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的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_外部性论文

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经济转型论文,产业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09)03-0726-12

1 引言

新增长理论认为动态外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干中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1,2]。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个产业内部,某个产业的地理集中与专业化能够促进产业增长。Porter认为产业地理集聚能够促使较强的知识溢出并引起增长,而本地竞争比垄断更能够促进创新和知识传播,因而竞争外部性有利于产业增长[3]。然而Jacobs认为,大多数重要的知识转移发生在跨产业之间,城市的产业多元化比专业化更有利于创新,面临多元化环境的产业将实现更快增长[4]。始于Glaeser等[5],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验证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增长和创新的影响[6~15]。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迅速扩张,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占据了全球较大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到2005年,年均GDP增长速度高达9.54%,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0.89%(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中国2000年工业增加值为4万亿人民币,到了2005年达到7.7万亿人民币。目前有一些研究采用动态外部性理论探讨中国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例如,Mody等通过考察1985~1989年期间中国7个东部省区的23个制造业产业的增长,发现专业化不利于产业增长,而竞争促进增长[16]。Battisse利用1988~1994年期间29个省区30个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印证了Mody等的结果[10]。Gao利用1985~1993年间29个省区的32个两位数工业产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尽管动态外部性影响地区产业增长,但作用不是很显著[14]。薄文广利用1994~2003年间分省区的25个两位数产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多元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产业增长[17]。

现有研究发现专业化不利于产业增长似乎与理论以及现实不符。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归因于沿海省份存在大量的产业专业化集中区[18]。尽管增长理论认为集聚经济可以发生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但是动态外部性在小尺度更显著[15,19]。Pan等发现在中国城市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主要来源于大量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在该城市集聚而带来的收益。采用省区作为研究动态外部性的空间单元可能不合适[20]。另一方面,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伴随我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程,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逐步渗透到经济中,同时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经济转轨显著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18]。Fan等发现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业或地区越容易形成产业集聚[21];研究还发现中国各个地区增长和国有企业存量负相关,而与对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状况正相关[14,23~26]。经济决策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对中国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特别是财政分权提供了物质激励,从而促进地区政府加快本地经济发展[27~29]。

理论上,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受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影响显著的产业可能更容易受动态外部性影响。动态外部性更可能发生市场化和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内;同时,相对省区而言,动态外部性在城市尺度可能更容易观测到。同时,本文认为动态外部性和产业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超过一定水平,动态外部性才会起作用。本文利用中国2000年和2005年城市两位数制造业数据来验证上述假设。

2 转型经济、动态外部性与产业增长

外部性可以分为动态外部性和静态外部性。静态外部性包括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本地化经济是指企业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集聚获得收益,而城市化经济是指企业从跨产业的企业集聚获得收益。动态外部性强调一定时期内知识和信息的积累对产业效率和就业增长的作用[6]。静态外部性解释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存在,但是本身无法引起经济的增长,动态外部性解释现有的地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5]。

Glaeser等将动态外部性分为三种类型,包括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5]。MAR外部性认为特定区域内的同一产业的集中会促进产业内企业间的知识溢出,企业地理邻近带来生产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并通过直接的知识互动和人员流动促进知识共享和溢出,因此产业专业化和地方垄断有利于产业增长。相反,Jacobs认为知识溢出更容易发生在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产业多元化能够促进知识的流动、溢出乃至创新,并最终促进产业增长[4]。根据Jacobs的理论,处于多元化产业环境的产业增长更快,具有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城市城市增长更快[30]。然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并不必然互相排斥[31]。和MAR理论一致,Porter认为产业地理集中有利于知识溢出,推动产业和城市增长[3]。但是,Porter和Jacobs都认为本地化竞争比垄断更有利于增长,因为竞争将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更快增长[3,4]。9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实证研究探讨动态外部性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研究集中在美国、欧洲国家,但是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证研究没能得到一致结论。在经济转轨国家中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作用可能更为复杂,还取决于市场化等一系列制度因素[8]。

目前已经有一些对中国区域产业增长的考察,主要采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分省区数据,发现动态外部性对区域产业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产业集中和专业化不利于产业增长,多元化和竞争程度和产业增长有微弱的正相关[10,14,16,17]。这些研究仅简单验证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理论假设。如Bivand指出,转型经济中新建的民营企业和重组后的国有企业更可能依赖市场力量,包括动态外部性[8]。在中国,经济转型为动态外部性这种市场力量创造了了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转轨可以概括为市场化、全球化与分权化过程[18]。中国的经济转型使得制度和市场的力量介入到产业重构之中,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和区域容易形成产业集聚,从中获得动态外部性收益。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中国产业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市场力量逐步发挥作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企业将通过集群式发展建立商业网络,促进知识溢出[18]。研究表明市场化确实推动区域和产业增长。例如,Chen等的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促进了中国省区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比重高的省区经济增长较缓[24]。Anderson等考察了影响中国城市增长的因素,证明经济改革是城市增长的重要动力[22]。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创造了一个促进产业内和产业间知识和信息溢出的市场环境,激烈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从而加快产业增长,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和地区更容易获得动态外部性的收益,并且增长更快。

伴随经济转型的贸易自由化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扩大产业专业化,并激励企业利用集聚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Fujita等发现,出口的增加强化了中国的产业集聚,特别是导致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32]。贺灿飞等利用中国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证明了出口比重越高的产业在地理上更加集中[18]。通过空间集聚,贸易企业容易从知识和信息溢出获得收益[33,34]。在中国,贸易企业通过深化分工来充分利用产业的前后向联系,促进产业集群形成,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利用外资有效促进了中国产业全球化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分布倾向于利用信息溢出效应和网络外部性,导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中[35~38]。动态外部性有助于吸引新外资企业进入该产业或地区,从而促进增长。研究也发现,在中国外资具有显著产业内和产业间溢出效应[39]。鉴于外贸企业和外资企业显著的产业内和产业间知识溢出效应,我们认为动态外部性能够更显著地促进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增长。

中国经济转型伴随着经济决策权和财政权下放。权力下放触发了激烈区域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相互模仿战略[40,41]。基于经济发展绩效的地方政府官员评估体系、适度地方自主权、财政激励制度以及预算硬约束等共同造成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跟随领先者,发展相似产业,从而加速地方经济增长,导致中国产业分散化布局[18,42]。财政分权更激励了各省区政府地方保护主义政策[43,44]。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增加值高、利润率和税收高的产业,例如烟草、食品、医药制品、饮料和机械设备等行业[45]。地区分权导致了地方市场隔离和生产要素配置扭曲,降低了中国产业地理集中和专业化程度[18,46]。地方分权允许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不加限制的使用则往往会成为反市场力量。分权导致地方保护,不利于产业专业化,阻碍区际竞争,可能促进地方产业多元化发展和本地化的竞争。与专业化有关的动态外部性可能对受保护产业的影响不会很显著,而多元化和本地化竞争外部性可能会因此而强化。

总之,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动态外部性理论建立在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文探讨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动态外部性如何影响地方产业增长,市场化和全球化可能强化动态外部性对那些受经济转型影响深刻的产业增长影响,但是分权化可能抑制专业化动态外部性的贡献。本文利用中国2000年和200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检验动态外部性对转型经济体中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

3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组织调查的“中国工业企业年度普查数据”,样本包括所有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达到500万人民币及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知识溢出随距离而衰减,动态外部性具有本地化特征,城市是研究外部性的天然实验室,我们将企业数据加总为城市尺度的产业数据。如Henderson所指出,如果没有连续的区域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时间序列数据,一个5~6年的时间段足以测出动态外部性是否存在[7]。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业绩,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考察城市产业增长的机会。

本文验证动态外部性是否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的增长,特别是动态外部性的推动作用是否依赖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我们同时也关注城市产业增长和动态外部性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动态外部性的第一个变量是专业化,用产业s在城市c或者城市c所在省区p的工业总产值区位商衡量,具体的公式如下:

需要指出,根据以上计算公式,产业s面临的多元化程度并不必然与专业化程度负相关。

另外,经济决策权下放基本上沿着政治等级,政治级别越高的城市享有较大经济自主权力。本文设计了变量来衡量中国城市的经济权限,该变量中,中央直辖市和副省级市赋值3,一般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以及拥有国家级开发区的城市赋值2,拥有省级开发区的城市赋值1,其他一般的地级城市为0。在模型中,本文引入和动态外部性变量进行交叉相乘,以检验权力下放是否影响动态外部性发挥作用。

4 实证分析:中国产业增长的空间模式

4.1 中国产业增长的空间格局

在2000~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增长在不同省份有显著的差异(图1)。山东、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苏和广东是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省区,年均增长率超过25%,江西和山西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山东产业增长得益于重化工业和能源密集型以及相关产业在中国的高速发展的大背景。沿海省区产业高速增长可能与专业化和激烈市场竞争有关,中国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激活了东部地区的区位和制度优势,并促进产业增长。内陆省份如湖北、黑龙江、青海、新疆和甘肃等产业增长较慢,年均增长率低于15%,地理劣势、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经济占主导等是造成这些省区产业增长较慢的主要因素。

图1 中国分省区制造业年均增长率2000~2005

Fig.1 Annual growth rat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y province during 2000~2005

图2 中国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分布图

Fig.2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in China by prefecture

本文研究2000~2005年之间地级市产业增长模式。图2展示中国地级市尺度的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空间分布图,2000年中国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辽宁半岛以及京津地区。200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制造业产业增长显著,并且呈现出往沿海地区集聚的态势。2005年,几乎所有沿海地区的地级市制造业工业总产值都超过了1000亿。渤海湾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由于中国中央政府从2003年开始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计划,东北地区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再次凸显。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有大幅提升。

图3 2000~2005年中国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增长的空间分布模式

Fig.3 Annual growth rate of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in China by prefecture during 2000~2005

图3展示了中国地级市尺度的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增长。整体而言,产业增长空间分布较为复杂。一方面,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城市产业增长较快,例如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以及周围地区,这些沿海地区是中国制造业最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一些内陆省区也有部分城市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河南、山西、四川以及湖南,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城市在2000年制造业产业规模都相对较小,属于补偿性增长。

4.2 解释中国城市产业增长

相关分析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弱,回归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检验动态外部性与产业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引入了专业化、竞争程度以及多元化等三个变量的平方项。为了检验动态外部性发生作用是否和经济转轨有关,我们引入了动态外部性变量和经济转轨变量相乘的交叉项。由于不同产业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因此数据属于非平衡面板数据,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进行回归,引入产业虚拟变量控制不能观测到的产业差异,回归结果见表1。

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城市产业增长,R[2]达到0.2,并且通过F检验。由于BreuschPagan检验表明存在异方差性,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校正。控制变量大多比较显著,对于解释2000~2005年的城市产业增长非常重要。变量lnKW的系数显著为正,产业人均资本增长率每提高1%,城市产业增长率将提高0.32%。城市产业规模(lnOUT)和标准化的企业平均规模(SIZE)和产业增长负相关,意味着城市产业规模较小并且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会增长更快一些,说明静态外部性如地方化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难以解释产业增长。但变量lnDEN的系数显著为正,就业密度每提高1%,城市产业增长速度将提高0.13%~0.20%。制造业就业密度越高的城市集聚经济效益越显著,从而吸引投资并提高企业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导致城市产业增长。

统计结果表明,动态外部性显著影响了中国城市产业增长,动态外部性的影响依赖于经济转型。表1中模型1~6分别检验了MAR外部性、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模型7和8将综合考虑各种动态外部性的影响。在模型1中,两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平方项的系数为负,显著性较弱。城市所在省份的产业专业化有利于产业增长,说明MAR外部性可以超出地级城市的地理边界。在一个城市内部,产业专业化在最初阶段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超过了一定程度可能不利于产业增长。但是,当在模型中加上和动态外部性的相乘交叉项之后,平方项的系数变成负数(见模型2回归结果),这说明在产业专业化与产业增长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轨的影响。交叉项相乘项LIB×,GLO×,DPT×和DEP×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显著。交叉项LIB×和GLO×为正表明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更能从专业化获益,从而增长更快。结果也表明,城市中受地方政府保护产业的专业化能够显著促进其增长,位于经济自主权较大城市的产业专业化也能显著促进其增长。这些统计结果支持我们的研究假设,即中国的经济转型使得MAR外部性能够促进城市产业增长。

模型3和4检验了竞争外部性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系数为正,而系数为负,因此可以推断地方竞争激烈程度较低时有利于城市产业增长,但竞争超过一定程度将阻碍城市产业增长。城市所在省区的产业内激烈竞争也会阻碍城市产业增长。竞争外部性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也依赖于经济转型。在模型4显示,地方竞争不利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增长,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比其他产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是,地方竞争有利于全球化程度高以及受保护程度高的产业增长,说明全球化和财政分权可能激发Porter外部性引起产业增长。交叉相乘项DEP×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竞争外部性变量在模型7和8的中仍然呈现相同的效应。

模型5和6检验Jacobs外部性,现有研究表明产业多元化与产业增长呈弱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发现多元化与产业增长呈现非线性关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只有当产业多元化程度超过某个水平时才会促进城市产业增长。显著为负说明城市所在省区的产业多元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城市产业增长,这可能是由于产业间的激烈竞争导致的。统计结果表明,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升了Jacobs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影响。模型6中,和经济转轨的其他变量的相乘交叉项都显著为正,甚至在增加了很多其他控制变量的模型8中,这几个交叉项依然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高的产业主要由市场力驱动,更容易发生产业间的技术和信息溢出,从而增长更快。交叉项DPT×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地方保护的产业面临的产业环境越多元化增长越快。同样,位于自主决策权较高的城市产业面临多元化产业环境增长也越快。

5 结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检验了MAR外部性、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但是没能得到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在转型经济,动态外部性的影响可能与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进程有关。本文利用2000年和2005年城市两位数制造业数据验证了以上假设。

本研究显著扩展了动态外部性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发现,在中国动态外部性和城市产业增长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MAR外部性、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存在差异。专业化和竞争外部性有利于产业增长,但超过一定水平之后会妨碍产业增长,多元化只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够促进产业增长。其次,本文研究发现,动态外部性的作用范围可以超出城市的范围,城市所在省区激烈竞争和多元化发展不利于城市产业增长,而产业专业化促进城市产业增长。第三,本文还发现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高、受到本地保护较强的产业更容易受益于动态外部性,经济发展自主权较大城市的产业增长更快。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经济转轨创造了有利条件,允许动态外部性促进城市产业增长。

自从2001年加入WTO,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以及对中国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是促进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表明静态和动态外部性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增长。竞争和多元化外部性显著促进大多数城市产业增长,说明动态外部性的辨识可能需要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这种外部性是本地化的,而且随距离衰减。中国经济转轨显著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和产业主要受市场力量驱使,经济转轨为企业获得动态外部性收益创造了条件,并促使城市产业增长。本文的研究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向沿海集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导致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有其经济的合理性。

收稿日期:2008-07-22;

修订日期:200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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