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83;缁衣》所引《尚书》文字考——兼释《战国楚竹书#183;缁衣》有关的几个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论文,博物论文,缁衣论文,尚书论文,个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一、《咸有一德》、《尹告》
按“尚书学”史的研究，《咸有一德》、《尹告》属于“商书”的部分。对照今本《尚书》文献系统，两篇均不在今文28篇之数；其中《尹告》篇属于所谓“古文逸16篇”。在整个先秦引《尚书》的文献结构里，两篇只是分别被引用过2次，均见于《礼记·缁衣》。从文献版本系统来看，《史记》所引今文文字有《咸有一德》。经学研究者一向认为，《尚书》文献系统散佚之后，该篇属于称孔氏本的“伪古文”。前些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有关记载有这样的文字：“尹烨员（云）：隹尹躬及汤，咸又（有）一惪（德）。”这段文字跟传世今本《尚书》的用字基本相同：“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日藏写本像内野本作“惟尹躬
汤，咸又一惪”；天理本的用字只是“躬”字作“躳”、“又”字作“有”；足利本基本没有跑出这两个版本的用字范围；其余《书古文训》和唐石经等文献用字也在这个范围之内。现在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用字与《郭店楚墓竹简》大同小异：“尹烨员（云）：隹尹夋及康，咸又（有）一惪（德）。”只有躬作俊（实际缺笔，少一“人”符），二字音近通用；“汤”字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里写作“康”，二字亦音近通用：汤字从昜得声，康、唐二字声符都是庚，而《说文·口部》“唐”下所录古文亦从“昜”作
。另外“咸”字内部少了一横笔。两种简文文本“告”字下部从廾符构造，为表示上告者敬矜态度的专字。这个用字特点，唐兰等古文字学研究者已经考释过，而金文、《尚书》有关唐写本和日本所藏写本等文献都是比较常见的。
对照传世文献的用字来看，两种简文文本提到的告诫主体“尹”，就是《尚书》文献系统里常见的“伊尹”。今本《礼记·缁衣》中引《尚书》篇名作《尹吉》，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说是“吉当为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现在通行的各家注本都是依据郑玄注释修改。从出土的战国文献看来，汉代经学家的推论无疑是有根据的。从今本《咸有一德》的“孔氏传”来看，都说是“伊尹作《咸有一德》”；两种出土文献也只是讲“尹烨员（云）：隹尹俊（缺“人”符）及康，咸又（有）一惪（德）”；所以，这里的“尹告”是否就算得是《尚书》的篇名，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君牙》
按今本《尚书》文献系统，《君牙》不属今文28篇之列，所谓“书序”百篇出现过1次，称“君雅”；传世文献引用只见于《礼记·缁衣》（引用了1次），其余不见于《史记》等文献的援引，在所谓孔氏本“伪古文”里才见到该篇文字。今本《十三经注疏·礼记·缁衣》篇引《尚书·君牙》文字作“《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按今本《尚书》该篇作“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文字小异，内容基本相同。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文字作“日傛（溽）雨少（小）民隹（惟）曰悁晋冬旨（祈）凔少（小）民亦隹（惟）曰悁”，跟传世文献用字出入较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文字编者隶定作“曰（日形相近而混用）傛（该字形右部上从日，下边容符少一口形）雨小民隹（惟）曰命晋冬（冬字下部从日，见于《说文》所收录古文）耆（祈）寒少（小）民亦隹（惟）曰令”；基本用字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接近。从两种出土文本用字来看，早在汉代今、古文学术分裂之前，《尚书》文献系统里，原本有《君牙》一篇，这是无可置疑的。至于传世文献中的“异文”，那是所有文献学史都存在的文献传播过程中的问题，跟对整个《尚书》文献系统真伪的怀疑，并不属于同一层次。两种出土文献的“牙”字皆从臼符，该字形结构见于《说文》所收录“牙”字古文。宋人薛季宣《书古文训》，该篇篇名作“雅”字，与今本《十三经注疏》用字一致。两种出土文献皆无“夏”字，傛字通溽，《说文·水部》说是“湿暑也”，就是盛夏潮湿而闷热的气候。这里与下面的“晋冬耆寒”相对照。悁，《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的字形比较复杂一些，前两年一窝蜂似的研究者们对该字的解释也是莫衷一是。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等篇的用字比较来看，可以隶定为悁（从这里也可发现《战国楚竹书》的价值）。《说文·心部》：“悁，忿也；一曰忧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引《声类》：“悁，忧貌也。”简文“晋”字，今本《尚书·君牙》无，今本《礼记·缁衣》所引文字作“资”。首先，今本《礼记·缁衣》所引文字作“资冬祁寒”，其中的“资”很可能就是衍前面的“怨咨”而误。宋人薛季宣的《书古文训》该篇两处“怨咨”均写作“资”。两个简文版本均作“晋”，晋、臸二字音同通用。《说文·日部》：“晋，进也，从日从臸。”徐铉在按语中注释说：“臸，到也。”另外，“冬祁寒”，两个出土的文本一作“旨”，一作“耆”，都是“祁”的通假字。《尚书·君牙》日藏岩崎本等写本，皆于“祁”字旁加注“大”字。
最后，谈谈剩下的《尚书·君牙》和《礼记·缁衣》所引文字中的“怨”字。关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的有关字形，已经释读作“悁”；但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有关对应字位编者却隶定为“命”或“令”（古文字命、令是一个字）。其实，无论从文字形体结构还是从文句的语义联系来看，都只好说就是“怨”字。从字形上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记录的该字形结构是由上部一“亼”符、中间一口符或省口符以及下部的一卩符组成的。这样的结构跟《说文·心部》“怨”字下所录存古文上从亼、左下从心、右下从卩符的形体比较接近，石刻篆文也如此构造。《玉篇·心部》收录的怨字古文就是该字形的异体，即右下方从卩，跟《书古文训》该篇作上从
（实际构形中间少一横笔）、左下方从心、右下方从卩的结构基本相同（《尚书》文献诸唐写本、日藏本系统一般写作上部从死符、下部从心符的结构），这个字形结构往往被隶定为上部从亼、下部从夗的形体，《集韵·愿韵》解释说该字形是“怨”字的古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的该字结构不过是将左下方的“夕”符稍变作口符而已。因此，释作“怨”字，既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作“悁”相应，又与今本《尚书·君牙》、《礼记·缁衣》经义若合符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编者隶定为“命”或“令”，应当是形近而误。在差不多同时代的写本里，使用字义相同或相近的不同文字单位，也是形成异文的重要类型。上古学术文本，往往口耳相传，使用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同训字，并不一定要靠语音上的联系。像上述战国时期的有关《缁衣》的两个写本出现的“寒”与“凔”、“悁”与“怨”，下面谈到的“身”与“躬”等，应当就是这种类型的用字之例。
三、《吕刑》“播刑之迪”、“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今本《吕刑》作“播刑之迪”，日藏内野本作“匊刑之迪”。传文说是“布刑之道”。《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引《尚书·吕刑》作“吕刑（型字结构原本作上“井”下“土”）员
型之迪”，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作“吕型员匊型之由”。按简文作匊，应是
形的省写，《书古文训》该篇即作。
今本《吕刑》作“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日藏内野本等写本皆如此。其中“庆”字，《书古文训》结体是下部从心符，而上部所从的字符一直找不到来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记录该字形体，其上部的廌符与之有相近之处。关于“赖”字，于省吾先生《尚书新证》引《汉书·高帝纪》注等文献，以为“赖”训“利”。《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作“贎”，《说文·贝部》解释为“货也”。“贎”字《集韵》标音为“力制切”，厲字亦从萬得声：从这些材料里还可以比较直接地找到“贎”与“利”的读音联系。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该处字形从“言”从“而”，隶定为
，《广雅·释诂》：“，拏也。”《集韵》标注其音值为“女加切”，古音属娘母字。《字汇·言部》认为这个字就是“誽”的异体，《正字通·言部》将其视为“誽”的俗字。誽字从儿得声，跟“贎”、“赖”音近义通。编者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字形隶定为从言从大，结体作
，遂致莫可究诘。“大”符和“而”符形近，构字过程中多发生混淆。像上“而”下“大”的耎字符，《篆隶万象名义》就写作从上下双“而”。这种情形，跟“而”符的来源有关，像金文“需”字就作
《孟簋》）。另外，两种出土文献均作“万民”，跟传世今本“兆民”形成异文关系。
四、《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今本《吕刑》作“苗民弗用灵”，日藏内野本、足利本等写本灵字作灵，其余同。各本所记载的传文都以“三苗”释“苗民”。《礼记·缁衣》引《尚书·吕刑》灵字作“命”，郑玄注即以此为解：“命谓政令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认为作灵、作命，是今、古文的区别。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吕刑》作“眊民非甬霝，隹
五虐（字形结构作从示从虐）之型曰
”（其中是“法”字的古文，见于《说文》著录）。《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该处残缺不全，首句只存“非甬臸”三字，其中臸字《正字通·至部》标注是“即刃切”，这里有可能是用作“霝”的借字。从出土文献的用字来看，至少有这样几点有提出来进一步讨论的必要：首先，“苗民”未必就是确指跟着蚩尤起来做乱的“三苗之民”。出土文献作“眊民”，《说文·目部》“眊”下说：“目少精也，从目毛声；《虞书》耄字从此。”所以，《玉篇·目部》就以“不明貌”来解释。《汉书·五行志》：“失在眊悖。”眊、悖连文。颜师古注：眊，不明也。眊民，也就是昏乱之民。甬字作“用”，这在金文里是常见的现象（参见曾侯乙器等，以“甬”作“用”，共有30余条用例）。霝灵灵
等形体都是异体字，犹《楚辞》“灵保”之灵，也就是神。所以，照出土文献的用字来看，作霝作命（命、令古一字），未必一定是今、古文文本带来的区别。远在今、古文学术分裂之前的战略时期文献还写作霝，而且与《尚书·吕刑》该处的记载是相应相合的。不用神明，就意味着要转型为“刑制”，所以，接下的一句是“制以刑”。至于“不用灵”的具体反映，就是《吕刑》篇下面一段著名的文字记载：由于人神混杂，只好采取“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的巫祀独占措施。这段文字，一般学者喜欢援引《国语·楚语下》的材料来作说明。，见于《说文》著录，是法的古文。另外，两种出土文献这里都记作“曰法”字，所以，各家解经将“曰”破字作越（与）等说法恐怕也值得重新考虑。
五、《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今本《君奭》篇该处文字存在若干出入，我们在《尚书文字校诂》该篇下，根据当时所能参观的文献结构，曾作过如下的疏证：
敦煌本伯2748作“君在昔上帝割甲劝宁王德”，该写本讹误殊多。《魏石经》“宁王”古文形体与铭文字形比较接近，宁王即文王，已习见。段氏《撰异》：《礼记·缁衣》篇引作“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郑注：古文周田观文王之德为割申劝宁王之德。是“宁王”正是“文王”，“割申劝宁王之德”者，为古文。王国维《古史新证》：惟“劝”字《缁衣》作观较长。割申，《礼记》引作周田，金履祥《书经注》谓：周田……或作割申……周字似害，必害字也。于省吾《尚书新证》解释其联系：格伯簋、师害簋周字，形似易混。《尧典》“洪水方割”；郑《诗谱疏》引作害。割、害古通，前举《礼记·缁衣》郑玄注：割之言盖也。田字或为申之误，于省吾《尚书新证》则以为系“由”字之讹：“害读曷，由、以也；言在昔上帝，曷以观文王之德？”
按有关出土文献，首先，《尚书》该篇语序上存在差异。传世今本包括唐写本此处的“在昔”，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残缺，《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作“昔在”。根据《尚书》文献用字的文例，作“昔在”是其通例。如“昔在殷王中宗”（《无逸》）、“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冋命》），“昔在帝尧”（《书序》）等等，皆其例。我们当时受所见文献系统的局限，未能指出这种语序上的误例问题。其次，是千古聚讼的“割申”问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该处残缺，《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作“
绅”，这是现在整理者隶定的结果。其中从戈符，与割从刀符，可以认为是能够互换的字符，没有什么差异；编者关于“绅字”字的隶定，我们看不出有多少根据：从计算机显示器放大有字形构造来看，该字形右边的字符是“由”和下面的“田”符重叠而成的。从两种出土文献的有关“申”符构成来看，这种写法与“申”符相去甚远（参见同篇所引《尚书·君迧》的“迧”字所从申符写法）。据此，我们这里将该字形释为“紬”读“由”。“割紬”用作“害由”，害由就是曷由。按照古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的固定语序，这里应该看作是“由曷”的倒置结构。如此，始与字形结构、经文语义和语法习惯等犁然有当，帖然无间。考释出土古文字，既要真正弄清楚字形结构，也要熟悉古文献的用例，二者互相依待，未许偏至。还有，“劝”字的问题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残缺，《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作“观”。观、劝形近，适证王国维等经学文史研究者关于作“观”为长的推论之初、识见之精。最后，是“躬”字的异文问题。敦煌本伯2748写作“其集大命于厥身”，跟今本《十三经注疏》作“躬”有异。出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所引皆作“身”，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写本（伯2748）是传承了战国时期的文献用字。
六、《君陈》的两处引文
按“尚书学”史的研究，先秦文献援引《君陈》者，仅见于《礼记》中的《缁衣》和《坊记》篇，凡3次。文献的来源，是属于所谓“书序百篇余篇”者。今本《君陈》，则是见于称为“孔氏本”的伪古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和《郭店楚简·缁衣》两种出土文献有两种都引到了《尚书·君陈》的文字。从篇名用字上看，两种出土文献都作《君迧》。这个迧字的结构见于石鼓文、古鈢等文字材料，《正字通·辵部》将其作为“陈”的异体字而加以著录。两种出土文献所援引有关文字材料和今本该篇用字互相比较，会有助于弄清楚这两处文字的本来面貌，因为这两处文字从用字到句读都一直让研究者感到费解。“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这是今本一般句读和用字的情况。日藏内野本传文解释是：“出入之事，当用汝众言度之，众言同则陈而布之，禁其专之也。”上述两种出土文献用字基本相同：“出内自尔帀于庶言同。”只是一本作“于”，一本作“雩”。内字从入，师字从帀，这些地方的用字出入不能算大。从出土文献的用字来看，不但是传文落实的“虞”字很可能是在这里仅仅是发挥着虚词的功能，“则绎”即使不算是衍文，也不会连接到该处的句读单位上来。
“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可由圣。”日藏内野本传文：“此言凡人有初无终也。未见圣道，如不能得见；已见圣道，亦不能用之：所以无成也（标点符号系作者所加）。”增字弥缝，几至莫可究诘。两种出土文本之间文字出入不大，但与传世文献比较存在明显的差别：“《君迧》员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由圣。”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编者将“由”字的字位隶定为“贵”，与原拓字形有出入。按该字形下部所从如果是“贝”符，不会缺少贝下的两笔：这一区别，参观该简接下来的“贵”字即知。对照《盂鼎二》《豦簋》《胄簋》《中山王墓宫堂图》等器“胄”字铭文、对照《侯马盟书》所用到的“胄”字形体等等，即可了解其下半部分都是从“目”符构造的。由此，我们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记录的结构隶定为“胄”，读作“由”。这里尝试为之标点句读作：《君迧》员：“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由圣。”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这里的“由圣”，也就是《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的“迪圣”，迪字也是从“由”得声的（如同涤字从条得声、条又从攸读）。作为用字的通例，上面提到的今本《吕刑》作“播刑之迪”，《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引《尚书》作“膰刑之迪”，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墓竹书·缁衣》所引作“匊型之由”：迪、由对待，且见于同篇之内，亦可参观。
所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接下的断语是：“子曰：大臣之不睪也。”《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是：“子曰：大臣之不新（亲）也。”用字、语义乃至经义，传世今本只是得其仿佛、梗概仅存而已。
［收稿日期］2002-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