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老黄牛——魏宏运教授的学术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黄牛论文,现代史论文,之路论文,开拓者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6)10-0034-06
魏宏运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83年被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1986年起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后相继被聘为香港学术评审局学术评议专家，《历史教学》杂志副总编，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河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大学兼职教授，新疆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特别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还应聘为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和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魏宏运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工具书和资料书主要有：《孙中山年谱》、《中国现代史稿》（上、下）、《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调查与研究》、《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史大事记》、《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册）、《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4册）、《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册）、《中华民国纪事本末》（7册）等十几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他为中国现代史的学科建设，深化中国现代史当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开拓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广阔空间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求学、求真之路
魏宏运教授1925年2月出生于陕西长安魏寨镇李窑村一户贫寒的农家。少年时代，在清贫、动荡的环境中，读过两年私塾，上过乡村小学。
1939年，考入位于西安郊外的兴国中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阅读过中外文学名著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哲史类书籍，接触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著作和《全民抗战》、《群众》等刊物。
1946年，慕名考入著名史学家陈垣任校长的辅仁大学，专攻历史专业。辅仁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生活费的压力很大。他不得不一面努力读书，一面参加街头募捐活动，到青年会办的夜校去兼课，以维持生计。其时，国民党统治区危机四伏，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魏宏运秘密参加了中共冀热察城工部的工作，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辅仁的两年生活，紧张而充实，是他人生旅程中的一大转折点。
由于经济原因，1948年暑假，魏宏运先生通过考试，顺利转入国立南开大学二年级继续学习，1951年完成学业。在南开学习期间，魏宏运先生还负责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天津支部的工作，为天津的解放作出过贡献。南开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在南开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二、不断开拓和深化中国现代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研究
魏宏运先生步入史坛的第一篇文章是《民族英雄——史可法》，该文发表于1952年《历史教学》，随即引起学界注目，受到著名明清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激赏。1956年，教育部颁发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其中有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魏宏运先生被郑天挺主任指定承担这门课的教学任务。新中国建立初期，史学界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研究现代史不是学问，研究的对象越古越有学问，因而很多人都热衷于研究古代史。尽管如此，魏宏运先生还是服从了安排，放弃了南明史的研究，从此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当时，史学界有关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在郑天挺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魏宏运一面搜集资料，认真备课，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史课程，后又陆续开设五四运动史、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土地革命史等专题讲座；一面结合教学，选择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进行深入研究。在五十多年的教学研究中，魏宏运先生对孙中山、武汉国民政府、周恩来、抗日战争和华北农村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着力尤多，最具开拓意义。
1.较早开展对孙中山的深入研究。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孙中山是魏宏运先生进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突破口。1953年，他在《历史教学》第3期上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对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是当时孙中山研究的第一篇论文。随后，他又发表了《孙中山晚年的农民运动观》等论文，将孙中山研究进一步深化。
1979年，魏宏运先生出版了积累十多年的心血之作——《孙中山年谱》。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孙中山的年谱，它侧重于孙中山思想形成与发展，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获得了史学界的赞许，迄今为止，仍被视为“资料真实、编排清晰、字简事丰”的精品。魏宏运先生因之成为孙中山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2.开辟武汉国民政府研究先河。武汉国民政府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权，受资料匮乏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其研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魏宏运先生在1958年开设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和土地革命史等课程时，认识到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地位，着手对它的政治史进行系统研究。他多次专程赴北京、武汉等地搜集资料，从1958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问题》、《1927年武汉之争的实质》、《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等十几篇论文，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运作、性质及其对国共合作的影响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评析。这些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被史学界誉为“开辟了武汉国民政府研究的先河”。在此期间，魏宏运先生还开展了对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等专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有关帝国主义分化问题》、《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有关1927～1937年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3.较早提出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周恩来总理是魏宏运先生敬佩的伟人之一，又是南开校友，因而也是他研究的重点。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红旗》杂志决定由南开大学写一些纪念文章，随后南开历史系酝酿成立周恩来总理研究室。魏宏运先生是这些工作的重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在对周恩来的研究中，魏宏运先生查阅了周恩来在“五四”时期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研读了周恩来撰写的《警厅拘留记》，以及和周恩来一同去欧洲留学的李福景的档案资料等，还访问了很多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从《检厅日录》中，发现了1920年5月到6月初周恩来在狱中向难友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于是相继发表了《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觉悟社的光辉》、《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等文，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些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南开大学成为全国研究周恩来的重要阵地，奠定了基础。
4.抗日战争史研究成就斐然。魏宏运先生认为，抗日战争的许多课题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改革开放也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开始着力于对抗日战争历史尤其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
魏宏运先生从收集基本的资料入手，他曾与财政部等有关单位合作，对浩如烟海的抗日根据地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条分缕析，先后主编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4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两部大型资料集。这两部近700万字的资料集，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经济文献资料汇编，以“资料收集丰富，详实可靠，分类恰当”的特点，获得了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佳作奖，成为今天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必备书。
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同时，魏宏运先生选择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作为突破口，逐步拓展，对抗日战争史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研究，从1984年开始，先后发表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繁荣经济的道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透视》、《“不抵抗主义”剖析》、《抗战初期中国人口大迁移》、《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等代表性论文，推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等著作，其中《华北抗日根据地史》获得了天津市第五届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和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二等奖。
1984年8月和1991年8月，魏宏运先生在南开大学先后主办了两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加、荷、英、法、澳、日、韩等国的学者和国内学者汇集南开园，就中国抗日战争及抗日根据地时期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魏宏运先生在两次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道路》与《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这两次会议是迄今为止中国仅有的两次关于抗日根据地历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报刊先后给予报道。会后出版的两册论文集，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的体现”。
5.开拓华北区域史研究新领域。魏宏运先生认为，现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占中国90%以上人口的农民支持的结果。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实态？农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问题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关键问题。从1986年起，魏宏运先生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调查与研究”，他带领研究人员深入华北农村，调查访问，搜集资料，通过十年艰辛的努力，1996年编辑出版了《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一书，将八九十年代的实地调查与三四十年代的有关调查做了有意义的对比。1998年，该书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三等奖。
1990年开始，魏宏运先生还率诸同仁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等人组成的中日华北农村社会联合调查团，对原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所作的调查进行跟踪调查，其成果《农民说中国现代史》已由日本内山书店出版，《中国农村变革和家族、村落、国家》日文版已由汲古书院出版，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世纪末，魏宏运先生又承担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力图把华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层次。
结合这些课题，魏宏运先生指导学生集中力量对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有关的博士、硕士论文，形成了对华北农村社会研究的系列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构筑、创新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五十多年来，魏宏运先生先后主编了两部中国现代史教材，反映了他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和思考，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学生急需中国现代史专门教材。为填补这一空白，1981年，魏宏运先生主持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该教材在内容、资料、叙述和观点上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内容充实、资料详尽、叙述清楚、语言生动、观点鲜明的特点，为学术界所公认，受到普遍欢迎，先后被一百多所大学的历史学科中国现代史专业作为本科基础课教材，行销数十万册，还销往美、前苏联、日、法等国。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等教材配套书，这些书一直是国内中国现代史本科教学的基础用书。
进入新世纪，魏宏运先生又结合教学需要，于2002年主编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该书运用丰富翔实的资料，对1919～1949年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作了全面、科学、客观的评述，在体例、论述和资料的运用上都有新的探索。
一是创立了一个更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魏宏运先生不主张把历史简单化，认为“事物的发展由多种因素促成。历史最终结果不能仅以某种因素说明，尽管这一因素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大”。[1](P148)该书把历史的选择视为多元因素相互碰撞的结果，将中国现代史看作一个多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相互斗争、融合和人民慢慢选择的过程。该书特别注意对活跃于现代史上的各种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的研究，有利于读者理解在多种因素相互制约下的历史选择方向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巧妙地纳入中国现代史体系。该书吸收了近二十年史学界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对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发展和工商业水平、农村经济和乡村社会、解放区民众的思想水准和日常生活、物价指数和波动趋势、灾荒和社会救济、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动向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评说，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面貌的各种思潮、流派、代表人物、书刊、出版业、戏剧、绘画、史学、文学、艺术等也多有精辟的论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个主旋律的前提下，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新儒学等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三是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该书把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励精图治和重庆的祸国政策融为一章，进行对比分析。在讲到中美、中苏关系时，该书根据新材料，明确提出：“美苏先在牺牲中国的利益基础上达成了对日作战的一致意见，这是雅尔塔协定极不光彩的一面。”
该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被认为“是一部有血有肉、回味无穷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学术性的中国现代史教材”，“具有较强的原创意义”。[2]
四、求真致用，以史为鉴
历史学家李文海先生曾对魏宏运先生的学术风格作过“求真致用，以史为鉴”的概括。这八个字简明、中肯，既是魏宏运先生的为学态度，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
1.求真求实，实事求是。魏宏运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的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求真求实，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要用建立在充分占有可靠资料的基础上的学术成果说话。为此，他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几十年来，魏宏运先生养成了看旧报刊、逛书摊的习惯，北京的琉璃厂、旧东安市场和隆福寺，天津的天祥商场，都是他为寻觅书刊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文献资料方面，魏宏运先生注重利用图书馆和档案馆，特别注意在报刊上发掘资料。他经常翻阅《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研究武汉革命政府时，他在天津看了《益世报》、《Peking and Tientain Times》，在北京图书馆看了《新闻报》。沈雁冰主编的武汉政府机关报《民国日报》，北方没有，他就到武汉去找，后来在湖北省委党校图书馆找到了。为此，他在武汉大学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每天从武大到省党校去看报。
中国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近现代的外文资料很多，外国学者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也很多。为了全面地发掘和掌握资料，魏宏运强调，现代史研究工作者至少要熟练掌握一门外文，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看不了外文资料，就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他自己也养成了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英文资料的习惯，八十多岁了，仍坚持不懈。
魏宏运先生十分注重通过调查访问获取资料的重要性。他认为，对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对从事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工作者来讲，深入调查所得，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是现代史研究中的优势。他经常下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到工厂、农村、矿井去体验生活，指导学生编写村史、家史和厂史。他曾和学生到天津四郊调查义和团运动，从当年参加过义和团的一些农民的口述中获得了大量的史料。60年代末，他到天津市的张贵庄、塘沽等地调查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中的罪行，访问了许多老人，包括当年参加“红灯照”的妇女。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到太行山区考察，沿着当年八路军开辟的路线图调查访问，足迹遍布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村镇，征集分散于华北各地的根据地资料。1996年，年逾古稀的他还承担起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太行山农村调查”的任务，赴山西、河北山区进行实地勘察、走访，搜集资料。
收集、整理和鉴别资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化积累所必需的，但一些研究者往往不敢为之或不屑为之。魏宏运先生认为，史学工作者占有丰富的史料并能处理和运用好史料是最基本的要求。有更多的学人能引用自己发掘、整理的资料，说明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是成功的，应当为此而高兴。几十年来，他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进行了非常细致辛苦的工作，他编著《孙中山年谱》时，积累资料工作就持续了十多年。他和同行收集华北、太行山两大根据地的资料，也历时整整十年。
魏宏运先生的文字朴素，叙述简明，论文大多为精干的资料爬梳性的短文，从细小处切入，探寻历史背后的深层领域，形成对历史本质的深刻分析。这鲜明地反映了他重实证、不空谈的史学思想。
2.关注现实，不断创新。魏宏运先生认为，现代史研究虽然是基础性的研究，不是应用性的研究，但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关注现实，必须将自己融入现实社会当中。要立足现实，选择研究课题。这样研究成果才会有价值，才会有它的生命力,创新才有可能。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孙中山、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到八十年代前后开始的对周恩来、抗日战争和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在魏宏运先生的全部学术活动中，都倾注着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其成果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如“文革”期间，尚处在逆境中的魏宏运先生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到塘沽、张贵庄、大直沽等地调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的暴行，记录口述资料，撰写了《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一文，就是在苏联军队侵犯我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为揭露沙俄的侵华暴行而作的。
1982年，为澄清一些人散布的辛亥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荒唐观点，他发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一文，观点鲜明而又说理透彻。
为拓展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始，他将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现代史研究中，调查研究华北地区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变化、人口与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的变化等，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主持撰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内容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结构的演变、农作物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良、城镇商业和农村集市、北方宗族以及乡土文化等，使现代历史变得丰满起来。
改革开放给史学工作者开阔眼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魏宏运先生致力于建立和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他认为，做学问不能自我封闭，要让国外的学术界了解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要善于接纳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八十年代初以来，魏宏运先生先后十五次赴美、日、德、澳等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到四十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授课、演讲。他常将在国外讲学时所遇到的学术问题、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观感告诉学生，说明哪些是新观念，哪些是旧调重弹，哪些是重新审视过去的论述，哪些是挑战性问题及论争的焦点。
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中，魏宏运先生经常利用学术舞台，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回击一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改革开放初期，他第一次赴美国讲学，1984年2月在百灵恩外交委员会演讲，第二天，该地报纸说他在报告中称台湾为“国家”，他立即向报社提出抗议，第三天，报社更正了这一错误，表示歉意。还有一次，魏宏运先生赴澳大利亚参加学术讨论会，一学者提交了一篇论文，文中指责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种植鸦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毒源”。他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愤怒，回国后搜集资料，写出《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政策》一文，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说明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才是鸦片泛滥的根源所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不少右翼政府的官员和军人美化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日本侵华历史，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他不仅撰写了《南京沦陷时期日军在宁沪之间的暴行》，对日本某些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政要不断散布美化侵略谬论直接回击，还特邀主持正义的日本进步教授笠原十九司到南开大学演讲，揭露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谎言。
3.一分为二，辩证分析。魏宏运先生认为，在现代史研究中，既不能轻率地敢作敢为、标新立异，也不能退缩不前、随波逐流。现代史研究既需要有勇气，不畏困难，也需要有谨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公正、客观的研究态度。因此，研究者要不断加强理论修养，多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等人的经典著作，掌握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断增强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和领悟力。在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中，他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华北区域史研究领域，又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以及国统区的社会状况，撰写了《南京保卫战初探》(1999)、《台儿庄战役述论》(1998)等一批重要文章。这种对国共两党领导的两个战场的客观全面的分析，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魏宏运先生认为，现代史研究必须善于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现代史研究工作者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不能就现代史而现代史，要涉猎广一点，知中知外，知古知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提出：学历史必须攻破外文与古代汉语两座“大山”。他引导学生读《史记》、《明史》等史书中的经典篇目；要求学生读《毛泽东选集》，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学习这两部书的文笔功底，练好写作的基本功；为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选择经典文章或实用文章，共同讲读。同时他又认为，史学的魅力不仅在于不断开拓新领域，还在于坚持不懈的深入研究。在知识面广博的基础上，研究的选题要专，选择的突破口要小，“小题大做”才能深入。他不主张大题小作，认为那样容易浮在表面，流于空泛。
他鼓励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认为对有争议的问题，只有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才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真理越辩越明。就现代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对袁世凯、蒋介石等人应当如何评价，如何剖析不抵抗主义，如何认识延安道路，如何看待日军侵华及汉奸政权等，他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同时也鼓励别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鼓励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理直气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魏宏运先生已年逾八十，仍满腔热情地在指导着青年教师、博士生们进行研究工作，仍坚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仍保持着泡图书馆、翻旧报刊、做资料卡片的老习惯，仍在为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殚精竭虑，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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