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人民的‘站起来’和‘富起来’——毛泽东、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论文,站起论文,主体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卓著，前者以奠基和开拓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和发展于中国，形成的群众路线而垂范后人；后者以思想深邃，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而光彩耀眼。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无论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科学价值，还是对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为了人民群众利益是他们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他的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它的核心可用两句话概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主体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人民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诚地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吸引、凝聚、团结在党的周围，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胜利。
建国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尽快走向富裕，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同时，由于党处于执政地位，党的干部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注：《人民日报》1967年8月3日。）这时，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又具体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措施。毛泽东的思想与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不同，他充分估计到了人民主体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仍然在于调动、发挥、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实践者。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他横刀跃马、驰骋疆场。他提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40页。）“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9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问题。在党的“八大”上，他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对我党的群众路线作了全面而准确的概括。提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深刻地领会和准确地把握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精髓，并作出了许多独到的、深刻的并赋予时代感、现实感的阐发。认为应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使人民主体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形式。
毫无疑问，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在他们的人民主体思想中，始终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目的与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的手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相信、依靠、服务人民群众始终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为中国人民的“站起来”和“富起来”始终是他们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石。
但是，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我党两代不同的领导核心，他们的人民主体思想又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而显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特色。分析这些特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人民主体思想的本质联系，又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人民主体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主体性的第一次解放。但要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就必须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否则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就不会有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尽快摆脱贫穷，作为一个现实与迫切的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为人民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发挥打下了基础。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认为所有制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距就会越小。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过渡，正是他不断追求生产关系的“公”与“纯”的实际步骤。他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促进人民主体性地位的巩固，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恰巧导致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某种程度的脱离，与公有制在某种程度上的“虚设”。毛泽东坚持计划经济，而排斥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客观地说，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对恢复经济等，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生产力还有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固守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又会使人民群众更多地被动地依附于各级各类行政部门，从而削弱和压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消费品的分配上，毛泽东一方面在理论上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始终抱有疑惑，因为按劳分配是承认各人劳动能力不同而产生的收入上的差别。所以他把等级工资制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表现，而要求加以限制和克服，而对供给制却是比较满意的。在对人的塑造上，他要求使人民都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理想、求奋斗、轻物欲、绝私利的全面发展的新人。这种要求对少部分人来说，是可能的，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已无主体性的存在。虽然毛泽东对其中的弊端已有觉察，甚至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但整体思路上并没有超出这些框架，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也造成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贫穷。毛泽东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主体性发挥的强烈愿望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动力。这是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低下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公有制程度的制约。使他的一系列思想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人民公社的实行是这种理想主义一个突出表现：把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二为一，实行单一所有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到1966年他提出的“五·七指示”中，这种理想主义又有了一个发展；全国办成一个革命化大学校，每个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实行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经济……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为人民公社辩护，提出：“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6页。）但实际上，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 正是此序言的中心内容，而人民公社的实行，恰恰违反了这个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也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是为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的。认为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6页。 ）并且认为它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7页。 ）而问题的要义在于，即使符合历史要求的东西，如果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硬要在现实中实行，同样会在实践中“跨掉的”、“解散的”，因为理想毕竟不能代替现实，有的理想就会成为空想。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具有现实主义特色。他认为，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思想僵化与解放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一种主体精神状态。人民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体需要把握对象客观性，又要使这种客观性与人的内在尺度、需要、利益、发展等结合起来。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生产力低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尊重这个客观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因此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界定，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深刻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价值，就不能总是停留在“应当如何”的目标上，而应把“应当”变为现实。这首先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上帝。另外我们要达到共同富裕，也说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过程，究竟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是一种方式或手段，这就为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正如邓小平提出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改革中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注：《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4日。）邓小平多次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如果“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因此不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只倡导革命精神，是片面的。只有既注重革命精神，又讲物质利益，才是把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本质相统一起来的正确方法，他说：“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这样，检验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正是从自身所得到的实际利益中，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也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
传统的经济体制的弊病，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它容易造成人民群众主体的机会、地位的不均等，甚至产生某种特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民群众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附关系、确立自身主体地位，使人们走向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它们不应贴上“资”或“社”的标签。这既为经济的腾飞准备了坚实的双翅，也为使人民群众主体性发挥，驱散了压在头上的一片乌云。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为人民群众主体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要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科技教育水平，这为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展提出了现实目标。因此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事业是不是会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成就，已经看到邓小平是非常现实地在实现与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这个关键是现实地面对中国的国情、生产力水平、人民群众的需要与利益。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人民主体性的第二次解放。
三、人民主体思想中的群众运动和不搞运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人民主体的思想是表现在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革命战争中去，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是革命战争的规律以及当时要解决的矛盾性质所决定。这对于摧毁强大的敌人，建立人民的政权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在那残酷战争的岁月里，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往往是非常有成效的，所取得的经验也是相当丰富。所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泛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变革等，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是，经济建设发展的规律，与革命战争的规律毕竟不同，它所要解决的矛盾也不一样，因此，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效果，就会是很有限，甚至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当然，有些群众运动是必须的，如土地改革。
在新时期群众运动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时间、统一口号和目标，集中发动，感召起群众的较为激烈的思想和行动，来解决建设的一些问题。通过这种形式来进行建设，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大规模搞起来，有些行动就难以控制。即使当时发现了某些偏差，也会在群众运动的“惯性”冲击面前，而一时难以纠正。建设同摧毁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目的也不一样，因此通过群众运动来搞建设，就必然会产生不应该的失误。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某种群众运动的结果。这种形式的推行，实际是在某种行政行为的干预下，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中，人民群众迫于某种压力下的不自觉的行为。而毛泽东对此是表示赞赏的，所以他在批判彭德怀时曾指出：“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他们“想搞多一点，想搞快一点”，“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0页。 ）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建设决不能像打几个“淮海战役”那样，就能在中国铲除贫穷。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给我们的生产力的破坏是巨大的。
另外，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估价，到1965年，进而认为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将成为新的突出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采取“大民主”——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发动，正是群众运动的极端表现。他认为“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而且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远离了他的初衷：走资派越抓越多、人民群众越来越穷；不但不能“抓革命”，“促生产”，反而使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不仅没有纯洁队伍，反而促生了大批坏人、野心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不仅没有真正地发挥，而恰恰表现为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以及对毛泽东的路线、方针的怀疑和动摇，这场群众运动真正地表现为运动群众，也终于作为一场闹剧和悲剧留给了中国历史。
社会主义建设，靠群众运动的声威是不可能达到既定效果的，一切都必须用事实说话。为了发展自己，就要努力创造和把握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条件和机遇。但要发展，就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和议论。出现了分歧，就要允许别人看，不要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看法。更不能搞强制，甚至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思想的统一和步调的一致，这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事实证明它富裕了农民，促进了生产。但开始实行时并不踊跃，很多人在看。这期间，既没有强迫，没有运动，也没有伤害人，更没有耽误时间。人们在事实面前，终于认识到这个中国农民创造的新事物的强大生命力。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事实证明，不搞群众运动，并不是脱离群众；不搞强迫，并不是不要党的纪律；不搞争论，并不是压制民主。而恰恰是邓小平把人民群众主体性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结合起来，从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上，来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的结果。它为我们争得了宝贵的时间与时机，得到了人民群众真正理解，也为安定团结打下了基础。
四、人民主体思想中的个人：走上神坛和“小平您好”
从毛泽东一生来看，他确实不知多少次地讲过，在党内要畅所欲言，敢于讲真话，并提出了党内矛盾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解决。对自己的错误也勇于承担责任。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5—876页。）这些都说明他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正确与错误的关系。事实也证明，党内民主集中制较健全时，无论是战争年代或是建设时期都是较顺利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使他在党内和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但是从50年代后到60年代初，林彪等人开始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直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他也曾表示对“四个伟大”很讨厌，对“一句顶一万句”表示斥责，但也慢慢适应，并且认为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好，从此他开始走上神坛。这种变化，只有从当时的具体情况中来寻找答案。一方面，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争论，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毛泽东始终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人民群众尽快摆脱贫穷，举起了“三面红旗”。但大跃进的挫折，他虽然承担了责任，又认为这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某些失误所导致，不允许别人否定“三面红旗”。他也承认自己不很懂经济，并为此努力学习，但又认为他人的观点是会延误社会主义建设，会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不能正确地处理彭德怀的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1页。 ）使得党内不少同志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发表自己的意见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9页。） 从而违心地去批判彭德怀，来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与地位。另一方面，党内确有一些人，特别是林彪等人需要用个人崇拜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就说：“毛主席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物的规律”，（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3页。）直至“文化大革命”，林彪的造神运动已达到极端。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吹捧的人和被吹捧的人，在当时情况下都需要搞个人崇拜，只不过目的不同。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一个转折。这使得他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领袖的这个失误，也终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认识到，不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举步维艰。他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这使得中国人民头上笼罩的“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毛泽东头上的光环也逐渐消失，走下神坛，恢复了本来的形象。这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使他们开始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反思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以及今后应走的路。邓小平在分析毛泽东错误的同时，他已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强调要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来抓，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加强民主监督，依靠、运用制度的功能和机制，协调领导集体成员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解决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邓小平还多次强调，不要过分夸大领袖个人的作用，以便顺利实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指出“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1页。）这表现了他不上神坛的决心。
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正深刻地体会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作用、效果。在这第二次革命中，人民群众需要自己的领袖，领袖又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是崇敬和爱戴的，但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倡导下，并没有用“万岁”、“健康”之类的欢呼，而只是用“小平您好”这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全部心声。这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成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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