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之研究
□ 夏 海
摘要： 孟子是儒家代表人物和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哲学、政治、人格、教育各个领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哲学上提出了人性本善理论，政治上提出了发政施仁观念，人格上提出了大丈夫精神，教育上提出育天下英才思想。这些思想和观点补充完善了儒家学说，指点和引领了后世儒学的进步发展，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动脉。
关键词： 孟子 性善 仁政 人格 教育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以继承孔子衣钵为己任，终身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孔子思想，“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① 本文中其他引用《孟子》一书，只注篇名。 ），为儒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至儒家思想被称为“孔孟之道”，他个人也被称为仅次于圣人孔子的“亚圣”。如果说孔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孟子思想则是儒家文化的第二个支点，原点、支点连成一线，进而形成了儒家文化传统，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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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生志业。立德居于首要位置，与人相伴终生，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在传统社会，立功意味着为官从政，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报效社会，治国安邦，建立功勋。立言一般是在立功无望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青灯黄卷，寂寞冷清。孟子是在被诸侯君王们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窘境中走上了立言之路，其言论汇集为《孟子》一书。正是立言，使孟子成为思想家，名扬千古，激励后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产生了超迈于立功的深远影响。立言成就了孟子。《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思想，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思想，哲学上提出了人性本善理论，政治上提出了发政施仁观念，人格上提出了大丈夫精神，教育上提出了育天下英才思想，形成了个性鲜明的精神风貌，补充完善了儒家学说，指点和引领了后世儒学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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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本善[见英文版第63页，下同]
先秦思想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都从理论上探讨了人性问题。老子提出了婴儿人性论，认为婴儿的原始素朴状态才是人的本性，“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第五十五章）；主张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保持婴儿般的本真和素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墨子提出了染丝人性论，认为人性如丝，通过后天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善或恶，“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强调“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荀子提出了性恶人性论，他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并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韩非子提出了欲利人性论，他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认为人的生理需求和生存需要造就了人的欲利心，“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这实质是性恶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先秦诸子探讨人性的显著特点，基本是以善、恶来规定人的本质，或曰性善，或曰性恶，或曰性有善有恶，或曰性无善无不恶。
后来，高中生梅宏读到了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后，认为“简直就是写给我的”。之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更如冬日的暖阳，熨烫着梅宏的身心，让他坚定地确认了“我要当科学家”的理想。
人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孟子思想的形而上根据。孟子以人有相同的自然性开展论证：“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的社会性如同自然性一样，也有相同的内容，“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人心所公认的东西是理，是义。圣人先于普通人得知了我们心中共同的东西。因此，理义使我心愉悦，就像牛羊猪的肉合我的口味一样。孟子把人性善的内容概括提炼为“四心”，具体化为仁、义、礼、智。所谓仁、义、礼、智，是指恻隐、善恶、恭敬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人共有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人拥有的品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孟子明确提出仁义礼智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形成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意思是，仁义礼智，不是外人教我的，是我原本就有的，只是没深入思考过罢了。所以说一经探求就会得到它，一加放弃就会失掉它。人与人之间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这就是不能全部发挥人的天赋资质的缘故。
大丈夫精神是敢于正视权力。权力的载体是君王和官员，正确对待高官厚禄，是测定一个人人格高下的重要标志。孟子对待权力是有傲骨的，充分体现了大丈夫精神，这就是平等对待位高者，不搞奴颜婢膝：“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孟子更看不起那些贪图享受、无所作为、违反古制的官员：“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出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这就是敢于批评君王，孟子曾当着梁惠王的面，批评那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君王是“率兽食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做老百姓的父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这就是正确认识君臣关系，两者是互相平等、互尽义务的关系，而不是盲从愚忠的关系。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如果君王看待臣子像手足一样亲切，臣子就会把君王当作心腹一样爱护；如果君王看待臣子像犬马一般的轻视，臣子就会把君王当作路人那般疏远；如果君王看待臣子像泥土一般卑贱，臣子对待君王就会像仇人一样痛恨。
“人格”一词是舶来品。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一词，只有人性和品格的概念。中文中的人格一词是近代从日文中引进的，而日文的人格一词则源于英文的意译，英文人格一词则源于拉丁文。拉丁文的人格（persona）最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类似于中国京剧的脸谱。舞台上的不同面具装扮着不同角色，表现着不同的人物性格。后来心理学引申其含义，认为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变换面具，面具是人格的外在表现，人格是面具后面的真实自我。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人格是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互相作用而形成的，能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信仰、良心等方面的综合体。哲学的研究则比较宏观，认为人格是指人之为人的资格，是对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中国古代虽无人格一词，却有丰富的人格思想；先秦儒家虽无心理学知识，却从哲学上探讨了人格：“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本质规定。孔子和孟子都是依据仁的范畴，推演并建构起儒家的理想人格。
王道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想目标。孟子提出了王道思想，即以理想的政治之道建立理想的人间秩序。从现有文献可知，王道思想在儒家产生之前就已出现，《尚书·洪范》指出：“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意思是，不要不平，不要不正，要遵守王令；不要作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作威恶，要遵行正路。不要行伪，不要结党，王道坦荡；不要结党，不要行伪，王道平平，不要违反，不要倾侧，王道正直。团结那些守法之臣，归附那些执法之君。从这段话可知，王道一词蕴含着社会公平正义思想。在孟子看来，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王、霸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是以仁义还是以暴力行使权力：“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而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实行王道，就能得到人心；得到人心，就能得到天下。反之，则会失去人心，失去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王道的榜样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的做法是造福百姓、选贤任能和奖罚分明：“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告子下》）在孟子看来，霸道的典型是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孟子反对五霸征战不已，反对侵略他国危害百姓的不义之战：“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下》）
二、发政施仁[66]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思想，创造性提出仁政学说。面对战乱频繁、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孟子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发政施仁，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告诫统治者，如果不施行仁政，就会失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仁政是与民生连在一起的，没有民生，就没有仁政。仁政是要“制民之产”，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进而使老百姓有恒心，能够安居乐业：“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梁惠王上》）仁政是要救济“穷民”。穷民即社会上孤苦无援者。孟子以周文王为例，认为发政施仁必须先帮助和救济穷民：“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仁政是要轻徭薄赋。历史证明，有政府就会有税赋。孟子认为政府征税要有个限度：“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孟子还以文王为例，强调省刑罚薄税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仁政是要教育教化。孟子把教化看成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在富民的同时，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只要富民教民，就能治国安邦、称王天下：“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法先王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孟子的法先王具有托古改制性质，主要不是效法先王的道德理念和社会制度，而是要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和王道学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孟子赞美最多的“先王”是尧、舜。在孟子看来，尧、舜是治国的典范，尧舜时代是政治理想的标本。尧舜治国以孝悌为本，“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舜是孝悌的榜样，在舜的心目中，只有孝顺父母，才能解除忧愁：“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万章上》）尧、舜治国是纲举目张，选贤任能：“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尽心上》）尧舜治国树立了君臣之道，尧为君，尽君之道，仁政爱民；舜为臣，尽臣之道，忠于君王：“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失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尧舜治国以仁政为主旨，施行不忍人之政。孟子用正反句式加以论证，否定句式是“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离娄，相传是黄帝时目力极强的人；公输子即鲁班，为著名的巧匠；师旷，春秋时著名的音乐家。而肯定句式是既肯定先王行使仁政，又强调法先王，“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焉；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则仁覆天下矣”（《离娄上》）。因此，孟子强调政治统治必须法先王，“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
静态变频电源依靠电力电子器件开关形成变频变压输出，由输出滤波器保证输出波形质量，其电源输出端阻抗比较大，非线性负载形成的谐波可能与滤波器以及逆变器形成谐振，所以一般认为除非特殊设计，静态变频电源不宜带大功率非线性负载。而机组电源在这方面没有太多顾忌，对非线性负载的承受能力就要高得多。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中最辉煌的部分。早在殷商之前，圣贤们已经有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先秦思想家们都对民本思想有所论述。而在先秦思想家和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民本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仁政的理论基础，运用到施政纲领之中：“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赵岐注云：“诸侯正其封疆，不侵邻国，邻国不犯，宝土地也。使民以时，民不离散，宝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宝政事也。”① 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九，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1页。 在孟子看来，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为立国之基业，人民为守国之根本，政事为经国之纲要。诸侯只有以此三者为宝，才能实现治平天下，否则以珍珠美玉为宝，就会招致祸患。在此基础上，孟子石破天惊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这段话肯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地位，认为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比君王重要得多；只有得到民众和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和成为天子。两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生产力低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孟子能够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强调对平民百姓的尊重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能不令人感佩。“民贵君轻”一经提出，便使传统社会受到极大震动，绵绵不绝影响了两千多年，成为各代思想家批判君王专制的锐利武器。更为可贵的是，孟子还提出了可以变更君王的主张：“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如果诸侯危害国家，那么就改立诸侯。牺牲已经肥壮，祭品已经洁净，祭祀也按时进行，如果依旧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要改立土神、谷神。
孟子一生向往为官从政，希望能治国平天下，给百姓带来福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把士大夫为官从政比作农夫耕田，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滕文公下》）；把士大夫不能为官从政，或失去官职，看得很严重，“士之失仕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滕文公下》）。孟子最重视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孟子》一书的基本色调是政治，而后来对儒家发展贡献最大的也是政治学说。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把仁的理念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政治学说。孟子的政治思想由民本、仁政和王道构成，具有系统性和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其基本资源是法先王。
孟子虽然认为人性本善，却没有否定后天的作用和修身的重要性。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之的善性，最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即仁、义、礼、智“四端”，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扩而充之，才能发展成现实的道德行为：“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在修养扩充善性的过程中，孟子认为，要像舜那样，有着从善如流、一心向善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行为：“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孟子认为，修身养性要遵循规律、坚持不懈，不要拔苗助长：“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是指“揠苗助长”的故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公孙丑上》）
三、大丈夫精神[68]
任何思想文化的终极目的，都是塑造理想人格。一般而言，先秦儒家思想主要由政治学说、伦理学说和人格学说构成，三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政治学说言治国之道，孔子主张德治，孟子突出仁政，实质都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伦理学说言基于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人伦之道，孔子讲孝悌，孟子明人伦。“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离娄上》）人格学说言理想状态中的人格，孔子提出君子人格，孟子发展出大丈夫精神，他们都重视修身，以实现内圣外王。儒家把治国之道纳入血缘伦理关系之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伦理道德律令则通过理想人格加以展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首先要规范君王，目的是为了政治统治和治国安邦：“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政治是儒家思想的起点和终点，血缘伦理是儒家思想的基础，理想人格是儒家思想的保障。只有理想人格，才能修己以安百姓，巩固和维护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人格是儒家思想的命门所在。自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变动，或在政治领域，或在伦理领域，而理想人格则逾千载而弥坚，一直保持稳定。
虽然孟子以人的自然性说明人性善是先天固有的本性，但孟子还是区分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认为人性善和人的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朱熹注云：“几希，少也。”① 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8页。 人与动物在饥渴、饮食等一般生理刺激反应上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人性善，如果没有善性，就不是人：“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孟子不仅区分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而且认为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重要，为此提出了大体与小体的概念。大体是指仁、义、礼、智等社会本质，小体是人的耳、目、口、腹之欲等自然本性。在孟子看来，人人都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告子上》）然而，身体每一部分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孟子强调要养其大体，勿以小失大，这是区分大人与小人的标准，也是区分人的道德品质高低的依据，“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孟子不仅看到了人的社会性重于自然性，而且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人的自然性应当受到社会性的制约，人的自然性只有服从于社会性时才有意义：“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告子上》）如果人的自然本质不被社会性所约束，人就会退化为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言：“诚然，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孟子重在心性修养，主张人性本善，这是对孔子具有性善倾向的人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是孔子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一方面，孔子肯定了人作为一个类的社会存在，必然有着相近的本性；另一方面，孔子认为人性的差异在于后天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身努力。孔子确实没有说过人性是善还是恶，却不能否认其强烈的性善倾向。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本质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从亲情开始，“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把源自血缘的爱亲之情扩而充之、外而化之，将他人视为与自己一样有着共同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情感的族类，当作亲人来对待，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谅、同情、善待他人，进而实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由此可知，孔子之仁的倾向就是善，充满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光辉，这为孟子之性善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格思想，在肯定君子人格的基础上增加了大丈夫精神：“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与温文尔雅的君子人格相比，大丈夫多了些豪迈激荡、生机勃发的浩然之气，朱熹誉之为“勇猛精进”。这是孟子对孔子的超越，从而加强了士大夫的独立地位，提升了读书人的精神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传统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慷慨前行。
大丈夫精神是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公孙丑问孟子有什么优点，孟子回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最大特征是至大至刚，至大则无所不在，无所限制；至刚则无所不胜，不可屈挠：“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容是义和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善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是从内心生发而逐步累积，须臾不可离开和放弃：“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说明浩然之气是精神之气，而不是自然之气，是主观之气，而不是客观之气。在孟子看来，善养浩然之气要知言。所谓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公孙丑上》）从这段话可知，浩然之气既要有勇敢，更要有理性，才能升华为一种人格文化，融汇于血脉里，成长于心灵间，贯穿于人伦中，实践于为官入仕之途中。
秦明月口中说哪里、哪里，但多少心头有些得意，想不到这个社会名流也是知道自己的啊。站在周大国后面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妇人，衣着看似朴素，却绝对的国际顶级名牌，一张白皙的脸被一个巨大的太阳镜挡住了半边。周大国说：“这位就是毛主任的爱人，我们接到通知后就过来了。”
大丈夫精神是具有战斗品性。孟子为君子人格注入了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大丈夫精神。在外人看来，大丈夫精神似乎是“好辩”，孟子却认为是“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所谓三圣，是指禹、周公和孔子，他们都具有战斗品性。一圣为禹，平息洪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民无所定。……（舜）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下》）二圣是周公，驱逐暴君，“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从而使“天下大悦”。（《滕文公下》）三圣是孔子，乱臣贼子惧，“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孔子思想得不到发扬光大，而杨朱、墨翟的“歪理邪说”横行，如果听任这些理论蛊惑人心，就会阻塞仁义之道，危害极大：“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滕文公下》）孟子对此深为忧虑，发誓要以三圣为榜样，拨乱反正，与不同于儒家的各种思潮学说展开激烈争辩，表现出捍卫仁义真理而百折不挠的战斗品性：“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滕文公下》）
四、育天下英才[71]
孟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孟子把教育视为人生的快乐之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孟子的教育思想源自于孔子。孔子是中国创立私学的第一人，孔子的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是中国教育的源头，自诩为孔子传人的孟子自然是源头之下的一潭清泉，扩大充盈了孔子的教育源泉。孟子的教育思想还来自于亲身实践，孟子像孔子一样开学立说，即使在游说君王过程中，也不忘广招弟子，课徒授学，顺便到各诸侯国吃吃喝喝，以致弟子彭更都感到不好意思，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则不以为然，理直气壮地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孟子的教育思想更源自于孟母之教。孟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对孟子的教育和关爱充分展示了母爱的真正内容。孟母三迁、断杼教子等教育保证了孟子的健康成长，也对孟子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孟子乐于教育的思想及其实践正是对母爱的深情回报。
古今中外，教育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是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系统，又以相对独立姿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发生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在孟子那里，教育同他的家国构想有着密切关系：“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的家国构想是“身—家—国—天下”系统，教育与身的联系是修身养性，以守护人的孝心，发扬人的善性：“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教育与家的联系是家庭教育，重点在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教育与国和天下的联系是政治经济：“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
由图2可以看出，钢纤维再生混凝土的轴心抗拉强度与钢纤维含量的特征值呈较好的线性关系。通过试验数据的线性回归，得到钢纤维再生混凝土的轴心抗拉强度计算公式为：
孟子有一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句话道出了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教育对象培养成像尧舜一样的人。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人之性善类似于萌芽，潜在于人心之中，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是应然的人生，而不是现 实的人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萌芽需要浇水呵护，才能开花结果；人之性善，需要教育培养，才能成为现实的人性。在孟子看来，培育发展人的善性，既要个人自身努力，又要注意环境的作用。按照辩证思维，自身努力是内因，环境作用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比外因更重要。如果个人自身不努力，天天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结果不但不会促进善的萌芽，反而还会扼杀善的萌芽，就会像斧子对于树木一样，天天去砍树木，怎么可能繁茂葱茏呢：“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上》）当然，环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好的环境可以使人性本善健康发育成长，不好的环境却会阻碍人的善性发展。孟子用了一个比喻，说明环境对人的性格影响很大，即“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在孟子看来，发展人的善性，关键在教育培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在教育培养善性过程中，不仅要有恒心，而且要有专心。恒心是坚持不懈，长期努力，不能一曝十寒，以致善性丧失：“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专心是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孟子举了学弈的例子加以说明：“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告子上》）
教育既要重视内容，又要重视方法。教学方法合适，则事半功倍。首先是教师，在孟子看来，对教师最基本的要求是正身，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教者必以正。”（《离娄上》）这好像射箭，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姿势才能射中，而教育学生以仁义，教师也必先正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公孙丑上》）对教师的另一个要求是必须学懂弄通所教的知识和道理，自己不懂就不能教好学生：“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尽心下》）对教师还有一个要求是应有确定的教学标准，使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确定教学标准，与因材施教并不矛盾，确定教学标准强调统一性，因材施教注重差异性，两者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共同提高教学水平。无论统一性还是差异性，教师都只能给学生一般的知识和道理，却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达到同样的水平和能力，正如木工、车匠能够把运用圆规和曲尺的方法传授给别人，却不能使别人像自己一样灵巧自如：“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
教学方法还与学生有关。学生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完成学业，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在孟子看来，学生不仅要学知识，而且要学做人，既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也要掌握正确的修养方法。在学习方面，主要是获得知识和道理，要掌握盈科而进的方法。盈科而进是以流水为比喻，水尽管往下流，却必须把坑坑洼洼先填满后，才能继续向前流去，以此强调学习的循序渐进：“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尽心上》）掌握深造自得的方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深造上进的自觉性，更加透彻地理解和把握所学到的知识，以便在运用时能左右逢源，取之不尽：“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掌握持之以恒的方法。学习犹如挖井，一定要挖到泉水才能停止，否则，就是半途而废，无功而返：“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在修养方面，重点在塑造良好人格，其一要掌握存心养性的方法。存养好仁义礼智本心，不能受外界物质诱惑而丢失，如果丢失本心，要尽快寻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其二要掌握持志养气的方法。持志就是崇尚仁义，齐王子垫问：“何谓尚志？”孟子回答：“仁义而已矣。”（《尽心上》）养气则是养浩然之气。持志养气是把志与气结合起来，构建崇高的精神世界：“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上》）其三要掌握动心忍性的方法。苦难和困境是造就人才的重要途径，要在逆境中学会成长，在忧患中修养道德，在艰苦环境中磨炼意志：“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无论掌握学习方法，还是掌握修养方法，都是为了促进学生成为有信仰、有道德、有知识、有勇气的人，这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研究孟子之思想，使笔者不时想到鲁迅的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编年版）》（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2页。 而中国脊梁背后的精神支撑就是古代士人即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士作为传统社会中特有的一个群体，承担着文化承续和传播的使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保护者和实践者，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某种意义上说，孟子是古代士人品格的奠基者和践行者，孟子思想是古代士人精神的源头之一，许多士人的气节标准实际是孟子确立的，这些标准如日月之光，时时激励、观照着志士仁人奋力前进。“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尽心上》），这种崇义尚道的理念，激动陶冶了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的慷慨悲歌之士；“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几乎成了每一位家国情怀者的血脉认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奋斗不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这种敬重信仰的精神，几乎超越了任何贤言慧语，对在逆境中和困难时期拼搏的人们有着特别的激励作用。从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中国脊梁的震撼，这就是孟子留给我们的思想结晶和精神遗产。
超星智慧教室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讲台与黑板，课桌按照分组讨论方式进行摆放，教师直接面向学生教学并融入小组讨论当中。教师可以通过手中的任意终端如手机、平板等工具，实现实时书写并向电子白板投射。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采用3D激光全息投影方式进行教学和展示。
作者夏海，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刘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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