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人论文,东汉论文,缘起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党锢之祸之所以爆发于东汉桓灵时期，绝非偶然，这是东汉宦官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据柳春藩统计，东汉宦者侯，有食邑数的有37人，食邑总数是171200户，平均一个宦者侯食封大约4630户，比功臣侯平均食封户数高得多。①事实表明，东汉宦官集团的势力，已经超过了官僚集团。赵翼说：“东汉末，宦官之恶遍天下。”②他们在政治上“权侵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③在经济上“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④他们在权力上，“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谁依附讨好宦官，则“光宠三族，”谁“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⑤为满足这些阉人的变态性欲，他们又“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他们生不了儿子，就“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阉寺专政，“虐遍天下，民不堪命”。⑥
宦官本是刑余之人，素为士大夫所鄙视，所谓“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⑦“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⑧在士人看来，这种因去势而造成身体隐秘部位缺损之人，就是丑类，其职能只能洒扫宫廷，服侍帝王后妃，而无权过问朝政。令士人感到愤怒的是，宦官在与朝臣共理朝政的过程中，不仅不礼让三分，反而处处要占上风，甚至通过残酷杀戮，成为独揽朝政，权势熏天的政治集团，这当然不能为朝野所容，于是社会上必然会有一股政治势力奋然崛起，同宦官集团做殊死的拼搏。
在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外，还活跃着由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联合组成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他们与宦官进行着长期的斗争。实际上，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党人集团主体力量就是太学生，他们是这次反对宦官集团运动中的主力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党锢之祸发生前，党人集团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品评、清议，造成反对宦官的舆论。太学生最初在学校里讨论学问，切磋学业，展开广泛而炽热的交友活动。“交友以方，会友以文”⑨成为诸生们往来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纽带与切入点。桓灵之时，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面对日益深重的危机与亡国之兆，士人学子已无法安心于书桌和书本，沉潜于学术了。太学中出现“博士依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⑩的萧条景象。太学生们把精力逐渐转向时政，对社会对政治的关切与议论，成为时代的一个兴奋点。东汉后期谈论、清议蔚然成风，士人见面即谈议，相互品鉴人伦，臧否朝政。清议不仅长至“连日达夜”，(11)而且规模扩大到“六七千人”，(12)能言善辩被视为博士子弟的一项极富吸引力的才能，位尊名高的党人领袖李膺每见太学生符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13)清议、谈论、评论、坐论、高谈、清谈、品评，到处出现这些名称相异，但实质相同的谈论。尤其是“党锢之祸”前夕，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由于“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故“士子羞与为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4)太学生对朝廷政策进行臧否，对官吏人品做出评论，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相互呼应，互为表里，通过口头宣传方式，使这种政治性的评论传为民谣，广为传播，形成舆论。
清议有两面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部分士人学子以其可能的方式，敢于挺身而出，以其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言论，刺激流俗，震动社会，褒贬朝廷权贵及上层人物。清议抨击邪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社会美德的倡导，是东汉末年“清流”官员及太学生弘扬社会正气的行为，也是汉末士林具有强烈社会意义和政治指向的一个举措。从消极方面来看，则是知识分子著名人物的相互标榜与吹捧。通过褒扬，抬高自己的名望，扩大个人影响，企图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谋求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然而，在阉宦、外戚等腐朽势力控制朝政，执掌大权的情况下，清议的积极作用还是占主流的，它是党人制造舆论，反对宦官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外戚权阉能够产生一定的威慑力量。清议“危言深论，不畏豪强”的特点，产生了“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5)的效果。
在这种以清议、党人之议形式出现的特殊舆论的推动下，极端瞧不起宦官的太学生和一部分“清流”官僚们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互为推崇，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太学也就成了党人活动及党议的中心。太学之所以成为党议的中心，除了东汉末年太学规模庞大，以三万之众的诸生，形成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密集的知识群体，以及太学生的年轻激情和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立官办学校既是知识传授，学问研习的场所，又被视为政治后续力量以及朝廷准官僚的培训基地。太学生与朝廷现任官员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也容易产生亲近的交往。一介书生何颙之所以显名于太学，是来自于太傅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的大力推荐。大将军窦武对太学生更是关怀备至，他将皇帝、太后的赏赐全部散发给太学诸生。学仕一体的观念和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太学生们的政治责任意识。
永寿三年(157)，天子将关乎国计民生的铸钱一事，交给三公及大将军四府群僚及太学中能言之人议论。在这里，与其说太学生是博学多识的学者，还不如把他们视为政治舞台上已露头角的新锐。太学生中的头面人物或可称为领袖的郭泰(林宗)、贾彪(伟节)与朝廷清流官员的代表人物陈蕃(仲举)、李膺(元礼)、王畅(叔茂)的关系已非同一般，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16)深得太学生们的敬仰，故在太学中就广为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17)的评语。李膺品德高尚，称为天下楷模，陈蕃正直清廉，不畏权贵，王畅严明公正，为时之俊杰，史书上记载的都是事实。李膺等确实敢于同地方豪强、外戚宦官等恶势力作斗争。他们的“危言深论”成为当时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令贵戚权宦等掌权派胆战心惊。十分明显，通过规模庞大的清议活动，大权在握的宦官势力和不当权的党人势力，已形成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一场公开的较量和白热化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二是举行政治请愿，对最高统治者施加政治压力。当一些严明公正的官员因反对宦官而遭到迫害时，太学生们则采取了集体诣阙请愿的方式，对之表示声援支持，并借此向宦官集团示威。
桓帝永兴元年(153)秋，有32个郡国发生蝗灾、水灾，数十万户灾民流亡异乡客地。其中冀州的灾情尤为严重，但当地贪官污吏非但不恤民艰，反而趁机盘剥，贪污赈款。桓帝命廉正的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等地的贪官听说朱穆要来，有四十多名官员因害怕罪恶暴露而自动解印离去。朱穆到任后，严惩贪官，中常侍赵忠死了父亲，归葬冀州安平县。他僭制违法，用帝王用的玉匣、金缕玉衣、偶人为葬具作随葬品。朱穆闻讯大怒，下令查处，掘了赵忠父亲的墓，打开棺材，陈尸示众，并逮捕了赵忠的家属。赵忠得知后向桓帝告状，桓帝偏袒赵忠，下旨将朱穆交廷尉治罪，输入“左校”，充当刑徒。这一冤狱在京师太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千名太学生来到皇宫门前，诣阙上书，为朱穆鸣冤叫屈，要求平反。
以刘陶为首的太学生在给桓帝的上书中，痛斥宦官的罪恶，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是中国太学生史上一篇著名的奏章，兹录之如下：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18)
这篇太学生的请愿书，大义凛然，言简意赅，爱憎分明，充分显示了一群有知识、有政治敏感性和正义感的古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良心、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读之不能不打动人心。文中痛斥宦官“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名句，形象而准确地击中了宦官干政的要害，给这伙倚仗君宠胡作非为之徒画了像，点明了朝政腐败要害的原因，以致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朱穆的处理。太学生的这次请愿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迫使汉桓帝不得不赦免了朱穆。
数年之后，太学生为了声援受宦官陷害入狱的议郎皇甫规而再次诣阙请愿。皇甫规平定西羌之乱，立下赫赫战功，按理当对其进行封赏，但把持朝政的中常侍徐璜、左悺却乘机向他敲诈勒索，皇甫规素来“恶绝宦官，不与交通”，(19)拒绝了他们的受贿要求，徐璜、左悺恼羞成怒，遂对皇甫规进行诬陷，将他关进了监狱，廷尉判决的结果是罚皇甫规“输左校”。一些公正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20)要求皇帝出面干预此事，在张凤等人的努力下，此案才有转机，皇甫规不久被赦归家，以后又被擢为度辽将军。
皇甫规本是一员武将，并未过多参与朝政，他与党人首领陈蕃、李膺及太学生亦无交往。党祸发生后，受株连、遭诬陷的人不计其数，但皇甫规却不在其内，躲过了一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皇甫规却主动向朝廷上了一表，声称自己与党人有染，“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21)在朝廷大规模镇压党人的险恶形势下，一般人避之、躲之还唯恐不及，皇甫规却顶风而上，硬要和党人扯上关系，这是何等的壮举。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皇甫规之所以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一者是他思想上和党人是共通的，即痛恨阉宦；二者他也是报当年太学生张凤等人诣阙请愿的救命之恩。由此可见，太学生的政治请愿不仅对统治者施加了压力，同时也扩大了政治影响，使许多正义之士加入到党人队伍中来。
三是依法惩治为非作歹的宦官爪牙党羽，打击宦官嚣张气焰。当时宦官的爪牙党羽“布满天下，”早已引起了“朝野嗟叹”。(22)为了打击宦官势力，许多正直的党人官僚不畏宦官的权势，惩办了一批仗势横行、贪奢放纵的宦官爪牙。例如，杜密任地方官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23)在同宦官进行斗争的正直官员中，党人集团的领袖李膺是较为突出的。李膺任河南尹时，曾将与宦官勾结的宛陵大姓羊元群逮捕，并按贪赃罪惩处。羊元群向宦官行贿，结果朝廷反将李膺治罪，输入左校服苦役，后因司隶校尉应奉上疏而免罪。李膺任司隶校尉后，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放弃对宦官的斗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残酷无比，甚至残杀孕妇。张朔害怕李膺逮捕他，逃往洛阳，躲在张让家中可以藏人的壁柱中。李膺掌握了情况，亲率将士到张让家中，打破壁柱，逮捕了张朔，审讯后将他处死。
张让限透了李膺，向桓帝告状。桓帝召来李膺，责问他为何不先听听皇帝的意见再处治张朔。李膺回答：“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镢，始生之愿也。”李膺一番话掷地有声、理直气壮，直驳得桓帝哑口无言。只好回过头来对张让说：“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这才让张让稍稍收敛。李膺执法不阿的胆识，立即轰动整个京师，平日为非作歹、趾高气扬的宦官大为惊慌，“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不敢走出宫门，桓帝感到奇怪，问他们什么原因。宦官个个叩头流泪说：“畏李校尉”。(24)李膺不畏权贵的正直行为，固然是大快人心，但与宦官结下了深仇大恨，宦官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等待时机，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对党人痛下杀手。
四是直接指斥宦官集团的头面人物，甚至将矛头指向袒护宦官的皇帝。延熹二年(159)，桓帝利用宦官的力量，诛灭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事成后，“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梁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25)眼见朝政大权又从外戚转到宦官手中，官僚士大夫十分愤怒，当时白马县令李云，上了一封不加套的奏疏，称为“露布上书”。李云在这份露布中写道：“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搤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26)李云在露布中把矛头直接指向朝廷新贵——皇帝的家臣单超等人，甚至批评桓帝如此的做法简直就不像皇帝的样子。桓帝见露布大怒，下令逮捕李云，又命宦官和御史、廷尉一起用酷刑审讯李云。此事轰动朝野。弘农五官掾杜众同情李云，上书给桓帝，声称李云以忠谏获罪，可敬可佩，愿同李云一起去死。桓帝见疏，火上加油，又将杜众打入大牢。大鸿胪陈蕃愤然上书，直接把桓帝比作杀忠臣比干的暴君殷纣王，说自己就是要触龙鳞，冒死请赦李云。其他官员如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等也上书为李云辨冤。大怒以致丧失理智的桓帝，不仅听不得意见，反而将陈蕃、杨秉免职罢归田里，沐茂、上官资被降职二级。结果，李云、杜众都被折磨死在狱中。
然而，正气凌然的士大夫并没有被皇帝的淫威所屈服，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同有着皇帝做靠山的宦官作坚决的斗争。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参奏权倾一时的中常侍侯览、具瑷。指斥这两个权阉“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要求将他们治罪，以除“君侧之恶”。(27)桓帝不得已罢免了侯览的官职，削除了具瑷的爵位。同年，号称“左回天”的左悺，亦被司隶校尉韩演劾奏而畏罪自杀。
党人集团所开展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恐慌，他们伺机进行反扑。南阳太守成缙先诛杀一个与宦官勾结犯法的恶棍张汜，宦官反击，奏请皇帝将成缙处斩。太原太守刘瓆处死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又被宦官奏请桓帝将刘瓆逮捕治罪。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家产；东海相黄浮杀掉霸占妇女又将她射死的宦官徐璜的侄儿徐宣，宦官反击，翟超、黄浮被处以髡刑，罚作刑徒。太尉陈蕃挺身而出，为成缙、刘瓆、黄浮、翟超等人说情请命。桓帝不允其奏，宦官因此气焰更为嚣张，结果，刘瓆、成缙均死于狱中。在这场拉锯战中，宦官依恃皇帝的支持，逐步占得优势，非常明显，如果没有皇帝做靠山，宦官是不可能肆意妄为的。然而，这不过是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前双方的一次小小的较量。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经过精心策划，延熹九年(16)和建宁二年(169)，宦官集团终于向党人举起了屠刀，发动了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二
《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为何由“清流”官员及太学生组成的党人集团在同宦官势力作殊死较量的过程中，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须要我们认真考虑的。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
第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政治昏乱，天下不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样的局面由来已久，而且也不见得全部得由宦官来承担。客观地来分析，尸位素餐、苟且偷安、贪赃枉法、污秽卑鄙，诸如此类，乃是流行泛滥于东汉后期整个官僚肌体的时疫。视宦官为东汉政治中一切罪恶之源，不仅带有鄙视“异类”的偏见，而且也不符合事实。至少外戚集团同宦官集团相比也好不到哪里，甚至可以说是半斤对八两。例如当陈蕃、窦武起兵诛锄宦官时，中常侍王甫就对陈蕃言道：“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燕，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28)陈蕃听了竟然无言以对。可见窦武家族贪婪荒淫的劣迹秽行当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是要正人必须先正己，窦武等人自身不正，何以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何以能承担诛锄宦官、清理朝政的重任？
作为整体而言，宦官集团贪暴、腐败自不待言，但也并不等于说洪洞县内就无一个好人，整个宦官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是虎狼之徒。从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来看，宦官队伍中亦不乏清忠奉公之人。例如，曹腾“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29)即使对曾弹劾过自己的士大夫，也不嫉恨，反予以称赏，因而时人嗟美。
蔡伦更是了不起，《后汉书·宦者列传》称他“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他还发明“蔡侯纸”，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末年有五位宦官“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其中李巡与诸儒一起参与了熹平石经的工作。他本人亦有《尔雅注》三卷。“赵祐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儒称之。”小黄门吴伉，“博达有奉公称。知不得用，常托病还寺舍，从容养志”，(30)俨然一派士大夫作风。
在士大夫与宦官矛盾日益尖锐，冲突白热化，并且宦官集团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有富有正义感的宦官站在清流士人的一边。例如中常侍吕强为人清正廉明。灵帝封他侯爵，吕强固辞不受，并上疏陈事，极言得宠的宦官曹节、王甫人品卑鄙、奸佞谗嫉。黄巾起义后，吕强建议灵帝大赦党人，又欲整饬吏治，诛杀灵帝身边贪浊的宦官，结果为中常侍赵忠等人谗构，绝望的吕强愤怒地表示：“‘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31)事实表明，吕强是宦官队伍中的“清流”，其政治主张与“党人”、士林完全一致，为了挽救东汉社稷、替党人平反，吕强不惜捐躯赴难。即使那些与党人势不两立，并且干了诸多败国蠹民的首恶分子，亦间或流露出人性的一面，例如管霸曾经为李云请求开脱，王甫听了范滂狱中之言而为之改容。下令除去范滂身上的枷锁。说到底，宦官集团中亦有人能“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并非皆是“直苟恣凶”之徒。(32)
然而自视“清流”的士大夫怀着对宦官的切齿痛恨，玉石不分，是非不辨，将宦官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视为“丑类”、“奸恶”、“豺狼”，必欲将他们全部诛杀而后快。窦武认为，如今“天下匈匈”就是宦官作恶的缘故，故建议窦太后“宜悉诛废，以清朝廷。”(33)张钧一再上书，指控宦官乱政是导致黄巾起义的唯一原因。“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所以他要求：“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34)
清流官员和太学生笼而统之，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宦官都视作是自己的敌人，必欲将他们斩草除根的做法未免过分。这当然激起宦官的坚决反抗。当中官朱瑀获悉窦武欲悉除宦官的图谋后，大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35)他随即与曹节、王甫等权阉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对付窦武、陈蕃等党人，窦、陈等人既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又不懂得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政敌的策略，当然不是早有准备、且抱成一团的宦官们的对手，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然而窦武等人失败的惨痛教训并未被后继者所汲取。二十年后，何太后兄大将军何进掌权，与袁绍密谋，又欲“悉除宦官”。以张让为首的诸宦官相谓曰：“窦氏事竟复起邪？”，于是他们设计诱骗何进入宫，张让当面呵责何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36)何进无言以对，亦被宦官所杀。
第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当窦武提出要诛灭宦官时，首先反对的竟是他的女儿窦太后，窦太后听了窦武的建议后说：“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37)张钧曾劝谏灵帝，杀十常侍而谢天下。灵帝大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张钧犹不知趣，再上奏章，喋喋不休地重复前言。灵帝忍无可忍，遂令廷尉收张钧入狱。御史秉承张让的意旨，“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38)张钧极言劝谏不成，反而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大将军何进与何太后是兄妹关系，何太后恃何进而主中宫，何进依仗太后而主朝政。尽管如此，当何进劝谏其妹诛锄宦官时，“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何)进难违太后意”。(39)对于君主而言，官僚士大夫固然必须任用，但士阶层的特点，以及封建政权所确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对官僚士人的任用范畴，帝王一般只能在政治事务、学术活动、道德培养等方面与士大夫共商国是。至于宦官的职责是士大夫代替不了的。皇帝不可能完全暴露他个人私生活的隐秘，皇帝以及其后妃们的日常生活起居绝不能公之于众。天子需要不以批评、匡谏为能事的柔顺和忠诚，需要体贴入微的奴仆般的照料，而这些只有皇帝的近侍——宦官才能做到，只有宦官才能侍候皇帝于卧榻之侧。不仅如此，宦官还是皇帝统治天下的得力助手。“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之侧，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40)所以皇帝经常利用宦官作为爪牙来加强皇权。实际上，宦官势力的发展与专制皇权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同步性与一致性。早在汉武帝时期，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削弱外朝，加强内朝。《后汉书·宦者列传》说：“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宫，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宦官成了皇帝处理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不仅皇帝，连当权的母后也须臾离不开宦官。在同宦官集团进行殊死搏斗的过程中，陈蕃、窦武、何进、袁绍等人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太后身上、冀图凭借后宫的支持来铲除宦官，这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由是也足以暴露出窦武等人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
另外，士大夫在上书皇帝，历数宦官种种罪行的同时，言辞过于激烈。甚至将锋芒直指天子。须知，宦官的倒行逆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庇护，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士大夫在抨击宦官的同时，也同时严重刺伤了皇帝的自尊心。在帝制社会，“忤逆龙鳞”历来为做臣子的大忌，党人们为挽救时局，公忠亮直，激浊扬清而奋不顾身，但他们的上书也太不讲究政治斗争的策略。例如黄琼在上桓帝疏中，直言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明，而更为聋瞽之主”。(41)延熹九年，窦武上表谏陈弊政，竟有七十余条之多。襄楷诣阙上书抨击帝政，直斥宦官，又曰：“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42)前文所述的白马县令李云更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皇帝，说桓帝重用宦官就是“帝欲不谛”。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杜众请愿愿与李云同死，还是大臣陈蕃等人为之辨冤，都未能使桓帝回心转意，相反，这些想要救助李云的士大夫本人，或死或免或贬。甚至连负责审问此案的宦官管霸，以“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来承间求情的时候，桓帝仍怒不可遏地说：“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43)被严重冒犯并感觉颜面扫地的皇帝，坚决不肯宽贷。由此可见，李云等人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咎由自取。完全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潜规则，螳臂挡车式地去冒犯九五之尊，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岂能不惹来杀身之祸？
身为党人领袖之一，又居三公高位的陈蕃虽久在仕途，却并不熟谙为官之道。劝谏皇帝的根本目的是要君主采纳，所以如何劝谏君主也是一门艺术。但陈蕃却根本不考虑劝谏的效果，在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毫无顾忌地“逆鳞”，使皇帝下不了台。例如，他先是上书救李云，又为忤旨的官员刘佑、冯绲、李膺一再讲情。刘瓆、成瑨、翟超、黄浮诸郡国守相因严厉打击宦官而获罪，陈蕃不顾皇帝的不悦，于谏请之后，又独自上疏：“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蓄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44)陈蕃毫不照顾皇帝的自尊，没有给他留下一点颜面。在他义正词严的奏疏中，无疑隐含了清高激扬之士对桓帝的轻蔑，这封措辞激烈的谏疏进一步激怒了桓帝，并使陈蕃在朝廷中结怨愈多。
紧接着，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等以党事被捕入狱，职任太尉的陈蕃不仅拒绝考案党人罪状，反而同桓帝展开了激烈的申辩，这是一封向桓帝“开火”，性气刚烈的谏疏，兹节录部分内容：
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识善；成败之际，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45)
陈蕃谏疏的措辞实在太激烈了，无法遏制的强烈情绪，显然使他难以保持分寸，逾越了做人臣的矩度。在奏疏中，他已全然将桓帝定位在亡国之主的位置上，与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无道昏君比肩同列。即使在桓帝之前的禹汤文武那样的圣君，抑或后世唐宗宋祖那样的明主，看了这样的谏疏，也不一定能够释怀，何况桓帝本来就是一个昏暴之君。
其实，像陈蕃那样德高望重的大臣，只要措置得宜，运用智术来为党人辨冤，亦并非难事，最重要的是万万不能冒犯天子，更不能把宦官干的坏事和皇帝联系在一起。毕竟在君主独裁的专制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是谁，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是办不成任何一件事的。例如，明代武宗时期的宦官刘瑾权势熏天，顾命大臣刘健、谢迁等人不讲策略，只是一味地交章弹劾刘瑾，结果皆以惨败而告终。后来的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就聪明得多，他汲取了教训，利用刘瑾与另一权宦张永的矛盾，对宦官集团分化瓦解，最后杨一清获得明武宗的信任，设巧计除掉了刘瑾。
东汉士大夫高尚气节，崇尚名节。特别像陈蕃、李膺等人确以社稷之臣自命，胸怀清世兴邦的大志。他们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是在同宦官作斗争的过程中，方法过于简单，根本不讲谋略，甚至冒渎天威，触逆龙麟。《后汉书·党锢列传》在讲述李膺被宦官陷害，免官回乡时说：“(李膺)居阳城之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士人居然丝毫不把皇帝老子放在眼里，而是痛加责骂。痛骂宦官的后台——皇帝，固然是痛快，能激扬声名，宣泄不平之气，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这是这群迂腐的、书生气十足的士人未加深思的。他们“污秽朝廷”的言论，正好被宦官们利用来大做文章，即党人“欲为不轨”，(46)如此一来，朝廷镇压党人，制造党锢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上文提及，东汉士人以清议为时尚，然而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谓的清议颇有蛊惑人心，叛道离经的嫌疑。甚至连素以优容士大夫的宋朝，皇帝也依然把清议看成是沽名钓誉、诽谤朝廷之行。从南宋孝宗与臣工的对话，颇能看出皇帝对清议的深恶痛绝。“上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此语一出，恐相煽成风，便以趋事赴功者为猥俗，以矫激沽誉者为清高，浸浸不已，如东汉杜乔之徒激成党锢之风，殆皆由此。可不痛为之戒。况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何必更言清议。’龚实之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惟公道不行于上，然后清议在下。此衰世气象，不是好事。’李秀叔曰：‘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无可议。’上曰：‘若有不是处，上之人与公卿却当反求诸己，惟不可更为清议之说。卿等可书诸绅。’实之曰：‘唐末白马之祸，害及缙绅，至有清流浊流之说，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47)
东汉的士大夫和太学生，尽管有改革社会弊端的初衷，有挽救王朝危机的志向和勇气，也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但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智慧和谋略，只会制造舆论，逞口舌之强，这在强权面前的作用几乎为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五六中关于东汉党人的一段，讲得颇有道理：“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这话是说到点子上了。
第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在研究东汉党锢事件时，不少学者认为，宦官集团有皇帝做靠山，力量强大，而他们的反对派则是一批没有掌握实权的士大夫和只会动动嘴巴、耍耍笔杆子的太学生，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故党人集团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以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而要作具体分析。其实，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第一次党锢事件时，宦官力量确实占了上风。其时单超等五大宦官同日封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48)而窦武之女虽贵为皇后，但窦武却因未立寸功而官爵不显，其长期担任的官职不过是越骑校尉、城门校尉。须知，汉代的校尉低于将军、中郎将，所以其时窦武虽为外戚，但并不能左右朝政。陈蕃虽由大鸿胪、光禄勋而迁太尉，但其骨子里始终是一个文官，并未真正掌握军权。然而至永康元年(167)，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形势朝着有利于党人集团的方向发展。是年十二月，汉桓帝突然驾崩，因桓帝无嗣，由窦武和太后定策，迎立解渎亭侯刘宏，是为灵帝。灵帝即位伊始，即“拜(窦)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49)窦武不仅官拜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而且一门四侯，威势无与伦比。紧接着，陈蕃又东山再起，以太傅任录尚书事，掌典机要，并深得临朝视事的窦太后的信任。
窦武、陈蕃为了扩充势力，“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嶲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50)如此看来，党人集团既有人望又居中枢势要，既为舆论所声援又拥有士大夫的实际支持，其力量可谓空前强大。反观，宦官集团的五侯皆已病故，曹节、王甫等人虽典禁中事，但羽翼尚未丰满，其权势远不能同窦武、陈蕃等相比。
然而，双方的再一次较量，仍然是以宦官集团全胜、党人集团惨败而告终。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党人的失败，并非因其实力不敌宦官所致，而是党人领袖缺智少谋、优柔寡断。诛锄宦官集团，事关机密，行动前宜极为审慎，周密布置，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时须迅雷不及掩耳，否则画虎不成必反类其犬。然检索《后汉书》中《窦武传》、《陈蕃传》即可发现，他们在整个事变中显得麻木不仁、志大才疏、多谋寡断，以致丧失主动权，反遭其祸。其实，早在窦武辅政之初，即延禧十年(167)底，窦武就“有诛翦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但他们却迟疑、犹豫、观望，一直不作周密部署，一直拖到翌年五月，恰逢月食，陈蕃趁机对窦武说：“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且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然窦武还是难下决心，他几次入宫请示太后，“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冘豫未忍，故事久不发。”(51)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52)所谓“太白犯房左骖，将相不利”，乃是借天道警示之语。刘瑜藉此严重警告、提醒窦武、陈蕃，如再迟疑不决，不付诸行动，宦官必先发制人，将悔之无及也。窦、陈这才猛然警醒，开始着手布置翦除宦官的准备，但这一切都迟了，宦官们的政治嗅觉很高，他们在生理上虽不健全，但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却远远高于那些自命不凡的士大夫。
由于窦武等人诛锄宦官的计划没有得到窦太后全力支持，加之窦武、陈蕃等人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结果事机泄密，宦官们恨得咬牙切齿，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扑。长乐五官史朱瑀“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53)宦官朱瑀、曹节等挟持天子，以白刃胁迫尚书作诏书收捕窦武。窦武发动驻守京师的北军将士数千人抵抗。由于宦官持皇帝的节杖发号施令，并且假传圣旨，“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窦武指挥的这些“营府素畏服中官”，(54)在宦官的舆论攻势下军心动摇，纷纷投降。窦武被虎贲、羽林军围住，无法突围。结果与其侄子窦绍同时自杀。宦官恨极窦武，将他枭首洛阳都亭。与窦武有关的宗室、宾客、姻属，全部被杀。当时年已七十多岁的陈蕃率领官属及太学生八十多人拔刀突入承明门，欲诛杀宦官。中常侍王甫指挥防卫宫廷的虎贲、羽林军反击，正好与陈蕃狭路相逢，由于寡不敌众，陈蕃被擒，立即被执送北寺狱。宦官抓住陈蕃，一边狠狠踢他，一边破口大骂道：“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当天，他们就残酷地杀害了陈蕃。并“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55)宦官挟持皇帝，率领禁军抢先发动政变，毫不费力地打垮了窦武、陈蕃为首的党人集团。
范晔在《后汉书·窦何列传论》中说“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执，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窦武、何进在政治上有如此明显的优势，而“事败阉竖”，范晔感到困惑，感到“所悲”，他也未能悟出其中的缘由。其实，窦武、何进失败的因果已尽显在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中。例如，窦武因暂时回家而被宦官盗取了其有关的奏章，何进请示太后尽诛诸常侍而被宦官偷听，看起来直接导致了窦、何的功败垂成。但是实际上，贯穿于整个事变过程中的窦武的顾虑、拘泥、迁延，何进更加等而下之的狐疑不决、优柔寡断，无疑为最后的“偶然”作了坚实的铺垫和张本。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士大夫与宦官斗争的两场失败，悲剧的重复上演，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普遍不堪重任。东汉士大夫长于“清议”，能坐而论道而缺乏政治斗争的谋略，他们在谋议政事时不是因拘泥经典而颠倒了现实与理论的关系和位置，就是为所谓的律令道德束缚了手脚。重视清操名节之士不允许自己变通忠义，屈道德以行权宜之计，律令道德对于他们来说，乃是人生中的最高要求，需要不计成败地去成就自己人伦节操上的完美无亏。他们据理想以济时，缘道德以清世，书生气十足，故很难担当起治国平天下、解民于倒悬的历史重任。东汉多的是大儒，少的是恢廓有术的政治家和善于理乱治纷的实干人物。在黄巾军起、天下大乱的汉末，何进为了消灾弭乱，竟然荒唐透顶地修筑仪式华美、规模盛大的坛盖，并布兵列阵，采取了巫术般的灾异禳却方式。政治智慧与实践才能的大大退化，又为经明行修的道德所框限，士大夫一旦面临非常事态，必然表现得犹豫、寡断，缺乏临机应变的能力。如果把士大夫的蜕变视为国家衰亡的一个重要参照，则党人在宦官打击下最终一败涂地，无疑就是东汉王朝败亡的预兆和象征。
收稿日期：2011－09－01
注释：
①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五《汉末诸臣劾治宦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
③《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2页。
④《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第1774页。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第2510页。
⑥《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21页。
⑦《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7页。
⑧《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第2537页。
⑨《后汉书》卷四三《朱穆列传》注引蔡邕：《正交论》，第1475页。
⑩《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序》，第2547页。
(11)《后汉书》卷六八《郭泰传》，第2230页。
(12)《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列传》，第1752页。
(13)《后汉书》卷六八《符融列传》，第2232页。
(14)《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第2185页。
(15)《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第2186页。
(16)《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7页。
(17)《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6页。
(18)《后汉书》卷四三《朱穆列传》，第1470、1471页。
(19)《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列传》，第2133页。
(20)《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列传》，第2135页。
(21)《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列传》，第2136页。
(22)《后汉书》卷五四《杨秉列传》，第1772页。
(23)《后汉书》卷六七《杜密列传》，第2198页。
(24)《后汉书》卷六七《李膺列传》，第2194页。
(25)《后汉书》卷五七《李云列传》，第1851页。
(26)《后汉书》卷五七《李云列传》，第1852页。
(27)《后汉书》卷五四《杨秉列传》，第1774页。
(28)《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第2170页。
(29)《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9页。
(30)《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3页。
(31)《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3页。
(32)《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8页。
(33)《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2页。
(34)《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5页。
(35)《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3页。
(36)《后汉书》卷六九《何进列传》，第2251页。
(37)《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2页。
(38)《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5页。
(39)《后汉书》卷六九《何进列传》，第2249页。
(40)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9页。
(41)《后汉书》卷六一《黄琼列传》，第2037页。
(42)《后汉书》卷三○《襄楷列传》，第1077页。
(43)《后汉书》卷五七《李云列传》，第1852页。
(44)《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第2164页。
(45)《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第2166页。
(47)据《资治通鉴》卷五六载，灵帝建宁二年，宦官曹节等人请求考治诸党人，年仅十四岁的灵帝问曹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
(4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不宜有清议之说》，中华书局2000年版。
(48)《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20页。
(49)《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1页。
(50)《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1、2242页。
(51)《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1、2242页。
(52)《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3页。
(53)《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3页。
(54)《后汉书》卷六九《窦武列传》，第2244页。
(55)《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第2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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