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思想契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诺论文,思想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2)04-0027-06
一、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横跨一生的机缘
回顾梳理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横跨一生的机缘，可见一种执着的念想贯穿始终。据周作人所作《关于路吉阿诺斯》，他是在东京念书时期首次接触到了路吉阿诺斯的作品。“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东京念书，偶然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国加塞尔书店所出版的丛刊，……书名已经记不大清楚，仿佛是《月界旅行》之类，里面乃是路吉阿诺斯讲到月亮里去的文章，是《伊卡洛墨涅波斯》和《真实的故事》”。[1][775]周作人由此才知道路吉阿诺斯以及《真实的故事》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自此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首次介绍路吉阿诺斯，这还是中国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路吉阿诺斯的文学史。当时周作人尚未品读路吉阿诺斯的全体作品，因此《欧洲文学史》对路吉阿诺斯评价还仅是“作《神祇问答》、《人鬼问答》等，以嘲哲学者及古代神话”[2][52]，但从他当时的论述中也可发现他早已心生感契于路吉阿诺斯所言“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2][52]的思想。1921年10月10日，周作人收到朋友寄来的英国福娄兄弟(Flower)所译文集四册，得以品读百分之八十的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他深切地感兴于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于当下生活中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人而得幸存”[4]。他在畅读之后，立即着手选译其中几篇对话片段：1921年10月17日翻译《大言》，10月21日翻译《兵士》，10月22日翻译《魔术》。分别于10月28日、11月6日和14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三篇作品都出自《妓女对话》，《大言》系第十三节，《兵士》系第十五节，《魔术》系第四节，后收入《陀螺》(北京新潮社1925年9月出版)。1922年11月周作人又翻译出路吉阿诺斯的对话《过渡》，并易名为《冥土旅行》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发表，其后收入1927年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苦雨斋小书”——《冥土旅行》。1930年，周作人以“启明”的笔名将论文《关于丧事》，易名为《论居丧》在《未名》第2卷第9—12合刊终刊号上发表，其后收入自编文集《看云集》(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出版)和《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年3月出版)。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翻译路吉阿诺斯作品的早期阶段，但仅只是零星的译介，而且都是根据英文译本转手翻译。虽然当时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的作品情有独钟，一直想把他翻译到中国来，但后来这项翻译工作却一直延宕而未得展开，主要是由于关于路吉阿诺斯的希腊原文作品甚为难得，遍寻不着。
在国内关于路吉阿诺斯的介绍和翻译是周作人最先提出的，但在国外关于路吉阿诺斯翻译的版本流传却是非常广泛，路吉阿诺斯在16世纪上半叶就已为西方读者所熟知。路吉阿诺斯作品的手稿最先是由 Guarino da Verona和Giovanni Aurispa从君士坦丁堡带到意大利，随着手稿的流传和后代译者的努力，大约在1470年前后一卷选译路吉阿诺斯的五篇对话的拉丁文译本最先在意大利出版。据考证到1500年前后，关于路吉阿诺斯的13篇对话就已达到21个截然不同的拉丁文节选本。早期翻译者的翻译理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来者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如17世纪的D′Ablancourt谈到自己的翻译时说“我并不总追随我所翻译的作家的语言和思想：在忠实于作家思想意图的同时，我会做一些调整以适应现代的文体和习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表达和思考方式”[3]。他在翻译中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对原作进行趋时性的修改，以迎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作品中涉及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的内容被大量地删减、改写，以至于掺杂许多别国的传说；一些涉及社会俗文化的描写段落如：同性恋被刻意地删除或加以藻饰，同时译者为了文章的通俗化还有意地选用特属于十七世纪的幽默方式来重新表达作品中的喜剧内容，他甚至“别出心裁”让侄子将《真实的故事》又续写两卷，以达到说教的目的。由此可见在他的译本中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已经被刻意转换成“载飞载鸣”的斑马文章，已完全背离原文的宗旨和思想。但他在1654年出版的这部法文译本，刻意迎合所处时代需要，却为广大受众所普遍接受，对后世的翻译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受最直接影响的是1711年出版的Dryden Lucian的法文版本。Dryden Lucian的法文版本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译本，其后又影响着一大批翻译家。由此可见，这些翻译者对路吉阿诺斯作品的肆意删改、替换和续写，不仅改变原作深载的思想和精神，而且译者随性的选译、改译为后来的译者造成很大的干扰，如果后来的译者再借助于这些译本进行转译，翻译的作品不仅无法重现原文的神采，而且可能扭曲路吉阿诺斯的思想和精神。
周作人极为珍视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作为一个认真严谨的翻译家，他在翻译底本选择上非常谨慎而严肃，他希望能选用希腊的原典，而不愿从“基督教国”去转手。在很长时间内他不愿翻译劳斯的《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也正因为觉得它是“基督教国人写的书”。希望按照原文直译，“存真”以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实价值，是周作人一贯恪守的翻译标准和宗旨。他主张翻译终要“选择最好的出处，忠实地遵从原典，只是照样记述，差不多没有感想要说明，或调解原来的那些不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书保存着文献的价值”[4]。因此，周作人手上虽然有一套Oxford Translation中Fowler英译本，已收录路吉阿诺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作品，但是这本译作的序文已经明白地写明“有些犯忌讳的地方都已删去，或者全篇没有”[5]，他在1963年5月13日致鲍耀明信中还特意提到“英国假道学(缺第五、六及十)游女译不完全”[6][254]，故不可凭信。在这样的版本情形下，他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工作也只好无限地搁置延期。
但周作人对《对话集》的钟爱是执着的，在找不到原文的情况下，周作人仍然坚持着《对话集》的翻译梦想。1940年5月27日周作人在《致周黎庵》信中提到：
“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余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
周作人在1951年5月发表于《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的《翻译计划的一项目》中也明确提及后期要翻译的杂文小说主要是指路吉阿诺斯所写的文章。1960年人文社寄来三本“属选译”的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集，但周作人认为没有找到古希腊文原本，仍不能马上动手。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直属意于伦敦剑桥出版社Loeb古典丛书中英希对照本的路吉阿诺斯作品集，并时时加以留意。但这套丛书出版颇慢，丛书原定有八册，第五册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中经欧战及编者逝世的关系，第六册至五九年始出，此后其余两册也将陆续出版。其中周作人最看重的是第七册，他认为路吉阿诺斯最重要的对话悉在其中。待到得悉1959年已出版第六册后，周作人即打算将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载入工作的日程。1960年9月1日，周作人即“寄人文社信，令购置ルキァノス原书。”1961年1月13日，周作人译完《枕草子》，在日记中写到：“倘有余暇，则拟更译路吉亚诺斯耳，岂非贪哉。”1961年3月17日致鲍耀明信也说到“近颇有意于搞《膝栗毛》，方与出版社接洽，尚未有头绪，如不成则翻译希腊之ルゥキプノス之对话耳。”1961年4月4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上午托丰一致龙女士信，并还Lucian一册”，这送还的“Lucian一册”应该就是伦敦剑桥出版社出版的Loeb古典丛书中的路吉阿诺斯作品集八卷本之一，这正是周作人翘首以待的希腊原文的标准版本。然而当时《枕草子》译事未竣，接着又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阅《今昔物语》译本，所以须待完成这些公家之事之后，才能着手进行。1962年2月2日周作人在校阅完《今昔物语》后写到：“以后当译路吉亚诺斯散文，虽夙所喜爱，但未知有精力否耳”。1962年6月18日，“深恐岁不我与”的周作人即开始依据希腊原文选译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当日日记写道：“开始译路吉阿诺斯。已有年余不事译述了，至下午才得四纸”。不过当时《知堂回想录》尚在写作之中，是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翻译工作，起初也是断续进行，至1962年11月30日《知堂回想录》写毕，才得以彻底集中精力于翻译。周作人说“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地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7]。他在翻译过程中，也确实不断享受着这难得的快乐。1963年5月13日，他在给友人信中报告说：“近来正在翻译路吉阿诺斯，才得五篇，此人著作夙所喜爱，前曾以英文特译数篇，今得从原文译出，尤为惬意”。5月30日信中又如此说：“目下正在搞路吉阿诺斯的对话，虑非老拙所能担当，亦姑且试试耳”。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宁静中的喜悦与快慰。
《对话集》选译路吉阿诺斯颇具代表性的二十篇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在二十年代曾经选译过，如：《冥土旅行》《论居丧》以及《大言》《兵士》《魔术》，在此又都重译，《大言》《兵士》《魔术》被重新翻译后并入《妓女对话》，《冥土旅行》更名为《过渡》，《论居丧》更名为《关于丧事》。另有两篇路氏晚年之作周作人也很想翻译出来：《得摩那克斯的生平》和《亚历山大或伪先知》，但是因为性质与别篇迥别，所以他踌躇好久之后，决定将之割爱。1965年3月15日，周作人翻译希腊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全部脱稿。周作人日记中难掩愉悦之情写到：“写注，计对话集全了，凡对话廿篇，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大功告成，炳烛之明亦殊可庆幸”。18日《关于路吉阿诺斯》一文写毕，“已完全竣工矣，今日为三一八，亦大可纪念也”。自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鸿篇巨制的翻译工程大功告成，周作人也达成50多年来萦绕于自己心头的宿愿，是以为“愉快的工作”。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卢奇安对话集》为题印行了这部译著。2003年，止庵根据译者手稿，把这部译著收入《苦雨斋译丛》，更名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重新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译述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虽然一直强调要找到原文，参照原文进行翻译，但他同时又认为“原作是作者的精心制作的，其中不乏独特的语言形式，而如果参照一些其他语种的译本，即使缺少原作的韵味和力量，对于理解原文却是十分有益的”。而在《诸神对话》之26节《女神们的评定》的解说中也有提到“是篇各本均列为《诸神对话》第二十节，惟据写本乃别出单行，各节都只列对话者的名字，这里乃有标题日《女神们的评定》，篇幅也特加长，似乎稍有不同”。可见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参照洛布丛书原文以及自带的英文译本，同时还有其他的译本，如他早年就有的四册本也是他的参考本，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校改本，译文中多次提到，原文考订不明或失实之处也多参照校改本改出。在1963年4月25日周作人曾写信让鲍耀明帮助购买“高津春繁译游女の对话岩波文库”，后来周作人在写给鲍耀明的信中还多次提到这本书：“目下正在翻译希腊《游女の对话》，前承寄下之日本译本一册，现正在参考中”，“《游女の对话》前承见寄，因得参考深得其益”[35]。因此，日文版的《游女对话》在翻译《妓女对话》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版本。
二、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的思想契合
周作人自己从来没有过多的解释过身处世纪初的路吉阿诺斯写的作品何以能如此打动自己而终身引为同道，只说：
“我这才知道路吉阿诺斯以及《真实的故事》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的拉勃来和十八世纪的英国斯威夫特，都是我所佩服的人，也都受着他的影响。”[1][772]
如果从表层上来看，路吉阿诺斯的《真实的故事》和拉伯雷、斯威夫特作品的最直接的共通性是都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应用丰富的讽刺手法和虚幻的离奇情节，着实妙趣横生。但绝不可能仅止于此，从周作人评论好的文章标准来看：
“其一是要有风趣，其二是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成为智慧，比常识似稍适切亦未可知。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8]
他青睐的文章不仅要有趣，更要有智慧。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对周作人而言最大的价值根本不在于阅读的趣味性，而在其作品中独到的寄托。路吉阿诺斯的作品深具哲学，神话，民俗学，逻辑学的知识与趣味，但同时贯穿其个人独具的思想精神的变革见识。周作人从中不仅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更深切促动他的正是这种呼唤思想精神变革的感召力，而这正和周作人的文化复兴思想多有契合。也就是说，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所写作品就已深触周作人的内心，让他感佩不已，而通过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他才发现这绵远的内力最初的源流。他深切地感兴于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于当下生活中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而这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生命伟力。是以他说“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人而得幸存”[9]，那么存于此书且“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而未为湮灭的生命力主要为何?这也正是周作人一直积极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番。
(一)“内应性”精神契合——“疾虚妄”
周作人对《对话集》的深度关注，一个显在的理由是，《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所表现出的“非圣无法”的“疾虚妄”的精神。这一点周作人已在《关于路吉阿诺斯》中略有说明，他指出这二十篇译作的主题主要包括讽刺权力、宗教、迷信，以及哲学、财富等“人类欲望的空虚”等，一言以概之便是“疾虚妄”。作为一部译作，《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不仅仅具有文化价值或文学价值，应该说周作人更为看重的是它别具一格的思想价值。《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思想驳杂，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和周作人的思想多所契合，构成周作人的思想核心的许多关键词在这里均可以找到，其中最关键的即是“疾虚妄”。
周作人自号“知堂”，固然源出于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究其“神”，其实还是王充的“疾虚妄”。汉末王充，一直被周作人首推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王充曾受清乾隆皇帝御批：“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悖礼非法，疾虚妄之异端，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章太炎对他评价很高：“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从中足见古来“非圣无法”者实不多见，其正始清源去垢除弊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而且正如周作人所言这些“话似平常，却很含有危险，有如拔刀刺敌，若不成功，便将被只有一死报君恩者所杀矣”[10]，“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谢的”[11]。因此，疾虚妄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章太炎对王充价值肯定也正与周作人不谋而合，周作人认为在东汉虚妄的谶纬符命之学风行一时之际，王充却能以怀疑的精神作《论衡》：
“虽然对于伦理道德不曾说及，而那种偶像破坏的精神与力量却是极大，给思想界开了一个透气的孔，这可以算是第一个思想革命家。”[10]
所以周作人在《愉快的工作》中介绍路吉阿诺斯时说：
“他是二世纪古罗马的叙里亚人而用希腊文写作者，用了学习得来的外国语，写出喜剧似的对话，而其精神则是‘疾虚妄’，正与他同时代的王仲任一东一西遥遥相对。”[5]
周作人通过“疾虚妄”的精神内核，把一东一西遥遥相对的王充与路吉阿诺斯相提并论，二者虽然相隔千年的距离，却达成一种思想上的遥相呼应。同时也把自己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王充是周作人在中国历史上找到的神交知己，那么异国他乡的路吉阿诺斯则与他超越时空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路吉阿诺斯用怀疑的方法，悖反定论，揭露伪说，探究人的心灵，破除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惧和敬畏而对鬼神所抱的盲目信仰，宣告思想自由的正当和必要。周作人也是一样，他推崇怀疑与否定的思维方法，相信只有通过不断否定，才能减少迷妄和虚狂，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洞察真相。周作人自身也可谓时代的揭发者、批判者，他批判的对象，不仅有已经延续几千年的作为中国社会主要价值体系的封建伦理，掌握生杀大权、身居高位的军阀还有人数众多的“庸众”以及社会上许多流传深广、习以为常的陋习。不论传统文化中的愚昧、荒诞，违背常识的封建伦理，还是社会上的迷信、麻木的庸众，暴虐残暴，肆意残杀妇女、青年的军阀等皆在其批判之列，他以“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12]，为“伟大的事业”，表现出强烈的“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周作人的这种批判也带有冒犯权威、亵渎“神圣”的“非圣无法”意味。周作人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历史上的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这三位思想家的认同，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的“三盏明灯”，这三者共同的特点是都包含着“非圣无法”的“疾虚妄”精神。周作人与这三位中国历史上的知音及占希腊的路吉阿诺斯已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也许这正是周作人在构建文化复兴的思想文化体系时，不经意间在东西方两国古老的经典中所发现的可资利用的共通的思想资源。
(二)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思想的借取与鉴照
在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中“疾虚妄”主要针对的是“神圣的和正当的事物”，因此周作人又称他是“一生非圣无法”。“非圣无法”，已道出路吉阿诺斯“疾虚妄”的叛逆精神，确实是对路吉阿诺斯一生行文行事的最精当的评价。路吉阿诺斯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后期，既是王纲解纽、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异族入侵、家国将亡的乱世，希腊本土的奥林匹斯宗教尚未退出，而外来的基督教已经在国内兴起，社会上出现大批利用宗教迷信装神弄鬼的术士，巫师，路吉阿诺斯的一部分作品批驳指斥的就是当时社会上混乱的宗教迷信以及盛行的种种无稽之说，表现出对权威的蔑视，作品也蕴藉着他的苦心：“假如我从高的地方，将这些和别的话大声说了，叫他们听见，你想这不是会很有益于人们的生活，使得他们更是清醒一点么”[1][310]。
路吉阿诺斯首先在《诸神对话》、《海神对话》中对具有超自然神力的“神”发出质疑。周作人曾说：“西洋中古时代的上帝，与中国的皇帝一个样子，向来是最不好对付的。”[1][771]但在路吉阿诺斯作品中，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一一现身登场，虽然是神人的身份，可是一切言动却都是凡人的。他们具有与凡人一样的性格、情感和欲望，与凡人一样爱争风吃醋，或玩世不恭，爱冲动而犯错误，经常做出一些荒唐无稽的事情。希腊神话里的最高主神宙斯论理应该是聪明正直、大公无私的神君，但是他却像凡间的帝王一样，最喜欢“恋爱的冒险”、夸口说“恐吓”的话，极专淫逸暴虐的能事，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能给人家以神示，却不能知道自己的事情”[1][13]；宙斯好色却“很是顽皮以至有点无赖”，妻子赫拉则是争风吃醋，利口辣手，颇有悍妇之质。她亦如人间的女子无力反抗男子的威权，只对于众女及庶子施行报复。而海中的主神波塞冬却抢夺厄尼波斯的情人，“最是不成样子，全是一副无赖口气，没有一点神的气象”。日神阿波隆则完全是个伪先知，设置预言厂，专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欺骗主顾，作为预言家却不知道自己将用铁盘打死自己的爱人。路吉阿诺斯发挥他特有的辩士专长，通过层层推理和诘难，对诸神的荒谬可笑进行揭露与嘲讽，显示出神意与定数的对立，全知的不可能，有力消解以宙斯为首的“胡作非为”的希腊诸神的神圣感与道德感，从理论上也得以否定希腊诸神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
路吉阿诺斯对权威的蔑视不仅仅止于诸神，他同时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权有势、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进行嘲讽与揭露。在当时有着极大的权威的亚历山大自称天医显圣，在作品中路吉阿诺斯却不屑一顾的揭穿他举世无双的大骗子的真面目。路吉阿诺斯对于欺骗，说大话的恶习是非常痛恨的，在作品中还通过宙斯的口说出：恋爱算不得什么恶事，罚他为的是讲大话。他恶辣地揭穿那些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的各种骗人的把戏，嘲讽那些富人，虽是有钱却还贪图别人的遗产，死后“只有一分钱能够携带”。此外，对当时社会上敬鬼神、行祭祀、厚葬等陋习也进行深度的嘲讽。
当然，路吉阿诺斯的批判并不仅拘囿于宗教迷信的一角，他对知识界充斥着虚妄也做出深度的剖析。当时，在雅典时代以“爱智”著称的哲学流派已趋末流，但他们却奔走于朝廷，追求虚名和荣华富贵，杜撰出各种荒诞不经、胡说八道的“学说”。他在作品中对这些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合常理的无稽之说极力加以揶揄讽刺，如：皮塔戈剌斯主张灵魂不灭，死后轮回为人或物，而墨尼波斯进入冥土，第一个遇见的就是他。而且他教义中有一条是戒吃蚕豆，“理由是吃了蚕豆等于吃祖父的头”，但他在冥土中却向墨尼波斯讨要蚕豆吃，宣称“我在这里才学习会了，豆子和父祖的头原来不是一回事”。路吉阿诺斯还在作品中讽刺哲学家恩拍多克勒斯，写他为了让人相信自己仙去，既然“虚荣、傲慢、愚蠢”的自投火上口中被烧成灰，但是他所用的青铜鞋子最后却喷出火山口，因此他刻意制造的仙去传说也就彻底破灭，揭露出这些哲人名为“爱智”、实则贪财、虚荣、傲慢、愚蠢的本质。
对此周作人还颇为感叹：“他所攻击的乃是当时的哲学家，实在就是所谓学者，他们乃是‘爱智慧’的人，论理应该是切实懂得事理的人，但是他们只凭了传统，各立门户，有所主张，可是也只用空想，弄些诡辩术，实际上是和庸众没有什么不同”[1][773]。这种想法，周作人有之由来已久，在此也正是借路吉阿诺斯的口在《爱说诳的人》说了出来：“有许多人在别的方面很有理性，可以佩服得有智慧，但是不知怎么却染了这一种病，成为诳话的爱好者，所以本来虽是很好的人，却喜欢欺骗自己和相识的人，这令我很是觉得烦恼”，“都是有名的人们，他们用了写下来的诳话，因此不但欺骗了当时听着的人们，并且保存在最美的语言和韵律中间，把这些诳话还一代一代的一直传到我们”[1][773]。这一段疾虚妄的话，和东汉的王充较为接近，但是力度之强已非东方人之所及。
总而言之，路吉阿诺斯说得上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流氓鬼”，他那嘲讽的棘刺并未因了一千八百年之久远而钝挫，有着不以古而遂湮灭的生命伟力。他以洞悉一切的眼力、识见对所处时代的一切“虚妄”作出淋漓尽致的指斥与绝不妥协的批判，最大限度地驱除人们思想上的痼疾，重现真实。因此，路吉阿诺斯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唯理者，清醒者与批判者，被周作人誉称为古希腊的“殿军人物”。
但周作人持之一生深为感兴趣的绝不仅止于的路吉阿诺斯“疾虚妄”的理性批判精神，他的接受还大有深意在焉，明显的带有自己潜在的问题意识。周作人显然想借用路吉阿诺斯的“疾虚妄”，以鞭挞“自己的死尸”，“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路吉阿诺斯习得希腊文明的精髓，是希腊文明的集大成者，又是秉持“疾虚妄，爱真实”精神对希腊文明进行总清算者，经过他的一番揭发，洗礼，后人方能更真实的领略古希腊文明的真谛。他创作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正是一种独具“疾虚妄”的勇气和理性科学精神的利刃，因此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关注贯穿一生，急于将路吉阿诺斯介绍给中国的受众，期冀于用这把古希腊的利刃割治中国传统国民性的弊病，向国人输入古希腊文明的科学理性精神资源以涵养、健全中国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