了严格的区分。上述思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始终地和彻底地坚持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提出的问题多于它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的贡献在于：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它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奠定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基础，起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作用。这些贡献已足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关于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挑战
要全面地回顾和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就无法回避信息革命和全球化问题。20世纪最后10年兴起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浪潮对社会主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
1.信息技术和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机遇。
从生产力视野看，全球化是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现代化商品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特征和必经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本质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只有当个人的存在成为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的时候，这一目标和本质才能实现。所谓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解释，其含义是：个人所驾驭的生产力在量上表现为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使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需要；在质上是能够打破民族、国家和自然的一切壁垒，为所有个人提供全球性的交往手段；世界公民的身份是每一个人的唯一的社会身份，整个世界是个人唯一隶属的社会集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认为，这一解放的进程，就生产力而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
10多年来由信息技术革命所推动并与信息技术的扩散和深化齐头并进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证实了以上天才预言。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第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转，在一定意义上正体现了封闭和孤立的个人走向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的个人的进程的不可逆转；第二，拒绝信息化和全球化不能不是一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历史企图；第三，网络所体现的信息技术作为最新的生产力，已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不拥抱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自外于全球化，同时必须用信息技术武装自己，即用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从以上意义上讲，彼此推动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机遇，是一件好事。
2.信息技术和全球化更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
第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起者和先行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就又面临着信息化的艰巨任务。传统的工业化完成得越彻底，信息化的起点就越高，速度就越快。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信息化的任务比发达国家艰巨得多。在这方面一旦出现失误和延误，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差距就将进一步拉大。而一国信息化的水平，直接决定着该国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及该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市场分工中的地位。这又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信息化方面的长期落后，将增加他们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的风险。
第二，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主角是资本主义，主要动力也是发达资本主义。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角度看，目前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同历史上的历次全球化浪潮一样，是资本主义以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整合世界的又一次努力。与目前这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创造的其它生产关系一样，其内部既包括仅仅与社会化生产力相联系的、反映现代生产力的普遍规律和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也包括同这种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相联系的即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一方面，时时刻刻区分开这两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手段，以向国际惯例靠拢为幌子，竭力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的欲望和努力十分强烈且直言不讳。这两类因素的结合，必然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第三，全球化和信息化有风险，也有生机。拒绝全球化则是死路一条。既然社会主义国家拒绝全球化和信息化没有出路，参加进去又有沦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附庸的可能和被和平演变的可能，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有可能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进程更加漫长，更加艰难。对这些危险性和可能性，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应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和应对的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飞跃，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和拉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一国突破为多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改革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将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四次飞跃。从18世纪60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出现旨在批判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第一次飞跃历时约9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第二次飞跃经历了约70年。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第三次飞跃又花去了约30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如果说前三次飞跃是在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造选做准备的话，已经起跑但尚未完成的第四次飞跃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攻坚阶段。攻坚战总是最困难的，伤亡最大的。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已经躺倒了一大片尸体，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所幸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倒下。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其加入全球化的勇敢努力，在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其意义之重大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至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难以说清的。在1901年的时候，又有谁能预料20世纪会发生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是更高起点上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将继续探索下去，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将继续探索下去！社会主义将以更新更成熟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对这一点，我们深信无疑。
收稿日期：200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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