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在当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高瞻远瞩，探讨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新的形态和特征。
一、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传统的历史性反思
民族是人类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们共同体。民族和民族凝聚力是相互依存的。在民族生成和发展进程中，民族以一种载体的方式表现着民族凝聚力的存在；民族凝聚力则以某种力的方式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团结统一。透过民族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和民族凝聚力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物质资料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产。但两者对民族和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力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劳动者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水平、手段和方法，它是整个人类社会和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既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形态和特征，例如，以狩猎和采集为谋生手段相适应的原始社会，只能有氏族和部落的存在，只有在农耕和游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在广阔的空间逐步形成民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民族的形成作了详尽的叙述：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使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解体，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和国家。这说明，生产力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形态特征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各种形态的民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由此引申说，小生产产生的是古代民族，工业化产生的是近代民族，现代化产生的是现代民族。
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的形成也经历几千年的漫长过程。费孝通先生在考察分析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后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但还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1 〕从这一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及其民族凝聚力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物质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西北面横亘着浩翰的戈壁沙漠以及一望无涯的干旱草原，西南面矗立着地球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而东面是一片汪洋大海。这种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以及以小生产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使中华民族及其民族凝聚力具有如下的形态和特征：
1.封闭型。与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基本是封闭型的民族凝聚方式。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小生产者势单力薄，他们天生有一种依赖性，在封建社会中，他们主要依靠宗族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一些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农则只能依附于地主。另一方面，由于小生产者的自给自足，彼此隔离，同外界缺乏信息和物质的交换，因此，与自然经济相适应是以宗亲为纽带的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的封闭型的凝聚方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的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基本上保持了这种封闭型的凝聚方式。由于这种封闭型，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阶级、阶层和各个地域之间缺乏交往和交流，往往通过战争起义、迁徙移民、屯垦流放等方式不自觉地进行交往，以此不断调整凝聚方式来维持民族凝聚力的平衡状态。
2.宗亲纽带和伦理中心原则。这是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形态特征。以宗亲纽带维系统治，有助于形成一种内聚力和向心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民族的离散和分裂；同时，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伦理观念的强大力量，形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民族忠诚感、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义务感，对民族凝聚力的强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宗亲纽带和伦理中心原则的长期延续，使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建立了家庭式的政治政体，由“忠君孝亲”、“光宗耀祖”所形成的向心力，由“内圣外王”、“天子圣明”所形成的吸引力，以及“一个得道，鸡犬升天”和“一人犯事，九族株连”所形成的亲和力，共同编织了以一个以宗亲纽带和伦理中心原则为基础的庞大关系网。这个关系网以内在的“仁”、“德”为核心，以外在的“礼”、“义”为规范，由“孝亲”推演至“忠君”，并由此建构起政权、族权、神权、父权、夫权等几大绳索，表现了“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大一统”状态，呈现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双向渗透。在这里，宗法式的群体认同由于缺乏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因而在运动中也就缺乏竞争性和创造力。十分明显，正是由于这种趋向于狭隘、保守、迟滞的社会意识形态，把经济发展放在了次要地位，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难以适应现代工商社会日新月异发展的需要。
3.封建大一统状态。封建大一统状态是构成传统形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点。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中国人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分个内外亲疏、大小远近、上下尊卑、高低贵贱，并且十分强调这两极间那“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一套由“天道”到“人伦”的“阴阳之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演，莫非王臣”，这就说，整个国家、土地、臣民都是属于君王的，君王一统天下。
这种封建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和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但是，在当代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观念也成为官本位、以权谋私、贪贿徇情、玩忽职守、分配不公等等不正之风滋生的土壤，从而转化为瓦解当今我们民族凝聚力的真正内因。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扬弃和更新这种以宗亲纽带和伦理中心原则为导向，以封建大一统状态为基础的传统封闭型民族凝聚方式，塑造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才可能实现我们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振兴和发展。这是一种文化价值座标的转换。
二、对现代文明的融合是当代形态中华民族凝聚力植根的土壤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到，小生产产生的是古代民族，工业化产生的是近代民族，现代化产生的是现代民族。以资本主义诞生为标志的世界现代史把世界各民族都卷入到一种新的文明——现代文明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作了精确的解释：“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由于人类各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地域、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语言文化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生产力和交往不发达的时代，民族之间的联系，无论是经济联系，还是政治和文化联系，都只是作为一种偶然性的因素，作为与本民族的发展关系不大的东西而存在。一个民族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往往会随着该民族的灭亡而失传。在这样的时代，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这些概念往往只是在一定区域内，在一个国家与其邻国的比较中才有现实意义，它们根本无法上升为世界性的概念。人类文明还只是在自在或抽象的意义上才存在。现实存在的只是地域文明或民族文明。
随着大工业的出现，生产日益社会化，对内使得国内各个行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对外也要求和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往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其内在的固有冲力，借助于大工业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工具，打破了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屏障。这种世界性的以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的过程，使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形态转变。现代化，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说，就是指这种世界性的巨大变迁，这种以现代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的过程。
现代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大工业生产。大工业生产是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正是大工业生产，使人类文明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和城市化社会的转变。所谓工业化社会和城市化社会并不排斥农业，只是使农业和其他产业工业化。凭借着大工业生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段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大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与机器工业密切相关的生产的社会化。一方面，从生产的规模来看，远远不是小生产方式能够比拟的；另一方面，各个经济部门、各个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已达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谁也无法脱离其他部分而独立存在。
第二，世界整体性。随着大工业以及与之有关事物的出现，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地域文明和民族文明演化为现代文明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了，它“创造了交通工业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现代文明是由封闭的、 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世界性的人际关系转变。这种变化既是一定的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
第三，在政治方面，现代文明是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政治上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民主化，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形成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4〕
第四，在观念方面，现代文明是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向理性化、知识化、科学化、世俗化的转变。人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要成为现实世界的主体，而且要在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上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体。理性、知识、科学的力量和人的现世利益得到承认和尊重。
正是对现代文明的融合，实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由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具体表现为：
1.开放性、融合性。现代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世界整体性。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各种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国际市场的开拓，使世界各民族空间距离愈来愈短，经济上联系愈来愈密切，工业化国家不得不服从国际大分工，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世界性的交往已经成为当今任何一个企图发展和强盛的民族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加剧，它们抓住战后的有利时机，迅速走向现代文明。美国、西欧、日本、德国等在竞争中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迅速起飞，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利用了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化分工和世界经济大循环，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华民族发展长期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对世界整体性的非融合性。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国策。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赋予中华民族凝聚力新的形态特征，即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和融合型的民族凝聚方式转变。首先，只有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整体性之中，才能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才能极大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其次，当代形态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不应该是非融合性的，而应该是融合性的。所谓非融合型，就是固守已有的阵地，把注意力局限在本民族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对外采取防御心态，自满自足，缺乏创新。这实际上是传统社会封闭特点的民族凝聚力的延伸。在当今社会，在世界交往愈来愈密切的时代，这种非融合型的民族凝聚力如不向融合型转变，就会发展成为民族离散力。融合型的民族凝聚力则以开放的心态为特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世界交往格局，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文化交流，从而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凝聚中华各民族的力量。这种融合型的民族凝聚力是推进当代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保证。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当代形态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凝聚点。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凝聚点，是指一个民族在时代发展中关注的集点。不同的民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凝聚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一直是以重宗亲纽带和以伦理原则为中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凝聚点，把发展经济放在次要地位，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突破传统民族凝聚力的只重宗亲、血缘和伦理中心原则的局限，寻找新的凝聚点。共同经济生活是现代民族凝聚力植根的土壤。没有共同经济生活，就不可能有民族共同体，也不可能产生民族凝聚力。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族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成为凝聚其他各民族的核心。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现代文明中来，就在于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生产力水平高低。一般地说，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候，其民族的凝聚力也会不断增强；而当其生产力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时候，则民心涣散，民族凝聚力削弱。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引导人民群众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进入小康水平，最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紧紧把握住了当代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实际，它具有严格科学性和现实性。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人民已提前进入小康水平，少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这一切，使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也不断增强。
3.以当代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政治文化构成当代形态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到，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倾向，它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沉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诸如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国家或地区重大政治问题的关心，对执政党参政党形象的评价，对现行政治制度及其改革的认知，对投票选举一类活动的参与，对民族传统的价值取向，对新闻出版言论的态度，对法治的重视，对政府工作的理解程度和满意感，对政府各项重大政策的认同，对政府工作和自身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对作为公民的自豪感，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使命感，等等。正是这样一些积淀在人们的心理中的政治文化，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政治角色。在历史上，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内容，是民族传统之魂。爱国主义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范畴。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离不开反对帝国主义，也离不开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主义，近代爱国主义承担着拯救中国免于被瓜分的使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结合的爱国主义，体现了进步的时代精神。在当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当代爱国主义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拥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反对分裂国家，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贡献全部力量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拼搏。
其次，对外开放是当代爱国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爱国主义与对外开外是相互统一的。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只有开放，才能振兴中华民族，闭关锁国，只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最终也只能被动开放。同时，爱国与开放是完全可以兼得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开放与保持国家和民族主权关系。开放以保持主权为前提，开放才不会导致丧权辱国。
再次，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当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我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大量外资、侨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和科学管理方法，乃至聘请外国专家，为我国培训现代化人才，从而推进我国的现代文明进程。另一方面，实行“一国两制”，对香港、澳门、台湾也有利。在政治上，他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分享中国作为主权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尊严和荣誉。在经济上，他们可以祖国大陆为强大后盾，从大陆得到丰富的生产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免受国际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从而能够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和平统一后，两种制度可以在一国范围内相互补充，共趋国家兴旺、民族进步的宏传目标。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伟大构想成为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必将以一种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崭新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4〕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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