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求不足的原因及综合治理_供给和需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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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前需求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

我国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社会总供求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出现了明显的需求不足,其主要表现:(1)从1997年10月开始, 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已连续下降20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已连续下降了15个月,1999年1—5月份下降1.7%,比上年同期加深1.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未带来消费量的增长,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1—5月进一步下降为6.6%,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2 )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显著降低。1998年狭义货币(M[,1])的增长速度降低到11.9%, 不到1990—199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5.9%的一半。1999年5 月末同比增长虽然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平均增长速度。(3 )实际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潜在的增长率水平。1996年以来已经连续3年GDP增长率低于1978—1997年的平均水平。与此相应的是作为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已经连续30多个月下降,在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基数上1999 年1—5月份又下降了7.8%,比上年同期加深了4个百分点。

我国的内需不足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经过连续多年实施适当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另一方面,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蔓延,使得各国经济都出现了从通货膨胀到经济衰退的转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骤变,外需大幅度滑坡,外需的萎缩使得内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既是一个经济转轨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转轨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改革措施和宏观调控政策,并且使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改革措施之间有机结合、配套实施,有次序地推进经济体制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关键部门的改革,同时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制定和实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彼此协调,实现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在现实中,或者是由于宏观调控经验的不足、改革措施的不当以及二者配合上的失误,或者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滞后,或者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都会表现为经济的波动和非正常发展。

(一)从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措施来看需求不足的原因

第一,1993年以后实施宏观紧缩措施所带来的滞后效应。从1993年夏季开始,为治理1992年下半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2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采取了高强度的紧缩措施。虽然这次宏观调控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出台的稳定经济的具体措施中包括了行政措施、经济措施和改革措施等多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经济改革进展较慢和经济手段的运用见效不明显的情况下,强化了见效较快的行政手段如政府直接干预价格的方式。紧缩措施到1996年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7年大体上实现了零通胀。但这种国家平抑物价的措施通常会出现滞后效应。

第二,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关键部门改革的力度加大,这些改革措施的总体效应导致了需求减少。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现有的企业要实行减员增效,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1997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达到1,275万人, 其中只有少部分人重新就业,1998年继续有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与此同时,尽管实施了国有企业限期“解困”,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盈利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又要压缩和淘汰掉一部分多余的、落后的生产能力,这在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业、煤炭业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再加上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这些都会引发失业的增加,造成需求的减少。住房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税收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目的是打破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大锅饭”体制,建立权利与义务对等、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一致的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深化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的集中实施,其改革内容又过于向个人收入的支出和缴纳上倾斜,客观结果也导致了需求的减少。

第三,上述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措施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提高了储蓄倾向,减少了即期消费需求。“预期”虽是一种心理因素,但它产生于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反过来又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的某些政策和措施造成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那么物价的下降不仅不会引起社会消费量的增长,相反由于人们预期物价还会进一步下降,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支配下,不会增加现期购买。或者即使物价下降,但人们从预期未来收入下降,而收入支出增加的心理出发,考虑到未来安全保障支出的需要,也必然要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这也是从1996年以来,政府为了启动需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七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息,但均未起到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

(二)从经济发展战略来看需求不足的原因

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是需求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推动的结果。遵循消费结构“吃-穿-用-住-行”的升级次序,我国的产业发展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经历了一个“农业-一般轻工业-家电产业-基础产业”的升级过程,但到目前为止仅仅解决了达到温饱水平的“吃-穿-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从需求角度看,是需求结构如何实现在“用”的质量上的进一步提高继续向“住”与“行”的升级;从供给的角度看,是如何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利实现产业部门之间的接续和更替,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是造成投资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投资对利率不敏感的原因是企业没有好的投资机会,而投资的活跃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市场的活跃程度。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左右时,“住”和“行”的消费需求将会明显上升,越过千元级产品消费阶段进入以住宅和汽车为代表的万元级产品消费阶段。我国目前的人均GDP 已达到800美元左右,从人均收入看初步具备了消费结构升级的条件。 但我国的问题不在于居民平均收入而在于居民收入的结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拉大,50%以上的居民储蓄存款被20%的高收入阶层占有,而另50%的储蓄存款则分散在80%的中低收入阶层手中。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居民作为消费的主体,目前尚处在储蓄积累阶段,改善“用”的质量和向“住”的消费升级尚存在困难,更谈不上在“行”的方面进行现实消费。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部门发展的接续性较差,新的经济增长点迟迟未能形成。由于消费结构的停滞,也由于高技术产业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进展缓慢,我国产业部门之间的接续和更替能力较差。一方面,在新的经济增长阶段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始终未能形成强力增长势头;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满足以往消费结构的传统加工能力严重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表明,国内生产能力闲置主要集中于工业消费品,尤其是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在普查的113 类工业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42种,占37.2%。其中空调器的利用率为33.5%,洗衣机为43.4%,彩电为46.1%。1999年,我国供大于求的商品从1998年初的25%上升到67%。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各种短期因素相互交织的集中表现。即使没有东亚危机的外部影响,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迟早也会出现,只不过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内需不足的矛盾在经济刚刚实现了“软着陆”后不久就突然显现了出来,并且发展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二、扩大内需应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其间交替着紧缩控制和回升启动的过程。但这次启动与过去的启动所不同的显著特点是启动的时间较长、启动政策和措施的效果不明显。这次启动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6年5月到1998年上半年。 其间包含了1996年5月的第一次降息和随后在1996年8月、1997年10月、1998年3月的三次降息,是以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启动阶段, 但几次降息均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第二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5月。 这一阶段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阶段,这对于阻止全国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支撑1998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政府财政支出支撑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未实现政府最初所预想的大规模带动民间投资的效应,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在这一阶段有过两次降息(1998年7月和1998年11 月)但作用仍不明显;第三阶段以1999年6月10日的第七次降息为标志, 我国经济的启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这个阶段的启动应当是一种综合性对策的启动。综合启动的基点应当是启动投资与启动消费并重,特别在当前应加大启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力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结合,当前特别要注重财政政策的合理运用;刺激需求和改善供给相结合,使短期的政策效应与长期的经济增长后劲相得益彰;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改革措施相互配套,当前特别要区分各项改革措施的轻重缓急,有次序地实施,务使改革措施与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方向一致,形成合力。

从以上我国经济启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降息手段对于刺激需求的效果并不明显。一般地说,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是不同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实施紧缩性政策时较为有效,而实行扩张性政策对市场和体制条件的要求则较为严格。利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一种硬预算约束,容易获得企业和居民相应的反应;而利率的降低则有可能受到经济运行中其他扰动因素的阻碍,公众的经济行为并不与政府经济政策方向相一致,这时以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很可能是低效或无效的。

我国的情况表明以降息为手段的货币政策受到了市场需求的制约。在过去的卖方市场和传统的供给制约下,一旦政府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企业就有贷款的积极性,银行也有放款的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热起来。现在的市场形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随着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传统的供给约束转化为需求约束,在没有好的投资项目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和贷款意愿不高,银行对于发放贷款也十分谨慎,出现企业“惜投”,银行“惜贷”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企业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变,其生产、投资决策和贷款决策已经转向市场导向和受到市场制约,这种体制上的变化既对于旧体制下的盲目扩张冲动具有抑制作用;也表明企业和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在树立防范风险意识的同时也应当建立起相应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当前,扩大内需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除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外,应当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与之相搭配。主要措施:(1 )在央行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央行准备金率的基础上将商业银行上存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率降至零,目的是利用利率杠杆激发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不排除进一步降低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关于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从理论上说它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储蓄分流,增加消费和扩大个人投资。但是,在我国目前尚未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情况下,利息税征收方式采取按一定的税率征税,不设立起征点、不规定免税限额,这就难免在抑制少数人收入畸高的同时,也使得中低收入存款者减少了收入,从而更加收缩消费。另外对多数人而言,存款的主要动机是未来保障,他们并不会因为征收利息税就不去存钱,因此开征利息税对刺激消费和个人投资的作用还需要有其他政策的配合;(2 )注重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金融机构的收缩效应。在整顿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同时,要积极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特别是鼓励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3 )组建一批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 )在提高对金融机构安全性要求的同时,要加强对其资金流动性、效益性的指标考核,鼓励商业银行将资金投入实质经济领域;(5 )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鼓励农村信用社开展对农户的小额生产信贷,支持农村市场的开拓。

总结前一段所存在的问题,今后应特别注意财政政策的合理运用。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应由依靠政府扩大支出拉动经济增长转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单纯依赖政府扩大支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启动投资需求的问题。(1)财政投资的规模是有限的, 更难以长期持续。虽然我国目前财政赤字和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际标准相比还不高,但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大大低于国际标准,因此政府扩大支出的余地比较小。(2 )财政直接投资的领域比较窄,主要是那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要的基础产业,对民间投资特别是对加工产业投资的拉动作用较弱,而启动投资主要是启动民间大规模投资,特别是要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加工产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因此当前要有效启动民间投资,除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外,应当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运用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作为杠杆,启动银行贷款,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如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高技术产业发展创业基金、再就业基金等。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由单纯启动投资转向启动投资与启动消费并重。当前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是采取措施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1)通过增发国债、 开征必要的税收以及有效利用国有存量资产筹措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由国家承担起居民最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可以使人们减轻对未来安全保障支出大幅度增加的预期;(2 )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从而提高他们的边际消费支出; (3)加大财政资金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4 )充实义务教育等公共消费基金。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应由以支出政策为主转向支出与收入政策结合使用。自经济启动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以支出政策为主,而收入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并没有依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必要的调整。根据我国的财政收入状况,目前还不具备普遍减税的条件,但可以考虑运用结构性减税政策来鼓励投资和改善供给。(1)为鼓励民间投资, 可以考虑在一定时期免征固定资产调节税;(2 )对国家鼓励投资的高技术产业等领域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3 )可以考虑豁免部分转制小企业的旧欠税款,缩短这些企业产权转移的时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4 )继续适当提高机电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刺激外贸出口;(5 )适当降低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此外,在财政收入政策调整方面还可以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对不用于再投资的利润部分提高所得税率。

三、启动经济应注意刺激需求和改善供给相结合

(一)刺激需求

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从当前经济运行的现状看,这两部分需求都呈现疲软态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但是从最直接、最基本的因素来看,应当说消费需求不足是根本性的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居民消费率已由1981年的53.1%下降到1997年的47.5%,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也低于世界上以储蓄率高著称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如此低的消费率,意味着最终产品的市场容量受到限制,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市场不活跃,所以投资的机会和项目减少,必然制约投资需求的增加,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因此,从当前来看,启动经济的着眼点应当是加大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

第一,启动消费需求应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消费热点问题,寻求能够切实有效启动消费的措施。在现实的消费结构中寻求新的消费增长点,即首先提高“用”的质量和层次,以此为突破口,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过渡,应当是当前启动消费的现实选择。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上商品数量充足、品种齐全,居民消费需求开始追求多元化、个性化。与80年代居民消费主要集中于家用电器的单一产品相比,当前居民购买力水平日益分化,在住房、通讯、旅游、汽车等产品上都有消费需求,逐渐形成了不同购买力水平的消费者群体。与这种变化相适应,消费热点的形成及表现形式也呈现出新的特征:(1 )消费热点从骤然升温转为缓慢升温,消费者购买决策更加理性化;(2 )消费热点从集中转为相对分散,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消费热点同时并存;(3 )消费热点从转瞬即逝转为次第出现、平稳发展。消费热点的新特征给我们启动消费提供了新思路,即必须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制定有区别的引导消费的政策;对生产企业深入进行市场调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推出多元化、个性化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面对现实的消费结构和生产加工能力,我们应当积极地提升现有消费结构的质量和水平,并以此来带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应看到,在当前总体市场需求不旺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仍然存在不少消费亮点。如在全国各大商场销售数据中,家用电脑、新型家用电器、通讯器材均保持成倍增长,其中电信和通讯需求是增长最快的领域,这表明在上述产品的市场需求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第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启动消费应以住房消费为重点。启动住房需求的根本途径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使住房消费的部分成为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实行住房消费信贷,应当积极推行面向广大居民的费用较低的、便利的信贷品种。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还包括建立和完善住房市场的法律制度,如建立与个人住房贷款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规章制度,产权登记、抵押、公证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等。

第三,从当前和长期着眼,应大力启动农村市场,使之成为拉动我国加工工业升级发展的主导力量。启动农村需求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真正启动,关系到经济中二元结构的矛盾能否缓解,关系到工农业发展的相互协调和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把启动农村需求提高到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启动农村需求的关键是如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根本途径还是依靠深化农业改革,为农业的发展创造科技和制度的条件,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来实现。具体措施:(1)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消除农村需求的瓶颈制约, 如对农村电网进行改造、加大农村通讯设施及乡村公路建设等的投入;(2)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当前的重点是发展食品工业,使农民从中获取收益,增加收入;(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结合。发展农产品的销售网络,使之在向农民提供供求信息和保护农产品价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4 )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并大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如增加商业网点,完善服务配套体系,为农民购买耐用消费品开展政策性扶持的消费信贷等;(5)为乡镇企业提供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扶持, 使之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并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小城镇建设,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较快地增长。

(二)改善供给

根据供给学派的观点,社会的有效需求取决于央行的货币供给,而央行的货币供给则由实际的货币需求决定,实际的货币需求又产生了企业和居民的有效供给。有效供给能力越强,社会创造的收入和财富越多,对货币的实际需求越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越大。但供给和需求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如果需求缺乏一定的强度,就意味着央行货币供给的减少,影响实际的货币需求发生萎缩,有效供给减少或无法达到现实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潜在的规模。有效供给的增加既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取决于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刺激的强度。但是,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说的确取决于供给的改善,我们启动经济回升,应当注意使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的。改善供给的方面很多,这里择要列举如下:(1 )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积极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消除对非国有经济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歧视性政策,努力改善其经营环境,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竞争中的共同发展;(2)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 争取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能够有所突破;(3)进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重组, 推进其企业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建立和健全有关的政策法规,使证券市场成为信息透明、规则明确的良好投资场所;(4 )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的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的外部政策环境,鼓励和推进中小企业的改革、专业化分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并帮助城镇失业下岗人员创办和发展中小企业;(5)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步伐, 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和带动作用,使各产业在升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良性循环;(6)继续进行精简政府机构的改革, 从根本上改变政府部门的行为方式。

四、启动经济应注意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改革措施相配套

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本身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国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必须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1)在解决总量矛盾的时候, 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不以加深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2)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 改革措施的内容应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调节方向相一致,应服从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当前在实施宏观政策调节经济运行和深化体制改革、进行结构调整时,特别应当注意区分各项政策、措施的轻重缓急,务使其相互配合,促进经济有效增长和实现良性循环。

第一,当前推行的改革措施应尽量考虑使群众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不应使群众增加过多的负担。根据这一原则,当前应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实行再就业系统工程,这是保障下岗职工和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和逐步改善其境况的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今后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当注意向制度性建设方面倾斜,它不但能够改善人们的心理预期,刺激有效需求,而且能为供给的结构性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当前在继续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应充分重视与收入分配政策的搭配使用。松的财政支出政策要求有紧的财政收入政策提供财政资金,但当前又不宜增加企业和农民的负担。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可以考虑用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节,并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

第三,与当前扩大总需求方向相悖的改革措施应当缓行和进行适当调整。今后财政政策的运用应从以政府扩大支出为主转向以引导企业和民间投资为主,运用各种财政手段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某些不利于当前扩大总需求的现行制度和改革措施(如住房、汽车等方面的税、费及拟出台的证券税等)应当缓行和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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