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政局论文,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79(2007)05-0061-06
高门士族的权力在东晋达到顶峰，出现田余庆先生所称的“门阀政治”的局面。正如田先生所指出的，门阀政治是几个大家族的联合执政，与皇权达到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东晋末年，随着高门士族统治能力的丧失，门阀政治的局面便告终结[1](pp.334—340，pp.353—356)。那么在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终结的时代，高门士族怎样自处，他们的活动又给时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把握高门士族在晋宋之际的动向，从一个侧面展现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的复杂历程。
一、义熙初年刘裕对高门士族的态度与高门士族的反应
晋安帝元兴三年二月(公元404年)，北府将领刘裕等人在京口起事，三月攻入建康，桓玄西奔，摆在朝中大臣面前的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局面：桓玄政权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建立的，为了挽救日趋衰弱的门阀政治，他们不惜采用改朝换代这种非常方式[2]。然而，桓玄政权仅仅维系了三个月就被他们素来轻视的低级士族所推翻，而且还是在恢复晋朝的名义下推翻的。在刘裕进入建康的那一刻，高门士族不但失去了最高权力，而且丧失了道义上的号召力。《宋书·武帝纪上》：“高祖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由是王谧等诸人时失民望，莫不愧而惮焉。”王谧是王导之孙，桓玄篡位时曾手解安帝玺绂，任司徒，为桓玄佐命功臣。刘裕执政后，“众并谓谧宜诛”，此时弥漫朝野的是清算历史的政治氛围。于是在朝者立身谨慎，“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3](p.9)。桓玄不能治是因为他代表高门利益，刘裕能治，乃在于他的政治高压。此时朝野上下都疑惧不安，那些曾与桓玄关系密切者更是如此。
太原王愉是桓氏婿，曾任桓玄尚书仆射，与子王绥尝轻辱刘裕，心不自安，故结司州刺史温详谋作乱，被杀[4](p1970，p.1974)。这件事影响很大，琅邪王湛认为王愉父子被杀是刘裕的阴谋，其真实用意是“剪除胜己，以绝民望”，即铲除有影响力的高门大族。于是王谧惧而出奔。随后，桓玄秘书监卞承之等人役使官人为御史中丞所纠，被刘裕以“谢笺言辞怨愤”的罪责予以免官。刘裕自称此举是为了“以清风轨”[3](p.10)。王湛所言非虚，刘裕对士族一系列的打击行动绝非是忠于晋帝，而是要树立自身权威，其最终目的是控制和利用高门士族。
因此在适可而止地惩处部分不合作的高门士人后，刘裕并没有对高门士族大开杀戮，为了稳定政局，他追回了逃跑的王谧，并委任如光[3](p.10)。在他担任镇军将军，控制健康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选拔了许多高门子弟。其中入镇军府的有颍川庾悦、庾登之、琅邪王弘、陈郡谢绚、谢裕、谢瞻、陈郡袁湛、济阳江夷、泰山羊玄保等。这种举动使随桓氏逃亡的高门产生幻觉，以为刘裕执政并没有改变门阀政治的性质，高门士族还能左右政局。此时殷仲文便奉安帝二后反正。殷仲文出身陈郡高门，素有名望，自视甚高。他归降刘裕后信心很足，“自谓必当朝政”，然而仅被任命为东阳太守，于是“意弥不平”[4](p.2605)。
同时，在刘裕政治高压中日益不得志的人开始密谋政变。义熙三年(407年)，殷仲文与其弟殷叔文、殷道叔联合卞承之、永嘉太守骆球骆冰父子、曹靖之、刘延祖、桓石松等人奉桓胤为主，发动政变[3](p.14)。虽然都被镇压，但刘裕与高门士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史载桓胤死后，“声称犹全”[4](p.1974)，即为高门舆论对抗刘裕的表现。
二、二刘之争与高门士族恢复门阀政治的努力
刘裕逼人的政治姿态不仅引起高门士族的敌视，而且引起北府武人间的争斗。殷仲文叛乱的同年，王谧死，扬州刺史一职空，刘毅等人不愿意刘裕入辅，议以中领军谢混出任此职，或者让刘裕在丹徒遥领，实际事务交给孟昶处理[3](p.1304)。谢混为谢琰之子，“风华为江左第一”，时为士林领袖。此事表明，高门士族开始利用北府内部反刘裕的势力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其实，就私人关系而言，刘裕更有理由与谢混交好。刘裕左里之捷曾逮住出卖谢琰的张猛，交于谢混，帮他报了杀父之仇[4](p.2079)。然而刘毅更能博得高门士族的好感。首先从气质上，他就与高门士族更接近，据《晋书》本传载，他尝读史籍，又能作诗，并自诩正始风流。在追剿桓玄残余势力的时候，刘毅与何无忌发生冲突，他“唯自引咎，时论韪之”，获得士林舆论的好感。更为重要的是，刘毅并没有表现出刘裕对士族那样的控制欲望，而是对他们的名士风流表示尊重。如对待殷仲文，刘毅就与刘裕不同，他非但没有冷落殷仲文，还“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4](p.2605)。再加上刘毅雄才大略，是仅次于刘裕的实权派人物，“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凑”[3](p.1393)。其中分量最重的“朝士素望者”为谢混与郗僧施。
郗僧施为高平郗超继子，少与王绥、桓胤齐名[4](p.1805)。刘毅曾将他比作自己的孔明，声称他们的关系是鱼水之情[4](p2210)。刘裕也说“郗僧施、谢邵、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谋主”[3](p.33)，故而有理由相信刘毅的政治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贯彻高门士族的政治意图。
义熙六年卢循反，刘裕时征南燕，写信并遣毅从弟藩往止之，刘毅怒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4](p.2208)从军事的角度考虑，二刘兵力的联合显然胜算更大，刘毅急于出兵与刘裕出兵南燕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威望，以便在二刘之争中占据主动。而且这件事恐怕不会是刘毅一时冲动，很可能是他身边那些高门士族出的主意，就像谢裕劝刘裕立功南燕一样[3](p.1494)。在他们看来，此时刘裕不在国内，倘若刘毅取胜，这的确是一个取代刘裕的好机会。
刘毅战败后，知“物情去己”，凭他个人的威望很难再取代刘裕，于是刘毅一党的目标开始转向由控制中央要职与重要方镇来牵制刘裕。刘裕讨伐卢循，留刘毅在建康“知内外留事”[4](p.2208)，疑孟昶死后谢混被委任为尚书左仆射，即为刘毅的有意安插。次年郗僧施又被任命为丹阳尹。在地方上，刘毅展开对江州的争夺，以“江州内地，治民为职，不宜置军府”为由解除庾悦都督，将其文武三千悉数吞并[3](p.1491)。随后刘毅与刘道规换镇，移镇荆州，同时将江州兵与豫州西府文武万余带到江陵[4](p.2209)。完成了对中央与方镇的布置。
刘毅这种布局显然来自东晋权臣居上流影响朝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东晋荆扬之争的延续，不过这次的主角由门阀士族变成低级士族出身的刘裕与刘毅。刘毅的这个布局很可能也是由谢混、郗僧施等人谋划的，因为刘裕说谢混“扇动内外，连谋万里”[4](p.2210)，十年后谢晦、徐羡之等人也是企图通过同时控制中枢与荆州来求得自保。可见，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对高门子弟影响甚深，他们一再试图重复这种格局。
对于高门土族而言，即使不能推翻刘裕，在二刘的荆扬之争中，他们也能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这就有可能延续门阀政治。
三、义熙八年后高门士族之倒向刘裕及其政治目标的变化
义熙八年，刘裕先后诛杀谢混、郗僧施、刘藩、刘毅、诸葛长民等人，至此基本掌控政局。虽然士林舆论对刘毅等持同情态度，但高门士族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刻，旧有的家族格局将不复存在。义熙九年，颍川荀伯子上表称：“今王道惟新，岂可不大判臧否？”他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还“常自矜
籍之美”，对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3](p.1629)颍川荀氏为魏晋望族，东晋已经衰弱，荀伯子试图抓住晋宋禅代的时机，利用舆论翻旧案，重新排定士族，恢复荀氏的族望。然而晋宋之际士族地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政治影响力日趋衰微的士林舆论，而是取决于参与建造新政权的贡献程度。
早在刘裕执政之初，就有一些高门士族投靠刘裕，那时的归附更多是在乱政中的一种投机行为，其目的在于依靠政治强人分享政治权力。如吴郡张邵是最早投靠刘裕的南方士族之一，有人对他不交结刘毅的举动感到奇怪，他说：“主公(刘裕)命世人杰，何烦多问。”[3](p.1393)又如会稽孔季恭，早在刘裕东征时就“曲意礼接，赡给甚厚”，又为刘裕起事出谋划策[3](p.1531)。南方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并没不得意，这或许是南方土族利用晋末乱局投机刘裕，以提升家门地位的一次尝试[5]。至于颍川庾悦则是与刘毅有宿怨，结刘裕以自保。此外还有琅邪王诞、陈郡谢裕，他们则是与刘裕有故旧之情，所以为刘裕所委仗。对刘裕最为忠心的是河南褚氏，褚秀之、褚淡之、褚叔度兄弟“虽晋氏姻戚，而尽心于高祖”，“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后来更参与杀害晋恭帝。刘裕“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3](pp.1504—1505)。可见，像褚氏兄弟这样忠心于刘裕的高门士族并不多，所以才能被刘裕特别看重[6]。
义熙八年，刘毅被诛杀后，原先与刘裕保持距离或敌对的高门大族纷纷倒向刘裕。《宋书·谢方明传》载：“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谢)混、(谢)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方明、廓后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直置便自是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据《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任丹阳尹为义熙八年。谢混、刘毅相继死于其年九、十月，谢方明造访刘穆之当在谢混、刘毅被诛杀后，显然，这是他审时度势向刘裕示好。谢方明与谢混同为陈郡谢氏的名士，他能在谢混死后屈身刘裕权臣刘穆之，无疑将对高门士族的政治选择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刘穆之不仅大喜，还要说服刘裕委任谢方明为台鼎之职。《宋书·刘穆之传》载此后刘穆之“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就说明刘裕的权威至此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在于高门大族经过八九年恢复门阀政治的努力，终于向由低级士族建立的新的统治力量妥协。以前站在刘裕敌对方的士人也加入了刘裕的阵营。如谢纯为刘毅僚佐，其弟谢述随在江陵，城破之日，谢纯为刘毅死节，谢述在奉纯丧还都后，却又出仕刘裕[3](p.1495)。又如谢灵运时为刘毅卫军从事中郎，为谢混所青睐，然而谢混、刘毅死后，他继续担任刘裕太尉参军[3](p.1743)。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一些高门士人由骄矜变为谄媚[5]，如何承天与刘穆之结为姻亲[3](p.2073)。最为典型的是谢晦，他“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3](p.1348)，其名士风度为从叔谢混所赏[3](p.1591)，但他却对刘裕极尽谄媚。“从征司马休之。时徐逵之战败见杀，高祖怒，将自被甲登岸，诸将谏，不从，怒愈甚。晦前抱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3](p.1347)刘裕北伐，于彭城大会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7](p.522)。谢晦之所以放下高门士族的骄矜，乃在于他对权力有着深切的渴望[5]，而且认识到了只有向刘裕表示忠心，才能获得权力。
对此，谢晦之兄谢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谢晦“势倾朝野”，并不是“门户之福”，“福过灾生，其应无远”[3](p.1557)。谢瞻的观念或许是受谢澹对谢混看法的影响，“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渐疏混，每谓弟璞、从子瞻曰：‘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7](p.528)其实谢混原本也是“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3](pp.1590—1591)。在谢澹、谢瞻看来，正确的处世态度应该是不预世事，继续凭借门资取得清显之职。当时确实也有人如此。琅邪王景文曾目睹刘裕与刘穆之密谋讨伐刘毅，但超然事外，不置议论，被刘裕称为“高简”[3](p.2177)。然而这种观念要么是没有认识到高门士族地位的变化，要么是消极地保家全身。事实上，在晋宋易代之时，只有放下高门的架子，才能分享统治权力，也只有积极参与政治才能确保家业之不堕。济阳蔡廓“为时流所推重，每至岁时，皆束带到门”，他不结交刘穆之，在高门士族看来是“素退”，在刘裕看来则是“方鲠闲素”[3](p.1573，p.1570)，其实就是以高门自矜，不与刘裕合作，所以“后会稽郡缺，朝议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儿，何关人事。’”而以此职授予投靠刘裕的另一高门褚淡之[3](p.1503)。
在这方面，年轻的高门子弟显示了强烈的进取心。殷景仁“有当世之志”[3](p.1681)，刘湛“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3](p.1815)，孔宁子与王华“并有富贵之愿”[3](p.1677)。这种进取心与义熙八年以前相比，前者是追求高门士族全体利益，而后者是追求家族甚至是个人利益，这就更进一步削弱了高门士族整体的政治影响力。
与此同时，刘裕也在努力适应高门士族对他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高门士族与刘毅的联合确实给他带来了麻烦，让他看到这个阶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北府武人集团的瓦解，刘裕也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所以刘裕留心书法，担心其拙劣的书法“宣彼四远”，为士族所耻笑。又学高门士族品题人物，闻张敷之美，召见奇之，曰：“真千里驹也。”[3](p.1395)评论刘义庆：“此我家丰城也。”[3](p.1475)又说：“见王智，使人思仲祖”[3](p.2177)。刘裕遵从世论，希望参与士林交游。如义熙中，刘裕对郑鲜之说：“羊徽一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后，恨不识之。”[3](p.1662)刘裕还“颇慕风流，时或言论”，希望参与清谈[3](p.1696)。
更重要的是，他及时调整政策，延揽士族。义熙六年，孟昶死后，刘裕将孟昶参佐可用之人转入自己府中。谢晦就是由刘穆之推荐而被命为太尉参军的[3](p.1347)。诛杀刘毅后，刘裕采纳毅府咨议参军申永的建议，对荆州采取“除其宿忧，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的政策[3](p.2278)，即遵循门第选拔人才。对于士族人才，他还表现得求才若渴。王华因其父下落不明而布衣蔬食不交游十余年，刘裕欲收其才用为华父发丧[3](pp.1675—1676)。刘裕还对青年士人殷景仁、刘湛“以宰相许之”[3](p.1682)。不仅如此，刘裕还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高门士族的政治惯例。《宋书·王惠传》：“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王惠之“夷简”正如袁涣。可见，刘裕对于宋国的人选是相当慎重的。考察宋国僚佐，高门士族占有相当地位：
孔季恭为尚书令，王准之为御史中丞，谢晦为右卫，王镇之为祠部尚书，何承天、谢方明为祠部尚书郎，江夷、王智为五兵尚书，王敬弘为度支尚书，王惠为郎中令，谢瞻为中书黄门侍郎，谢灵运为黄门侍郎，蔡廓、孔琳之为侍中，殷景仁为秘书郎，王球为世子中舍人，颜延之为博士。
宋国的建立在义熙十四年，从表面上看，此时刘裕与高门士族的关系完全融合在一起，事实并非如此。
四、晋宋之际高门士族之争夺权力及其自身性格的变化
东晋百年来的门阀政治养成了高门士族骄矜的气质，使他们不能适应趋附的角色。《宋书·王惠传》：“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即时逢人耳。’”据《宋书·刘怀敬传》，刘怀敬为刘裕从母弟，“涩讷无才能”，以旧恩，“累见宠授，至会稽太守”。而王惠“幼而夷简”，被王诞称为“后来令秀，鄙宗之美”，原本“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3](p.1589)，他送刘怀敬，并非与之有旧，而是不得不趋时，所以他的感受是“惟觉即时逢人耳”。即便是谢晦，在刘裕受禅时，徐广哀感流涕，他为之感到紧张，赶忙提醒：“徐公将无小过？”[3](p.1549)，这反映了他对新王朝也有着深深的自疑心理。这种疑惧心理绝非空穴来风。在刘裕内心中，他一直警惕着高门士族，甚至是监视他们。《宋书·刘穆之传》：“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暱短长，皆陈奏无隐。”张邵不结交刘毅就是由刘穆之报告的。
在关键职位上，刘裕选人是相当谨慎的。在政乱纷争的义熙年间，典掌诏命的西省郎一职非常重要，它是刘裕控制朝廷、战胜竞争对手的重要保证。义熙元年担任此职的是傅亮，后由滕演代亮，七年，傅亮复代滕演[3](p.1336)，八年，羊徽直西省[3](p.1662)，十一年后，王韶之领西省事直至晋亡。祝总斌先生认为傅亮与徐羡之一样绝非著名高门，王韶之虽然出身琅邪王氏，却没有从门阀特权中捞得好处，其实际地位却与傅亮接近[6]。按此推测，出身泰山羊氏的羊徽也应与王韶之类同。门阀背景很淡的这些高门子弟才是刘裕可以控制、可以依靠的力量。即便是这样，刘裕对他们也并不十分放心，他所信赖的是刘穆之。义熙十三年，刘裕“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咨”[3](p.1306)。
高门士族虽然对刘裕无可奈何，但他们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裕所信任的人，希望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刘穆之之死就与这种斗争有关。然而这种权力之争其实是一种争宠，其结果是巩固了刘裕的统治，它反映了高门士族整体政治力量的衰落。
高门士族在刘裕的强权下能够委身趋附，但他们却无法忍受徐羡之和傅亮这样门望较差的土族跃居其上，居台鼎之位。张敷永初初为秘书郎，在省直，“中书令傅亮贵宿权要，闻其好学，过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3](p.1663)，这显然是张敷藉以表达对徐羡之、傅亮的轻视。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颜延之仍“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3](p.1892)。永初二年，御史中丞孔琳之更是弹劾徐羡之“无大臣之体”，要求免徐羡之官[3](pp.1563—1564)。
少帝即位，徐羡之、傅亮执政，高门士族的攻击更加猛烈。谢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3](p.1753)。徐、傅委任官职，高门士族也不予合作。《宋书·王惠传》：“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即使同为顾命大臣的谢晦也在背后拆台[6]，徐羡之、傅亮将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谢晦对颜延之说：“昔荀勖忌阮成，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殷景仁也说：“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3](p.1892)挑起对徐羡之、傅亮的不满。
少帝被杀后，舆论更是汹汹。与徐羡之、傅亮素不平的范泰说：“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3](p.1620)蔡廓也对傅亮说：“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3](p.1572)。孔宁子与王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王华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3](p.1677)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徐羡之等人被诛杀后，掌权者为王弘、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高门士族，这本是高门士族恢复门阀政治的最好时机，为何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呢？除了众所周知的高门士族军事才能、政治才能衰弱的原因外，我觉得这与义熙年间，特别是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以后高门士族性格的改变有关。
如前所述，刘毅死后，高门士族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追求群体的政治地位，这使得高门土族之间，甚至是同一家族之内，很难再以同一个声音说话，他们彼此间的争斗削弱了高门士族整体对政治的控制力。如徐羡之死后，“时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刘)湛自谓才能不后之，不愿外出，是行也(出任广州刺史)，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3](p.1816)是殷景仁帮助刘湛还朝，共参政事，但“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夺，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3](pp.1682—1683)。王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即使王弘、王昙首兄弟同为琅邪王氏，“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3](pp.1676—1678)王华、刘湛二人为争权不惜攻击同列、同族，而且毫不掩饰其权力欲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3](p.1677)。
如此一来，居于权力顶峰的家族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家门长久就必须让出部分权力，最合适的对象是皇族。范泰对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3](p.1622)。从元嘉三年正月诛徐羡之到六年正月刘义康入辅，琅邪王弘兄弟仅仅单独执政3年，这与东晋门阀执政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在高门士族的内争中，皇权得到了加强，上台时年仅17岁的刘义隆终于没有让东晋门阀专政的局面再现。
此外，随着高门士族政治影响力的降低，名士风流不再成为参预时政的充分条件。谢灵运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居会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诛徐羡之后，应召为秘书监，“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3](p.1772)。隐居、名士交游、名动京师这些都是东晋名士养望并且最终入仕的常路，谢灵运的曾祖辈谢安、父辈谢混都以此入居宰辅，谢灵运的失败除了个人性格褊狭外，更多地归咎为士族意识、士林舆论左右朝廷选官能量的衰减。这种衰减既有皇权振兴的外部因素，也有土族观念的变化。
在刘裕治下，他看重的是统治才干[5]，如谢晦曾代刑狱参军，“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3](p.134/)，谢晦从此进入刘裕的核心权力圈。士族子弟认识到名士风流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富贵，他们努力的方向也就发生了改变。殷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迁太子中庶子”[3](p.1681)。刘湛“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3](p.1815)。刘裕对才干的重视使殷景仁、刘湛这些“有宰世情”的青年士人不重视文章、谈议这种士族趣味，将之看作“浮华”无关之事，而这些原本是“朝望”所必需的。随着这些士人入居宰辅，政治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谢灵运擅长文义、谈论却不能参预时政，仅被定格在文义赏接上。这也是义熙十余年给高门士族带来的重大变化。
五、结论
晋宋之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高门士族也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动向：一、义熙初年是高门士族对新政局的认识期。在刘裕惩处与选拔的两面手法前，高门士族经历了对时局疑惧、误判和再认识的过程。二、在京口武装集团内部的分化斗争中，谢混作为士林领袖倒向刘毅，不仅是气类相投，恐怕还有依托刘毅恢复门阀政治局面的意图在内，至少能在京口诸将间形成势力平衡，进而扩大高门士族的活动空间。三、在刘裕完成独揽大权后，高门士族纷纷向刘裕效忠，以便在新政权中取得更多的权力分配。四、刘裕死后，高门士族不满徐羡之、傅亮占据高位，试图重新获得统治权力，但同时高门士族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使高门士族作为整体左右政局的局面一去不返，人物风流不再成为仕进的必要条件。
高门士族的变化以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为界。此前，高门士族还试图利用时局恢复东晋门阀政治，其态度是积极的。此后，他们被迫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条件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