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近期地方选举及其政治影响
李秉忠，尼科斯·克里斯托菲斯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 近期土耳其举行了地方选举，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通过打造新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舞台上批评他国，与民族行动党结成政治联盟等方式来服务于其选举政治。然而，正发党在选举中还是遭到了重大挫折。正发党选举受挫原因众多，部分选民对于执政党的不满、反对党的选举策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土耳其地方选举折射出土耳其内政外交发展的窘境，政党政治的对立呈现上升趋势，这种对立化趋势也投射于土耳其的社会。土耳其为自身编织的外交之网异常复杂，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能力范畴。由此，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和北约成员国资格都受到质疑。作为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色的世俗民主和发展模式较为成功的国家，土耳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影响。
关键词： 土耳其地方选举；埃尔多安；正义与发展党; 共和人民党
近期(2019年3月31日)，土耳其举行了每5年一次的地方选举，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声称此次选举事关土耳其的生死存亡，选举前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动员。然而，选举结果却表明正发党遭到了重大挫折。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选举中的失利，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正发党和其前身繁荣党自1994年以来就控制着这两大城市，25年后丢掉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显得意味深长。尽管埃尔多安在选举结束后发表的演说中强调，即便正发党在大城市选举中失利，但其在区县级城市选举中依然大获全胜，[注] Abdullah Ayasun,“Erdogan’s Party,Opposition Squabble Over Istanbul in Local Elections”,Turkey :A Globe Post Company ,31 March 2019 (available at:https:∥turkey.theglobepost.com/local-vote-rebuke-erdogan/) 却也无法掩饰其失望的心态。4月21日，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科勒齐达奥卢(Kema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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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一名士兵的葬礼时遭受袭击，再次预示了地方选举后土耳其社会和政坛的诸多不安迹象。这次选举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土耳其未来政治局势的复杂化和新走向的出现,证明了发展中国家探求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努力往往是困难重重。
一、正发党超乎寻常的动员和选举的挫败
土耳其上次地方选举时间是2014年3月30日，5年之后国内外情势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单单是2018年土耳其内政外交都是瞬息万变，正发党深刻意识到这是埃尔多安就任总统以来面临的重大挑战，对于此次选举可谓是严阵以待，志在必得。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正发党迅速转变为一架庞大的选举机器，充分调用执政党掌握众多资源的优势，以此来巩固埃尔多安的权力和影响力，以便延续正发党不败的神话，尤其是诞生不久的总统制。
第一，正发党开展的选举动员涉及范围甚广，甚至于不惜隔空打拳，服务于国内争取选民的需求。埃尔多安总统本人对此次选举全力以赴，先后在59个城市宣讲其竞选纲领，甚至于以国际为舞台拉拢选票。据英国《卫报》报道，埃尔多安在3月18日的竞选集会中使用枪击案嫌疑犯布伦顿·塔兰特的直播视频，还将塔兰特的部分“宣言”篇章展示在大屏幕上，表达土耳其势必报复的决心，并将袭击者定性为 “恐伊斯兰症”患者。埃尔多安对于新西兰的这一隔空打拳，意在通过外交的方式巩固国内的选民基础。埃尔多安素来擅长于利用宗教话语为其赢得选票，以此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土耳其外交部在中国新疆问题上也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很大原因也是为了迎合土耳其国内的部分选民。埃尔多安颇为习惯利用国际舞台来服务其内政的需要，尤其是借此转嫁国内的矛盾和批评的声音。然而利用国际舞台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实力居于中等水平的土耳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埃尔多安也就往往会由此惹火烧身。作为对国际社会批评埃尔多安声音的回应，土耳其官方习惯于将埃尔多安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为其口无遮拦的言论加以辩护。
第二，配合“新土耳其”的主张，正发党重新打造话语体系，以便赢得选票和巩固选民的支持。“新土耳其”是埃尔多安在2010年左右提出的土耳其民族身份的新范式，其中包含了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多种主张，目的在于取代过去的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在近期的地方选举动员中，正发党进一步渲染这种话语和主张，塑造了土耳其某种负面和更坏过去的形象，渲染这些坏的方面将侵蚀掉正发党执政以来所取得成就。换句话说，如果正发党失去权力，那么黑暗将再度降临土耳其。埃尔多安借此传递给选民这样的信息，现有的政治架构必须得以维持，正发党一旦失去优势地位，土耳其的未来便再无方向。除了宗教话语外，埃尔多安也特别善于打民族主义的牌，目的在于用民族主义话语来规避选民对于经济困难的关注，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的结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趋势。
在新闻语体中，由于新闻报道受到时间、版面等因素的制约，以及图片、影像等条件提供的帮助，所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广播媒体，都极为注重表意的简明性和通俗易懂，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内把新闻事实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以便于受众以最快的速度接收相关信息。例如：
第三，巩固与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联盟，以此来抗衡来自其他反对党的竞争，是正发党最为重要的选举策略。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主要是出于应对“居伦分子”的需要，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彼此靠近。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双方更是结合成了“人民联盟”，重新强调了“土耳其的-伊斯兰的身份”，这一联盟无疑会强化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成分，进一步损害世俗主义等既有的意识形态。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对土耳其民族主义共有的青睐，而双方对 “居伦运动”和库尔德工人党都持敌视态度，共同的敌手进一步巩固了二者的联盟。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的合作已经成为土耳其未来意识形态特征的基础，巩固总统制也是双方共同的政治目标。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人民联盟”都在强调此次选举类似于世纪末的善恶大决战，事关政权存亡，领土完整，甚至于土耳其民族也是命悬一线。这样就将地方选举转化为全国就 “人民联盟”的合法性进行公投的政治游戏。[注] Sinem Adar and YektanTürky
lmaz,“Erdogan’s March 31 Elections:A Fiasco of Tactics and Rhetorics”,ResetDoc ,12 April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resetdoc.org/story/erdogans-march-31-elections-fiasco-tactics-rhetorics/)
然而，选举结果却令正发党颇为难堪。在此次选举中，正发党及其盟友获得了51.63%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获得的选票约为38%。在大城市选举中的挫败，是正发党遭遇的最大败绩。此次选举在81个省份将选出30个中心城市市长，1351名区级市市长，以及1251名省级和20500名区市级议员。正发党控制的中心城市数量比选举前少了9个，重要的有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正发党在首都安卡拉和最为繁华的伊斯坦布尔选举受挫，实质和象征意义都很重大，预示着正发党在政治和经济上将遭到重大挫折。自1994年埃尔多安出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以来，伊斯坦布尔的选票就一直牢牢攥在正发党手中。伊斯坦布尔是埃尔多安竞选资金的主要渠道。伊斯坦布尔每年的市政预算高达42亿美元，是正发党当之无愧的钱袋子。选举前埃尔多安曾经有言，“选举中谁失去了伊斯坦布尔，谁就失去了土耳其。”同样，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主任恰普塔伊(Ç
也认为：“失去伊斯坦布尔对于正发党政治声誉是重大打击。”[注] Kaya Gen,“Why Turkey’s Election Results Test Erdogan’s Grip on Power”,The New Yorker ,2 April 2019.
正发党的执政地位使得其更为便利地控制舆论和媒体，这就使得其挫败多少有些意外，也加重了埃尔多安的受挫感。应该讲，正发党受挫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经济，经济是正发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安全阀。土耳其经济自2018年夏季以来就呈现出高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高失业率等特征。里拉贬值1/3，失业率升至13.5%，土耳其经济陷入衰退中。失业率12%，青年失业率24%，通货膨胀率逼近20%，过去12个月中里拉相对于美元的缩水率超过40%。[注] Özgürünlühisarckl,“A New Political Landscape out of Turkey’s Municipal elections”,German Marshall Fund ,No.6,2019.这些经济表现对于贫穷阶层和中产阶层都有极大影响，而这两个阶层恰恰是正发党选民的核心基础。正发党选民的核心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影响了地方选举的结果，进而对土耳其未来政治格局产生微妙的作用。
第一个结盟是由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结合而成的“人民联盟”，两党在结盟前已经多有合作，如2007年民族行动党对于来自正发党的居尔竞选总统持支持态度，而凯末尔主义者，尤其是共和人民党和军队对此竭力反对。2013年民族行动党又与正发党一道，联手反对“加齐公园抗议”事件。
共和人民党的选举策略也值得关注，这也是正发党选举受挫的重要原因。共和人民党此次选举中没有将幸福党(Saadet)列入其联盟中，这一选择被证明是棋高一着。幸福党与正发党有着同样长的历史，其选民基础是虔诚的穆斯林。上次选举中，共和人民党与幸福党结成了联盟，这是两个分别代表着世俗和虔诚为取向的政党。双方的联盟被选民诠释为是幸福党依附于世俗的共和人民党，幸福党因此丧失了众多的选票。共和人民党意识到了双方联盟的劣势，在此次选举中双方没有联手，结果就是幸福党部分地分散了正发党的选票，反过来有利于共和人民党。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厄兹坎(Ozkan)在观察了整个选举后指出，“即使数量不大，但幸福党还是分散了正发党的部分选票”。[注] 脚注关联Amberin Zaman,“Turkey’s Ruling AKP Loses Ankara,Istanbul as Opposition Springs to Life”,Al -Monitor ,1 April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4/turkey-opposition-wins-municipal-elections.html)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部落化趋势，这与埃尔多安所鼓吹的“新土耳其”理念以及正发党执政初期所营造的国内团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众对于正发党的不满转化为对选举政治的厌恶，这对于选举政治而言是更大的伤害。共和人民党在候选人的选择方面也颇费心思，共和人民党选择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glu)来自于黑海地区，而且是虔诚的穆斯林，与正发党候选人多有相似之处。这一相似性很可能增加了选民对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的好感，对于选民的判断产生了某种干扰作用。
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的选举策略，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压倒正发党这一庞然大物的最后一根稻草。人民民主党的策略是在东南部省份选举中争取胜利，对于西部则号召其选民为共和人民党投票。人民民主党的第一个策略是夺回之前被正发党夺走的市长位置，在上次选举中获胜的部分库尔德人市长被政府以各种理由关押，然后派出正发党的市长来委托管理相关地方，这些市长被称为 “委托人”。策略之二，通过帮助共和人民党来削弱正发党。[注] Omid Hosseini,Still,the kurds vote and are kingmakers in Turkey,Kurdistan 24,April 11,2019 (Available at:http:∥www.kurdistan24.net/en/opinion/826a5675-c980-4d81-b5ad-6bd5a6f7d49d) 人民民主党试图通过缺席西部的选举来塑造自身在选举中的重要地位，确立人民民主党的政治存在，由此成为选举中的决定性力量。如，伊斯坦布尔号称世界上库尔德人最为集中的城市，拥有约11%的选票，这些选票最终都投向了共和人民党。库尔德人对于选举结果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注] Kadri Gursel,“How the Kurdish factor had a boomerang effect in Erdogan’s election defeat”,Al -Monitor ,April 11,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4/turkey-kurdish-factor-boomerang-effect-in-election.html)库尔德人选票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阿达纳、梅尔辛和哈塔伊等城市选举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次地方选举自开始就充满了争议，争议声音由于选举后要求重新计票等诸多征兆，更趋复杂。在土耳其，如果认为选举结果存在问题，可以上诉至区选举委员会或者更高层级的选举委员会。围绕伊斯坦布尔市长的竞选，正发党候选人伊尔德勒姆(Yldrm)指责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认为其对于市长职位所表现的急不可耐难以令人理解。“让外国市长们向你先行祝贺，接受来自国外的支持，这些做法正在惹恼土耳其民族。你无权这样肆无忌惮。”而事实却是伊尔德勒姆本人周日晚上在最高选举委员会尚未完成计票时，宣布其在选举中获胜。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则强调，“是人民在向我表示祝贺，我们不想惹恼任何人。你倒是应该好好批评一下阿纳多卢通讯社,它正在惹恼整个国家。正发党试图用某种超乎寻常的办法来推翻伊斯坦布尔现有的选举结果。”[注] “Stop Seeking Foreign Support,AKP Mayor Candidate Warns Rival after Istanbul Loss”,Milli Gazete ,4 April 2019 (available at:http:∥en.milligazete.com.tr/stop-seeking-foreign-support-akp-mayor-candidate-warns-rival-after-istanbul-loss/7762)尽管有迹象表明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在伊斯坦布尔选举中获胜已经成为定局，但4月20日正发党正式向国家选举委员会递交了申诉，结合近期伊斯坦布尔的相关不稳定情况，此次选举应该远未尘埃落定。
土耳其政坛未来的角力有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由此威胁到民主政治的本质。土耳其政坛现有的政治联盟已然是一种稳定的结构性联盟，然而政党的此类结盟更多地是出于应对危机，远非建立在某种共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这种结构性联盟有可能损害到民主政治的本质。
“我哪句你不喜欢啊？全是至理名言。凭良心说，权筝姐也不错，除了假自杀这块儿，要不就让他们结了吧？我心里不踏实就让它不踏实吧，反正何东过不好是你的错。”
二、地方选举的政治含义及对未来政治图景的影响
本桥位于淅川县丹江口库区生态与水质保护绿色通道东段上的工程，起止于K39+947—K41+308，长度1361.0m。主桥为钢管混凝土系梁拱桥，引桥为装配式预应力箱梁，主桥下部采用柱式墩，引桥采用桩式桥墩、肋板式桥台，钻孔灌注桩基础。主桥为预应力钢管混凝土系梁拱结构，采用刚性系梁刚性拱，计算跨径L=120m，拱轴线为二次抛物线，矢跨比为1/4，矢高30m；拱肋采用哑铃型钢管混凝土，每个钢管外径100cm，钢管及腹板壁厚1.4cm，内充C50微膨胀混凝土，拱肋总高240cm；系梁采用箱形断面，高为200cm，宽为140cm；吊杆间距为5.4m，每片拱肋设吊杆21根。
两组结盟都表现出极强的功利性的特点，都是因为共同的对手才结盟，联盟的意识形态基础较为薄弱，加剧了土耳其政坛的对立化趋势。而且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合作的进一步强化，可能意味着新总统制下双方对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导致既有权力格局的打破，进而重塑土耳其未来的政治蓝图。此次地方选举的结果表明，双方的合作对于民族行动党更有利。民族行动党在市一级的选举中，获胜的城市从8个上升至11个。在安纳托利亚30个城市的选举中(双方没有联合竞选)，呈现出正发党得票率下降，民族行动党得票率上升的趋势。[注] Sinem Adar and YektanTürkylmaz,“Erdogan’s March 31 Elections:A Fiasco of Tactics and Rhetorics”,ResetDoc ,12 April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resetdoc.org/story/erdogans-march-31-elections-fiasco-tactics-rhetorics/)这将意味着民族行动党在联盟中作用的提升和对更大份额权力的索取，这对正发党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挑战。比较于来自外部的挑战，来自联盟内部的挑战更具致命性。
当然，正发党的失利还需要客观来评价和分析。毕竟正发党及其盟友还是获得了51.63%的选票，而且正发党也不乏反戈一击、打个翻身仗的先例。2015年6月7日的议会选举中，正发党仅获得41%的选票和258个议会席位，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无法独立组阁。然而，在同年11月1日选举中，正发党重新获得了议会多数的席位。在此期间正发党也被指责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为了选票不择手段。地方选举也不会损害埃尔多安作为总统所享有的超级权力，也不会影响到正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党席位。不过，长远来看此次选举还是具有极为深刻的政治意蕴。
成品油、小汽车、鞭炮及焰火、摩托车、电池、涂料等资源环境类商品消费税具有“使用者付费”的色彩。消费税收入在一定层面上也体现为地方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承担外部性治理支出的资金。赋予地方政府对该项资金收入一定的管理权限，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建设，满足多元化的地方治理需求。在此情形下，可以考虑以下设计：中央规定一个税率幅度，地方在中央规定的税率范围内确立该商品适用的具体税率，以此体现“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利益平衡。
土耳其民众对于土耳其国内的对立化趋势也甚为反感，这也会影响到选民对于地方选举的态度。“甚至于埃尔多安自己的支持者，对于其两极化的言论也深感厌恶，部分选民就此选择放弃投票。”[注] Amberin Zaman,“Turkey’s Ruling AKP Loses Ankara,Istanbul as Opposition Springs to Life”,Al -Monitor ,1 April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4/turkey-opposition-wins-municipal-elections.html)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部落化趋势，这与埃尔多安所鼓吹的“新土耳其”理念以及正发党执政初期所营造的国内团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众对于正发党的不满转化为对选举政治的厌恶，这对于选举政治而言是更大的伤害。
看了这一条，读者通过逻辑思维必然会觉得“原来鹅鼻山就是秦望山！秦始皇是登上鹅鼻山‘以望南海’的！”但再一想又不对了：大越不会有两座秦望山，前一条说山在县东南四十里，入城者已经难以看到它，现在搬到县西南七十里，使涉境者更难见到了。
第二个结盟是共和人民党和好党结成的“民族联盟”，而人民民主党与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盟的默契。好党是一个成立于2017年10月25日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政党，信奉凯末尔主义，坚持中间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特别强调要恢复议会制。好党成立的初衷就是出于对于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不满，希望可以部分地分割人民联盟的部分选票。共和人民党和人民民主党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将正发党拉下台是双方唯一的共同点。3月31日选举前的最后一周，人民民主党党魁塞拉赫丁·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
)从监狱中号召自己的选民将选票投向反对人民联盟的候选人，不用顾及其政治立场和话语。这一号召被认为是压倒正发党这头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注] Sinem Adar and YektanTürkylmaz,“Erdogan’s March 31 Elections:A Fiasco of Tactics and Rhetorics”,ResetDoc ,12 April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resetdoc.org/story/erdogans-march-31-elections-fiasco-tactics-rhetorics/)https:∥www.resetdoc.org/story/erdogans-march-31-elections-fiasco-tactics-rhetorics/
临床护理带教是言传身教，因人施教，在提高护生的专业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同时，带教老师也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在理论，这样护生和带教老师才能一起提升专业素质。
此次选举甚至被认为是一次 “政变”。亲政府的土耳其媒体认为，反对党赢得伊斯坦布尔选举的胜利是一次通过选举而进行的“政变”，是包括“居伦分子”和库尔德工人党等多种力量干涉的结果。[注] 
Karagül,“A coup was conducted in Turkey through elections on March 31”,YeniSafak , 3 April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yenisafak.com/en/columns/ibrahimkaragul/a-coup-was-conducted-in-turkey-through-elections-on-march-31-feto-terrorists-were-used-for-a-project-targeting-istanbul-the-first-moves-for-post-july-15-plans-have-been-made-so-elections-in-istanbul-should-be-re-held-2046998) 这样一种指控事实上是认定反对党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似乎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考虑到土耳其民众对于政变的深刻体验，正发党仍然在控诉选举中恶的方面。导致情况更趋恶化的是，正发党可能采取密集的报复措施，从事实上来否定选举的结果。正发党之前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如拘禁人民民主党议员，拘捕来自人民民主党的官员等。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警告正发党要接受合法的选举结果，否则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西方对于土耳其的持续批评以及双方关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会影响正发党对选举的反应方式和程度。
国际社会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土耳其外交的走向。传统上，土耳其外交习惯于危机应对方式，类似于前任外长达武特奥卢所谓之外交类似于救火队员，哪里着火跑到哪里。正发党开启了土耳其外交的革命，在以下三个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第一，土耳其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地位；第二，土耳其的区域领袖地位；第三，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这三者之间的统一就是达武特奥卢所倡导之“战略深度”。“战略深度”理论批评了凯末尔主义的外交取向，转而强调去西方化，强调土耳其外交的独立、自我管理、自信，从而取代先前危机驱动的外交取向。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是战略支轴国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外交目标，而非简单的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土耳其外交新取向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前所未有之对于中东事务的介入，这一趋势在 “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呈现出上升趋势，而非相反。
土耳其地方选举的政治意蕴还在于来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关注之一就是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未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埃尔多安的强人统治。2015年的案例似乎证明土耳其在偏离民主政治的轨道。[注] Nick Ashdown,“Turkey’s Erdogan must choose between losing Istanbul and losing legitimacy”,Ahvalnews ,April 13,2019 (Available at:https:∥ahvalnews.com/local-elections/turkeys-erdogan-must-choose-between-losing-istanbul-and-losing-legitimacy)彭博专栏作家埃里·莱克(Eli Lake)这样评论：“我们不能允许威权主义倾向日盛的土耳其领导人，从反对党手中夺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控制权。” 埃里莱克认为，土耳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民主，西方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帮助土耳其保卫民主，而非阻止其从俄罗斯手中购买S-400防空导弹防御系统。土耳其如果否决了周日的选举结果，土耳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也会迅速降低。[注] Eli Lake,“Don’t Let Erdogan Steal the Election”,Bloomberg , 3 April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view/turkish-elections-do-not-allow-erdogan-to-annul-the-results) 有评论指出，正发党现在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哪一个更具有毁灭性：丢掉伊斯坦布尔还是失去选举的合法性？[注] Nick Ashdown,“Turkey’s Erdogan must choose between losing Istanbul and losing legitimacy”,Ahvalnews ,April 13,2019(Available at:https:∥ahvalnews.com/local-elections/turkeys-erdogan-must-choose-between-losing-istanbul-and-losing-legitimacy)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也指出，最高选举委员会一旦否决了选举结果，很可能意味着选举政治在土耳其的终结。[注] Eli Lake,“Don’t Let Erdogan Steal the Election”,Bloomberg ,3 April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view/turkish-elections-do-not-allow-erdogan-to-annul-the-results) 因而，此次选举结果能否得到尊重是判断土耳其民主未来的第一要件。
然而，土耳其的外交一直存在着库尔德问题和亲西方外交之间的矛盾，以及外交抱负和实力不匹配的问题。土耳其区域外交从介入中东事务到积极主动和大范围介入区域事务，这一陡然转向，不仅导致其兜售的“土耳其模式”失去了市场，而且导致其外交局势日渐孤立。土耳其外交的困境和其中潜藏的风险，因叙利亚战争再次凸显和加剧，叙利亚问题导致所有问题的复杂趋势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而且叙利亚危机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将土耳其的区域外交与大国关系牵扯在一起。美国国务卿警告土耳其，在叙利亚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可能招致致命后果。有分析认为，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危机与日俱增，双方存在着众多致命性问题，其中任何一个管理不善，都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致命伤害。[注] SemihIdil,“Turkish-American ties enter uncharted territory”,Al-Monitor,April 11,2019(Available at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4/turkish-usa-ties-enter-uncharted-territory-russian-deal.html) 而且，土耳其对于北约的忠诚开始受到质疑。[注] GMF experts,“NATO at 70:from Triumph to Tumult？”，Policy Brief 360,German Marshall Fund，April 2019.
土耳其致力于某种积极的外交政策，其中也包括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土耳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关系、在非洲的外交扩张，在国际舞台上不时发生，甚至对西方主要领导人加以批评。然而，土耳其宏大的外交抱负显然受阻，土耳其外交的困境不亚于内政的困局，这样就难以助力于内政诸多问题的妥善解决。土耳其需要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需要承认自身的脆弱性，然而正发党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完成再选择，能否集中精力来解决危机而非全面出击、四处树敌，尚且存在疑问。土耳其模式在“阿拉伯之春”初期和后期的逆转，教训极为深远。土耳其近期的外交表现，暴露了“战略深度”理论左支右绌的窘境，因而极有可能改弦更张。
三、结语
近期土耳其地方选举意味深长且具象征性意义。25年前政治伊斯兰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胜出，25年后开始失去这一优势地位。25年前伊斯兰政党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胜出，被解读为政治伊斯兰的崛起。25年后这样的选举结果，不仅仅意味着某一城池的丢失，意味着正发党丢失了钱袋子以及在土耳其政治和经济中心遭到重挫，更在于意识形态和民意的微妙变化。经济的良好表现是埃尔多安政权的压舱石，正发党能否在短期内改变经济的颓势，进而再获选民的青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耳其政局近期的稳定与否。
当然，近期选举也并不意味着土耳其民主政治和发展模式的终结。单单是身在监狱的塞拉赫丁·德米尔塔什仍然是土耳其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就足以表明选举政治在土耳其尚能健康运转。当然，我们也再次想到了埃尔多安的惊世骇俗之言：“民主就是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一旦实现了目标就可以抛弃之。”[注] Cited in “Destination ‘Great Muslim Democracy’:Time to Get off the Train,” The Economist . (Available at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burak-bekdil/destination-great-muslim-democracy-time-to-get-off-the-train-105635)埃尔多安对于民主政治的真实态度，还需要继续观察。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土耳其往往善于开风气之先，在探索发展道路方面的成绩往往可圈可点，为中东民众提供了某些灵感。因而，我们还是希望这是土耳其民众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方面所做的众多尝试之一，而且会根据实践的成效加以调整。
控制单位面积上玉米穗的合理数量就是合理密植。土壤肥力、水肥条件等因素都决定着玉米的适宜种植密度，调整好玉米的种植密度可以增强整个地块的玉米长势，植株健康生长，玉米的优质高产才能得到保障。不同玉米品种的合理种植密度各不相同，自然条件以及土壤条件也影响着玉米种植密度。针对一些早熟的玉米品种，因为其发育期相对较短，植株相对矮小，所以可以适当密植，每亩以4000株左右为宜。在降雨条件或者灌溉条件良好的地块也可以适当密植，但是干旱地块的种植密度相对稀疏。
土耳其的外交将进入更为困难的时期，土耳其为自己设的局异常复杂，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伊朗、库尔德人都在局里，这个局中蕴藏了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连锁效应。土耳其外交的左支右绌，花拳绣腿，导致了民众更大的担忧，反过来也会作用于土耳其的内政。正发党的外交取向可能趋于收缩，甚至于再次回归对于西化的强调，这是保障其内政外交稳定的重要出路。但是，这种收缩也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埃尔多安近期声称发生在苏丹的军事政变目标指向土耳其，就是土耳其外交调整中扭扭捏捏的重要表现，证明了放弃区域霸主理想的困难性。土耳其与美国近期争执不断、彼此指责，更是证明了土耳其回归传统外交方向面临的阻力和内心的不甘。
总之，近期(2019年3月31日)的土耳其地方选举无疑会引发土耳其内政和外交的巨大变化，而且由于土耳其一直以来是伊斯兰与西方民主嫁接成功的典范，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一直为中东国家提供着可供效仿的榜样，土耳其的稳定和发展就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作为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色的世俗民主和发展模式较为成功的国家，土耳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影响。土耳其下一次重要的大选会在2023年，土耳其的政治图景在此之前会变得更为丰富，而且极有可能是波浪汹涌。
中图分类号： D73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9)03-0068-07
DOI: 10.12046/ j. issn. 1000- 5285. 2019. 03. 009
收稿日期： 2019-04-2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研究”(项目编号：17ASS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秉忠，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希腊]尼科斯·克里斯托菲斯,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成员。
(责任编辑：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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