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与苏联——两党两国友好与矛盾的滥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苏联论文,滥觞论文,两国论文,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作者从前苏联档案资料入手，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与苏联学者观点不同的是在肯定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曾给中共以支持的同时，又指出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冷漠、怀疑态度。其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令中共与国民党和谈，阻止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又表现在屡次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行期，使毛泽东在建国前访苏要求未能成为现实。文章还对苏联对中共所持的这种态度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并进而指出在1949年后中共与苏联的实际接触中，既得到苏联很大支持，又有差异和分歧，这恰恰成为日后两党乃至两国之间矛盾和争论的滥觞之一。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和政府的关系，恐怕是双方关系中最为重要，同时又是最为复杂、微妙的时期了。近年，俄国学术界一些权威——昔日的驻华外交官、今日的著名学者齐赫文斯基等整理披露了一系列有关这一时期、主要是解放战争胜利前苏联与中共之间关系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并依据这些档案资料发表了不少有关的学术论文和回忆录。在利用档案研究苏联与中共关系方面，俄国同行又一次先行了一步。这是令人羡慕和称道的。历史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过，最终能否从中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才是更为重要的。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究竟如何，近来，俄国学者依据本国的历史档案提出了不同于中国流行的建国前苏共曾怀疑、甚至阻止过中共进行解放战争的说法。究竟谁是谁非呢？这里出现一种怪而不怪的辩证现象：似非而是，似是而非。
笔者认为，若能从当时复杂形势下两者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具有的不同的条件来分析这些问题，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
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党和政府是否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党和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否冷淡、怀疑？对于这两个在逻辑上似乎不相容的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即苏联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支持过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冷淡怀疑过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种即支持又怀疑的复杂关系，是一种疑虑的支持，是一种支持时的信心不足。
应该承认，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支持的。舍此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受到一定影响。同时也必须指出，由于苏联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历史上的联系和当时的正式关系，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苏联不是，也不可能热烈地、鲜明地、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大张旗鼓地那样做。此外还须指出，正因如此，苏联共产党像历史上一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中共出了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战略意图的主意。
掌权近30年的苏联党和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比其初期成熟和实际得多得多。作为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作为一部国家机器，无论它持何种政治主张，坚持什么主义，它必须清醒地对待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必须毫不含糊地处理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为此，它可以同任何人打交道。苏联政府在二战结束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在同美英在雅尔塔的讨价还价中得到了在中国和日本最大的好处；在同蒋介石的交涉中得到了帝俄在中国没有兼得的中东铁路和外蒙古。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上，除了中共的性质之外，苏联党和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不考虑中共的力量及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中共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不可能不考虑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不可能不顾及当时各国在中国外交的态势，同时还得照顾整个国际舆论、顾及冷战状态。因而，它不可能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去观察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更难作出与中共完全一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和决策。
毛泽东作为一位成就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统一伟业的伟人恐怕不会无中生有，不可能在他尊崇的伟人斯大林逝世后编造莫须有。除了已为我们所知的材料外，近来俄国学者披露的档案资料也印证了毛泽东对于苏共的某些意见不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的某些内部讲话涉及过苏联共产党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出过某些不合时宜的主张。根据最新俄罗斯的档案材料，毛泽东于1956年4月同尤金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斯大林不正确地评价中国的局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像历史上一样，他过于相信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具体指出：1947年正当反对蒋介石分子的武装斗争正紧张的时候，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坚持要同蒋介石签订和约。因为他怀疑中国革命的力量。斯大林的这种不信任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即直到革命的胜利[①]。这一档案资料佐证了以往的中文材料。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1945年以后，在同国民党斗争的时期，因为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斯大林试图调停，制止革命事态的发展[②]。
齐赫文斯基院士所公布的1949年1月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信件中的确有要求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但提出国民党不能接受的和谈条件，从而不承担想要继续国内战争的责任，使国民党分子和美国的和平策略破产，中国共产党便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的语句。固然，这些资料说明了斯大林最终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解放战争[③]。然而，这些档案资料也确实证明了斯大林的确曾不合时宜地提出国共和谈的建议，出了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意，说了一些中共难以理解而又理解了的严厉的话。齐赫文斯基院士引用的档案资料非但否认不了斯大林曾经怀疑过中共的力量，反而反映出许多新问题，证明了后来毛泽东的意见言之有据。
从1月10日到14日，仅仅4天，斯大林给毛泽东出的主意或称为建议就失算了。起初，斯大林试图同意蒋介石的调停呼吁，并建议中共同意排除内战祸首和外国调停的直接与国民党和谈。斯大林原以为排除蒋介石等要员、排除外国、尤其是美国的调停，国民党不会同意和谈。然而，4天后，毛泽东给斯大林回信指出：几天前，美国人已经试探我们的意见，我们愿否在排除43名战犯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和谈。因此，仅仅排除战犯参加这一个条件已经不足以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即将渡江直捣国民党政府首府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建议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和谈要求。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有根本分歧。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和谈，不赞成苏联出面调停，而倾向于为了中国人民尽快获得真正的和平，要求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的立场[④]。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中明确指出，在这种连帝国主义政府都考虑是否继续帮助国民党政府的时刻，如果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苏联出面调停会使国民党有借口诬蔑中共是好战分子，而使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广大民众极度失望。我们想要义正词严地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舆论也不在南京政府方面，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已经可以渡过长江、直捣南京。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搞一次迂回的政治举措。这种迂回举措在当今形势下弊多利少[⑤]。
斯大林回信严厉告诫中共，直接公开地拒绝国民党分子的和平建议，宣布必须进行国内战争，“这首先就意味着，你们在桌面上亮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并且，把和平旗帜这样如此重要的武器交到国民党分子手里。其次，这意味着你们在中国帮助了你们的敌人，在中国以外共产党被当作继续国内战争的拥护者，而国民党被誉为和平的保卫者。最后，这意味着，你们使美国得以把欧洲和美洲的社会舆论引向这样一个方向：与共产党和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要和平。因而，在中国取得和平的唯一手段就是组织强国的武装干涉，组织像1918至1921年四年在俄罗斯所进行的那种干涉。”[⑥]
从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前的苏联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通信以及其后的史实，可以看出，斯大林又一次给中国共产党出了在策略上不符合中共战略的主意。尽管他的担心和操心在冷战的刺激下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虽然，在斯大林看来，防止帝国主义反共的宣传，担心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不是耸人听闻，但这些对于夺取全国胜利在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能产生另外一种感觉和印象。所有这些也说明了毛泽东后来对于这个问题有意见和想法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的。虽然，当时毛泽东考虑到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需要，从策略考虑没有纠缠这些问题而保持了缄默。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对于苏共的意见作了很策略地的处理。他一方面明确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他理智地求同存异，在斯大林的主意明显失算时，巧妙地写道：我很高兴收到您1月11日的补充电报。在基本方针上（停止同国民党全面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同您完全一致[⑦]。毛泽东没有计较纠缠斯大林的失算，并对于斯大林严厉的告诫予以回避和沉默。
不管斯大林当时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估计不足，没有信心，而担心和怀疑，这要比说苏共在国共两党之间观风选择，搞平衡调和要婉转得多了。
二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是谨慎地、左顾右盼地支持中共，这从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可急可缓，屡次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行期问题上可以感觉到。
中国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苏共协商，尤其是在解放战争胜利进行，建立新中国在即之时。早在1947年6月，应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苏共中央就准备接待毛泽东前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战争胜利后中共面临的问题，也包括中苏关系问题。然而，这一重要会晤一拖再拖，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实现。
这种行期一改再改，访问一拖再拖的原因何在呢？按照替代毛泽东访苏而前来西柏坡同中共进行高级接触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日后的解释，毛泽东访苏日期屡次更改是因为毛泽东驻地交通不便，由于毛泽东身体状况以及其它原因。
斯大林在1949年1月10日给毛泽东的电文中解释为什么要毛泽东再次推迟行期是由于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而形成的复杂形势。否则，毛泽东访问将被敌人利用，贬低中国共产党不自主而依赖于莫斯科。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都不利。斯大林在14日的信中又解释道，当前毛泽东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建议立即派遣负责的苏共政治局成员前往哈尔滨或什么地方就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谈判。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局势来看，斯大林过于担心国际舆论，担心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复杂化，担心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影响到它在华的利益，因而，在毛泽东访苏问题上举棋不定，屡改行期。
1947年6月，斯大林给在毛泽东身边的苏联医生兼无线电工作人员化名为捷列宾的奥尔廖夫的电报，要求转告毛泽东“联共（布）认为比较理想的是他前来莫斯科不要作任何宣扬。如果毛泽东也认为需要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似乎经过哈尔滨前来为好。如果需要，我们将派飞机。请电告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及其希望。”然而，事过两周，7月1日，斯大林改变了主意，电告奥尔廖夫“鉴于当前（军事）行动，毛泽东不在可能对行动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推迟毛泽东的行期为好。”[⑧]
斯大林担心毛泽东的访问会给中共带来某些麻烦，而且，他更担心这会激化苏联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影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更何况毛泽东打算访苏后一并访问东欧诸国，这不能不引起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已经很不顺心的斯大林的某些疑心。
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准备比原定7月中旬提前动身。电文说：我决定提前上路前往苏联，拟月初自河北出发，6月初或月中可抵哈尔滨。然后由彼前往贵处。我将与联共中央的同志商询请示有关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其它重要问题的指示。此外，如若可能，想去东欧、东南欧诸国学习人民战线及其它工作。毛泽东准备携带任弼时，陈云、二位秘书及其他技术人员由化装部队护送。大概是考虑到斯大林保密的要求，毛泽东表示，若斯大林不同意人员多，他只好只身前往。
29日，斯大林答复毛泽东：“只要您认为必要，携带哪些人、多少人由您自定。二位苏联医生当与您同行。同意在哈尔滨留一电台。其余问题面谈。”[⑨]
5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由于傅作义军队在毛泽东拟经路线地区发动军事进攻，考虑局势的发展以及毛泽东的安全，询问毛泽东是否同意缓行。若毛泽东不同意延缓行期，请毛泽东通告何时、向何地派遣飞机。
当天，毛泽东回电同意延期起程，表示稍事休息、恢复一下健康后再前往。
7月4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自己的健康状况较两月前明显好转，决定按期启程。毛泽东提出经过哈尔滨的海、陆、空三路的可行的具体方案。毛泽东此次团队阵容较大，同行20人。他请求斯大林能够派出两架飞机。
7月14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鉴于备粮工作业已开始，领导同志自8月起分赴各地，直到11月。因此，苏共中央建议将行期推迟到11月末，以便能与所有领导同志会见。
对于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将行期推迟到10月末或11月初。
1948年8月，毛泽东再次表示，1947年他未急于访问苏联，而1948年，鉴于形势的变化，他希望尽快到莫斯科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再次表示有一系列问题须亲自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报告，以便取得指示。他拟按前电所定时间前往莫斯科。
接近行期，11月21日，毛泽东自己提出因身体不适以及前线战事，希望将其行期改到1948年12月底。
1949年1月，苏共领导人又一次推迟毛泽东访问时间，并建议由联共中央政治局派要员前来与中共商谈。这样，毛泽东访问苏联问题一直拖到他取得全国胜利之后。
斯大林担心毛泽东访问苏联可能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对于毛泽东出访能否保密一直不放心。1949年1月联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时，斯大林的意见认为毛泽东出访虽然是化名，但保住密是不可能的，消息无疑会泄露出去。因而，他建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名正言顺地以政府首脑身份正式访问为好。斯大林担心什么呢？他担心西方会借毛泽东访苏大作文章，即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是为了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得到指示，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⑩]。
斯大林对于中共中央是否能够保住重要秘密，有时也是怀疑的。1949年初中共与苏共协调对待国民党和谈阴谋之后，斯大林曾经担心中共中央将消息渗透了出去[①①]。
苏联在对待中共首脑急切来访，瞻前顾后，屡次推迟；另一方面，斯大林多次接待来访的蒋经国，并不厌其烦地邀请蒋介石访问苏联。这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当时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邀请他固然有外交上的意义。然而，一边是频繁邀请，一边是屡屡推延，相比之下，冷热分明。这除了令人感到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过于谨慎小心外，难免使人产生苏共认为与中共关系无碍大局，可缓可急的印象。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苏美由战时的盟友开始转变为冷战的对手，也导致了中国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转变为祸起萧墙的内战。在中国形成了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苏联和美国之间错综微妙的三国四方关系。
这种盟友变对手、同胞变敌仇、和平中的冷战、和谈下的内战等复杂微妙的关系必然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和政府的关系复杂化。
苏联党和政府二战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二战中所取得的利益，保障本国的安全，维护巨大牺牲换来的世界和平。
这样，一方面它必须同二战时的盟友和平共处，并共同处理国际事务，落实它在二战中取得的战果；另一方面，它必须面对冷战下帝国主义阵营的挑战和反苏反共的宣传，驳斥反击的同时，又必须谨慎地不给对方以反苏反共的口实。甚至在冷战的热点时刻，如1948年中开始的“柏林危机”时，苏联党和政府要在欧洲和亚洲在战略重点上作通盘考虑和安排。这也就是斯大林1948年几次推迟毛泽东行期的没有写成文字的其它原因。
斯大林对于国共两党态度时有暖昧，旗帜不鲜明，除了历史惯性外，主要还是因为雅尔塔会议上所谈成的利益是以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防止中国内战为条件的。而要落实在会上所得的利益，也必须与国民党打交道。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使苏联党和政府很难断然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难怪苏联的大使与各国驻华大使不同，跟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把外交关系保持到最后。
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关系，它与西方世界围绕战后德国问题上的欧洲紧张局势，以及它与美国等国、包括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使得苏联在支持中共时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在毛泽东访苏问题上反反复复。
苏共对于中共历史上就存在着未必合适的认识，因而，很少为之出过合适的主意。对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由于各种客主观原因，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共刚刚开始真正认识。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到过苏联受过正规马列主义训练的领袖，一位同历届苏共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代表作过路线斗争的领袖，一位后来主要凭自己力量在那里打下天下的人，不能要求斯大林百分之百的信任，全力以赴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访问南斯拉夫所在东欧的想法不可能在斯大林那里没有任何反应，毛泽东后来担心由此可能引起误会不是庸人自扰。
毛泽东在事后批评苏共和斯大林的时候，并不是否定苏联党和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是在这个前提下指出某些严重错误而已。
从中共的角度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争夺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怎样对待、怎样答复国民党的和平要求，尤其是斯大林那样严厉地指出进行内战的危险，联系历史上苏共错误指导的路线错误造成的损失，给予中共的印象不言而喻了。在当时形势下，苏联需要的是中国的平静，是中共按照它的棋谱摆子；而中共需要轰轰烈烈，将革命进行到底。
两国、两党之间不能越俎代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处境不同，各有各的国情，各有各的门径；各有各的长期打算，各有各的迫切任务。苏共是执政党，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苏联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大国，它有它宏观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考虑和安排。它不可能象中国共产党那样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中国，象历史上一样，苏联党政领导人很难作出中肯的分析，确切的判断和结论。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在野党，它还不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也无诸多的内外责任和顾忌。它唯一的、迫切的任务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它对于苏联党和政府的国际关系考虑给予理解，对于苏共的缺点和错误保持了策略需要的理解和缄默。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和政府开始了更实际的接触。不是以苏共或其领导的共产国际派出的人为领袖，而是以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主动与苏共的接触中，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同时也感觉到了差异和分歧。这种被形势和策略所掩盖的差异和分歧成为日后两党、乃至两国之间矛盾和争论的滥觞之一。
注释：
① ②《远东问题》1995年第5期第105、107页。
③ ④ ⑤ ⑥《近现代史》1995年第4-5期第135、135、136、137页。
⑧ ⑨ ⑩《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98、98、101页。
①①《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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