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圆[1]2016年在《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口红利与旧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日益凸显,新的改革红利还处在孕育环节,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部市场的持续低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叁期迭加”的复杂形势。如何适应新常态,需要打破“数量优先”的传统惯性思维,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以质量提升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一般指经济增长效率;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丰富的内涵,并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需要通过一个多维度多指标的指标体系来综合反映。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广义层面上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内涵或进行实证评价。实证中一般采用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传统方法。由于改革开放才叁十几年,宏观经济数据带有小样本特征,同时评价指标偏多且存在多重共线性。传统评价方法或基于大样本假设、或无法进行指标约简以消除多重共线性,这导致评价结果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因此,一是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与小样本、多指标问题特征相匹配的评价方法,丰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方法工具箱选择;二是需要进一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主要成因,以便找准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切入点。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叁期迭加”下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亟需提高,学术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逐渐深入的背景下,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出发,引入适应小样本的软集合方法和支持向量机作为测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及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的主要工具,并根据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关系,提出以产业结构转型调整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可行路径。首先,在对狭义经济增长质量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狭义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即为经济增长效率。研究结果发现:增长质量指数近几年来出现逐渐改善势头,但其改善速度仍较为缓慢。将指数拆分为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后得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技术进步,而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贡献不明显。其次,在对国际国内已有研究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常态下的新语境,本文界定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即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叁者耦合发展,并将之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效率性、经济结构的趋优性、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经济驱动的创新性、经济福利的共享性以及资源环境的包容性六个维度,同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基于软集合参数约简的集成评价方法对历年中国广义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并测算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背离程度。研究结果发现: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速度大幅滞后于同期GDP增速,质量与数量的背离是常态,但近年来有所好转,出现了同步发展的迹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主要问题症状。再次,根据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以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五个方面来构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利用基于软集合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回归方法,量化测算我国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各产业结构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较大,尤其是合理化。最后,本文提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在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以产业结构调整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对策建议。
周朝明[2]2007年在《自主创新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文中认为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承担资源转换器的功能。产业结构是一个经济体内各产业之间的资源占有关系。产业间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异决定着资源的流向，通过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社会实现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改善一个经济体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关键。技术创新改变了不同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利用水平，引导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使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调整优化过程中实现对资源的动态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非均衡增长过程，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而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技术创新导致某一产业部门技术水平提高，进而扩散到其他部门时，就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动，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都是以“补短”，即弥补短线产业、克服供应短缺为目标，主要任务是克服“瓶颈”或填补产业“空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进入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由解决比例失调转向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的任务从以数量和规模扩张为主转向以效益提高为主。在产业结构的这一战略调整期，技术创新就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然而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通过不断开放市场和扩大国际贸易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这种以引进为主的产业技术发展策略使我国产业技术供给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并对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策略使我国民族企业很难获得产业核心技术。随着我国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对产业核心技术需求的提高，越来越难以继续依靠引进技术来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内自主技术储备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差的矛盾暴露无疑，成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由此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经济活动的附加价值低，粗放增长的问题依然严重；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滞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增长和产业技术供给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风险。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本文运用理论推演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自主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意义以及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目标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林[3]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认为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李邃[4]2010年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高技术产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并表现出强大的研发和创新优势,这种优势对于增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集中分析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主要目的是考察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机制和实际效应,并为增强高技术产业创新影响力和带动力提供建设性意见。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首先,界定本文核心概念—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围绕有关理论—产业创新、动态能力、产业关联、产业网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借鉴意义和不足,作为下文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了一个基于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理论框架,进一步将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分解为叁个维度——科技创新能力、创新转化波及能力和创新的环境影响支撑能力,分别讨论了它们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第叁,实证分析分为两部分:其一,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二,对5个高技术行业创新能力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分别评价了1995-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分行业的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情况,继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及其各构成要素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IC)及叁个构成维度(X1、X2、X3)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Y)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IC、X1、X2、X3是Y的格兰杰成因。说明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以及构成维度——科技创新能力、创新转化和波及能力和创新环境影响支撑能力的提升都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创新能力的提升都会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不同的高技术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创新转化波及能力和创新的环境影响支撑能力优化产业结构的表现是不同的。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的推出建设性意见,即推进高技术行业的规模化和集聚化、壮大本国高技术产业、提高R&D经费投入比重和效率、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杜宏宇[5]2012年在《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政策效率的制度决定论为理论支点,在“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政策依存性”与“经济政策实践存在制度约束”两个观点的支撑下,从政策供给的研究视角,以“利益锁定”为核心概念,以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效率为核心命题,将制造业结构优化和政府经济政策进而政策制度相联系,在“政策制度——政府行为——制造业结构变迁”这一逻辑思路下,探讨与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相关联的政策转型及相应的制度建设问题。论文共六章,第一章导论部分结合制造业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相关进展,提出本文的研究命题,表明研究的意义所在,并对相关理论作出文献评述。论文第二章和第叁章属于一般理论分析,分别说明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依存性与政策效率的制度约束。其中,第二章是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政策需求的分析。本章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内涵作出解释的基础上,以不完全市场理论作为出发点,以“结构陷阱”为核心命题,说明结构优化的政策依存性以及相应的政策类型。论文第叁章是对政府政策供给行为的分析。本章从对政策效率的概念解析入手,以政策成本作为分析政策效率的中心指标,将逻辑演绎和经验实证方法相结合,在对政策制度的代理性质及其利益锁定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说明政策制度对政策类型选择和政策成本的影响,阐明政策效率的制度约束。论文第四、五章是对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政策效率的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两章以概括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内容和特征作为出发点,先就政策运作本身的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然后从全国和区域两方面入手,以制造业结构效益为中心,针对制造业行业结构变迁,对政策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其中,第四章是对转型期政策运作的经验分析。本章首先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结构优化政策的发展趋势与主要特征,然后结合中国转型期经济政策运作的制度背景,说明制度安排对政策效率的影响,最后通过分析现阶段增长型政策所导致的政府收支结构扭曲,产业政策具有的“管理”特征,以及高昂的制度性壁垒与组织成本等情况,从成本角度揭示了现行政策的低效率问题,表明政策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必要性。第五章是对增长型政策下制造业行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本章将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制造业结构变迁看作是增长型政策运作的结果,在此前提下,以结构效益为中心,利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等方法,分别从全国和地区两个角度,对制造业行业结构转换及其经济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说明增长型政策的政策效果。论文第六章就政策转型和制度创新作出对策思考。本章先就我国结构优化政策实践效果中存在的问题,说明了政策转型的具体对策,然后结合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取向,探讨了我国政府决策模式变革的相应措施,并针对政策执行中的存在问题,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具体建议。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制度安排构成为政策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要求在经济政策向服务型方向转型的同时,改革相应的政策制度,实现政府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和政策效果的共同提高。这一核心观点具体展开为以下方面：(1)市场机制下的分散决策特征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集约化的要求之间,无法自发协调,会造成各类“结构陷阱”,因而需要设计并执行合适的经济政策,发挥其行为规范、创新激励等功能,引导资源优化配置。(2)在给定政策目标的前提下,政策效率可由政策成本的大小加以衡量,取决于政策制度安排。提升政策效率,通过制度建设降低并控制“利益锁定”风险是关键。(3)中国现行经济政策具有增长型特征,其运作效率相对较低,存在政府收支结构扭曲、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的色彩非常浓厚、制度性壁垒和组织成本偏高等问题,需要适时向服务型方向转变。(4)现行增长型政策没有显着改善我国制造业结构绩效,需要进行调整。一是就全国来看,以增量调节为主导的增长型政策,在促进中国制造业产出结构增量转换的同时,存量结构调整力度偏弱,对结构绩效的改善作用不理想,需要转变政策目标和政府行为,增强经济政策的服务功能；二是就地区发展来看,区域导向的增长型政策促使我国多数地区制造业产出快速增长,并使行业结构转换在各地区间具有梯度推进的特征,但制造业发展的粗放型倾向颇为明显,区域整体优势在效益提升中的作用也未能有效发挥,因此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政策也需要实现转型。(5)政府决策中的行政主导特征、决策议题确定不规范、咨询制度不健全、监督体制不完善,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利益锁定”现象,是现行政策低效率的制度原因。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需要实现政策转型,将政策作用方向调整到注重科技扶持、制度建设和存量结构调整的轨道上；同时,也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构建多元协商民主决策模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解决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论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转型期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效率作出研究,主要的创新表现为：(1)论文以政策效率的制度决定论为理论指导,在“利益锁定风险”和“政策成本”等概念的支撑下,从政策供给的角度,沿着“政策制度——政府行为——制造业结构变迁”的逻辑思路,系统阐明了政策制度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政策效率的影响。将政策制度、政府行为和制造业结构优化联系起来,通过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来阐释政策效率,这在制造业结构优化政策分析中尚属首次,实现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2)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系统阐释了政策制度与政策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深化了交易费用政治学,也避免了现存研究文献过度注重政策结果、忽视政策过程的分析弊端,实现了研究观点的创新。论文通过对政策效率范畴的辨析,先从理论上阐释了政策制度对政策效率的影响,认为政策效率是政策制度的函数,制度缺陷会导致政策成本的上升。然后,结合中国实践,从决策模式和政策执行两个层面,说明我国现行政策的低效率问题存在的制度成因,并就此阐明了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3)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政策作用效果的分析中,实现了分析方法、内容和观点的创新。本文先通过对制造业发展的“结构陷阱”和政策类型的分析,系统阐明了经济政策与制造业发展的相互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结构绩效”为中心,结合我国政策转型的大趋势和制造业发展实践,通过设计变量和模型,说明了我国现行政策的经济效果,并就政策转型提供了对策思考。
祝鹏飞[6]2016年在《政府补助、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城市效率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补助政策作为对宏观经济的主要调控手段之一,对我国经济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作用,而国家“十二五”规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指示以及全球经济下行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又使政府补助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本文基于现实背景而提出论文的构想,试图解决该理论在产业结构与城市效率相关方面的不足。本文首先梳理与归纳了政府补助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效率提升的相关理论文献,利用相关数据,描述了当前政府补助对省际、城市、企业的正负作用;其次,通过政府补助与产业结构、政府补助与城市效率、政府补助、产业结构与城市效率的协同效应等叁个作用机制,逐一的分析了他们之间的一般联系;最后,根据相关变量的数据分析,对政府补助与产业结构、城市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主要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政府补助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人为因素,导致效率的降低?政府补助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是通过什么途径而产生的?政府补助与城市效率的提升有什么内在联系?政府补助对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补助对区域经济以及城市效率的提升是否能达到政府所期望的高度?政府补助、产业结构与城市效率之间是否具有协同效应?通过回答以上的问题,对政府补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提升城市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与实际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在财政与政府补助的理论框架之中全面系统的考察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回答上述疑问。本文首先认为政府补助对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由于政府关联性的存在,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企业所受的补助将高于政治关联度低的企业,但是从使用效率来看,政治关联度越低的企业在利用政府补助的实际效率却高于关联度高的企业,同时,过多补助经营业绩低效的企业,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提高,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失衡。因此在政府补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人为干扰因素而影响政府补助政策的实施效果。随后发现财政政策不再仅仅受限于经济增长的外部变量,它是通过教育、劳动力、技术进步、资本等要素而反应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从而间接影响地方经济与产业结构变迁。政府补助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推动作用,是与其政策架构所分不开的。政府补助政策通过退税返还、贴息,无偿拨付等手段,有效完成了其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所需要的目标,推动了内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同时,由于政府补助政策将通过资本要素流通来间接调控宏观经济走势,充分体现了政府整体战略规划意图,并具有中间流程少,作用明显等优点,因而,在当今社会被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接着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助与城市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通过实施高质量的政府补助政策,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与数据收集,有效甄别出企业为了寻找补助而释放的虚假信息。将国家财政资金更为合理的分配于倾向扶持行业,促进了行业的自主研发与规模,推动了城市效率提升,拉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同时,高效公平的政府行为,可以有效维护国家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为受补助行业提供优良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受补助行业在产业调整与经营规模扩大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营风险,加快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从而间接促进城市效率提升。最后,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政府补助对产业结构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表明政府补助力度的提升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叁产业转移。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推动效果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正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东部地区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且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些地区城市的政府补助重点对象为服务业。中西部地区正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因而补助对象更侧重于制造业企业;二是政府补助力度的加大有利于提高我国各地区城市效率。政府补助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研发活动、提高研发投入-产出间的转化率与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四个途径从而提高城市效率。从区域而言,东部地区政府补助对城市效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政府补助的规模显着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的重点对象是服务业中效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这更有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中部地区制造业总体发展水平较西部地区高,对制造业的补助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明显;叁是政府补助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带动作用,但是这一带动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相反,城市效率的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抑制性作用,且反向作用的力度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政府补助力度的加强会提高城市的效率,并且提高的幅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扩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会对城市效率起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积极效应会不断的减弱。
翟书斌[7]2005年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必然要全方位、高层次地融入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去。但是,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继续完成工业化和加快信息化进程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自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以后,新型工业化就成为讨论的热点。中国新型工业化不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翻版,而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创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协调好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经济高速增长,人口与就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矛盾制约。本文运用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通过梳理工业化、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以及制度研究的相关文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径及运作框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作为视角,以中国经济结构跨越式升级及其制度安排为主线,对中国新型工业化推进中的总体战略内容、产业融合、制度创新等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依据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研究,本文提出新型工业化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从有利于将中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所走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其主要内容指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由外生性生产要素变为内生性生产要素并渗透到主要生产要素之中,通过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改变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提升传统产业的知识技术集约度,从而实现传统工业的转型和工业经济增长方式
石勇[8]2017年在《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和国家政策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必然会给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就河南城市回族聚居区而言,目前回族聚居区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出落后的态势,虽然经济总量略有上升,但相比于汉族区而言,其上升速度与上升幅度都十分有限,对河南省整体经济增长形势和发展后劲产生了一定的滞后作用。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既是促进城市整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城市少数民族收入水平,实现城市各民族团结、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郑州管城回族区为例,集中探讨了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问题。城市回族区是指在城市行政区划中专门为回族聚居较多的地区而设立的城市行政区,目前我国共有四大城市回族区,其中有叁个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城市回族区是城市回族聚居区的一部分,既有城市回族聚居区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也有自身发展的特点。本文力求从城市回族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出发,基于城市发展转型与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总结和归纳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分析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转型的方向和困难,并对未来的发展出路提出系统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论文第一章,厘清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地方、回族聚居区、回族区等相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要介绍城市经济发展理论、城市民族关系理论、城市经济与民族文化共生理论等,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转型发展与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两者的关联性、前者带动后者同步发展,以及后者影响前者等叁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转型发展与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探讨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一般性理论支撑。第叁部分是论文第二章,选择郑州管城回族区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河南城市回族区形成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形态、社会关系结构和经济形态等叁个维度,总结、归纳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从形成特点、内在结构上揭示河南城市回族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本质。第四部分是论文第叁章,运用实证调查资料,系统分析了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重点论证"一带一路"战略、中原经济区战略、河南自贸区建设、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建设等,给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区域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与非回族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民族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空间形态民族特色趋于弱化,区域经济传统治理机制受到冲击等。第五部分是论文第四章,基于河南城市回族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并论证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即:从半城半农的城区逐步转向现代城市;实现产业转型,即调整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的整体质量;重视传统特色民族产业的发展,实现民族特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转型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认为劳动者素质技能较低是全面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应机制缺位是经济转型的系统障碍;社会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加经济转型难度;政府公共服务不适应经济转型需求。第六部分是论文第五章,针对河南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和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思考。首先,要明确经济转型的总体原则: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明确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安排产业的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依托文化底蕴,发挥民族特色;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培养和吸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第叁,明确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整合企业资源,合理安排产业的空间布局,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推进产业转型的体制机制创新;第五,明确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第六,以多元文化推动经济转型。本文的创新点:一是,与以往学者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偏重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不同,本文以郑州管城回族区为例,对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进行的探讨,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研究视野,为我国城市民族聚居区,尤其是中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从自身特殊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出发,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二是,从城市发展转型与民族经济的共生性与异质性两个方面,从理论上阐述了城市转型发展与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叁是,从城市回族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出发,结合实证调查资料,研究了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转型方向和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资料搜集困难,本文对转型期回族民众的利益和意识的研究不足,使得对经济转型的方向更多地只能参照汉族区已有成果进行演绎;二是,由于研究选题具有跨学科性质,成果积累较少,比较成形的、有普遍认可的只有民族区制度性问题研究,而其他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使得本文在理论构建与阐述上较为单薄,理论深度不够。
胡春林[9]2012年在《珠江叁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的趋势。一些原本以制造业闻名世界的发达国家,现在都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籍此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珠江叁角洲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系统研究开放条件下珠叁角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论文以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开放经济中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机理与规律,系统阐释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一般路径。内容分四个部分共七个章节。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和意义、关键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叁章,主要阐述与考察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并研究大国条件下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区域协同特征。第叁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分别从禀赋结构变化、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叁个方面,阐释了开放条件下珠叁角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第四部分即第七章,是全文的研究结论总结与政策措施建议。论文对“产业结构成长”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进行了科学界定,首次提出并论述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这一命题。“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指服务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主导的演变发展规律与状态。“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是在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作用下,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与转化。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首先是经济发展、要素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其次要归因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关键性作用。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要素积累的地区差距在省际分布上形成了一定的二级梯度特征,其中珠叁角地区拥有较强的资本积累优势。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珠叁角地区面临着重要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契机。实证研究还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珠叁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属于物质资本推动的“马克思增长”。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变过程,珠叁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必须借力于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转型。论文从大国经济区别于小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出发,首次提供了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研究的新视角。论文认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历程,本质上是以知识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演进下的产业区域性专业化发展,由于在知识性要素禀赋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巨大差距,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构成比较优势,中国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面临着两难冲突。但可以根据要素禀赋的地区差异及其动态演化,采取“区域协同、渐次轮动”的战略思路,以国内的区际分工与专业化深化来复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由于在交易效率方面具有较强的领先优势,珠叁角地区拥有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客观基础,应该通过加快分工演进来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外向推动与内生演化。论文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低端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构建“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人力资本形成与再投资机制,推动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实现地区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强交易技术建设推动交易制度创新,提升综合交易效率,打造知识性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带动服务投资,稳步推进服务业国际化进程。
曾凡慧[10]2016年在《我国投资结构失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扩张,而且也是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投资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基础。投资结构影响甚至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优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基本动力和有效手段。优化投资结构能够使国民经济结构互相协调,有助力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全文共分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外有关投资结构的文献综述和国内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介绍了投资结构的含义和分类,论述了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结了影响投资结构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需求结构、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战略、制度因素和对外贸易等。第二章梳理了马克思的投资结构思想,总结了其对我国投资结构优化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把投资所用的预付资本进行不同的分类,形成不同的投资结构,包括不变资本投资和可变资本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和流动资本投资、物的投资和人的投资等。马克思认为资本投资的目的是占有剩余价值。投资的对象除产业资本外,还有股票等虚拟资本。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求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和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要按比例划分,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马克思还论述了科技进步对投资结构的影响以及消费不足对投资的制约。其丰富的投资结构思想启示我们投资有不同类别、投资内部要保持合理比例关系,而且投资受技术、消费等因素影响。第叁章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投资结构思想,总结了这些思想对我国当前优化投资结构的现实意义。亚当·斯密提出投资的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他提出资本的四种用途,认为资本投资受利润指引,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私人投资能促进社会利益。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单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不能消除失业,政府要承担起公共投资的职责,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和总需求,带动私人资本投资。发展经济学注重对结构问题的研究,有均衡投资理论和非均衡投资理论,认为随着收入和需求的变化,经济结构也会改变,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投资,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西方的投资结构思想为我国的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启示,但我国的投资结构问题要比西方的复杂。第四章论述了建国以来我国投资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投资主体结构由单一趋于多元,形成包括政府、私营、个体、外资在内的多元投资主体格局。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降到目前的10%以下,第叁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从区域结构来看,投资重心经历了从内地到沿海、然后又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从整体演进过程看,我国投资结构的演变与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第五章分析了近年我国投资结构的变化趋势,总结了当前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近年国有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下降、第叁产业投资比重上升;中西部投资增加;政府投资更多向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尽管投资结构在不断优化,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不强,各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制造业领域重复投资、产能过剩问题严重,高端产品投资不足;公共产品投资不足、高投资率和低投资效率并存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重工化优先的传统发展战略、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越位和缺位、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转轨时期的路径依赖等。第六章提出判断投资结构合理化的主要标准和我国投资结构调整的方向。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没有绝对标准,但合理的投资结构要与需求结构相适应,要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能满足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基本需要。优化我国投资结构还需要加强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公共产品、现代农业等方面的投资,需要激活民间资本投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第七章论述了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总结了其演变规律。发达国家的投资结构成长经历了主要投资农业——采矿业、运输业、加工业——重工业、耐用消费品业——第叁产业——科技和知识密切型产业的投资结构变迁过程。英国和美国投资结构演变是以市场为主导,而日本和韩国投资结构升级除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外,还加强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第八章提出我国投资结构优化需要市场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功能,主要战略包括:继续完善市场机制,形成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长效机制;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则,形成各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简化投资审批、保护产权、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支持技术创新、进行制度创新方面为投资结构调整提供激励和支持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研究[D]. 邹圆. 重庆大学. 2016
[2]. 自主创新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D]. 周朝明.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
[4].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李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
[5]. 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效率研究[D]. 杜宏宇.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6]. 政府补助、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城市效率的经验研究[D]. 祝鹏飞. 湖南大学. 2016
[7]. 中国新型工业化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D]. 翟书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8]. 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研究[D]. 石勇. 中央民族大学. 2017
[9]. 珠江叁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研究[D]. 胡春林. 南昌大学. 2012
[10]. 我国投资结构失衡问题研究[D]. 曾凡慧.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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